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2012年全国国学与道德学术研讨会论文
关键词 国学 儒学 道德 救赎 法制建设
国学与道德救赎刍议
--郭成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生活已进入小康的时侯，各种媒体所爆出的关于道德的种种负面新闻，也在不断地出现。官场的腐败，商海的欺诈，情场的伤害，市井俗巷中的争斗等屡屡发生。为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4月17日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面对此种状况，广大人民群众也在不断地追问:我们的社会道德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腾起了,而我们的社会道德却“滑落”了?
对此，不仅我们的各级领导在积极认真地研究对策,社会的各方达人、名流以及理论界的广大学人，都在积极地探寻着对道德救赎的各项措施和构想。在这些声音中，既有提出以传统的国学对国民道德进行“重构”的，也有要“重建我们两千年的儒教国体”的。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学里有“忠、信、孝、悌”，有“礼、义、廉、耻”，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思想。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救赎今天“道德滑坡”最重要的力量。
这一切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仁人志士们高度的社会责任，也充分表现了他们深深的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的。但笔者也有另一种思维，这就是：我们的国民道德是否真的“沦落”了？国学能够承担对道德的救赎吗？解决道德“滑坡”的根本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道德“滑坡”是新时代孕育中的“阵疼”，并不意味道德的沦落
（一）、道德是在生产技术发展中曲折前进的
纵观人类道德文明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道德从来都是在波波折折中前进的。尤其在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要经历一番磨难和“阵痛”。在中国，无论是奴隶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也无论是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都有过道德“滑落”的情况。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许多敏锐的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这个时代转型时所发生的道德磨难。群雄并立,四方割据,硝烟弥漫,血流成河,土匪横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哪儿还有什么仁义道德?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只剩下“吃人”二字了。然而就在几十年后竟然在这血与火中诞生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确实有过一段短暂的稳定，这些年的社会道德也好像很平稳。上下团结，风平浪静，既无贪腐，又无盗贼，社会几乎达到了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的的景况。然而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却也是四平八稳，连温饱都没能够解决，1960年竟然演出了一场饿死人的大悲剧。
在我们的邻邦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以后，社会的混乱程度也几乎令人惨不忍睹。黑市交易成了常态，社会犯罪处处皆是，连虚假报告都会成为政治的依据，官场的贪腐变成了一道令人咂舌的风景。欧洲今天的一些国家，同样经历了这一历程。
这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 “在我们这个时代，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
（二）、善与恶从来就是共生共存的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章太炎先生也有一个“俱分进化论”，他说:“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鬼魅魍魉之逐影……”看来在我们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大变革中，负面问题的出现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了。不过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泽东《矛盾论》中也有一个“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从此看出，“魔”和“道”并不完全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而这些负面问题却相对是很小的。但这也确实说明了“道”和“魔”是共生共存这一事实。
不过，对于今日之道德“滑坡”之说，也有意见认为，不可称之为“滑坡”，而应是“爬坡”。这一说法好像要确切一些。因为“爬坡”和“滑坡”是一个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有“爬坡”才会“滑坡”，如果四平八稳地坐在厅堂里，自然“滑破”也无从说起。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今日这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仍然勒着裤带关着门空喊“形势大好”，“滑坡”之说也就不会有了。所以说今日之道德“滑坡”不是灾难，而是一个崭新时代诞生前的“阵痛”。
其实，以笔者自己看，近些年来我们的道德好像已经好转了起来，救人助人的善举多了,整个国民的文明礼貌之素养也提高了。在笔者所住的社区里，几年前还常有小偷小摸的事情发生，而近几年却再没有听说过了。大家说，今天都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谁还会去干那些丑事？之于干部队伍里的腐败和商海中的欺诈，也会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法律的完善而逐渐少起来。从世界历史经验看,贪腐多出现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待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又会逐渐好起来。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很多富人在晚年都会把自己的财富捐献给社会，在这时贪官再拼命聚拢钱财也没有必要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贪官贪财是因为“穷”，等到社会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时，“贪”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国学”其实就是道德,以道德拯救道德是无望的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学”究竟指什么学问
长期以来,有些谈“国学”者,常把儒学与国学混为一谈。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国学，这是很不确当的。我们所谓的“国学”,从字面说它就是中国之学，然而它既不是指产生于中国的所有学问，也不是专指儒学，更不是仅指孔学。它是在明清以后西学东渐的这个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提出的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由于早在西汉时，经学家、文学家刘歆在其《七略》之《诸子略》中，曾把先秦和汉初诸学派称为“九流十家”，列出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个派别。因为小说并非是学术，所以除去小说又称其为九流，这九流也就成了此后所称的“国学”。它的具体内容大体包涵了先秦诸子经典、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历代的史籍、哲学等主要内容。从此可以看出，儒学只是十家中的一家，并非国学的全部，所以国学不等于儒学，更不能单指孔学。
（二）、国学能否“以儒学为代表”或“以儒学为主体”
对这一问题，我们要从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中进行具体考察。尽管儒学曾在中国独尊过2000年，对巩固与稳定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但儒学的支撑完全靠的是皇权专制的“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学的自身力量。所以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儒学也就失去了政治依托而跌落了下来。在今天，儒学的代表性及主体性已不复存在。所以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中，所有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只要能为改革开放所用，不论是儒家的、道家的、墨家的、法家的，我们都应把它用起来，不可排斥。如果我们一定要以儒学为主体或为代表，那既不是事实也不利于我们充分调动和发挥所有传统文化的积极精神。
