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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治国思想与“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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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治国思想与“中国梦“

作者;杨兰

最近读了《管子》和一些关于管仲的书与文章,对管仲的治国方法感受颇深,甚至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以至于怀疑管仲属于穿越人士。在读《管子》时,你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来“开放搞活、抓大放小”,能读出来“宏观控制,微观放开”,甚至能读出来“黑猫白猫论”。在管子的书中,你还可以看到儒道墨法兵等诸子百家从中吸取的营养,特别是“四维理论”对儒家的影响,“任法治国”对法家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管仲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的四十多年,可谓是殚精竭力费尽心机,不记身前谤誉身后名声,完全是一派现代自由派经济大师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由此君臣协力,上下一心,将齐国打造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2012年底,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笔者认为“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这个要求应该具备四个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这是“中国梦”的第一要义;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四是促进国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有梦想,有追求并没有错,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如何实现梦想,如何实现追求则值得每个追求“中国梦”的人去研究。笔者通过对《管子》的系列学习,认为管仲早在2730多年前已经为中国人绘制好了通向“中国梦”的路径,那就是管仲的治国理念。

 

一、     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管仲真的不愧于中华第一名相的美誉,“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正是管仲最早提出来的。他任齐国相国四十年之久,矢志不移,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使得齐国日渐强盛起来。现在,我们的执政党很好的继承了先人这一治国思想,走全民富裕的道路,可谓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管仲认为“得人心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这确实是至理名言,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已经经过历史反复验证!而且管仲还以“四顺理论”丰富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 牧民》可见,民心对于治国是何等的至关重要。那如何得到民心呢?管仲很简单的两句话,就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只要通过教化百姓,使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就可获得和维护切身的相关利益。

大家都知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但是很少人知道社会保障制度是由管仲首创。“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王者用之而天下治。 ”《管子.shu言》这句话指出了如何才能俘获百姓的芳心,是切实的做法,体现前面所讲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如何具体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管仲在2730年前的齐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了“九惠之教”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具体内容是:“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赈困;接绝。 ”据《管子·入国》介绍:“老老”,是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一子可以免除征役,每三个月由政府供养一次肉食,一次倡导赡shan养老人的社会风范;“养疾”,是把重残疾人养在“疾馆”; “合独”,是“鳏寡而合和之”,促使他们合婚,给予田宅安家,并免除三年的职役;“问病”,是慰问重病人老人。其他“五教”是对孤独幼儿、贫苦穷困者、烈士家属的救助。“九惠之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到。管仲治国可不是空喊口号,言传身教、利益驱使、社会保障等等,多管齐下保障民众利益,给我们现实的人本思想作了最好的注脚。

二、     强国先富民的治国理念

笔者现在如果问你,什么是国家?你会怎么回答。要是你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话,你一定会回答: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其实不只马克思、恩格斯,大多数学者考虑国家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

但管仲告诉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经济职能,这绝对是人类经济史上划时代的理论。管仲把国家设计成了一个经济机器,不断地聚集财富。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固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 治国》这话说的太好了,只要人民生活富足了,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意思是:国家有三大忧患:君王独断专行,社会贫富悬殊,财政入不敷出。在那个奴隶制末期,管仲就已经明确指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危害性,这给后世的我们很大的启迪意义。

要怎样才能使人民富裕呢?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也一直被视为本业。加强本业的发展,便是让人民富裕起来的最根本手段。“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管子.五辅》英明的统治者想使人民富裕起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农业生产,而把那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事情排除在外。“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种植五谷能使人民就会有充足的粮食,种植桑麻,饲养牲畜百姓就能富裕。除此之外,对那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业也应该鼓励,譬如“辟田畴,…,修树艺,…,勉稼穑,…。”,即开辟田野土地,学习研究农业技艺,鼓励耕织,修建房屋等等。这样一来,农业就能比较迅速的发展,人民也就能更容易的富裕起来。

很多《管子》的研究者误以为齐国是个商业国家,其实不然。在那个历史时期,农业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管仲岂会忽略?《管子·权修》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还是农业。

比如一到春耕的时候,管仲就勒令修墓室、修城墙、盖房子、煮盐等等活动必须全部停止,都给我种地去。管仲最擅长运用政策调节经济矛盾,最突出的政策有三点:

