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参赛论文
哲学系2024级 王俊凯
海德格尔技术批判视域下的道家生态智慧重估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马丁·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重估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论文首先剖析海德格尔“座架”概念，揭示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促逼式解蔽”如何将自然与人降格为“持存物”，导致存在之遗忘。继而，系统阐释道家“道法自然”与“无为”思想，指出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干预、倡导“辅万物之自然”的生态存在论内涵。通过比较“诗意栖居”与“天人合一”，本文揭示二者在批判技术理性、主张非主体性生存态度上的深刻共鸣，同时辨析其在时间性、神性维度上的根本差异。研究表明，道家生态智慧在海德格尔技术批判视域下焕发新的哲学意义，为应对现代性危机提供了跨文化的思想资源。本研究不仅推动海德格尔与东方哲学的对话深化，也为当代生态哲学建构提供批判性视角。
关键词： 海德格尔；道家；技术批判；座架；天人合一；生态智慧；存在论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evaluate the ecological wisdom in Daoist thought through Martin Heidegger’s critique of technology. It begins by analyzing Heidegger’s concept of “Enframing”, revealing how modern technology, as a “challenging-forth” mode of revealing, reduces both nature and humans to “standing-reserve” resulting in the oblivion of Being. Then, it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the Daoist ideas of “Dao models itself on nature” and “non-action” , highlighting their ecological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that oppose anthropocentric intervention and advocate “supporting all things in their natural state.” By comparing “poetic dwelling” with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 the paper reveals their profound resonance in criticizing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advocating a non-subjective attitude toward existence, while also examining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emporality and divinity.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Daoist ecological wisdom, viewed through Heidegger’s critique, gains renewe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and offers cross-cultural resources for addressing modern crise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deepens the dialogue between Heidegger and Eastern philosophy but also provid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Heidegger; Daoism; critique of technology; Gestell;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ecological wisdom; ontology
一 引言
（一）研究背景
我们时代最为深刻的生存体验，莫过于被一种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所塑造和殖民。效率至上、功能最优、可计算性与可操控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潜在尺度。这种逻辑不仅外化为生态危机——自然被视为可无限榨取的资源库与可任意改造的对象；更内化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人在“内卷”与“焦虑”中疲于奔命，沦为自身所创造的技术系统中的一个可被优化、可被替代的“人力资源”部件，与世界、与他人、甚至与自身的本真存在日益疏离。此般困境，远非偶然的社会弊病，在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看来，其根源在于一种名为“座架”的现代技术之本质，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解蔽”方式，促逼着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沦为等待被订造的“持存物”，从而遮蔽了其他更为本真的存在之真理。
面对这一全球性的现代性危机，哲学沉思肩负着追本溯源并探寻出路的责任。海德格尔后期关于技术之本质的批判性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极为深刻且犀利的诊断工具。然而，诊断本身并非终点，探寻“救渡”之可能方是思想的终极旨归。海德格尔所吁求的“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超越技术霸权的理想生存状态，其具体内涵仍需在与多元文化传统的对话中得以深化与充实。于此，发源于远古智慧的中国道家思想，展现出惊人的前瞻性与对话潜力。其核心观念“天人合一”与“无为”，长久以来或囿于神秘主义解读，或被简单归类为消极避世的生存策略。然而，若将其置于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宏大视域下进行重估，我们或可发现，其中蕴藏着一套反对任何形式“人类中心主义”促逼、倡导“辅万物之自然”的深邃生态存在论与生存智慧。
