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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仁学的起源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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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仁学的起源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钱宗范
 
[摘 要]就仁学起源于东夷族,孔孟思想是对先秦时期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总结;儒学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认为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当前儒学文化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关键词]儒学;孔子;仁学;东夷族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仁学思想的真正起源
仁学思想起源于东夷族,孔孟思想是对先秦时期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总结。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论语》一书保存了一百多处讲“仁”的地方。孔子学说的忠实继承者孟子把“仁”发挥成“仁政”。“仁学”成为两千年传统思想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然而“仁”的思想是怎样起源的,在中国历史上是谁首先提出和推行的?学术界迄今没有很好的回答。几十年前,郭沫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说:“仁”不一定是孔子第一个提出的,但却是孔子第一个大力宣传提倡的。郭老的说法是对的。历史证明: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起了如此巨大影响的“仁”的思想和实践,起源于商周时期的东夷族。
商周时期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南方、东方、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古书上统称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这些少数民族也和中原的华夏族(汉族的前身)混居和彼此交错杂居。所以西方也有夷,中原也有戎、狄。蛮、夷、戎、狄中,夷文化最高。夷字从人从弓,无贬义,华夏族已把其作为平等的一员来看待;而蛮字从虫;戎字从兵;狄字从狗从火;均有贬义。东夷族聚居于今山东附近境内,在商周春秋时期有极高的文化。大舜就是出生于东夷族的华夏族先祖。孔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舜以仁、孝闻名天下。到了商周时代,由舜开创的仁、孝思想,成为东夷族的传统道德和统治思想。“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说文·段注》)“东夷天性柔顺。”(《汉书·地理志》)东夷族这种仁爱柔顺的民俗,是对大舜所创导的仁孝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西周初年,曾和周穆王发生过战争的位于今鲁、苏之间的夷族国王徐偃王,就以推行以和谐为特色的仁政而闻名于世。史载:“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于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横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后汉书·东夷传》)这是周初东方夷族国家行仁政而受到诸侯和人民的拥护的史实。徐偃王在得到了人民和诸侯的拥护后,“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要和周穆王争夺天下,穆王没有办法,于是让徐偃王主管东方诸侯。这是三千年前夷族国家倡行仁学,推行和谐政治,兴国强国的生动事例。但是,当时作为天下共主和天下大宗的周穆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主宰的天下大权被徐偃王夺去,于是周王假借楚国的军队来讨伐徐国。“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万数,而名其山为徐山。”(《后汉书·东夷传》)这反映了徐偃王对人民实行和谐的仁政,不愿对人民实行专制暴政,不愿征发人民去打仗死于战火,结果给楚国军队打败,但是人民拥护他,跟随他出走的人民数以万计。行和谐仁爱之政者得民心。2002年,笔者到浙江龙游县参加龙游石窟全国学术讨论会期间,了解到当地人民仍流传着当年人民追随着徐偃王隐居到此得到当地人民保护的传说,人民永远纪念着这一位三千年前推行和谐仁政的夷族君主。
到了春秋时期,鲁国附近的夷族小国仍保留了这样的先进文化,以保存和推行和谐仁爱的礼制而闻名。当时夷族小国郯国就保存了这样的先进文化。孔子自幼“好古敏以求之”、“学而不厌”,而且他没有歧视少数民族的思想,而是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向夷族文化学习,就是孔子青年时期的一件大事。孔子成名之后,听说郯国的国君到了鲁国,并向鲁国的大夫昭子大谈古代的礼俗文化典制的事后,便立即“见于郯子而学子”,虚心拜郯子为师,以后孔子告诉别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也就是说,周代失传了的文化,四夷还保留着,我向夷族学习后,相信这是事实。孔子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于他民族平等观念,在于他的博学谦逊好学。后来孔子想住到东夷族地区去:“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有人当时鄙夷东夷,认为东夷很“陋”,劝孔子不要去,孔子生气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君子们的文化,还有很多从夷族学习过来的呢!华夏族和夷族,文化有先进、后进的区别,住到夷族地区去,向他们学习,相互交流,文化方能更先进,有什么“陋”可言呢?而孟子言而必称尧舜,他说舜是“东夷之人也”,因“得志行乎中国”,即他们的文化在华夏大地上得到继承、弘扬和推行,他们也成为各民族公认的“圣人”。孟子的“仁政”学说当然也是从东夷文化中学来的。
由上所述,可见孔子、孟子宣传提倡的“仁”、“仁政”思想,就是学习、继承、吸收当时东夷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来,而东夷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以柔顺、仁爱、孝道为主要内容。这一文化传统始于大舜,行于徐偃王,保存于春秋时的郯国。这是中国仁学思想的真正起源。
