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湖北大学
学院：哲学学院
专业、年级：哲学专业2018级
姓名：周莹萃
学号：201722111511005
中华义理总坛：三、430
中华传统经典教育对现代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是人们良性、健康、和谐发展的不竭精神源泉。我认为它的现代价值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涵养心性、和睦人际的伦理价值，我国传统社会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国”是扩大了的“家”，在家尽孝，在国尽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可见孝之于人的重要性。《大学》中也提出欲治国、平天下，必先修其身、齐其家。倘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修身养性，遵守社会伦理规范，完善个人的道德品行，那么人际关系将会越来越和睦。中华经典教导人们友爱他人、与人为善、磨砺意志、历练操行、开阔心胸……这些传统美德虽历经千年，但仍像珍珠般闪烁于历史长河中，激励后世，照亮后人前行之路。
二是启迪智慧、明晓事理的启智价值，传统经典能够开拓我们的思维，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从中蕴藏着观察世界、洞悉宇宙、为人处事的大智慧，教会人们顺其自然，超然豁达，不贪婪苛求，不锱铢必较，不为凡俗所累的道理。道家辩证法思想中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则体现出高明的处世哲学。儒家经典《礼记》、《论语》等书中提出的一些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仍然具有启发作用，如“教学相长”、“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可以说，所有中华传统经典是古人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现代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是愉悦身心、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在大众文化日益崛起的今天，人们的审美趣味随之出现了庸俗化、低俗化、快餐化的趋势。不少人对崇高而质朴的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而去追求那些世俗的、肤浅的、纯粹的感官享乐，导致书店里高雅严肃的传统经典渐渐受到冷落。王财贵教授曾明确指出中华经典教育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其实，当我们细细品读经典作品的语句篇章，用心咀嚼其字里行间隐藏的微妙情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些典雅精致、简练含蓄的文字所吸引，与已逝的古圣先贤们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产生情感的共鸣，得以在浮躁的社会中洗净铅华，回归本真。我相信掩卷之后获得的不仅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美的熏陶和持久深刻的审美体验，更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仁坛：一、946
“仁”是孔子思想乃至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最初提出“仁”这个概念时，他所指向的是政治领域，指向当时的贵族和当政者。《论语·宪问篇》有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孔子看来，为政者首先要做到践行仁道，仁是治国的基础。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将“仁”与“礼”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礼”因“仁”而立，“仁”凭“礼”而显。因此建立在“仁”基础上的“礼”才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礼”，才能长久稳固。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谓“复礼”就是要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遵循“礼”的规定。“仁”无形的、抽象的，“礼”便是有形的、可感知的，并且礼是仁最具概括性的表现，而仁是礼的根本。
仁是忠恕之道的体现，“忠”是要求自己的言行要尽心诚意地事君为政、待人处事，“恕”则是要求自己对于别人的言行要宽容，善待别人。孔子说忠恕是为仁之方，“恕”的宽容精神最能表现仁者爱人的理性精神。
仁也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本质内涵。仁可以进一步拓展为更具体的道德表现，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理想人格在《论语》中主要体现为义、勇、不尚力等具体外在道德行为。仁是它们的基础和本质，也是所有道德品质的旨归。
仁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因此很难将其概括于一个具体的定义之中。历史证明，“仁”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核心价值观。为仁的实践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仁者，人也”的以人为本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人的主体性，在当今时代，我们都应学习仁、践行仁、进而弘扬仁，构建仁爱的社会共同体。
仁坛：五、621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孟子说“仁者无敌”。孔子认为人民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与火的需要；孟子则提出仁义之人不可战胜。此二者足以彰显仁之于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古往今来，仁在治国和为人方面一直都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以下是我对“仁”的现代价值的理解和阐述。
在德育培养方面，仁有助于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使人具有更完美的人格，倡导每个人在生活中用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则能够使整个社会充满仁爱，其乐融融。在社会法治方面，出于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唯利是图的现状，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便采取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方针。法与德的结合，正体现了 “法治”与孔子的“仁治”思想对于当今时代国家治理方面的价值意义。在人与自然方面，孔子的仁学思想启示我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生活实践，从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且付诸行动。面对生态环境的日愈恶化，我们更需要用孔子“仁”的思想来整合我们的内心世界，使社会变得更加美丽。
总之，无论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何种角色，在生活中最起码都要做到以仁的最低要求来约束自己，也就是爱护自然，遵守规矩礼法，对待父母孝顺，对待朋友忠义，对待陌生人也要友善，我想这也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好的传承。
义坛：四、377
古往今来，孔子义利观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观功能和导向，它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指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有力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义的价值在当代仍至关重要。