在学术层面，将海德格尔哲学与东方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进行对接比较，已成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张祥龙教授在其《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等著作中，极具启发性地揭示了两者在思想起点与趋向上的内在亲缘性；王庆节等学者亦从不同角度推进了这一对话。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海德格尔前期思想（如“存在”、“时间性”、“在世存在”）与道家核心概念的互释性研究，而从其后期明确以“技术之思”为核心的问题框架出发，系统性地与道家生态哲学进行深度互鉴与批判性对话的研究，尚存在可供深入开拓的学术空间。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超越简单的概念比附，以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座架”本质的深刻批判作为核心的问题框架与解释学镜鉴，对道家“天人合一”及“无为”思想进行一种创造性的重估与激活，旨在揭示其被遮蔽的现代哲学意义与批判向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两种智慧共同应对技术时代生存危机的可能路径。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系统梳理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内在逻辑，深刻阐明“座架”作为一种“促逼着的解蔽”如何构架了现代世界的根本秩序；第二，深入阐释道家“道法自然”、“无为”思想的深层生态哲学内涵，论证其作为一种反对“妄为”与“促逼”、倡导“守护”与“顺应”的生存论态度；第三，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将二者置于对话场域中，细致辨析“诗意栖居”与“天人合一”之间深刻的精神共鸣与不可化约的哲学差异（尤其在时间性、历史性维度），以期实现一种批判性的互释与生成；最终，综合以上探讨，试图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困境，构想一种以“守护”而非“促逼”为标志的、更具诗意的未来栖居之道。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理论层面，它试图突破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的局限，深化其后期的技术之思与东方智慧的对话，这不仅能为理解海德格尔提供一个新的东方视角，更能为阐释道家思想注入强大的现代性问题意识，使其在当代哲学话语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现实层面，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与人的异化问题，此项研究旨在从哲学根基上回应时代关切，通过汲取东西方两种伟大智慧的精髓，为我们反思技术的本质、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追寻一种本真的生存方式，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与深刻的哲学启示。
二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座架”与“持存物”的世界降临
（一）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
流俗的观点将技术视为一种中性的工具，一种人类为实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工具性的的人类学定义虽然正确，但并未触及技术的真正本质，因为它未能揭示技术何以能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而根植于存在的真理之中。
海德格尔在其著名演讲《技术的追问》中，开创性地提出：“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 “解蔽”一词源于希腊语“aletheia”，即“真理”，意指让事物从遮蔽状态中显现出来，成为其所是。每一种时代都有其主导性的解蔽方式。古代工匠的制作也是一种解蔽，他将银质材料带入圣杯的形态中显现，此一解蔽是“带出”的，其本身仍归属于“产出”的范畴，并汇集了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性。
然而，现代技术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蔽方式。它不再是“带出”，而是一种“促逼”、“摆置”。它挑战自然，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储存的能量。这种促逼式的解蔽，其特征在于一种严格的“算计”思维，它将世界预先设定为一个可被预测、可被操纵的因果网络。
（二）“座架”之为“存在之天命”
“座架”的本质绝非任何技术物本身，也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相反，它是一种支配着整个时代的“存在之天命”。人已然被卷入并归属于这种天命，它要求世界必须以“持存物”的方式显现。“持存物”不同于传统的“对象”。对象尚且是立于我们对面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客体。而持存物则完全存在于“可订造性”之中，其存在意义仅在于随时等候被调用、被利用、被消耗。它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尊严，完全融化于技术系统的循环之中。
海德格尔提供了几个精辟的例证：古老的莱茵河，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曾是神圣、神秘的自然伟力，是家园的象征；但在技术时代，它被水坝“摆置”着，其存在被归结为为涡轮机提供水力，为旅游业提供景观，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持存物”。茂密的森林，不再是无言的自然庇护所，而是被林业工业精确计算的“木材库存”，其生长周期、树种搭配均以最大化经济效益为目标。更令人惊悚的是，人自身也难以逃脱被“座架”的命运。农业不再是“养育”，而是“食品工业”，土地成为化学催逼的基地；而人则被称作“人力资源”，一种需要不断被“开发”、“优化”、“配置”的持存物，其价值在于其对系统功能的贡献率。 整个世界，包括人本身，都陷入一种巨大的“可订造性”之中。
（三）危险与救渡：技术时代的双重性
“座架”这种解蔽方式蕴含着极致的危险。其危险并不在于核战争的毁灭可能或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这些只是危险的最终表现形式），而在于它遮蔽了其他更为原初的解蔽方式（如艺术的、诗性的、沉思的解蔽），使人固执于一种唯一的、强制性的看世界的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人可能完全遗忘自身亦是一种被“存在之天命”所要求的存在者，反而陶醉于自己作为“地球主人”的幻象之中，认为一切都是可制造、可控制的。这最终导致的是“存在的遗忘”，人与存在之本源的彻底分离。
然而，海德格尔并非一个悲观的技术否定论者。他深刻地指出，“救渡”正生长于危险之根处。 因为“座架”本身毕竟也是一种“解蔽”，是真理发生的一种方式。意识到“座架”的危险性，本身就是朝向救渡的第一步。他所呼吁的，不是抛弃技术，而是对技术的本质进行持续的“沉思”，并培养一种“对于物的泰然任之”的态度。 这种态度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可以不可避免地使用技术器物，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内心的开放性，不让我们深层的存在本质被技术的效用性所吞噬，从而向另一种更富诗意的解蔽方式——“诗意地栖居”——保持敞开。
三 道家的回应：“天人合一”与“无为”作为一种生存智慧
（一）“道法自然”：宇宙的节律而非可宰制的对象
道家思想的基石在于“道”。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道是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和本源，它周行不殆，生化万物，却又“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十章》）。道的这种运作方式，被概括为“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处的“自然”绝非现代意义上与“人”相对立的“自然界”，而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是”、“自然而然”的状态。 它意指“道”以其自身为法则，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强制力量，万物也依其本性自行生发、运行和消亡。这是一种内在性的、自发的宇宙节律和秩序。
