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当代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陶 谦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南郑州 450063）
摘 要：创始于春秋末期的儒家学派是古代中国百家中最大的学派，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其思想一直处于领军和统治地位。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及其学说几经沉浮，特别是在近现代，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然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复兴获得前所未有的良机。但反观中国当代高等院校，在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步履缓慢，有违自己的历史使命。迎头赶上甚至超过他国，在振兴和创新国学方面快步迈上世界步伐，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关键词：儒家；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地位和作用
儒家是我国春秋末年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丘创立的一个学派，也是在我国创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两千多年来，儒家及其文化一直是多元中华文化的主流，处于领军地位，其“仁﹑义 ﹑礼﹑ 智﹑信”的伦理思想是学说的核心，其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影响深远。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它不仅成为人们道德规范及行为举止的标准，并反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上。同时，由于其学说与哲学政治思想融为一体，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它已超越国界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并已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富有特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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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03
作者简介：陶谦（1943～），男，河南长垣人，副编审，河南华夏文明研究会会员，黄河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原文化研究。
然而，儒家学说在历史上几经沉浮，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特别是历史进入近现代后，儒家文化曾遭受毁灭性摧残，成为“众矢之的”，致使儒家及其学说全面衰颓。究其原因，多于政治因素有关。但近些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以及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国力的快速崛起为儒家及其文化的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没有儒家的复兴，就没有中国的崛起；没有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儒家的复兴”【1】。就是说，正是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话语权的提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及其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也导致“国学热”﹑“孔学热”遍及全球。这不仅使各国人民对五千年的中华悠久历史和华夏文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进一步加深和促进了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但遗憾的是，反观中国当代高等院校，在传承和创新自身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确不尽人意，思想观念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有违自己的使命。因为大学的最基本使命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终极目标是育人，而儒家文化在当今高等教育中，诸多理论都填补了教育的不足，其地位和作用绝不容忽视和质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指出的：“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抛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到后代”【2】。
鉴于此，本文拟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在当今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浅说，以期学界共研。
一﹑文化传承和创新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使命
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历史，高等教育则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更通俗地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是大学的基本使命。因为一个社会能否健康的发展，关键在于人的发展，而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并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除了个人﹑家庭﹑社会的努力外，大学则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有学者指出：“育人，化育学生成人，培养学生成才，是大学教育的题中之义”【3】。鉴于此，党和政府针对中国的国情，在教育纲要中明确的提出了教育就是要为国家和人民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具体地讲，它既为受教育者“认同历史﹑社会和时代，形成具有文明史内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有为历史﹑社会和时代认可受教育者形成具有时代内涵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创造条件”【4】。这里所指的核心是人的价值观的培养。
我国的大学非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我们的大学是社会主义的大学，“育人为本”是教育者的基本使命。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在向受教育者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之时，更把一个人的价值观培养放在其文化传承的首位，更注重的是把优秀的文化（包括本地文化和外国文化）传给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在接受文化之时，更知道如何分辨出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健全的人格，从而使其一生能在康健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人生不被扭曲。