再者，在孔子的思想中,很难找到发展生产,依法治国以及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精神。尤其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保守主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歧视思想，都与今天的开拓进取和与时俱进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与民主、平等、和谐、自由精神背道而驰。从历史实践来看，儒术被独尊的2000年里，中国一直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爬行，最后几乎亡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之下，今天我们再希望它来拯救我们的道德和国家，实在太不现实了。不过儒家思想影响深远,而在其仁义道德的论述方面也有很多闪光的部分,如被后世总结起来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及“恭、宽、信、敏、惠”等思想，我们都应该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三）、道德能够拯救我们的社会吗
道德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是多数人默认的一种社会契约，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本身就要受社会诸关系的决定，所以指望以它来拯救我们的社会是困难的。但一个社会加强道德的教化是必须的，因为教化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思想的诱导，它会起到一定的舆论和教化作用。但这种教化一定要跳出道德本身，而从进一步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破除原有的旧体制的缺陷入手。但运用传统道德进行社会教化，也绝不能仅仅限于儒学，而应从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精髓中吸取营养。尤其是墨子和管子的民本思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与兼爱、平等、民主、科学等等。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组织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穿古服、诵经典、拜孔子,并且还开办了一些成人的国学班、读经班，借以重温国学经典教育（实际只是儒学教育）。但这些活动除给一些文化商带来了商机以外，对“滑坡”之道德的救赎却显得力不从心和没有意义，尤其是它的高额学费又恰恰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及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背道而驰的。
再者，儒学已经离我们太久，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对它没有多大的记忆和感情了。去年天门广场孔子塑像引起的风波，已足以说明了广大群众对儒学的疏远与冷淡，这种试图以儒学救赎国民道德的努力，其本身就是一种倒退，怎么能达到拯救我们今天的道德的目的呢？
三、国民道德的进步，必通过经济的更大发展与法制的完善来完成
（一）、道德只能随着生产关系的转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社会之基础，道德是上层建筑，因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决定着社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管子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墨子说：“饥得食，寒得衣，乱得治，则安生生。”（《墨子·尚贤上》）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提高道德水平的根本途径。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还不足以满足这个社会所需或仅仅能够维持社会的温饱之时，社会不会出现贪腐和所谓道德滑落的现象，当这个社会的财富有了一些剩余之后，贪腐和其他犯罪便会出现。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有了更大的增长，社会有了更多财富剩余，社会成员都享有到丰衣足食之时，社会贪腐现象便又会降下来，国人的义举、善行也会多起来。这种情况在今天世界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明显的验证。
记得国外有过一个丢钱包测试道德的实验。他们用1100个分别装着相当50美元现钞的钱包，并写上电话、地址,然后丢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电话亭、商店、餐馆、停车场里。结果有百分之56的钱包被捡到者交了回来,交回率最高的国家好像是挪威、丹麦、瑞典，其次是美国、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恰恰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从这个实验也可以看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对也是国民道德水准较高的国家。
（二）、道德的提高和发展一定要有法律的监督和维护
我们知道，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是靠每个人的自我约束来调整这些关系的，而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量。每个人只能把道德作为自己心中的永恒律令，在为人处世时，即便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来要求我们如何去做，我们也要能做到“慎独”、“自守”、“去私欲”、“存天理”等等。就像墨子那样，胸怀天下，苦而为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又像雷锋一般，“对待同志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然而人非圣贤，墨子世界上只有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也并不太多。所以对于今天的一个国家来说，仅靠仁义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必有制度和法律来保证。尽管法律欲达到的标准是很低的，它并不要求人们都要成为英雄典范，而仅仅要求人们不能犯罪，然而它却是道德不受侵害与亵渎的根本保障。
严格说来，今天的所谓道德“滑坡”，并不是道德本身的原因，而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因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制度化、法制化这些根本的保障体系，而儒学的仁义道德中根本不具有这种特质。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是加速我们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法治的完善，让新的道德体系、公正体系快速建立起来，而不是再回到旧体制中去寻找历史的道德支撑，因为旧体系中压根就不存在这些我们想要的“资源”。
从西汉王朝建立到溥仪被赶出皇宫，这两千年中不是没有腐败，而是更为惨不忍睹。不要以为“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多么值得我们称道，它与我们今天的小康日子及和平安定的社会生活秩序还要差十万八千里。其实真正的太平盛世是今天，而不是过去。今天的所谓“道德滑坡”是我们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及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一切都会逐渐好起来。所以提高社会道德不能仅靠道德本身来救赎，而是要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来发展提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即便孔夫子复生，我们从新再来一次“独尊”，把黄袍、马褂穿上也是毫无用处的。
郭成智 中国鲁山墨子研究中心主任、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墨
子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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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河南省鲁山县东关北街86号 邮编 46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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