第一,控制粮价。管仲经常动用国家机器,强行提高粮价。这样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甚至外国的粮食也纷纷涌入齐国。此时,再放开价格控制,粮食供过于求,粮价立刻狂跌。怎么办呢?政府出面,贱价收粮。等到荒年的时候,政府再以较高的价格将粮食抛出。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大赚一笔,而同时又在灾年平抑了粮价,避免了财富聚集到囤积居奇的富商手里。在管仲的眼里,富商永远是国家的敌人,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第二,借贷功能。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钱粮。这样,在春耕之时,国家可以贷给困难的农户先进的农具、优质的种子,这些本来是他们买不起的。于是,农业生产率有了保障。等到收获的时候,国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赚了钱,还避免了因贫困导致的劳动力闲置。

第三,改革税制。管仲推行了中国税务史上大名鼎鼎的“均地分力,相地衰征”的政策。其实就是推行了土地私有制,把周初的井田制改成了私田,分给农民,再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征收相应比例的税赋。给自己干活当然积极性高了,齐国农业迅速发展,百姓生活自然富足。

管仲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大治”。《管子.国蓄》意思是说:如果国家不懂得调节经济的轻重,就不能笼住人民,就不能合理调节民众的利益,就谈不上国家的大治。“相地而衰征”,也就是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分等级合理征税,从而使农民愿意留在乡间耕作,这是具体做法。

“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zu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说的是国家不能谨慎地管理、守护山林矿产、渔业等资源,则不可能成为富强之国。“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wanggu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管子.立政》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但是,封山和采伐是要有规定的;国家虽充盈,货币虽多,但官府收支必须要有节制;江海虽广,湖泊虽博,鱼鳖虽多,但也不可一网打尽。2730年前的管仲,已经清楚明白的指出了各种资源,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性,已经开始立法保护自认资源。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中国的资源本来就不多,人均资源更是少的可怜,也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各地仍然滥採滥伐严重,矿产资源未经深加工就卖了出去,然后再以十倍百倍的价格买回制成品,这确实是对资源的浪费,是拖“中国梦”的后腿。

三、国家理财的治国理念

管仲采用一系列方法和政策使齐国民富国强,但是要想实现这么多功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有钱。屯粮、放贷、轻税,在在都是得大把钱投入,那么齐国靠什么赚钱呢?天才的管仲提出了“溥本肇末”的观点,也就是本末并重,既重农又重商。在商业上,管仲的经济天才显示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来欣赏一下管仲的表演吧。

第一招,首倡社会分工——2730年前的专业化

在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接的时候,手工业还很原始的阶段,社会分工的概念实在是太超前了。为了确保这一先进思想的贯彻落实,管仲提出,将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并把国家分出不同区域,四等人要被强制住在不同的区域。

管仲坚信:“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士农工商要从娃娃抓起。于是,每个行业都挤满了家学渊源的人才。这还不算,为了增加工种、提高生产水平,管仲还推行高额奖励政策。比如:喂猪喂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种树种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看病看得好的,赏黄金一斤;养蚕养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等等等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国各行各业突飞猛进。

第二招,国家垄断经营——官山海

这就是管仲时期与“相地衰征”齐名的“官山海”政策。山里产的是铁(中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了),海里产的是盐,这些东西原本都是由贵族们在经营,管仲将他们收归国有。但重要的不是归谁管,而是怎么管。

管仲在论述开矿时有这样一段话:“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也就是说你不管用奴隶还是平民,开矿都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国家还没怎么赚到钱,就已经民怨沸腾了。

这其实是老问题了,统治者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镇压。管仲再度拿出他的牧民精神,又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政策:“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所有权归国家,开采权下放给平民,国家只抽取30%的利润而已。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到管仲干脆就是个现代人!在春秋时代,盐铁这些利润极高的东西被理所当然地认为该归上层社会所有,私人的开矿、煮盐是被严格禁止的。管仲新政策的施行,对齐国百姓来说,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们只要想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为了突破几十年的主义禁锢,走过多少弯路,那么管仲时代,经济思想要突破数百年思维习惯的禁锢,又是何等艰难的事情。我们想想改革开放对我们的意义,再把它放大数倍去衡量管仲改革对齐国居民的意义,那就只有四个字—— 不可估量。

