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道德选择论
武汉科技大学恒大管理学院 张红丽
瞿秋白在新旧道德交汇之际，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选择新道德，批评和揭露旧道德，但是他梳理了传统道德的合理内容，并不是完全抛弃，而是采取了辩证的否定。瞿秋白面临新旧道德选择的艰巨任务，非常向往新道德，痛恨旧道德，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知识和道德的改革任务，必须与国民文化运动、心灵唤起紧密连结起来。瞿秋白在1920 年1 月1 日《新社会》旬刊上说, 应当“创造新的信仰、 新的人生观” 。他从传统道德走向现代道德，是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瞿秋白的道德认识，对于我们保护和传承传统优秀道德，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传统道德的处境
道德观念有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相对独立性，不是空穴来风。每个国人都无法摆脱这个文化预制，或多或少地要接受传统文化，是要自觉面对的。从古代文化中汲取知识修养，是读书人尤其需要的。瞿秋白曾对中学时的同窗好友羊牧之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的《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和传统文化的熏陶，瞿秋白身在其中，对士大夫和乡村社会了如指掌，自己也有传统的绅士情结，他后来反省指出：“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有脱掉的。”
新旧思想、新旧道德的矛盾，在瞿秋白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他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不可避免存在着道德选择的困惑，新旧道德的矛盾斗争，无时不刻地激荡着瞿秋白的心灵，这就是活灵活现的历史真实。“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是市侩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瞿秋白认为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不能简单否定或者打倒。旧的文化遗产，不能一概抛弃。譬如，在文艺上，自古以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其深入群众的灵活、有效的传播方式，就有可取之处。“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 他强调应该采取科学和辩证的方法对待传统文化合理和糟粕，应该一分为二看待文化遗产，完全盲目的模仿旧的形式,那就要走到投降的道路上去。他说我们批判旧的东西,“这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但是,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一定要有阶级的立场,定要努力学习新的阶级底宇宙观……对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都要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个成年人那过去的儿童时代是不能够再来的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科学艺术也是这样。”
对传统的道德合理性加以继承，是瞿秋白的主张。瞿秋白深刻认识到道德作为社会意识，是千百年来人们约定俗成的，有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为社会广泛认可，是应该自觉加以接受和利用的，不能简单地抛弃。“新阶级也必定采取旧社会里确系多数人共同生活的良好道德,使社会生活有规划的良好习惯,以为现时阶级斗争及改造经济的工具。新社会从旧社会演化出来,并非从天而下的,将来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几千年进化,积累共同生活之组织习惯的总成绩。所以新阶级的道德并非与旧社会绝对相反的,不过可以同一手段而目的根本不同罢了。”
瞿秋白身上的儒家大丈夫气概，就是共产党人主动传承优秀儒家道德的生动体现。他慷慨就义，儒家的舍生取义美德，溢于言表。他就义前对前来劝降的王杰夫怒斥道：“古语云:朝闻道,夕可死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它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瞿秋白早在《赤都心史・我》中就阐述了集体社会高于个体的观点，也吸收了传统道德重群体的观念:“无社会与世界,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这样的见解，是从社会关系角度定位个人的，符合儒家仁爱关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与社会关系见解，是自觉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或者社会利益之下，“小我”自觉服从“大我”。
二、批评旧道德
瞿秋白对封建时代的旧文化进行了界定：“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纲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纲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 贵族淫昏的粉饰。”“东方的精神文化，人家说是慈爱忠恕——其实是宗法社会里无可争而不争的心理反映。“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试图冲破旧社会、旧文化、旧道德，迎接新社会、新文化、新道德。
1、批封建道德
瞿秋白认为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崇拜的偶像，往往为宗法社会辩护，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维持伦理纲常，蛊惑人心、毒害人心。“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 “秀才的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都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封建的道德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被强权、强势所替代，温情脉脉沦为消极因素、笑料事实，应该加以清理和抛弃。“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消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 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
封建社会下，人们逆来顺受，甘于现状，不求进取，长期下去，历史就会停滞。“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
儒家的仁政，有时被曲解、滥用、利用，成为敌对势力的帮凶。瞿秋白认为戴季陶等“君子”的爱民的“仁政”的说法，完全是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沽名钓誉，招摇撞骗。“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格’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
2、反对宗法道德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是宗法道德猖獗的历史。瞿秋白指出：“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
假仁假义，在家族生活中比比皆是。瞿秋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一面，在《俄乡纪程》中写道: “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我单就见闻所及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 好的呢, 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 人人—— 家庭中的分子, 兄弟、父子、姑嫂、叔伯— 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 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 背地里嫉恨怨诽, 诅咒毒害, 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
宗法制度与封建礼教长期禁锢人性，阻碍社会的进步。瞿秋白强烈“反对宗法礼教,反对国故,主张妇女和青年的解放”,对于封建残余极端痛恨,他极力主张科学和民权,以此战胜宗法道德消极腐朽和龌龊东西。他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状况，强调现实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宗法封建的社会关系正面临崩溃,与其相联系的“为死人垄断着”的“反动的”旧文化,已“陷落到无可挽回的死灭的道路上去”，这个历史趋势是势不可挡的;宗法旧道德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已经成为建立新社会的阻碍力量，这些落后了的旧文化、旧文艺、旧道德，势必为新文化、新文艺、新道德所取代。
