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教道德观对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借鉴作用
刘兆柏
（山东轻工业学院道教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急剧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频繁爆发，是“风险凸现期”，腐败问题、道德失范问题严重。道教是“淡定”的宗教，“道法自然”，不狂热，清净无为，这非常适合我们调整因进行市场经济建设而略显浮躁的心态，矫正某些社会畸形。道教追求得道成仙，而神仙是神化的人，神仙是有道德根基的神仙，信众敬仰庙堂的神仙，实际敬仰是道德精神。道教的发展史，实质就是道教道德的发展史。遵循“古为今用”和“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借鉴与继承道教道德智慧，建设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思想肥沃土壤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
［关键词］道教道德观 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道德观
一
中华民族自己创立的道教有着丰富的道德思想内涵。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干的，道教道德在其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儒家及佛教的道德思想。《太平经》以后，道教的做法是基本纳入儒家的忠孝仁义等社会道德规范。但道教道德思想有着自己的规律，丰富的道教道德智慧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道教“孝于家，忠于国，顺于上，悯于下”[1]的爱国主义精神。
道教尊崇黄帝，爱中华民族，从而爱祖国。爱国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爱国的精神是一致的。道教所爱的“国”自然是祖国，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自己的故乡故土的热爱之情。至于道教所爱的“国”是否是“国家”、“政府”，这需要看实际情况，应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作具体的分析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道教士爱祖国、爱人民的国家、爱人民的政府，这三者高度一致。信仰道教，以老子为“太上老君”，“修道成仙”和爱国主义并不矛盾，两者不是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动之间的关系，完全做到既信仰道教，又热爱自己的国家。宋初道士华阳真人施肩吾希圣撰、李竦全芙编的《西山群仙会真记》记载：“修内则秘精养气，安魂清神，形神俱妙，与天地齐年，炼神合道，超凡入圣也；验外则救贫济苦，慈物利人，孝于家，忠于国，顺于上，悯于下，害不就利，忙不求闲，凡以方便为心，勿以人我介意，方始奉道，多遇至人，自得真法，及夫下功之后，少有患难，速得圆成．虽是修养所致，亦是阴德报之．苟不达养寿之宜，安得内外齐成乎? ”[2]《西山群仙会真记》提到的“孝于家，忠于国”，忠诚于国家，自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又《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讲要“兴国爱民，普济群生”，“行十二上愿，普度一切，致国太平，家门兴隆，子孙昌炽，世出贤明。”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特征。道教在多民族（如壮、彝、白、瑶、侗、苗等族）中流行，成为民族团结的文化纽带。而促进民族团结，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在民族斗争的历史中，道教界始终站在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一边；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道教界也是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湖北武当山道众救援红军伤员、江苏茅山和广东罗浮山等道教胜地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1936年1月岳飞忌辰日，蔚竹庵道长唐宗煜为协助杨虎城，从武当山、龙虎山、北京白云山、辽宁千山、济宁长清观、崂山百福庵等各大庙宇请能吹奏道乐的道士在西安大雁塔前举行大型祭岳活动，使用崂山道乐《满江红》及另外几支祭岳曲牌，凄凉悲怆的曲调激励中国军队的抗日决心。[3]
（二）.道教“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道德理念。
老子要“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4]提倡敦厚朴实而反对虚华的道德理念。《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所谓“见素抱朴”，河上公注曰：“见素者，当抱素守真，不尚文饰也。抱朴者，当抱其质朴，以示天下可法则。”[5]复归到自然质朴的状态。要保持、守住朴素本真，不为外物种种欲望所诱惑。在伦理道德思想上，强调"自然"、"无为"，反对儒家的"仁"、"义"、"礼"等主张，希望返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
庄子的伦理道德观，在《庄子·天地篇》中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在此，庄子朴真的道德理念是原始社会的状态，他高兴的是君主高高在上，而草民象野鹿在荒野上奔跑的景象。
老子、庄子的质朴、自然之德的追求是和他们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相适应的。此后从东汉道教开始创立后，朴真的道德理念贯穿于整个道士的生活。除极少数热衷于政治，出于宫禁，结交官府，积极参与宫廷的政治活动，风云一时，显赫一世，无限风光外，大多道士隐居山林，结草为庐，澹泊守道，潜心修炼。“寒星斜枝影，钩月江河静。兰露枕玉阶，惊蝠夜穿云。只身立晚亭，草木诉思情。”
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要“游心虚静，息虑无为”[6]要断情去欲。而“游心虚静，息虑无为”断情去欲往往和养生密切相连。他还说：“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惛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7]
（三）道教以德养生“为道者当先立功德”把修德积善看做是求仙长生“的第一要务。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也有类似的话, 他说“欲求天仙者, 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 皆不得长生” ，“ 为道者当先立功德” “我命在我不在天”，把道德看做是求仙长生的先决条件。在《抱朴子内篇》中明确论述了长生成仙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8]要想修炼成仙，只运用一些方术而不修德行，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四）把保护动物、植物看做是善行，把伤害动、植物看做是恶行的道德思想： “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9]
道教是一个重生、乐生的宗教，老子有“天大、地大、人亦大”的思想，天与地合即为自然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他看来,自然万物与人一样,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一切人、一切物都皆有价值、功能,都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人也不过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员。这为道教保护动物、植物提供了哲学基础。
