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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孔子的政治观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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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孔子的政治观及其影响

高建青

(宜春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00

 

在一个动荡不安、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孔子痛感于周朝的礼崩乐坏,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从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涌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与有力的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锋们对孔子思想的空前大批判。但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现代新儒家有感于先秦儒家的没落,正试图挽狂澜于即倒,拉近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距离,“儒学”的复兴已成为海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主题。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就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①]究竟儒家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关系如何?一时众说纷纭。

应该说,作为一个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孔子思想必然会有良莠的区分。我们应取的态度是“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着这样的宗旨,本文拟就《论语》来管窥孔子的政治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下的意义所在。

                             一、以德治天下

 

《论语》是儒家的主要经典,是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古人有言:“半部《论语》治天下。”[②]怎么治?《论语·为政》作了详细的阐述,孔子在其中提出了很多政治观念。

为了恢复周礼,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了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于是也就形成了孔子的道德政治,即“以德治天下”。《为政》第一章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就是说,统治者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会天下太平。那么,如何来实现这道德政治呢?最基本的途径就是通过主体的修养,来实现“仁”。《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是一种由己及人,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在孔子看来,只要大家从自己做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做一个谦谦君子,就可以通过这种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来感化人,进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大学》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这种由个人修养推及政治理想的反映。“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论语》中大量的篇章都谈到“德”,都是为了阐发孔子的“以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的。

在谈到“仁”的同时,孔子又提出了“孝”的概念。“孝”是孔子“仁”的学说的重要内容。在《论语·学而》中,他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在《为政》篇中,更是多次提到“孝”,并通过“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孟懿子问孝”、“子夏问孝”(以上均见《为政》)等,从不同的方面,多角度地阐释了“孝”的内容。其目的就在于倡导大家都遵守孝道,把孝道作为一种个人修养加以推广,以实现普遍的“仁”。同时,孝与忠又是相互统一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就是说,一个在家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乖孩子,到了朝廷是不可能会犯上作乱的。通过对“守孝”的倡导,而达到“尽忠”的目的,这样,也就实现了孔子所谓的道德政治了。

孔子的这种对完美道德品质(君子人格)的普遍要求和对孝悌忠信的提倡,客观上形成了国人知书达理、扬善去恶、注重忠孝气节的心理,使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这无疑有助于人民内部的亲善和睦,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团结,同时,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推动作用。但是,孔子的道德政治从它一出现就已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社会理想。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普遍地“入则孝,出则弟”,通过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来达到国治天下平,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这种政治理想有如乌托邦一样虚无缥缈。基于此,孔子的继承者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观点。他认为礼是治国的根本,但礼和法是密不可分的,礼是法的根据,是法的总纲,而法是礼的体现、礼的确认。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的民主与法制,象鸟的双翼,车的双轮一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历代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来执行的。统治者一方面以伦理道德来教化人,另一方面又以刑法律令来规范人,这其实是一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术。汉代的董仲舒进一步把它发展为“阳德阴刑”或者说“德主刑辅”的观点。

但是,从《论语》中看,孔子对后世儒者的这种作法肯定是极力反对的。我们不应该混淆了孔子的政治观和后世儒者的政治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③]意即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可见孔子对道德的重视。而对于“刑”,则颇有微词。《颜渊》中说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杀掉无德的坏人,从而亲近有德的好人。”孔子马上说:“治理国家怎么能用杀戮呢?只要你一心向善,老百姓也就会跟着向善。”多么迂腐的老夫子!孔子为此还与卫文子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拿住缰绳,马就会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只用鞭子来赶马很容易失控,甚至把驾马者甩下来。”卫文子紧接着就说:“那为什么不左手握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呢?”孔子还是坚持己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不可否认,在“独尊儒术”的封建时代,孔子的道德政治一直被统治者奉为经典的统治术。但事实上历朝君主都是在叫嚷着“以德治天下”的同时,又不忘以“刑法”来驱遣民众。也就是一手握缰绳,一手拿鞭子。就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卫文子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而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既要继承孔子的“德治”观,又要对卫文子的说法加以肯定,即道德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都不能偏废。必须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强烈的参政欲

 

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构想,但他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得志的文人。他有着强烈的参政欲望,并为此而周游列国,但他的学说却不被各诸侯国采纳,于是他只好回到鲁国,从事典籍的编辑整理和教育工作。这时候的他只能站到河边感叹“逝者如斯”,落魄者的悲哀大抵莫过于此。考察一下孔子的生平便知,他也曾是鲁国的“大总管”,官至大司寇,相当于宰相了。为什么没干几年,他就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呢?