瞿秋白对传统道德提出了种种质疑。他在1919年11月写的《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对历史上所说的君子爱人的真实情况进行了审视，强调这些礼教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实现，因此礼教具有空洞性、不真实性、欺骗性：“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然而从孔子以后，二千多年中间，并没有绝对反对他的学说，并且附会他的非常之多，为什么终究没有看见他们所理想的郅治之世？汉朝人通经致用的‘道’，王通王道的‘道’，韩愈所原的‘道’，程朱陆王的‘道’，是一代一代变迁，制度也是一代一代更改，古代的礼教究竞保住没有？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
宗族制度中，既有传统美德和真挚的人情，还包含着不能否认的伪善、封建的摧残与无情。宗族能够提供保障其成员丧失亲人、身无分文时刻的救助，有人出钱为死者安葬，鳏寡孤独也会得到一些照料。在这种家族势力制度下，人们可以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关心与帮助。但是，纲常礼仪，男尊女卑，成为妇女解放的绳索，对违背族规、给祖宗脸上抹黑的“伤风败俗”行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惩罚与折磨，族长的权威至高无上等等，无不折射出家族道德的不平等、不公正，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瞿秋白依据历史事实，认识到了孔子和程朱陆王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是行不通的。他从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旧两种文化的斗争得到启发,认定了新文化必将代替旧文化,历史必然呼唤新文化。但是旧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合理内容，也必将会保存下来并继续得到认同。由此他确认了新的信念与责任:他要为新文化的创立呐喊、冲锋。“我的责任很明了了,‘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这里的新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新道德。
3、对虚伪绅士的揭露
绅士的剥削本质，是显而易见的。在绅士温文尔雅、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背后，是穷凶极恶的掠夺。过去，往往掩盖了其真正的道德本质，需要重新审视绅士的本来面目。“绅士，同时，他们一定要做生意；中国农民的汗和血，中国的米麦豆和棉花，丝和茶叶，中国手工工人的一切种种生产品，逃不了地主绅士的商行；中国一切穷人的生命都在地主绅士的掌握里面。”
三、走向新道德
瞿秋白明确主张要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新道德。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瞿秋白则明确提出，封建宗法文明和资产阶级文明都在淘汰之列，代之的只能是“通过世界革命走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道路”。实际上他的这一文化思想早在苏俄时就已见端倪，瞿秋白目睹“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认识到代表过去时代的道德都有危害的病状，不可能适合新的历史需要，迫切呼唤新道德，而仁人志士责无旁贷，在于寻找人类新文化，开辟新道路。而在《新的现实》一文中更是宣布“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对于新文化的开辟途径，“创造新文明”，要“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新文化、新道德需要大众化。人民群众是新道德的主体力量，新道德务必为群众所参与、所喜欢。早在 1923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下了《荒漠里》一文，瞿秋白首次明确倡导新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大众化的观点，强调新的文化“应当是大众的。”新的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20世纪 30年代瞿秋白又撰写《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论文学的大众化》、《“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一系列文章，就文化为大众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认为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 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这种革命的文化运动，必须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
新文化是中西融合的产物。文化上需要互通有无，只要是先进的文化，都应该为我所用。瞿秋白强调：“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御自然界的能力—— 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
瞿秋白在中国现代历史转折的关头自觉审视传统道德，对其爱憎分明，对之恨之深、爱之深的情感，非常突出。他积极主动选择新道德、批判旧道德，采用了比较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彻底抛弃传统道德的做法，是非常难得的。瞿秋白希望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比较多地加以否定和批判，顺应历史潮流，情有可原。李欧梵认为：“总的来说，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无法正视瞿秋白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性对立，所有的革命人物都必须从传统走向现代，脱胎换骨。”
瞿秋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道德选择上的思想矛盾也不可避免。他承认自己的思想有二元性。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说：“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瞿秋白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革命性是主要方面，对佛教等传统文化仍然有所保留，其思想、文化观念，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他批判绅士，又向往绅士的社会地位，人格追求的冲突，非常明显。由于英年早逝，瞿秋白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个人的人生上，道德选择都没有完全成熟，留下了很多遗憾。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中说瞿秋白是个二元人物、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郁症患者;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唯美主义者;一个憎恶旧社会的多愁善感者;一个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菩萨行’人生观的实践者;一位追寻‘饿乡’却又受不了黑麵包的朝圣者;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 瞿秋白自己认为自己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就义前的《多余的话》完全无悔于作为革命人的一生，但对于自己只是个‘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却被推上中共政治领导人的位置，认为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带着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的负罪意识无情地自剖，说自己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始终没有脱去出身于绅士阶级的绅士意识。”
评价：从论据来看，作者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明显看出作者对于该文的出世做了很大的努力工作。文章思路清晰，能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一位杰出烈士生前对于新旧道德的矛盾纠葛的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不凡生命力。
建议：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