因此，在道家视域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关联的整体，而非由孤立客体组成的集合。万物在“道”的流通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庄子的“齐物论”思想更是将这种关联性推向极致，主张破除人类自我中心的偏见，承认“万物一齐”的价值，草茎与屋柱、丑人与西施，皆从“道”的角度观之，通而为一。 这种世界观与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意蕴整体”的“世界”有相通之处，但与将万物“摆置”为“持存物”的“座架”逻辑截然对立。后者试图将活生生的、有机的世界纳入一个可计算、可控制的冰冷框架，而这在道家看来，正是对“道”的根本性背离。
（二）“无为”之为“最高的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促逼
“无为”是道家思想中最易被误解的核心概念。通常它被肤浅地理解为“什么都不做”，但这完全背离了其哲学深意。道家的“无为”，绝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不强为”，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它是一种最高明的“为”的方式，即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道）而行动，如同水般“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八章》）。
海德格尔批判的“促逼”，正是道家所坚决反对的“妄为”与“强为”。这种“强为”以人类自身的意志和欲望为中心，强行将自身的规划与设计加诸于自然万物之上。“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第二十九章》）这里的“执”，即是一种固执的、强力的抓取和控制，与“座架”的“摆置”精神内核惊人地一致。老子认为，这种违背“自然”的强力干预，必然招致失败与失去。
庄子通过大量寓言生动地阐明了这一道理。“南海之帝儵”与“北海之帝忽”为报“中央之帝浑沌”之德，依循人类“有之以为利”的逻辑，日凿浑沌一窍，试图使其拥有视听食息的官能，结果“七日而浑沌死”。 儵与忽的“有为”，正是一种善意的“促逼”，他们以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改造浑沌，最终却毁灭了浑沌本身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这堪称对一切技术时代“优化”、“改造”自然之傲慢行为的最古老、最深刻的哲学控诉。另一则“鲁侯养鸟”的故事（《庄子·至乐》）同样如此，鲁侯以“《九韶》之乐”、“太牢之膳”这等人类最高的礼仪款待海鸟，结果“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鲁侯的失败在于“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他未能“辅”鸟之“自然”，而是以人之“自然”去促逼鸟，导致了悲剧。这些寓言无比清晰地表明，道家的“无为”是一种深刻的生态伦理：它要求我们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去倾听、尊重并顺应万物自身的存在方式与内在节律。
（三）“天人合一”：理想的栖居状态
在批判了“妄为”与“强为”之后，道家所推崇的最高生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这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主观体验，而是一种理想的、本真的存在状态，即人彻底融入“道”的运行流转之中，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荣，达成高度的和谐统一。
庄子描绘的“至德之世”便是这种状态的体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人与万物之间没有隔阂与对立，而是如同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正是这种消除了物我割裂、主客对立的浑然一体的境界。 在此境界中，人不再是世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而是“寥天一”中的一环，是世界的守护者和参与者。
这种“天人合一”的理想，与海德格尔所吁求的“诗意地栖居”在精神气质上高度契合。海德格尔所向往的，是人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神祇之前、与万物为邻”的四重整体中，以一种守护、接纳、感恩的姿态存在。 二者都强烈反对对世界的掠夺性、促逼性关系，都倡导一种让事物如其所是地显现、并与之和谐共处的生存方式。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诗意栖居”，都指向了一种超越了技术“座架”的、更为本真、更具诗意的生存可能。
四 对话与反思：在“家族相似”与“根本差异”之间
（一）深刻的共鸣：两种“非主体性”的智慧
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最深刻的共鸣在于，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对肇始于柏拉图、完成于笛卡尔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拆解，这一传统的核心便是“主体-客体”二分的世界图景。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在解构“主体”的优先性。他的“此在”是在世存在，其存在总是已经“在世界之中”，与器物、他人共同构成一个意蕴整体。[16] 他后期更是摒弃了主体哲学的语言，谈论“天地人神”的四重映射游戏，人只是游戏的参与者之一，而非中心。同样，道家思想中从未设立一个像西方“主体”那样的、与世界对峙的、作为意义和价值唯一赋予者的中心化自我。庄子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正是要破除这个固执的、自以为是的小“我”，从而让更深邃的、与道相通的“真我”得以呈现。
由此，二者共同主张一种“让…存在”的态度。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和“守护”，道家的“无为”与“辅万物之自然”，都要求我们放弃控制的意志，不是将自身的范畴强加于事物，而是让事物依其本性自由地显现。它们都呼吁一种对世界的“倾听”和“回应”——海德格尔强调“思”是对“存在”的回应，道家强调“心斋”、“坐忘”以“听之以气”从而感通万物——而非“命令”与“制造”。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非主体性”的智慧，为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不可化约的差异：时间性、历史性与神性维度
然而，正是在最深刻的共鸣之处，最根本的差异也得以显现。忽视这些差异，将导致对两种思想的双重误解。
首要的差异在于哲学根基，尤其是时间性与历史性观念。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彻头彻尾地建立在时间性之上的。他的“此在”的本质在于“去存在”，是一种不断朝向未来可能性、在时间中“绽出”的有限存在。“存在”本身也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才得以被领会。因此，“诗意地栖居”带有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性”和“命运性”，甚至带有一种面对虚无和死亡的悲剧性决断色彩。而道家的“道”则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二十五章》），它体现的是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超时间（或永恒时间）观。人的理想状态是融入这个永恒的“大道”运行之中，达到一种“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的宁静与和谐。道家的智慧更具超历史的平静与融通，而海德格尔的思考则浸染着来自西方基督教和希腊传统的、对有限性的深切焦虑。