第一，坚持以义为先，以义取利。《荀子》中说：“先义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要用合乎道义的方式，追求利益的同时，不伤害他人的利益，符合心中的道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已经不再考虑其他的因素，在不少人眼中只有利益，而忽视心中的道义。倘若人们都以不道德的手段得到的利益，长此以往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以利益为导向的风气，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人与人之间没有情义只有利益，这必将有悖于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因此，人们追求利益，一定要以义为首要前提，用君子的手段去谋取个人合乎道德的财富。
第二，弘扬“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中弘扬尚义的价值观，以义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因此，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问题就是要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让整个社会都形成一种“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新风气。在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今天，每个人都要自觉把道义放在优先位置，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要尊重个人合乎道德、合乎道义的利益。
第三，国家要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至上。“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其中强调了义之于治国的重要价值。在当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孔子也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因此，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好、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的利益，要尊重人民的权利，把人民的追求当作奋斗的目标。
综上所述，义不仅是为人处世的标准，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崇尚道义能够推动国家发展，保障人民的利益。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贯穿古今，义都具有做人和治国方面的普世价值。
义坛：十二、234
在义利关系面前，有的人选择见利思义、见义勇为，还有的人选择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在我看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取决于一个人境界的高下。孔子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表达自己的义利观。他希望以“见利思义”使人明确私欲的界限、维护财富或官职的正当性，以“富而好礼”促进财富与道德的结合，让财富发挥济世的力量，最终的目的是义与利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可见，用德性和理性去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可缺少的手段。如今我们处在一个物欲与利益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那些只顾追求财富而罔顾其他价值的物质主义，以及只关心自己而无视公共精神的利己主义，必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在我看来，“见利思义”既是孔子对其义利观的最准确概括，也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准则。人生在世，除了生存和享乐的需要外，还有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以及使生命获得升华和不朽的需要。患得患失、见利忘义，虽然可以获得低级、暂时的满足，但失去的却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所以，当人即将陷入物质主义或是为利益所动时，要及时克制自己的欲望，听从内心正义的声音，做到见利思义，切不可见利忘义。
礼坛：二、605
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其中“礼”是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精辟地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在他看来，礼是通向仁的必由之路，并对礼寄予厚望：“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因此，在自我理性的追求上，礼的原则就是要克己。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也就是自觉地用礼的规范来约束和完善自己，援仁入礼，由礼归仁。
在治国方面，《论语·学而》中说道：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可见，礼治贵在和谐，中华民族选择了“以礼治国”的道路，使礼成为了一种人类行为规范、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对秩序和文明的追求。社会是一个由无数人所构成的集体，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只能通过礼对人的规范和约束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和谐是礼的原则之一。
“中国者，礼仪之邦也。以中道立国，以礼仪立国”，“中和”是中国礼文化的重要特征，突出体现了适度原则对于礼的重要性。“礼者，中也，过则为伪不可谓之礼。”诚然，遵循中庸之道，秉持适度原则，人们才能有效地以礼来节制自己的社会行为，从而协调整个社会的秩序。
另外，礼还有真诚和简易等原则，礼贵在真心诚意，不在于繁琐的礼节。从“礼”产生起，礼文化已经渗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今天，礼在修身、处世、治国方面仍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礼坛：五、434
“礼”在传统社会中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是儒家“五常”之一。中国从古至今都被世人称颂为“礼仪之邦”，崇礼、尚礼、尊礼、行礼是中华民族的一贯美德。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道德原则，是一把衡量个人道德行为的标尺，也是规范个人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人的视、听、言、动等一切行为都要合于礼。在这个意义上，礼不仅是一种对人外部行为的规范，也是个人立身处世之本。另一方面，“礼”不仅能衡量每个人的道德行为，而且能很好地维护社会秩序，融合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是啊，“礼”是为了“和”，“和”最重要，先王之道以和谐为美，大小事情都要依照“和”的原则来办。但只有用“礼”的规矩确立各种节制和限定的规范，“和”才有了坚实的依据，可见“礼”蕴含了“和”的伦理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而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和调节人际关系。
两千年来，“礼”一词已经深深植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独特标志，在当今时代，“礼”对于实现社会长期安定有序，维护民族和国家团结统一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智坛：八、217