《微子》第四章中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这是《论语》中直接记载的关于孔子出走的原因。由于当权的季桓子“爱美人不爱江山”,不理朝政,于是孔子愤而出走。这有点象《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范增愤而别项羽“竖子不足与谋”的味道。齐人归女乐与季桓子,《史记》中也有记载,可能确有其事,但这是不是导致孔子出走的根本原因呢?我以为未必。这只能说是导火线,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孔子的政治思想与季氏等当权派不合。

孔子主张以德治天下,推行“仁”的学说,其目的在于恢复“周公之礼”。而恢复周礼就必须要“尊王”,即必须要加强中央集权。后世的统治者也正是利用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来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的。但这一套在当时的割据情况下难以实现。在鲁国尤其行不通。孔子当时以大司寇“行摄相事”,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但当时主宰鲁国政权的还是季孙氏等上卿大夫。孔子要“尊王”,千方百计想在鲁国加强公室的权力,抑止卿大夫的私门力量,执政的季孙氏逐渐觉察了孔子的图谋,于是不再信任他,孔子不得不出走。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说明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孔子带着学生在外流亡13年,“累累如丧家之犬”,他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学说,但各诸侯国都未予理睬。原因很简单:放着自己的王侯不做,干嘛要去服侍那个奄奄一息的周天子呢?

然而孔子并没有灰心。虽然他也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的意思主要是强调人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恰当的作用,并不是说不当官就不能参与政治。不谈政治孔子还真做不到。他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晚年还发挥余热,教育弟子们要以天下为己任,要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经过历史的积淀,已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为政》第21章谈到,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他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一个人只要做到了孝悌,并且把这孝悌的观念加以普及,运用于移风易俗,从而影响到政治,那么,即使你没有当官,也为治理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不就参与了政治吗?当不当官是一回事,参不参政又是一回事。这样说来,孔子倒好像有点“政治民主化”的倾向了,参政议政的主体范围已被他扩大。但孔子并非倡导普遍的民主,参政议政还只是上层社会顶多包括儒生等知识阶层的人的事,普通百姓还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过,孔子所谓不当官也可以参政的观点,我们却不应该忽视。也许会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失意者的“阿Q”精神,但这不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的强烈的参政欲望么?

另一个体现孔子参政欲同时又影响深远的观点就是“学而优则仕”。后代的儒生们纷纷身体力行,借助于科举而走进了庙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④]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就是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孔子提出了这个口号,知识分子们将它变成了现实。这正是孔子所希望看到的。当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不得实现时,他只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自己的追随者身上,于是他倡导了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无数的知识分子因此而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成了他们的人生信条;他们责无旁贷地把历史扛上自己的肩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尽管很沉重,但他们仍乐此不疲。从塑造积极的英雄人格这方面来看,孔子无疑是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导师。然而,历史证明,真正理解孔子的忧国爱国之心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虽然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他们一般都把孔子的“政治热情”转变成了“政治野心”。一代代的儒生研究“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登堂入室”砌台阶,求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当官,“博个封妻荫子”,衣锦还乡早已成了历史潮流。这种“当官心理”一直影响至今。从农村到城市,从普通百姓到上层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识:当官才有出路,当了官才能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没当官就是“英俊沉下潦”,什么都无从谈起。这几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吗?这种强烈的从政欲望还不知会影响多少人!细推起来,都是孔老夫子惹的祸。

 

                        三、为政的谋略

 

“以德治天下”只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轮廓,一个纲领,一个口号。那么,如何来加以贯彻落实呢?都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到底该怎么治呢?孔子在《论语》中给了我们答案。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施政方针和治国方略,我以为,这些正是孔子政治思想之精义所在。