第三招,发动贸易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齐国由于政策得当,盐铁大量产出,销往国外,赚了个盆满钵盈。管仲称之为“向天下征税”。但这还不算,管仲还要进一步打击别国。我们看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桓公把管仲找来说:“咱们想点什么办法收拾收拾鲁国和梁国吧。” 管仲说:“这好办。鲁、梁国民,向来以织绨为业。您就带头穿上绵绨的衣服,下令左右都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同时,再下令禁止齐民不准织绨,只从鲁、梁进口。鲁梁二国人民必然会放弃农业而全都跑去织绨了。”

绨是一种很漂亮的丝织品,富有的齐国人那个时候也喜欢赶时髦,齐桓公引领了一把时装潮流,数日之后,临淄大街上全是穿绨的齐人了。由于供不应求,绨价暴涨。鲁、梁二国财源滚滚而来,两位国君一看乐了,下令百姓都去织绨。

一年之后,鲁、梁两国的城市里已经相当繁华。可用现代人的话说,这叫泡沫经济。管仲对齐桓公讲:“鲁梁可下矣。您现在改穿帛po料衣服,百姓也就跟着不再穿绨。”齐桓公乃是花丛高手,想必是很帅的。他成功地再次引领时装潮流,再没齐人穿绨了。

与此同时,还断绝了与鲁、梁的经济往来。数月之后,鲁梁遍地饥民。这时国君再命令百姓停织务农,可粮食不是种下去立刻就长出来的。鲁、梁粮价飞涨,齐国每石米十钱,鲁、梁每石千钱。鲁、梁百姓纷纷大半投奔齐国。鲁、梁两国在齐国兵临城下,不战而降。

之后,管仲又如法炮制,使得莱、莒、楚、代、衡山诸国都大受打击。大约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流通较差,这些国君一个接一个上了同样的当,只不过把织绨换成了柴薪、生鹿、狐皮、兵器而已。在一场接一场的商战中,齐国已经非常富足,管仲开始由内向外,将齐国霸业推向高潮。

四、     收税于无形——拔鹅毛的最高境界

西方国家是非常重视税收的,如何让纳税人不对税收感到厌烦是一种技巧,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早在2730年前,天才的管仲不仅仅发明了“相地衰征”,并且把收税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了“拔最多的鹅毛,听不到鹅的叫声”。

有一次齐桓公曰对管仲说: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ni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翻译过来大意就是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祀,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如此,那么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这就是管仲的税收艺术,善于审时度势,利用人们的喜好在人们欢欢喜喜中悄悄地收税。管仲对齐桓公提出的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否定之后,提出自己最理想的税收策略,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

《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比起管仲收税于无形,目前国家采用的税收政策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工薪税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中国曾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201191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3500/月,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取消了15%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由5%降为3%。又如中国的证券市场,散户投资者据统计人均亏损5万余元,股市跌跌不休,但是税收调节至今未见降低,税收的杠杆作用成了股市下跌的帮凶。以至于业内人士表示,见鹅就拔毛而不顾及其他是不可取的。“中国梦”需要的是惠及全国百姓,取得全国百姓一致努力才可以实现。

五、尊王攘夷——协天子令诸侯的早期版本

天才的管仲知道,光靠做生意国富而兵不强,等于是儿童穿金戴银进匪窋,等着人家来抢。管仲的治兵方略也堪称一绝,有了强大的军队,管仲心中一匡天下的宏图霸业才得以最终实现。

管仲被任命为相国没多久,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大家好久都不打仗了,咱们是不是小小的加强一下军备啊?”管仲说:“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也就是说,你大张旗鼓地加强军备,会搞得诸侯警觉,民众不安。不过齐桓公却是一个追求痛快的人,对于当年鲁国阻挠自己即位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即位第二年,齐桓公不听管仲劝告,起兵伐鲁,打了一场有名的长勺之战。

这场长勺之战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齐桓公,而是因为它成就了鲁国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曹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以逸待劳,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自长勺铩羽而归的齐桓公决意要加强军备,管仲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军事改革。管仲主要着手在两个方面:

第一,改革兵役制度。管仲将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士就是兵士阶层。由于大家自小就在一起长大,相互熟悉,所以“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配合默契,战斗力也更强。齐国有三军,每军一万人,下设四级编制:旅(两千人)、连(两百人)、小戎(五十人)、伍(五人),对应四级行政单位:乡(两千户)、连(两百户)、里(五十户)、轨(五户)。也就是说,士阶层每户只要出一人当兵,即可免除全家种田的赋税,甚至再立点战功,当了军官,全家就可以坐等吃饭了。管仲的兵制改革,给了当兵之家以实惠,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办法。