二、儒学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儒学所宣传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其实都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总结,而其思想核心是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种以和谐为基础的儒学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呢?笔者认为表现为五个方面。
1、化解人际间、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凝聚力量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国和社会
儒学文化以和谐为主旨和核心,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中一个人与人相处的真理。试看当今世界著名人士是怎样评价儒学文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1982年8月27日以当时美国总统的身份,给旧金山祭孔大典的信中说:“孔子崇高的行谊和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着他的国人,也影响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原则。” [1]领导人民以孔孟思想作为治国之道,把一个弹丸小国建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美丽花园国家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说:“儒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东方人的言行思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和慈善家霍英东说:“孔子和儒家思想在港澳、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人圈内,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形成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凝聚力、推动力,感染着、熏陶着所有海外赤子,使他们团结互助,自强不息。” [1]毛泽东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P522)毛泽东、里根、李光耀、霍英东的观点,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和炎黄子孙、海外赤子的观点,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一致推崇孔子学说的珍贵性人伟大作用。这一珍贵性和伟大作用即表现在揭示了人类做人处世原则、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对指导当世社会仍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儒学的和谐伦理起了如此大的作用?因为从人类社会刚产生时起,就是一个群体组织,就会发生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种种关系。这种关系究竟建立在和谐、团结、凝聚、恭敬、谦让、克已、利他、互助、合作、爱国、爱乡、爱家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互相压迫、互相争夺、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战争侵略的基础上,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处世理念。前者符合人与人相处、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规律,能够化解矛盾,变消极为积极,增加团结,凝聚力量,共同建设美好的社会和家园;而后者造成侵略、动乱和破坏,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灾祸。从这一点上来说,孔、孟倡导的以和谐为核心的伦理,具有指导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走上和平文明繁荣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总结出的一个永恒性真理。在以行文用词科学严谨准确著称的毛泽东的文章中,把孔夫子和孙中山并列,称他们的学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没有用他经常用的“批判”两个字,是有道理的。
2、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为新兴的封建国家提供了能够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安邦治国的最好的思想工具
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寻找一种最适合的思想统治工具,经过了几百年的探索和实践。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虽然被称为显学,但孔子、孟子周游列国而其学说未受统治者采用,而鼓法治强兵重农的法家思想却在秦国、魏国等国得以采用。法家思想有利于巩固专制皇权和政治统一,但其发展起来的严酷法和急征暴敛,使法家治国重农而不富农,重法而使人民受压迫更重,重战而使社会受到破坏,结果秦末农民大起义使秦王朝有如天上飞过的一颗流星那样,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后,迅速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消失了。西汉初年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著名政论家陆贾说,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 (陆贾:《新语·无为》)汉高祖至文帝、景帝的六十多年间,推行了以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以黄老思想为治国方针,当时的丞相曹参、陈平等人想让国家听其自然、太平无事,想使人民在没有政府的外力干涉下恢复农业生产,加强国家实力。历史证明,黄老思相虽在一定特殊条件下对恢复发展生产有作用,但“无为而治”,只会使社会矛盾发展激化,不利于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在西汉初年,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发动了叛乱,大工商业主滞财役贫,盗铸货币,匈奴势力不断入侵中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既不能像秦代那样过得地压迫剥削人民,又不能放弃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和保障经济运行的职能,果断地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儒家思想中的和谐、宽仁、恭敬、克已、利他、忠孝、互助、爱人、爱国学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国家安定统一,发展经济文化;儒家反对苛政暴敛,但并不主张废除赋税,反对过度征战和酷刑,但并不否定暴力和刑罚,孔子就说过“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孟子提出对暴君要“征”“诛”。所以儒家学说切合了封建统治需要,有利于调整和加强封建统治,既巩固了封建国家的安定统治,又发展了社会的经济文化,使国家在群际关系和谐的局面下不断向前发展。汉代在武帝以后的强盛,伟大的汉民族的形成,证明了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初期治国安民中的积极作用。