《论语》中记“问政”的对话多达数十处,综合起来,就是孔子教统治者如何处理政务或是如何做个好官。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论语》无疑是一本非常适用的教科书。熟读《论语》,了解孔子的“执政策略”,对于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都大有帮助。具体来说,孔子在《论语》中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必须重视人才的任用与选拔。人才是国家稳定和强大的根本。《为政》第19章记载,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说,正直的人得到提拔,任人唯贤,百姓就服从,反之则民不服。在这里,正直的人就是贤能的人才。孔子的道德政治的观点决定了他的“人才论”也是侧重于道德上的要求的。他甚至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比人的才华更值得让人钦佩,所谓“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这当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重要的是,孔子毕竟还是重视人才的。当仲弓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回答得更直接。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里就不仅是一个选拔人才的问题了,而相当于一整套科学的现代行政管理学了。当仲弓接着问他怎么才知谁是贤才而提拔时,孔子又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这是选拔人才的方法论。孔子的语言是浅显的,但他的目光却是深邃的,他的见解是独到的。

国家的治乱兴废,人才是关键。一个领导者如不能唯才是举,不懂用人之道,要想治好国几乎是不可能。即使你什么事都“事必躬亲”,“现场办公”,有时也只能是事倍功半,越忙越乱;而如果能选贤与能,任人唯贤的话,则根本犯不着领导亲自动手。《宪问》第19章记载: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为不丧?’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鲍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具丧?’”卫灵公不是一个贤君,但他所用的都是一些贤人,国家自有这些贤人治理得井井有条,根本用不着卫灵公来“勤政”。这样的国家怎么会败之呢?卫灵公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善于任用贤才的人。

二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执政者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孔子在很多地方都提到它: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两句话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领导者只有先端正了自己,才能要求别人也端正。身为领导,就应该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作下级的表率。唯有如此,你才能称得上“领导”二字。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国家的风气都会变坏。在《为政》中,孔子还进一步教导季康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荐而教不能,则劝。统治者自身的形象建设是多么地重要!领导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使下级、群众”群起而效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更应谨记孔老夫子的教诲,加强自身的形象建设,抵制腐败,为广大人民群众树起光辉的榜样。

三是必须要有端正的工作态度,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孔子对领导干部道德品质上的要求。普通百姓倘要讲仁义礼智信,领导干部更要有崇高的思想品德。作为领导者,在生活上应该注重礼节,搞好和下级的关系,加强内部的团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不能搞家长作风,摆领导架子,所谓“宽则得众”,有宽容的肚量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领导者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结果就会众叛亲离;在工作方面必须要明确自己职责,端正自己的态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自己份内的事,少对领导或下级指手画脚;要做到要做到宠辱不惊,进退自如,这是一种境界。“令尹子文三仕为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孔子赞曰“忠矣”。和子文相比,当令的“官”们上台时欣然,下岗分流是忿然,这就是差距,一种工作态度上的差距。

同时,作为领导干部,还必须有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应该工作在前,享乐在后。孔子说: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先之劳之……无倦。”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工资、奖金的多少线别去管它;在职位上的时候,就应该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不知疲倦地工作,这才是领导者的风范,这才是人民的勤务员。可惜的是,当今社会听老夫子教诲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以上只是拾孔圣人之唾余,稍作其“治国方略”之归纳,不及覆盖者甚多。实际上,《论语》就是一盘散落的珍珠,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一条线把它给串起来。

 

 

四、孔子这个“政治家”

 

“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一生耿耿于怀的就是“名分”问题,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时间是最公正的,历史最终给孔子正了“名”,历代的统治者最终还是发现了孔子思想的价值,都欢欢喜喜地把他招进了庙堂,称为“圣人”,供奉了起来。然而,矫枉过正,又导致了“圣人”的身败名裂,“五四”以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此起披伏。时至今日,也难以再给他“正名分”。要不要正名?这个问题本身就已失去了意义。孔子思想的价值及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作为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统治,甚至还将继续影响下去的人物,孔子应该称得上“政治家”这个名号。至于他这个“政治家”发挥的作用如何?则又是另外的问题。

但我们讨论的关键却并不在此。我们或许不应该忙着给孔子“正名”。盖棺定论,这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孔圣人的旧书房,打扫一下,掸掸那些古董、字画上的灰尘,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整理整理,然后保存好;而那些破椅、烂桌子之类的家具则该扔的就扔,千万别犹豫。另外,在打扫房子的时候,别忘了把窗户打开,好让它透一透新鲜空气……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 详见文明国编《季羡林对话集:21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类似的话与季羡林并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也曾讲过。他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发言中曾经提到,“21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②] 典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光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③] 文中凡未作特别注明的引用皆出于《论语》,下同。

[④] 语出元代文人刘祁《归潜记》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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