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学”的内容的道德倾向
张杰
（山东理工大学 《管子学刊》编辑部，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孔子“学”的内容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积累知识的含义，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修身以提高道德修养。这可从孔子之“学”含义的变化，孔子、颜渊好学的表现、孔子达到的“学”道德境界三方面得到证明。
关键词：孔子之学的内容；道德倾向；好学；道德境界
“学”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首篇为《学而》，内容多与“学”有关，《学而》首句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些都强调了“学”的重要性。然而孔子之“学”从其内容来看，与以前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他一方面继承了“学”传统的积累知识的含义，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修身，从而使“学”的内容具有了道德方面的新倾向，并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学”的含义的道德倾向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非常推崇西周礼乐文化，并用周代礼乐文化教育后人。他一生好学，他一方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遗余力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大力提倡道德修养，并深深地影响后人。
“学”并非孔子首创，早在甲骨文中“学”已经出现。“学”在甲骨文中写作“ ”，其含义为模仿（或学习）、“教导”、学校[①]等多重含义。从字形来看，“学”作动词时，其的内容，有学者释为“在屋里手教子数筹码”[②]，有学者释为“在房子里学习结绳记事”[③]。根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和刘兴降《新编甲骨文字典》，在甲骨卜辞中，“学”有学校、教导、人名（学戊）、祭祀名四重含义[④]。在周代金文中，“学”就有学习或模仿的含义。《静簋》记载：“唯六月初吉，王在 京（丰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夷仆学射。”这里的“学射”，即学习射箭之意。《国语》、《左传》有更多地有关“学”的内容的记载。《国语·周语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国语·晋语四》“文公学读书于臼季”，《左传·襄公十四年》“尹公佗学射于庚公差”，《左传·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等等。上述“学”的内容，或是专利之术，或指读书，或是射箭之术，或是礼仪。这说明至迟至春秋时期，“学”的内容以知识积累为主。
孔子首先继承了“学”的内容的这一含义。《论语·为政》载“子张学干禄”，《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这是孔子弟子学习求禄和种植庄稼的明证。《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上述三例则是孔子学《易》、规劝其子伯鱼及门人弟子学《诗》、学礼的明证。然而无论是其弟子学求禄、种庄稼，还是孔子自己学易，规劝其子学《诗》、学礼，要求门人弟子学《诗》，等等，这些学的内容都是对前人学的内容的继承，具有积累知识的含义。
其次，孔子“学”的内容又有修身的道德倾向。《论语·学而》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程树德解释说：“今人以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观于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独称颜渊，且以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其证一也。孔子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其答子张学干禄，则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是可知孔子以言行寡尤悔为学，其证二也。大学之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证三也。”程树德从“好学”、孔子对子张“学干禄”的回答、大学之道三方面来说明“学而时习之”中的“学”重在修身。杨树达、李泽厚对此也有同感。杨树达将“学”解释为“自修之事”[⑤]，李泽厚则解为“学为人”[⑥]。此言甚确。
《论语·宪问》载：“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为人”，邢昺疏曰：“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今人之学，空能为人言说之，己不能行，是为人也。”[⑦]《四书集注》则解为：“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⑧]钱穆则解释为：“孔子所谓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为人，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⑨]以上三种“为己”、“为人”的解释见仁见智，但“为己”无论是强调践行、得之于己，还是强调德行，都有强调修身，提高道德修养之意。“为人”的三种解释，即能言不能行、想要别人了解（向别人炫耀）、“言语、政事、文学”，都是从不同方面说明知识积累的重要性。
孔子对于古、今两种“学”的态度，当然是肯定前者。《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日知录》注曰：“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⑩]“一以贯之”，刘宝楠注曰：“壹皆以行事为教，亦即忠恕之道也。”[11]孔子博学多闻，即使其弟子子贡也认为孔子之学以博闻强记为主，但孔子却说他的学说有一个中心“一以贯之”。有关“一以贯之”，或认为是仁，或认为是行事（即强调以身实践的重要性），或认为是忠恕之道，等等，现在无法定论，但这些说法都说明孔子之“学”与修身密切相关。
孔子之学内容的道德倾向还可从继承其学说的弟子的言论中得到证明。《论语·学而》载：“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心目中的学包括四种品行：尊重贤者、孝敬父母、忠于君主、信于朋友。《论语·学而》又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又是“仁”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不但认为“学”以修身来提高道德修养，而且与“仁”德密切相关。