在中国历史上，“仁且智”是理想人格的主要特征，也是衡量圣人的标准。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仁”、“智”思想，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知情意与真善美的统一。
“仁”一般解释为仁爱，属于伦理学的范畴，“智”一般解释为智慧，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因此“仁智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爱人”与“知人”的统一，从而表明了人道主义原则与理性原则的一致性。仁作为最崇高的道德理想，是人格修养的最完美的境界，必须以智为前提才能实现仁。“仁智统一”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道德知识论都表明理想人格与人的知识水平、智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统一的。一方面“仁”中有“智”，一个人若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修养，就不能把握“仁”的精神要义，不可能成就理想人格。另一方面，“智”中有“仁”，“智”主要指的是人的伦理道德知识，一个人若没有端正的品行人格，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就不能拥有智慧。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有了智慧，才能明辨是非，见义勇为，才能坚信仁道而不疑惑；反之，不好学问，缺乏知识，即使主观上爱好仁德，也会出现种种弊端。《伯子文集》中说：“人不以理，适是害人；恶人不以理，适是害己。”由此可见，一旦仁智分裂，则可能会害人害己。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又言：“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即仁德是用来爱人类的，智慧是用来除去对人类有危害的东西的。知识对培养理想人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智”为“仁”的前提和条件，“仁”为“智”的目的和归宿。一个有智慧且有仁德的人，能够明智行事，做出有利于人道的事情，为民除害。在这个意义上，仁以智为支持，智以仁为归属，二者相互统一又相辅相成。
同时，“仁智统一”的思想也体现了知情意与真善美的统一。“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儒家“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强调道德行为是出于理性自觉，同时又有自愿的意志。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要树立理想的人格目标，且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并用理想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做到克己复礼。道德以明善为目的，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将求真与至善的目的统一起来，则美在其中矣。仁智统一在道德修养方面则体现为德才兼备，《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说：“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资治通鉴》也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表明如果没有仁德没有智慧只有才能，并用才能来辅助邪恶、狂妄之心，则会适得其反，增加罪恶。所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持才华去行善，小人持才华去作恶，这里君子所具有的正是德才兼备与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
智坛：九、299
“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关于智的重要范畴，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仁智统一”，并将仁且智作为衡量圣人的标准。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古代认识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论争，经历了不断发展的曲折变化过程。宋朝程朱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在批判理学“知先行后”学说时提出了“行先知后”的主张，而王阳明不同意把知行割裂，分出先后的观点，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从“知”与“行”的本原上看，二者皆由心所生，故知行是合一的。《传习录》中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王阳明反对朱熹将“知行之所以二”是因为朱熹把求于外物的“知”与发于内心的“行”分作了两件，所以违背了“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知”乃是发自于内心和对本心良知的 认同，而非指向外物；“行”就是复那知之本体。无论是从最初之根源还是“知”与“行”的发生过程来看，二者不仅同根同源，而且是同时存在的，故不存在先后之分，而是合一的。
在道德实践方面，王阳明说：“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在这里，他从为善、去恶方面探求“知行合一”，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不是见好色后别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不是闻了后又别立个心去恶。看到好色与产生美感，既是知，也是行，闻到恶臭与产生恶感亦是如此。所以，人心中善的意念要落实，存有恶意念头即使还未实施也是恶。当“知行合一”进入道德范畴时，王阳明提出了他的立言宗旨。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这就表明人在认识封建道德的同时，当即实行封建道德践履，从而把两者合二为一。正如孔子讲“知” 就是“知人”、“仁”就是“爱人”。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孔子的“仁智统一”的学说，且二者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奠定在他的“心即理”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他在其中所强调的“知行本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不可分割而合一的；更为根本的是指良知良能亦即“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人之所以能做到“知行合一”在于人自身本具作为“知行本体”的“心即理”之心，“心即理”所表明的是此“知行本体”自身即为立法原则，“良知良能”所表明的是此“知行本体”本身还兼为判断原则和践履原则。同时，他也认为人只有将此不善的恶念彻底根除才能“复那本体”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并且，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能行，也就是说在道德实践中知的工夫与行的工夫相即不离，是合一的。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道德实践中意味着且知且行，即知即行。