受佛教影响，道教改变了早期不戒肉食的饮食结构，提倡并规定道士必须吃素食，这对道士的身体健康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必须另寻方法弥补肉食营养的缺陷。道教改变先前以猪、羊、鸡、鸭、鱼等动物作牺牲供品，代之为香花、水果、谷物等，道教对此不断加以总结，从戒律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措施。《太平经》说：“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10]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微旨》中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11]后来北宋末年出现的《太上感应篇》提出大体同样的内容：“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12]《太上感应篇图说》指出：“隐恻矜恤于物，谓之仁。如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启蛰不杀、方长不折之类。”[13]提出要保护、关爱动植物。《抱朴子内篇》所列的伤害动植物恶事有：“弹射飞鸟，刳胎破卵，春夏燎猎”。[14]
《道教义枢·十善义》指出十善：“一者不杀，愍念放生。……九不瞋恚，慈心及物。十不邪见，正解居怀，亦不愚痴，常习智慧也。”[15]又《道教义枢·十恶义》提出十恶：“身有三，杀生，偷盗，邪淫。口有四，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有三，贪欲，瞋恚，邪见，一名愚痴嫉妬。用此七支三毒，为十恶也。”[16]唐代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也有十善十恶大体类似的内容，都提出对动物要有怜悯之情，不杀生，慈悲为怀。
清代王常月的《初真十戒》规定：“第一戒者，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 第二戒者，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 。第三戒者，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17]《女真九戒》规定：“一曰：孝敬柔和，慎言不妒；二曰：贞洁持身，离诸秽行；三曰：惜诸物命，慈愍不杀”。[18]
可见道教把保护动物、植物看做是善行，把伤害动、植物看做是恶行是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做法，保护动、植物 ，保护生态 ，保护人类居住、生存的环境是广大道人的共识。道教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敬重生命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原则。通过清规戒律等宗教法律的形式把保护动植物的规定固定下来，让教徒自觉遵守，发挥道教道德的规范作用。
道教的名山洞府的宫观道场中都有古树名木，泰山、衡山、崂山、华山、武当、青城、石竹、罗浮，“三山五岳”凡有道教宫观场所之地，就是生态环境营造得较为美好的地方。与道教主观选择、主观保护不无关系。
在中国古代，在实用性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依靠具体经验，更多凭借朴素的感觉、生活的实践、兴趣偏好、借鉴佛教等的做法，道教提出了保护动植物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些感觉是非常好的，影响是巨大的，至今闪耀着光芒。中国道教的某些方面如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男女平等、反对战争、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特别是男女平等，在儒家男尊女卑氛围包围的情况下，能继续坚持，是了不起的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正如德国作家尤利斯•噶尔在其著作《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中所赞叹的：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许多许多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五）道教还有一些儒家所没有的伦理思想和道教规范，体现出下层社会的价值观。
道教道德观主张济世度人，强调在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要“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19]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认为这是与“天心不同，故后必凶也”。[20]主张实行人人平等而又公平的平等主义原则。道教道德观没有高低贵贱的观念，这为明清道教融入乡土社会、流向民间提供了基础。道教的产生、发展是符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于事物辩证发展的经典 “三段式” 公式的。黑格尔认为, 事物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彼此存在内在关联的环节, 即正题、反题、合题。正题是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 它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因素, 但因否定因素尚未展开,事物处于发展的肯定阶段。反题是发展的中间环节, 原先处于潜伏状态的对立因素得以彰显, 正题向对立面转化, 并被反题所否定。合题是事物发展的终结, 它克服了正题、反题各自的片面性, 在更高的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 使之成为新事物的构成要素。简单地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正题为反题所否定, 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是辩证的否定或扬弃, 得到的是肯定的结果, 因而合题又成为新的“三段式”的开端。如此循环往复, 事物遂得以发展。黑格尔的“三段式”被认为是对客观事物和人类认识发展辩证规律的“天才猜想”。[21]这个规律非常适合道教的“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规律：兴起于民间，经过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矛盾运动，出现自身内部的合理化、正统化过程，进入较为平稳或者受到统治者宠遇的阶段，后来出现自身堕落，失去政治支持，发生衰变，流向民间。在民间，部分宗派经过对旧的母体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批判，卧薪尝胆、吸纳社会力量支持、反映社会变化状况，又得到长足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和势力。[22]明清后，道教流向民间，体现下层社会的某些价值观。