二、孔子、颜渊好学的道德倾向
孔子、颜渊都非常好学。他们的好学既有知识积累的含义，同时更重视道德品质的提高。
孔子好学首先继承了前人知识积累的含义。《论语·子罕》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自己也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2]“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3]孔子广学多闻、不耻下问表现在各个方面。他曾问礼于老子，学《韶》于齐太师，学鼓琴于师襄子；他进入太庙，每事必问；他曾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典籍，并以此教导弟子。他精通礼仪，当时鲁国贵族孟懿子、南宫敬叔曾向孔子学礼；他广学多闻，曾智识由“集陈侯之庭”之隼带来的肃慎之矢、飞集于齐国宫朝的一足之鸟——商羊，鲁国季桓子穿井而得的土怪——羵羊，吴伐越所得的防风氏的一节巨骨，鲁国子鉏商所获的仁兽——麒麟，等等，无不显示出孔子渊博的知识。
孔子好学不但重视博学强记、知识渊博，更重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论语·阳货》记载：“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认为仁、知、信、直、勇、刚都是很好的禀性，但如果不经过“学”的涵养，则会出现愚、荡、贼、绞、乱、狂的弊端。孔子的这种道德倾向还要从其学琴、闻韶中得到证明。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向师襄子学弹琴，并非仅止于熟练掌握曲子及曲子包含的节奏度数，而是注重乐曲表达的思想感情及作曲者的为人。孔子在学琴过程中，直到通过曲子了解了作者曲——文王的为人，才最终达到目的。孔子在评论《诗》时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4]这充分说明孔子在学习诗、乐、舞时的道德倾向。
孔子学《韶》于齐太师时，曾经深深陶醉，乃至“三月不知肉味”，并发出“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5]的感叹，齐人“称之”[16]，把他作为好学的典范。然而孔子学韶并非只注重技巧，而是注重其道德内涵。他评价《韶》乐时说：“尽美矣，又尽善也。”评价《武》乐时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安国注曰：“《韶》，舜乐我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17]朱熹解释说：“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18]孔子认为《韶》乐尽善尽美，一是因为继承尧德治理天下，使天下大治（尽美）；二是因为以禅让获得政权，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谦让、德治的美德（尽善）；孔子认为《武》乐尽美未尽善，一是因为武王救百姓于水火，使天下重归大治，因而尽美；二是因为武王通过征伐的方式取得政权，丧失了揖让谦逊的美德，因而“未尽善”。可见孔子在学习及评价音乐时的重道德倾向。
其实不但孔子在好学方面有重道德的倾向，其弟子也继承了这一思想。《论语·子张》载：“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夏眼中的好学既有知识积累温故而知新之意，也有践行道德的倾向，这可从历代有代表性的注释中得到证明。皇侃注曰：“此劝人学也……令人日新其德，日日知其所未识者，令识录之也。……既自日日识所未知，又月月无忘其所能，故言识之也。能如上事，故可谓好学者也。然此即温故而知新也……”刘宗周《论语学案》载：“子之于道也，日进而无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积月之久而终不忘，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者矣。”[19]钱穆则解释说：“君子于学，当日进而无疆。日知所无，此孔子博文之教。月无忘其所能，此孔子约礼之教。亦颜子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故日知所无则学进，月无忘所能则德立。如是相引而长，斯能择善而固执之，深造而自得之矣。子夏此章之言好学，亦知德兼言。”[20]钱穆所言极是，子夏主张的“好学”既有知识的积累，又有道德的提高。唯有积累知识，才能每天有所收获；唯有通过实践的检验以提高道德修养的知识，才能铭记于心，永远不忘。这才是“好学”的真正含义。
如果说子夏好学仍有“知德”双重含义，那么孔子评价高徒颜渊的好学则偏重于道德修养。《论语·雍也》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不迁怒”，指不把自己的过失归罪他人或他物；“不贰过”，不重犯同样的错误。“迁怒”与“贰过”是人们常犯的过失，然而孔子赞赏颜渊好学就是因为他不迁怒、不贰过。孔子“好学”中的重道德倾向已经非常明显。颜回的日常表现确实也难证明孔子所言非虚。《论语·为政》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雍也》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孔子的眼中，颜渊在他面前虽然唯唯诺诺，好像很愚笨的样子，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却能处处发挥孔子之道，这是颜渊在学习时重实践孔子之道的表现；颜渊生活非常贫苦，别人无法忍受，但他却在这种环境中不改其乐，那么他所乐的必是超越物质方面的精神享受，是乐道之乐。这和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1]，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泰伯》载：“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历来注解认为这里的“吾友”即指颜渊。曾子赞赏颜渊：自己能力高主动向能力高的请教、知识丰富向知识少的请教、有学问就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却表现得一无所有；被人欺侮但不与人计较，这五种能力都是世人少有的美德。从颜渊的日常生活及行为也可看出他很高的道德修养。
三、孔子之学的道德境界分析
孔子之学重在修身，并且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论语·雍也》载：“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颜渊能够内心三月不违离仁，而其他弟子则是日月偶尔达到罢了。颜渊能够长期达到仁的境界，这和他“不迁怒”、“不贰过”有密切关系。