信坛：二、923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信”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每个人从孩提时父母长辈就教导要诚实守信，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关键在于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信对于个人修养、社会秩序、国家发展方面的价值，这样才有助于改善这种社会风气。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孔子将诚信视为立身之本，欲成大事者，只有得到他人的信任，才能成功，而只有自己讲信用，取信于人，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也就是说，人人讲信用，则能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使社会秩序正常地运行，从而有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由此观之，信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反观现在社会上存在不少商贩利欲熏心，导致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他们为的只不过是一己私利，但最终换来必将是失信于人和法律的严惩。所以，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大力弘扬信的道德观念。信乃立人之根本，亦是治国之道，古语有言“信则立，不信则废”，小到个体生存，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信守承诺是个人、组织和国家生存发展的关键。同时，诚信也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因此，每个公民都要在一言一行中传承并践行诚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信坛：四、653
诚信作为我们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信的行为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论语》要求我们对待朋友要言而有信，以诚为先。信者，人言也；诚者，言成也。出言必成，其言方信；出言不诚，其言难信。中国自古就将“信”视为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周易》有言：“人之所助者，信也”。历史上，在个人家教方面，有曾子杀彘教育其妻子的故事告诉人们欺骗人者必将失信；在国家兴盛方面，有商鞅立木以兑现重金取信于民，使改革法令得到有力推行的先例，由此可见言行一致的重要性。正如《论语》中所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失信于人将会在生活中寸步难行，“狼来了”和“洛阳商人因失信丧生”的故事也都以反面凸显出言必真实的重要性。
“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这是王阳明在为学工夫上的真心实意，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指的是真知与真行互相包含，从而将学问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同时，《传习录》中说：“意欲温清，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清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在王阳明的学说中“诚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释“诚意”，一是心之本体的“诚意”即是“良知”，此乃道德理性的作用；二是“诚意”的根本工夫就是“致良知”。所谓良知就是绝对的道德理性，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诚意”本身就隐含了“良知”，“诚意”的工夫就在于“致良知”，将自觉的真知推致实际行动，方能做到“行与心应”。
另外，《荀子·不苟》、《礼记·中庸》、《礼记·大学》在论“诚意”工夫时，还特别提出了“慎独”的思想。《荀子·不苟》中说道：“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礼记·大学》又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也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是指要保持自己意志的独立自主性，不因有他人监督而行善，亦不因无人监督而作恶。操修意志与真心诚意是自己的事，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慎独”作为信的行为的一部分，不仅体现了西方哲学中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同时也将人生修养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信的行为于个人发展而言体现在修身、立言、为人方面，于社会交往而言关乎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否，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总之，信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石。在互相交往中，西方素有讲契约的理念，中国则惯有讲诚信的传统。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则都需要以信为前提和保证。若是唯利是图，背信弃义，那便会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所说：“信用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有了裂缝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连成一片。”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
忠坛：一、524
我认为忠的内涵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自我要求，由心地发挥自己的全力，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儒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君子能够不息地奋斗是因为他不依靠外界，而是拼尽自己的全力。从根本上讲，能不能尽忠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无私”。在这个意义上，人若能做到竭诚尽责、勤恳谨慎、尽心尽力就是忠的表现。
另一方面，忠具体而言还可以表现为忠于祖国、忠于正道、忠于职守、忠于人民和互尽忠诚等各个方面。“忠”在政治方面的含义古时候是忠于君主和忠于国家，现在则演变为热爱祖国并愿意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奉献终身，工作上投身于正义事业并且尽心尽力地完成。“忠”在人本层面则表现为赤诚和无私，生活中则体现为朋友、夫妻之间在正道基础上的互尽忠诚。
尽管“忠”的内涵丰富，也随时代演变而有所不同，但本质都是一种忠诚守信的高尚人格。所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忠”是忠于自己纯真善良的本心心并且不忘初心。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间若能以诚相待，忠于家人，就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和朋友交往，如果能做到心地纯良，言而有信，忠于朋友就能实现朋友间相互信任、推心置腹的交流；对于从商之人，只有做到诚实对待他人，忠于正道，忠于职守，不欺瞒，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的收益。其实，面对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忠于自己的内心”是一件看似简单，实际却是非常难的事情。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完全未经受过物欲的诱惑，没有过一丝的杂念，也没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但关键是要有克制自己欲望的力量，要让自己始终忠于自己那颗善良纯真的本心，这也是“忠”对人而言最重要的内涵。
孝坛：八、436
孝的本意是孝敬父母，甲骨文中“孝”字的表意字型如孩子举起双手，并向下作出磕头的样子，给老人请安，表示子女对长辈的孝顺；金文的“孝”字就像一个长发的老人抚摸一个孩子的头，则蕴含着长辈对子女的慈爱。儒家认为这种孝亲之情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人首先是情感的存在，真情实感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真诚孝亲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
