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王钧林 杨洁
摘要：我国自古即有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尧舜时代的“五教”、秦汉至明清的“三纲五常”、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是我国历史上三个时代构建的三种核心价值观。鉴古而知今。我们今天不能任由核心价值观卤莽灭裂，舍弃不顾。当代中国价值观多元并存。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必须以社会主义文化、外来欧美文化、本土固有文化为三大思想资源。古今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可；中外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外国丹”亦不可。我们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未来发展，以国情民意为基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为取材对象，构建自由、民主、公正、诚信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历史上，核心价值观最初被称之为“明德”。司马迁说：“天下明德自虞舜始”，说明虞舜是构建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极为推崇“明德”：“五经”之一的《尚书》要求“勤用明德”；“四书”之一的《大学》将“明明德”作为“大学之道”的第一纲领，并分析说明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的程序和步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观，每一种核心价值观都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提炼而出。今天，中华文明不再是空谷幽兰，一枝独秀，而是汇入全球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既不能复制传统，“药方只贩古时丹”，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未来发展，谨慎地选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构建合乎国情民意的核心价值观。
一、中国历史上三种核心价值观
中国历史上共有三个时代构建了三种核心价值观。
（一）尧舜时代核心价值观：“五教”
尧舜时代，中华民族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尧舜共同建立的“帝”国，在尧帝时期还带有夷夏方国“邦联”的性质；到了舜帝时期，经由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推动“邦联”走向“联邦”，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号称“虞”，春秋时人视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有时与夏、商并称为“三代”，有时与夏、商、周并称为“四代”。舜帝经由禅让继位之后，大力推行道德文明建设，将当时人们推崇、遵守的普遍的价值准则提炼、概括为“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父母、兄弟、子女是家庭关系的三大基石。“五教”是父、母、兄（姐）、弟（妹）、子（女）五种家庭成员角色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是处理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五教”的产生，反映了尧舜时代中国社会组织从氏族演变到了家族乃至家庭的基本事实。家庭一经产生，便构成了稳定的社会细胞。家庭的价值受到了普遍的肯定与推崇。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称赞“天下明德自虞舜始”。舜帝开创的“天下明德”不止“五教”，“五教”之外还有温、和、恭、宽等等，但是，“天下明德”作为一个道德体系，却以“五教”为核心。这实际上揭示了“五教”是尧舜时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二）秦汉至明清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
虞舜之后，“五教”核心价值观为夏商周三代所继承。一直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家国一体化的“周制”逐步崩坏、解体，新的“秦政”正在成长、形成之中，新兴的诸子百家拜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赐，纷纷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构建核心价值观。诸子百家构建的核心价值观，《吕氏春秋•不二》篇曾经给出了一言以蔽之的概括，曰：“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①]，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一字概括，太过简略。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核心价值观：
1.儒家《礼记•中庸》所表达的“三达德”：智、仁、勇。
2.儒家思孟学派提出的“五行”：仁、义、礼、智、圣[②]。
3.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提出的“六德”：圣、智、仁、义、忠、信。
4.《管子》一书阐明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
5.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推崇的法、术、势。
这5种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是思想家们为争鸣而争鸣，而是为了在争鸣中有比较，有鉴别，让人们有自由选择的空间，确保全社会能够择其善者而从之。
公元221年，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周制”到“秦政”转型的完成。从此，“百代都行秦政制”[③]，“秦政”成为秦以后历朝历代因循承袭的制度模式，历两千年而不变，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秦政一经确立，如何构建与其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很快便成为思想家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课题。儒家和法家共同承担并完成了这一时代课题，他们构建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
三纲是儒法两家共同发明、倡导的。三纲的原型是法家韩非提出的三常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汉代大儒家董仲舒将三常道提炼为三纲，强调指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赋予三纲以合乎王道、源自天命的合法性。在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上，第一次将三纲明确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是儒家的独立发明。五常一词在《尚书》中早已有之，与“五教”同义，都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与三纲相匹配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应该追溯到思孟学派提出的“五行”仁、义、礼、智、圣。董仲舒将“五行”中的圣置换为信，便形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定型版本。
三纲与五常经由不同的管道而形成，两者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整合过程，大约到公元2世纪前后，最终合并成一个联合词组：三纲五常。三纲与五常匹配成功，意味着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完全确立。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大法，被朱元璋盛赞为“垂宪万世的好法度”。