二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正在崛起，大国地位逐渐确立，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迎来我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但我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社会道德严重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权谋私、尔虞我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恬不知耻、诚信缺失、黑白颠倒、价值观扭曲等丑恶现象严重。“中国社会病得不轻！”[23] 道德滑坡、道德底线跌跌不休等迫切要求我们加强道德建设，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恰当的对策。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要好高务远，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脱离中国国情，单纯追求世界道德的趋同不见得是好事情。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同时要借鉴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洋为中用”的基础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思想内涵博大而精深的教道德智慧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丰富的养料。在丰富灿烂的道教文化、道教道德中汲取营养，可以加快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步伐，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发扬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道教、道教道德的。道教道德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我们治疗道德疾病开出了良好的药方。借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朴真的道德理念，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真诚相待、彼此无欺，限制日益膨胀的个人私欲；道教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能够增强我们的国家责任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克服自私的狭隘利益观。道教也是全世界华人华侨共同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弘扬道教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于团结和联系世界各地炎黄子孙, 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和增进世界人民的友谊与了解,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道教把保护动物、植物看做是善行，把伤害动、植物看做是恶行，有利于我们改正过去在发展经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而破坏生态的做法；道教的以德养生的思想，热爱生命，矢志济世救穷，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热心慈善事业的做法，都是积极的人文精神在社会现实中的体现。我们应借鉴道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关怀体切低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状况，矫正因社会收入逐渐拉大所造成的社会畸形，把道德建设放在优先的地位，建立和谐的社会。
道教道德观与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某些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内容上相互贯通的，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道德修养方式上有所区别。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中国特色应该扎根于中国肥沃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思想中。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要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要有扎实的实际工作，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这样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道教的道德观供我们学习、借鉴的内容有很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包括我们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运用道教的辩证思维方式思考这些问题，运用道教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道教道德观来综合治理、解决这些问题。理论是行动的向导，进行道教道德观的理论研究、借鉴道教道德观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释：
[1] 《西山群仙会真记》卷二，《道藏》第4册，第429页。
[2] 《西山群仙会真记》卷二，《道藏》第四册，第430页。
[3]《崂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崂山区志》，方志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601页。
[4] 《老子》第三十八章。
[5] （汉）河上公：《道德真经注》卷二《还淳第十九》，《道藏》第12册，第9页。
[6] （南朝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序》，《道藏》第18册，第474页。
[7] （南朝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序》，《道藏》第18册，第476页。
[8] 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53～54页。
[9] 《太上感应篇》，《道藏》第27册，第141～142页。
[10]王明：《太平经合校》〔Ｍ〕，北京：中华书局，1960.10，第174页。
[1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卷六《微旨》，第126页。
[12] 《太上感应篇》，《道藏》第27册，第142页。
[13] 《太上感应篇》，《道藏》第27册，第142页。
[14]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卷六《微旨》，第126页。
[15] ［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三，《道藏》第24册，第821页。
[16] ［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三，《道藏》第24册，第825页。
[17]清王常月：《初真十戒》, 《初真戒说》，《藏外道书》第12册，第17页。
[18] 清王常月：《初真十戒》, 《初真戒说》，《藏外道书》第12册，第29页。
[19] 《太上感应篇》〔Ｍ〕
[20]王明：《太平经合校》〔Ｍ〕，北京：中华书局，1960.10，第695页。
[21]杨 天 宏：“历史发展的‘正- 反- 合’逻辑 ——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近代变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第5页。
[22] 姜生、 郭武：《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295-296页。
[23] 周剑瑭、康乾：“道德失范之忧”[N].《石家庄日报》，2011年12月11日星期日4版。
作者简介：刘兆柏（1965-），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道教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道教文化。 Email：13964087300@163.com 手机号：15168827028。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58号山东轻工业学院南院，邮编：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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