所谓“真诚孝亲”，贵在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就是真有所情、实有所感，它们是真实存在，不是虚幻或凭空想象的。人作为生命存在，从出生起最先接触的就是父母，而孩子与父母的情感交互中最基本的就是爱，由此便有所谓“孝”。
孔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孔子在《论语》中多次阐发孝亲思想在许多方面值得继承和发扬。同时，在孝敬父母方面，真诚的孝心是首要条件，子女不但要在物质方面赡养父母，还要予之精神方面的安慰。在物质方面，《学而》中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即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论语·为政》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孝乎？”孔子认为，子女侍奉父母，遇到事情，让子女去效劳；有了酒食，让长辈来享用，而且要和颜悦色，这才是真正的孝。可见，孔子对孝的最低层次要求是子女真诚孝亲，对父母及长辈首先要做到物质上的赡养，竭尽所能满足父母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
然而，仅仅做到物质方面的供养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孔子又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说明他更加注重精神方面所体现出的孝。在孔子看来，子女真诚孝亲，首先要知道父母的年龄，他在《论语·里仁》中说道“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为人子女，不能不把父母的年纪放在心上，一方面子女因父母高寿感到喜悦，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日益衰老感到担心。这让我不禁想起如今的天下父母无不对子女的生日和年龄一清二楚，反观子女，记得父母生日和知道父母年龄的人却少之又少。甚至许多人认为这无关紧要，且和孝顺父母与否关系不大。谬矣！从深层次来讲，子女对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最重要的是以一颗真诚的孝心给予父母精神上最好的慰藉。
廉坛：十五、137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外在诱惑。人生在世，存有贪欲和贪心在所难免，着迷于利益欲望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人的欲望太多，邪恶之心就很难抑制，贪欲就成了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诚然，物质欲望的膨胀是当代社会的顽症，贪污腐败是政治生活的大敌，所以说“廉”的精神在当今时代更应该大力弘扬。
先秦时期，儒家针对欲望的根源积极倡导以德节欲，道德是抑制人贪欲的思想武器，道德高尚、生活清苦是古代儒家士人所崇尚和主张的。《尚书》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表明统治者只有以德施政，敬德保民，才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永享太平。另外，荀子在提出“性恶论”时指出人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是无止境的，倘若放纵自己的欲望，没有节制，则会给人类带来无休止的争斗，使百姓流离失所。由此可见，在儒家的“廉”文化中，极其重视和推崇的德性的力量，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要以德制欲，崇尚节俭，追求朴素，为政者则要以廉养德，廉洁施政。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深刻阐释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习总书记提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即使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修养方面做起，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抵制过分的欲望，崇尚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全民共同倡导“廉”的精神，实现廉洁社会。
和坛：十一、230
重“和”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突出标志，《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认为“和”的原则是“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亦即其“人生四绝”，并以此启发人们认识事物不能臆测，不能拘泥，而是要虚怀若谷，同时又要冷静灵活。孔子主张以“礼”为准则，以“中庸”调节人的德行，从而达到社会和谐。朱熹也指出：“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过犹不及便是奢易与俭戚皆未合礼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朱熹提出，处理礼乐文质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于“得中”。所谓“中”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要在适中的秩序中进行调整和均衡，从而达到和谐相善。
《论语·子路》中提出“和而不同”，并把它提升到人伦道德的高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释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意思是说君子重义，不盲从，不苟和，故能尊重对方不同的意见，能与之和谐相处，而小人重利，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一旦遇到利益冲突，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朱熹以此启示人们在建立和谐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原则，在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出现投机、世故、圆滑、不敢坚持原则等问题。另外，孔子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在哲学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在“和”中保持“不同”，才是“和谐”的辩证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达致“天下大和”。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关系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亦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周礼·輈人》云：“和则安”；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传》中也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是“和之至也”。致“太和”，就可以万国安宁，民族繁荣昌盛。可见，自古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对于国家安定、天下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十分重视“和”局面的保持，做事不走极端，主张求同存异。直至今日，“和为贵”思想仍旧是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同时也成为了处理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评价：作者在论述时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有理有据。在其中，既看出作者平时在经典上有下工夫学习，也看出作者有围绕论坛帖子认真地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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