（三）民国时期核心价值观：“四维”礼、义、廉、耻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是中国社会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肇始，共和时代已经开启。然而，民国命运乖舛，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无宁日，人们无暇构建与共和时代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即使如此，1934年民国政府仍然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提出了礼、义、廉、耻的价值准则，明确规定以礼、义、廉、耻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民族复兴的工具。蒋介石高度认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传统理念，重新诠释礼、义、廉、耻，赋予其全新的内涵，企图以此收拾人心，整合思想，规范社会，振兴民族。“新生活运动”是民国时期持续最久的国民教育运动，我们不妨把这一运动倡导的礼、义、廉、耻视为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
礼、义、廉、耻被称为“四维”，如同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常”，都是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的道德理念。将礼、义、廉、耻原封不动搬来作为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不出共和时代的特征，有“药方只贩古时丹”之嫌。尽管未能尽善尽美，礼、义、廉、耻作为核心价值观，对当时的“新生活运动”仍然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鉴古而知今。我们的先人深知：凡人必立正德，社会必由正义，国家必守正道。先人所崇尚的这个“正”字，即以核心价值观为圭表，合者为正，不合者为不正。因此，核心价值观实际上起到了校正乃至修正人、社会、国家信守公义和“允执其中”的偏差，要求普天之下做正人，讲正学，办正事，走正道。先人如此，后人岂可数典忘祖，任由核心价值观卤莽灭裂、舍弃不顾？
二、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主义、思想呈现交织、纠缠、纷争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如何构建核心价值观，值得公民深思。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为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和接受。就此而言，核心价值观不是少数社会精英“构建”出来的，而是绝大多数公民“选择”出来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并存的态势，大致说来，主要出自三大思想系统：
（一）社会主义文化：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秩序、公正、改革、创新、民主、法治、爱国、和平，等等。
（二）外来欧美文化：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正义、科学，等等。
（三）本土固有文化：仁爱、礼义、诚信、智慧、忠孝、节俭、和谐、良知、宽厚、恭敬、公正、和平，等等。
来源于这三大思想系统的价值观，相互之间有交叉，有融合。每一系统的价值观都有可取之处，正因如此，也都不可能取得“独尊”的地位。就已发的现实影响力和未发的潜在影响力而言，这三大系统的价值观虽有差异，但都不可忽视，都可以视作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多元并存，和而不同；核心价值观却不能多元化。这是因为：核心价值观对人来说是立身之本，对社会来说是立法之本，对国家来说是立宪之本，如孟子所说，“无本”不可，“二本”亦不可。人们在构建作为“一本”的核心价值观时，面对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价值观，不免产生“取法乎上”的愿望，将一些美好的、高远的、理想的价值观奉献给、有时是强加给全社会，最典型的莫过于“共产”和“平均”。历史上曾有过儒释道三教孰优孰劣的争论，有人比喻佛是黄金，道是白银，儒是五谷。黄金白银固然价值更高，却不是生活必需品，有之锦上添花，无之也过得去。五谷不然，一日三餐不可少。核心价值观如同五谷，看似寻常，“百姓日用而不知”，却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品格。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与该社会相适应。古今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可；中外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外国丹”亦不可。药方不分古今中外，但看其疗效如何；有疗效，能治病，是第一位的；我们即使问其来源出处，也只是为了有一个更彻底、更全面的了解而已。核心价值观违此不远。无论何种价值观，只要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适合中国国情，只要公民认同，我们就可以择其善者而用之。
三、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多元并存的价值观，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比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民心民意，即全体公民的价值观选择。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审视全体公民到底认同哪些价值？换言之，民心民意究竟何在？民心民意是我们衡量并选择价值观的惟一标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然而，这需要严谨的、细致的、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认真分析真实可靠的调查材料和调查数据，才能大致搞清楚价值观的公民选择。大多数公民认可和接受的价值观，无论这种价值观是什么，来源于何处，它事实上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却不依赖于我们去构建。在价值观问题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代公民立言，去构建什么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宜混淆。眼下，在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并不妨碍我们谈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可以谈一点参考性的意见的。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应该是自由、民主、公正、诚信。
（一）自由。在当代中国，自由早已载入宪法[④]，为宪法所肯定，然而，自由却常常遭到少数人的误解、遮蔽乃至攻击。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本质诉求。人的生命有了自由，才有活力和创造力；失去自由，人的精神将枯萎沦落。自由对公民而言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独立，指不依傍他人而自立；二是自主，指不受他人支配，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三是自己承担个人决定的后果。在这里，我们不必深入讨论什么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只要知道自由意味着独立自主、自负其责似乎也就足够了。一个人生活于群体或社会之中，在享有自由的前提下，自己独立作决定，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理所当然由其个人承担。成也归己，败亦归己，天经地义。只讲自行其事，不讲自负其责，将前因与后果割裂开来，那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个人谋生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一个人思维的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保障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不自由，毋宁死。自由为立人之纲。自由的价值至高无上。