3、在汉代以后每一王朝的初期,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恢复和巩固封建统一中,均起到进步作用
汉以后,凡是有所作为、英武卓识、对历史发展起了进步作用的帝王将相、杰出人物,都是尊孔重儒的。东汉三国之际的曹操,推行孔子“举贤才”思想,实行“唯才是举”,还推行屯田制以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发展了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推行儒家文化和统治方法,巩固了北魏的统一,隋文帝、唐太宗等明君推行儒家学说,尊孔重儒,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宋太祖等重文轻武,发展儒学文化,宋代经济文化得到新的发展;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汉法,振兴礼乐,元代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明太祖尊孔重儒,减轻赋税,选拔贤才,惩治贪污,对明初的安定和社会发展起了好作用;清康熙皇帝崇儒重道,多次南巡祭祀孔庙,组织学者学习儒学经典,兴办博学鸿儒科选拔贤才,推行孔子主张的富民政策,开拓了“康乾盛世”。由此可见孔孟思想和儒家文化在封建王朝由乱到治,由破坏到恢复发展中,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4、儒学文化宣传各族一家、相互学习的观念,宣传各民族之间不能用暴力征服,要以文德来感化交流,推进融合的观念,都对形成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起了特殊作用
中华民族的祖先,本来不少数民族的成员;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所以,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能用战争暴力,要用文化和道德,才能加强交流,互学共进,这也是儒学一贯的主张。所以孔子一再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为政》)只有行仁政德治,反对杀戮暴力,才能取得各民族的拥护。《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动人的史例:周初姜尚分封到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即沿用齐地(东夷族地区)原有习俗制度,并简化机构规章进行治理,使齐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齐国很快发展成为东方的强国。各民族必须平等相处,互学共进,团结联合在多民族的大家庭内,儒家这一理念,甚至也受到了满族出身的雍正皇帝的支持和赞同。封建社会后期,理学家们歪曲孔孟的民族观念,宣传封建正统观念,把“鞑虏”、“夷狄”等北方少数民族排除出中华以外,宣传“内中华、外夷狄”。“华夷有别”、“华夷之防”,把“夷狄”、“鞑虏”等看成中华民族以外的外国民族。出身满族的雍正帝引用孟子的话予以驳斥。雍正在他写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痛斥那些把满族建立清朝看成灭亡中华的汉族封建卫道士们说: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而都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圣人;今天满族居于黑龙江流域,汉族居于黄河、长江流域;都是中国人而有不同的籍贯而已,怎么能把满族看成中华以外的外族呢?可见,雍正的观点真正代表了孔子、孟子的观点,而封建社会后期坚持正统观念的理学家们篡改和歪曲了孔孟的观点。孔孟思想的伟大,正表现他们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的观点。由此可见,儒学的各族一家观念,儒学的各民族互学先进的道德文化、和谐相处、联合团结的观念,在历史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在今天对增强民族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下的伟大复兴,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孔子书院基金会编.孔子研究通讯[J].1994.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作者简介]
钱宗范,1937年10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著名史学家童书业教授。现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宗法与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广西历史学会顾问、桂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兼文化组组长、广西儒学会暨桂林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广西儒学会孔子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发表学术论文245篇,出版独著、合著著作教材26种,代表作有《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春秋战国史话》《先秦史十二讲》、《唐乾盛世三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等。是广西师范大学和桂林市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第一位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并获得广西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国家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广西师范大学育人标兵等荣誉称号;是著名青年学者肖先华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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