其次的差异在于神性维度。海德格尔的“四重整体”中，“神性者”或“诸神”是不可或缺的一维。尽管他口中的“神”已非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种期待中的、能重新唤醒人类神性尺度的、遁去的踪迹，但他的思想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对“神圣”的等待与呼唤。相比之下，道家思想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道”是自然运行的本身，并无位格神的意味。庄子所说的“神人”、“至人”，是其生命境界达到极致的体现，而非外在的神圣存在。二者的这一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其思想的最终指向和气质。
此外，在语言与思维风格上，二者也大相径庭。海德格尔为了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固化，不惜生造词汇，扭曲语法，进行一种艰涩的“词源学-存在论”的思之耕耘。而道家则善于运用悖论、隐喻、寓言和诗性的语言，在一种看似否定和模糊的言说中，指引读者去体悟那不可道之“大道”。
（三）启示与局限：一种批判性的评估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框架，为道家思想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现代哲学表述和极其紧迫的问题语境。它使得“天人合一”和“无为”不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格言或神秘体验，而升华为一种具有激进批判力量的、应对全球性技术危机的生态存在论，其当代意义得以空前地凸显。
反过来，道家的智慧或许能补足海德格尔方案中过于哲学化、略显空泛的缺憾。它提供了一套更具体、更具实践性的生活哲学与伦理准则，如“俭朴”、“知足”、“谦卑”、“慈爱”等德性，告诉我们“泰然任之”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意味着何种具体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二者的共同局限。无论是“诗意栖居”还是“天人合一”，它们主要提供的是一种个体心性层面和精神态度上的转变方案。它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已然被技术“座架”全面系统化、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中，进行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变革，其论述则显得相对薄弱。它们的批判是深刻而有力的，但建构性的出路则更多指向一种内在的超越与等待。
五 结论
通过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与道家的生态智慧并置对话，我们得以穿越时空的隔阂，在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共振中，更深刻地洞察我们时代的症结，并探寻救渡的微光。本文的论证表明，海德格尔对“座架”的批判，如同一面犀利的哲学透镜，照见了道家“天人合一”与“无为”思想中所蕴含的、超越时代的深刻批判向度和生态伦理意蕴。它们共同揭示出，技术时代的危机本质上是存在论的危机，是人类遗忘自身守护者身份、转而扮演世界主宰者的危机。
“诗意地栖居”与“天人合一”，这两个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理想意象，在精神的最深处交汇。它们共同指向一种未来的生存方式：从对世界的“促逼”与“摆置”，转向“守护”与“接纳”；从自我膨胀的“主体”，转向“四重整体”或“大道”中谦卑的参与者；从疯狂的“制造”，转向审慎的“让存在”。这并非要求我们抛弃现代文明，重返原始，而是呼吁一种根本性的态度转变：在全球性的技术运作中，我们能否同时培养一种“泰然任之”的内在与度？在开发自然的同时，能否时刻秉持“辅万物之自然”的敬畏？这或许是人类能否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幸福地栖居下去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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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邹小婷, 扈中平. 海德格尔诗性哲学视域下当代教育人性化的困境及其出路[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8, 182(03):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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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军. 海德格尔技术之思及其当代启示[J]. 学习与实践, 2021, 451(09): 13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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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中原. 自然向人文的自行生成:一个探讨自然美的新维度[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7(04): 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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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Zimmerman, M.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r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00
[11] Vogel.S. Thinking Like a Mal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fter the End of Nature. MIT Press. 2015
评语：论文开篇即点明现代性困境，并精准地将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与道家“天人合一”“无为”思想并置，作为回应此困境的两大哲学资源。全文遵循“引言-理论阐释-比较分析-结论”的经典范式，逻辑递进关系明确：先剖析“座架”之危，再阐释道家之“慧”，继而进行深度对话以辨明异同，最后综合升华。但结论部分稍显仓促。在指出了二者共同的“内在超越”局限后，可以更进一步，简要探讨这种心性层面的转变如何可能为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变革提供前提或动力。参考文献方面，对于海德格尔研究，若能补充更多国际学界的一手研究或权威评注，目前仅列出的两部英文著作略显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