（二）民主。和自由的遭遇相类似，民主也载入宪法，为宪法所肯定，然而却常常受到少数人的质疑和批判。民主不过是一种治国方式而已。民主解决的是治权问题，而不是政权问题[⑤]。在人类历史上，由治权归属而产生的治国方式，大致有四种基本类型：治权归君主而产生君主政治，治权归贵族而产生贵族政治，治权归贵族与平民共同拥有而产生共和政治，治权归公民而产生民主政治。由这四种基本类型衍生出了不计其数的变异形式。国家由全体国民所组成，亦归全体国民所有。然而，如何治理全民国家？我们看到，以上四种基本类型实际上反映了执政主体（也可以说是统治基础）逐步扩大的趋势，首先是君主一人，其次是贵族集团，再进一步是贵族与平民的携手合作，最后则是全体公民。公民治国，简称民治，是民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理念。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在政权问题上，国家为谁所有？无论有多少种答案，主权在民，为民所有，亦即民有（of the people），应该是最终答案。理性的逻辑似乎还不能给出比民有（of the people）更高形式的所有权。在治权问题上，国家由谁治理？不管有多少种答案，民治（by the people）应该是最终结论。人类的智慧似乎还想像不出比民治（by the people）更具合法性的治国方式。民治原理已定，至于如何实现民治，则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每一种方式方法都具有其特殊性的品格。我们今天充分肯定的是民主的理念而不是民主的某种形式。换言之，民主的理念不容质疑，不容动摇，实施民主的路径与方式容许讨论，容许试验。
（三）公正。公平正义是一以贯之于古今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无论贵族社会还是平民社会，无论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论现实社会还是理想社会，都无一例外地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孔子的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其基本特征，柏拉图的理想国秉持正义的原则，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第一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东海圣人出不易此言，西海圣人出不易此言，南海圣人出不易此言，北海圣人出不易此言。
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于公平正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正确的把握。他们阐述了公平正义的三大原则：（一）中正原则：不邪曲，不偏颇，不走极端，执中守正。（二）公正原则：出于公心，无党无私，一视同仁。（三）公平原则：秉持公义，人人平等，扶弱济贫[⑥]。中正原则着眼于执中以求得其正，公正原则着眼于立公以求得其正，公平原则以平等和扶弱济贫为直接诉求。现代社会远比古代社会更为复杂，但是，公平正义的三大原则仍然适用，只是在具体内涵上还可以再充实、再完善，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式方法也要更丰富、更科学。
（四）诚信。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也是古今社会、各大文明体系共同遵奉的道德原则。一个人若无诚信，他人皆敬而远之，将会沦落为孤家寡人，一事不成，陷入生存危机。一个社会若无诚信，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将会导致文明水准严重降低、后退的局面。孔子对诚信有着深刻的认识。据《论语•颜渊》篇记载，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问政的时候，指出为政不外乎“足食”、“足兵”、“民信之”三项条件。子贡问这三项条件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一项，去哪一项呢？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剩下的两项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再去一项，去哪一项呢？孔子回答“去食”。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今天，岂止民无信不立，社会无信不立，国家无信不立。我国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义之邦，讲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然而，当今诚信缺失，虚假成风，令人痛心疾首。一个人不可能靠欺骗赢得成功，一个社会不可能靠谎言营造繁荣，一个国家不可能靠造假走向富强。诚信为公民、社会、国家三者共有共享的核心价值，不可一日缺失。
自由、民主、公正、诚信应当视为当今“国之四维”。维是纲常、法度的意思。《管子•牧民》篇所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今天虽然不必完全照抄照搬，却也值得我们深思。自由、民主、公正、诚信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四大核心价值，四者的组合便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们应当牢记先人的教诲。
作者：王钧林，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杨 洁，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王钧林手机：13583183393
[①] 原文“墨翟贵廉”，《尸子•广泽》篇引作“墨翟贵兼”，疑廉乃兼字之误。
[②] 孟子首揭仁、义、礼、智“四德”；后来，荀子批判思孟“五行”说。从孟子的“四德”到思孟学派的“五行”，其间是何种关系？又是如何演变的？今人已不得而知。思孟“五行”说，究竟所指为何，近百年来异说纷纭。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后，庞朴先生根据帛书《五行》篇，揭示了思孟“五行”为仁、义、礼、智、圣（见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载《文物》1979年第10期）。
[③] 毛泽东语。谭嗣同也曾经揭示秦汉以后“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秦政”有四大基本特征：（1）大一统；（2）郡县制；（3）中央集权；（4）君主专制。
[④]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七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第四十条规定公民享有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
[⑤] 政权与治权的区别，类似国家与政府的区别。政权主要解决的是国家所有权问题。我国早在秦汉之际就有思想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事实上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理，即：天下不归君主一人所有，而是归天下人所有。治权主要解决的是国家由谁治理的问题。国家为民所有，然而，民却不能直接治理国家，于是，出现了代理者，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君主无非是代理者而已。代理者明明只拥有治权，然而他们却篡夺了民所拥有的国家所有权，谎称政权为他们所有。谎言重复千遍，不少人信以为真，不辨政权与治权，亦不分国家与政府。
[⑥]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公平正义的三大原则，拙文《正义与社会》已有简单的分析和说明，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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