实际上孔子之仁本身就是一种通过提高道德修养而达到的“自觉的精神状态”，即所谓的成己成物的精神状态[22]。在《论语》中，不同的弟子问仁，孔子给予不同的答案。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解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3]子贡问仁，孔子答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4]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道：“仁者，其言也訒。”[25]孔子的这些回答无不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或者教给弟子修仁的方法，如对颜渊与子贡的回答；或是针对个人的能力，如仲弓有治国理政之材；或者针对个人的弊端，如司马牛“多言而躁”[26]。上述都从个人修身以提高道德修养或以律己修身为基础来论述“仁”德的。这说明仁是孔子之学所要达到的道德境界之一。
孔子学的道德境界不止于仁，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都是孔子不同年龄阶段在学方面所达到的不同的道德境界。
“三十而立”，胡宏解释说：“孔子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转也。”[27]南怀瑾则说：“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事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28]可见“立”就是确立了人生信仰，并达到了不再随外面社会环境或外界引诱而变化的精神境界。
“四十而不惑”，孔安国注曰：“不疑惑。”[29]朱熹进一步解释说：“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可见“不惑”的指孔子在四十岁时达到了对社会上的诸事以及各种道理没有疑惑的道德境界。
“五十而知天命”，徐复观解释说：“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正是孔子所说的天、天命、天道的真实内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知，是‘证知’的知，是他从十五志学以后，不断地‘下学而上达’，从经验的积累中，从实践的上达中，证知了道德的超经验性。这种道德的超经验性，在孔子便称之为天、天道、天命。”[30]可见“知天命”是指孔子在五十岁证知了上天所赋予人类的普遍道德性，也就是说孔子在此阶段达到了超越个人思想品德的纯善的道德境界。
“六十而耳顺”，南怀瑾解释说：“‘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31]可知，“耳顺”是一种包融世间好坏、一心向善的道德境界。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皇侃解释说：“年至七十，习与性成，犹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虽复放纵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32]可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说孔子在七十岁达到了“习与性成”，即后天的言行与先天纯善的人性合而为一的完美融合的阶段。
我们由“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不同的精神境界可以看出，孔子自十五岁立志于学至七十岁学“从心所欲，不逾矩”，其道德境界不断地在提高：由人生目标或信仰的确立至不疑惑，再到证知义理之天、包融世间好坏，最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是人们效法的楷模和世间法度的标准。
其实不但孔子之学具有重道德及仁有重道德的倾向，这还可从其治理社会主张中得到证明。《说苑·政理》记载：“孔子兄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学焉得习？以是学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饘鬻不足及亲戚，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说，而复往见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贱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虽少，饘鬻得及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公事虽急，夜勤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也，斯焉取斯？’”孔蔑与宓子贱同仕，但对学与仕的理解不同：孔蔑认为学与仕是不相关的事情，因此做官不但耽误了学，而且照顾不到亲戚、朋友，致使这些关系日益疏远；子贱则认为仕与学是有机的统一，因此为仕而学更加明确，亲戚、朋友照顾得更加周到，致使这些关系日益亲近。这说明前者之学偏于知识积累，而后者之学偏于道德修养。这也是孔子赞叹宓子贱为君子的重要原因。
由上述可以看出：孔子之学一方面继承前人知识积累的含义，另一方面大力提倡修身以提高道德修养。其实，不唯孔子之学有明显的道德倾向，而且其中心思想——仁也以修身为基础，并且即使是治世，孔子也赞叹将道德修养运用到具体的治世事务之中。孔子的这些重道德倾具有重大影响。牟宗三对此有高度的评价。他说：“自孔子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将‘疾敬德’，以‘祈天永命’之王者受命之政规转而为‘践仁以知天’之个人进德之道范以后，其门下绳绳相继者莫不本此道范以宏扬，虽或有未能尽夫子之全处，然而亦未有能离此本统者。”[33]诚如牟宗三所论，孔子重道德一方面改变了前人关注的重点即将关注的重点由君臣“敬德保民”、“祈天永命”转到提高道德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道德境界；另一方面又对后世儒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关注的社会问题不同，研究学术的角度有差异，但关注怎样道德修养以服务社会是他们的共同议题。这说明孔子之学重视道德倾向的影响是如何得深远与广泛。
作者简介：张杰，男，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编辑部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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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至414页。
[11]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3页。
[17]朱汉民整理 张岂之审定《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18]朱熹撰《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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