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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回归:当代儒学发展之路(钱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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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逊(清华大学教授)   
    近代以来,在中国和世界都经历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儒学受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不敌西方坚船利炮,儒学受到挑战,引发了中西文化之争。随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共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20世纪末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和世界社会发生的前所未有的迅速而深刻的变革,也给儒学发展提出了新课题,使儒学面临挑战。最后,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全盘西化思潮,则使得百年来儒学在中国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甚至一度被全盘否定和抛弃。这三个方面中,前两点,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社会变迁的挑战,是新时代儒学发展必然会面对和必须回应的问题。第三点则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它严重干扰了前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和儒学的发展。
    在儒学长期受批判、否定的背景下,当我们告别那个时代,重新肯定儒学,开展儒学研究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为儒学正名上;而对如何回应儒学面临的挑战发展儒学,则来不及给以足够的关注。现在,正名的问题应该说已经基本解决,我们的注意力也应该转移到如何回应挑战,发展儒学上来了。
    儒学所面临的挑战决定了儒学必须创新。对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确提出:“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未必即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中国现在唯有自己创造其新的哲学。”张岱年:《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第238-239页。
钱宾四先生一生以弘扬中华文化为生命,但他也非固守传统不变,他也曾明确指出创新的必要:“中国此下立国,群认惟有进为一商业国家,乃始有望。……而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之所谓‘礼’则与商业与宗教信仰皆有扞格不相容处。仅言民主、科学,似非穷源探本之图,此有待善言历史文化者有以阐发之。古人言:舍其旧而新是谋。舍旧非难,谋新实难。此则待我国人之善谋之。”《晚学盲言?中篇三三?礼与法》《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48册第652-653页。
    挑战既提出了创新的需要,也指明了创新的方向。针对挑战,吸取西方文化的优长和适应现代社会要求,是创新的方向和源泉。张岱年提出了“综合创新论”,提倡“综合的创造”,强调“综合中西文化之长”,新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这个观点,针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全盘西化论”,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张岱年:《文化的综合与创新》,《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第 14页。
    凡创造的综合,都不只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后出现的新整体,创造的综合绝非半因袭半抄袭而成的混合。张岱年:《西化与创造》,《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第257页。
    钱宾四先生所说“中国此下立国,群认惟有进为一商业国家,乃始有望。……而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之所谓‘礼’则与商业与宗教信仰皆有扞格不相容处。”则突出了适应社会变迁发展传统的必要。他又说:“仅言民主、科学,似非穷源探本之图”,更指出社会变迁提出的挑战的深刻和广泛,远非民主、科学所能概括。事实上, 100年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如果说100多年前,由于近代化的进程始于西方,中、韩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侵入的背景下开始的,所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主要是以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今天的矛盾已经更多地直接表现为这些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与传统之间的矛盾。而且矛盾正在更加广泛和深刻得多的程度上展开;从主要是政治道德思想领域扩展到了经济领域,以至社会的一切领域,特别是突出地显露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基本价值观念变化与传统的矛盾。”1996年8月作者在汉城东亚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对申一澈:‘新儒教与接受开化思想’的评论”。
    创造的同时,还有回归。如何在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中回归传统,恢复其固有的特质。这是与创新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西方文化对儒学的冲击,不仅来自西方近代思想,而且也来自西方整个学术体系。隶属于中西不同 文化的中西学术体系,有着不同的特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是一种会通之学,本没有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之分;西方学术则是分科发展的专门之学。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废科举,开学堂,废弃了国学固有的系统而接受了西方学术体系,走上了分科发展的道路。从整体来说这是一大进步,而对于儒学的发展来说则又是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钱宾四先生曾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钱宾四先生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5页。
学科体系上综合与分科的差别,不只是形式上的。它反映着东西学术的不同特质,西方文化重知识而中国文化则重人生。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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