第二,注重兵器和训练。中国古代的军事科学是相当发达的。比如《左传》,表面是一部历史书,事实上是一部兵书。里面详尽地记载了精彩纷呈的兵家故事。自此之后,几乎每一部史书都少不了对战争的细致描写,甚至深入分析。

管仲提出,必须聚集天下的精良材料,打造精锐无匹的兵器,因为武器装备是取胜之源。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武器必须精良的第一人。仅凭这一点,管仲被称为军事家当之无愧。此外,管仲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每年春秋两季,必定要各搞一次军事演习。在当时,同样是相当先进的军事理念。

完成整兵之后,齐国尊王攘夷的霸业便逐步展开,而实现这一霸业的手段是一种古老的活动,叫做会盟。史载齐桓公九合诸侯,其实会盟不止九次。齐桓公与管仲的会盟与以前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多出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色:周王室。

几十年的动乱,将四百年来逐渐形成的礼制思想渐渐抹杀。强大的诸侯就有了两种选择:其一,像郑庄公那样,在落魄的周王室身上再踩上一脚,继续摧毁礼制;其二,像齐桓公和管仲这样,总把周王室抬出来,在礼制维护者的名头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郑庄公得了面子,齐桓公得了实惠。人们往往在要面子的时候就忘记了实惠,管仲则给后来的霸主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事实证明,尊王确实给齐国的军事活动带来了方便。在周王室的许可下,齐国把自己周边的小国逐个吞并。在管仲在任时期,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极大地拓展了齐国版图。

但是,给齐桓公和管仲带来真正威望的则是他们的攘夷战功。在春秋初期,诸侯之间连年混战,早忘了四周游牧民族的威胁。重近忧而轻远虑,见小利而忘大害,是人类历史的常态。管仲则是清醒认识到游牧民族危害的第一人。如果后世的子孙们能牢牢记住管仲对桓公说的那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华夏团结,一致对外),中国的历史中将有多少悲剧不会上演,华夏的土地上将有多少家园免遭蹂躏。

齐与戎狄的数次战役中,以远征孤竹一仗最让人敬服。公元前664年,山戎族大举攻燕。燕向中原诸强求救。

其实之前齐桓公搞过数次诸侯会盟,燕国从未参加,对中原诸国可谓极为藐视。可见燕国与中原关系并不密切,大多数诸侯都对燕国的求救无动于衷:怎么这时候想起我们来了。况且跨境远征从无先例,像鲁国群臣就说:“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返矣。”

齐国同样有着充分的理由去拒绝,但他们没有。在邀请他国未果的情况下,齐军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独自出征。齐桓公亲率三军,管仲辅佐,千里远征。管仲改革之后,齐军战力今非昔比,山戎溃不成军。齐桓公一直追到了山戎老巢孤竹国,灭国而还。越过齐国北面的燕国去打山戎,春去冬返,历时一年,对齐国来说简直毫无实际利益可言。打下来的土地全归了燕国,而且使得燕国百余年再无外患侵扰。燕庄公感激涕零,将齐桓公一直送入齐国境内。齐桓公却说道:“非天子,诸侯护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立刻将燕庄公所至之地五十里齐境割给燕国。

千里救燕,割地护礼,齐国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中原诸侯,桓公霸业已具规模。中原人民阔别已久的秩序终于回归。

公元前661年,狄族攻邢。就是在这个时候,管仲讲出了那番“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名言。齐军救邢,退狄而还。

之后的十数年间,狄族灭卫国,齐桓公率军救卫国赶跑狄人,收容卫国难民,联合宋、鲁、曹三国为他们建起一座新城,重建卫国;狄族再次攻灭邢国,齐桓公同样赶跑狄人,筑新城,重立邢国。在一连串的战争之后,北部戎狄之患终于暂时止歇,管仲去世之前,再未掀起大的风浪。