“文化是教育之根，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即文化，教育的本质是人与文化之间的双向建构”【5】。可见，教育和文化如同孪生子一样，是分不开的；就是说，文化的传承是通过教育进行的，也是通过教育实现的。正如文化人类学家L•A·怀特所指出：文化的重大特征之一在于它是通过社会机制而不是通过生物学方法传递的，是以社会遗传方式进行的超生物﹑超肉体的传递 。通俗的理解怀特先生的话，就是一个人获得的文化知识不是天生的﹑父母遗传的，文化是学习得来的，只有认真﹑刻苦﹑勤奋学习的人方可登攀文化的顶峰，取得真知。当然怀特的一席话里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要想让受教育者得到真文化﹑真知识，要想成才﹑成为有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离不开学校的教育﹑老师的培养。因为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思想文化创新的源泉。特别是大学，是人们成才﹑接受真知﹑真本领，以及塑造完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因此，大学就要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去考虑，不断的探索和总结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子，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合格人才。
在此更需要指出的是 ，大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特别是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世界文化发展呈现两大趋势：文化的普世化与文化的本土化”【6】22，即来自异国他乡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优秀的和迂腐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左右着社会的发展，当然也影响着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是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会通与融合，并在吸收外来文化之时，坚守本土文化的优势，做到“古为中用”，恪守文化的民族特点，使其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如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还要有甄别的吸收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洋为中用”，共同筑起世界文明的长城。
关于文化创新问题，有学者认为“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7】。笔者对此表示苟同。因为文化传承指的就是文化的吸收和继承，这是文化传播的初期阶段；而文化创新则是指文化的更新演进，是文化传播的延续和发展。文化创新阶段是大学教育中尤为关键的时期。它要求在学习和传承所谓“旧知识”（指前人的成果）﹑“旧文化”（指传统文化）之时，要“温故而知新”，有新体会﹑新发现，要在学习和日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认识，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来。由此可见，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包含着文化创新的意义。因此，大学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源泉，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一定要按文化发展的规律行事，广开思路，放宽视野，在文化创新上下工夫，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相融合的包容兼蓄﹑不失特色的路，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迈上新台阶，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教育水平。
二、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
创始于春秋末期的儒家学派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最大学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及其文化曾几经沉浮，然其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
儒家之所以称儒，有其诸多因素。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周礼·天官冢宰·大宰》曰：“四曰儒，以道得民”。东汉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唐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近代有学者认为，“儒”是指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后由于社会动荡，他们失去社会地位，转而以“相礼”谋生。照此说法，春秋末期出现的“儒”当指以相礼为业的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就是该派创始人——孔子。
两千多年来，儒家及其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延续至今日，究其原因，是他塑造了一套完整﹑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传承和造就了我国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秩序，明确乃至详密地规范了社会伦理关系，即儒家伦理道德观（或称儒家思想），得了君心，合了民意，以及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需要。具体的讲，儒家的这一文化价值体系体现在天人合一﹑尊君重民﹑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等方面；其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人伦关系，以及“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十种伦理道德【8】。可见，伦理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其本质。正是儒家这一丰富的文化价值体系融入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种因素，并适应了社会发展之需要，因此，它不仅为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官宦所推崇﹑所倡导，而且也为当时乃至后世的众多普通百姓所接纳﹑所遵行。同时，也正是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合国情﹑顺民意，才使历代统治者把“治国之术”，以及平民百姓的“治家之本”﹑“修身养性之术”有机的结合起来，真正懂得了怎样践行对国家﹑社会﹑家庭的义务和责任，明辨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历史也告诉我们，从古到今之所以有一批批﹑一代代志士仁人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亦甘愿为国家﹑为民族﹑为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建功立业，其原动力就是儒家思想中对国家伦理的认同﹑对社会伦理的认同﹑对民族伦理的认同及对家庭伦理的认同。
孔子是儒家及其学说的创立者，又是模范的践行者。他一生为其思想的传播不辞劳苦﹑努力工作，终于赢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贫民百姓的认可，其学说也为人们广为流传和信仰。但是，由于孔子生在大变革的年代，即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之际，因此他的思想充满着新旧两方面的矛盾：既留意旧秩序的一面，也有向往新事物的一面。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孔子一贯认为，天是人世间的主宰者和人格神，如《论语·子罕》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慈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不能否认的是，孔子在相信和崇奉天命之时，又认为不应消极的服从天命的安排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强调“为仁由己”。具体到对鬼神而言，孔子一生采取了既不否定而又敬而远之的态度，由此可见其矛盾的心理。