在齐国还在忙着救援邢、卫之时,南部的楚国开始挺进中原了。公元前659年楚国的兵锋指向了中原腹心郑国。此时的郑国早已不复几十年前庄公时期的国威,在楚国的接连打击之下,不得不投靠楚国,旁边的蔡国也紧接着依附楚国。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掉转枪头,指向楚国。齐桓公首先聚起数国联军,讨伐附楚的蔡国。蔡人立刻举国投降。大军一直开到楚国边境陉邑。楚国见此阵势也怕了,连忙派大臣屈完求和。最终双方签订了召陵之盟。召陵盟会之后楚国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向中原挺进,开始专注于往东南方向发展。可以说召陵之盟,影响了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国格局。

齐国的尊王攘夷,利用周室仅存的政治号召力,利用手中的精兵强将,联合其他各国,遏制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袭扰,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也给后来的野心家们指明了一条利用皇族式微,挟天子以令诸侯开辟了一条大路。

  “地不垦,非吾地;民不牧,非吾民。”当今,我国国力虽然日渐强盛,但是国家领土还不完整,这是中华民族“中国梦”大国崛起路上的一道荆棘。其中“南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多年来我们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下,一再妥协、忍让,只有外交上的口头抗议,这不但没有遏制住东南亚一些小国的侵略步伐,反而使他们越来越嚣张,侵略行径越演越烈。南海诸岛,只要一天没有收复,一天没有去开发,就不能够真正算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执政党要正视这个问题。管仲早就做出了榜样,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六、     对后世影响极深的齐国文化

管仲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最终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齐文化,成为春秋时期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梁启超说管仲是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植根中华民族的四维思想。

美国芝加哥的中国城有一个标志性的大门,上面大大地写了四个字: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就是管仲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思想纲领:四维论。

管仲在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同时,对齐文化做了大手术。西周时期的齐国,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基本国策,对原来的夷俗夷礼未作大的改动。到了管仲相齐时期,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管子小匡》)通过整饬、修复文武周公旧法,择其适合齐国社会实际的部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创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礼、义文化。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四维之中,礼、义为先,通过用礼、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整饬社会秩序,挽救了处于紧张之中的夷礼、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管仲认为,德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时,管仲亦主张慎罚。他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子牧民》),因而他主张刑罚上要慎重而严谨。其三,汲取并发展了重农爱民传统。管仲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求天下始于爱民(《管子小匡》),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管子牧民》),管仲又把爱民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由上可知,管仲期望通过对齐文化的继承和改革,将周人的礼义精神、明德慎罚思想、重农爱民等传统引入齐国,使齐地的文化迈入主流文化之列,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对周边构成了强力的吸引。

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齐文化,

 

第二、强国富民文化

管仲有一句千古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基于这个思想,管仲就提出了他独特的治国理念:四顺论。管仲说:“民众不喜欢忧劳,我们就让他们享乐;民众不喜欢贫贱,我们就帮他们赚钱;民众不喜欢危险,我们就给他们安定;民众不喜欢灭绝,我们就鼓励他们生育。”

一句话概括为顺应民心。人们不管是尊礼也好,重义也好,讲究廉耻也好,都是次要的,首要问题是过好日子,向往幸福美好才是人们的天性。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周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构成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特征。要在混乱的格局中保全和发展自己,富国强兵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管仲治国战略的物质前提。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

管仲的富国强兵思想,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安定秩序,也为齐国称霸春秋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后世各个朝代借鉴管仲这一富国强兵理念者在所多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上去了,但是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需要切实注意。

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与此同时,同周边文化的交流、整合使齐国同时也成为中原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大国。管仲立足革除当地文化,倡行华夏文明,将齐文化改造成兼容并包、开放务实的新文化的融合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地域文化中,齐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主流当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使当时的齐国能够在政治上统领诸侯,军事上震慑周边,文化上构成对中原地区强大的辐射力。

一种文化或者思想,必须反映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环境。管仲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制定了符合齐国现状的治国策略。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髓,创立了一套适应时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方略,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治国思想,维护和保障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当代社会的治理和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不可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空间障碍逐渐消除,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如何保存、弘扬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如何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共处,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从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中,我们看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更新,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和把握,寻找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具生命力的闪光点,从而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引领着我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构。

管仲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影响了中国许多朝代,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成为世界的中心,管仲可以说居功至伟。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字狱,打断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使得中华民族200年来成为西方国家和强邻欺辱的对象。如今中国人再次崛起,新一届领导人的“中国梦”,将成为中华民族再次步入世界强国的目标。如何从《管子》管仲的治国理念中吸取营养,为实现“中国梦”增砖添瓦,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研究。

杨兰于201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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