二是对知识的态度。孔子在世时曾将世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矣；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然而，他虽设想有“生而知之者”但却又认为“圣人，吾不得而思之矣”；虽宣称“天生徳于予”却又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从许多资料显示，孔子在其一生的传教中，十分强调后天的学习，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由此可见，孔子一生虽“学而不厌”并鼓励其弟子学以致用，然他对“天命”仍有钟爱，这就是他思想矛盾之处。此外，孔子十分重视学子的学习态度，其“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哲理名言，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是关于“仁”与“礼”的评说。“礼”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典章制度之一，是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的重要法宝。由于孔子所生年代的缘故，孔子十分赞赏周礼的完善，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孔子把“礼”视为统治阶级维护其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举措。为此，当春秋末期诸侯权据各地，甚至出现“挟天子而令诸侯”﹑出现“礼崩乐坏”等违背传统伦理行为时，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和谴责，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无道，则庶人不议”（《季氏》）。不过孔子在强调周礼之时，却又认为统治者应对劳动者实行仁政，要“恭﹑宽﹑信﹑敏﹑惠”，要“因民所利而利之”，反对无节制的剥削人民，主张“道之以政，吝之以刑”，以求人民守法，社会安宁。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德政观及“仁”与“礼”的思想，一方面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去行的，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劳动人民的爱惜之情，这也是其矛盾心理又一表现。
四是倡导中庸之道。中庸又谓“中行”﹑“中道”，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时既不能过，也不能及。中庸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如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为此，他主张对于性格过于进取的人要加以遏制，对性格谦退的人要加以促进。但是，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常人所为，只存在“不可比得”的情况下，“思其次”，切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尽以似忠信，行之似廉法，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可见，孔子及儒家宣扬的中庸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简单的折中，而是包含某种对立统一意味的“大本”，是一种含有多种不同元素的统一。
由上几点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有其传统﹑陈旧的一些观念，但更多的却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内容，并且它兼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部分内涵。所以，对儒家及其创始人和继承者，学界和民众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也是必然的，但儒学在历史上的主流地位并不能因此被动摇，儒家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承担着某种凝聚精神和推动作用。难怪有学者认为，“入学中的入世精神有利于形成现代化事业的动员力”，“儒学中的主体意识有利于形成现代化事业的意志力”，“儒学中的家国思想有利于形成现代化事业的凝聚力”，“儒学中的道德观念和自律观念有利于形成现代化事业的免疫力”【6】17-19。笔者认为，虽然上述的诠释并不能完全地表达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现代价值，但其时代意义已经一目了然。因此，当我们在继承儒家文化之时，应当按照毛主席生前“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9】534的教诲，对儒家文化精粹加以创新和改造，赋予时代内涵，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思维的现代转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服务。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与思考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应当肯定地说，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的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进入当今的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过程中应是理中之事，本无置疑。然而，中国当今的教育事实并非如此。一是当今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没有把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科学入到教学体系中，尚有相当一部分学校至今把儒家文化拒之门外，认为它是“陈腐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被历史批判的”，不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将之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对教书育人无关紧要。二是尽管我们已经迈入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但重泽轻土的意识根深蒂固，认为外来文化先进，而老祖宗传下来的本土文化陈腐。因此，从内心里看不起本民族文化，更谈不上源于两千年前的儒学。三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受所谓正统政治思想的影响，在教育理念上市“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加之一些行政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相当一部分教育者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持守旧态度，照本念经，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违背了“原则”﹑“教义”，而丧失仅有的一点学术自由。四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行政领导和院校的负责同志缺乏创新意识，偏重于传统的教与学，落后于时代步伐，因此就不可能在大学校园里为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创造出良好的氛围。
笔者这样说。绝非是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大学在传承和创新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更没有意思否定建国以来，中国教育取得的辉煌成果。因为中国的知名学府北京大学（前身为燕京大学）早在20世纪初就有知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倡导，首创“国学门”。1924年10月，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六位教育界大腕：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福运﹑周诒春﹑丁文江联合建议在筹建清华学校大学部时，先仿照燕大设立“国学门”，待条件成熟时，筹建国学院。同时，他们还将国学院的目标定为“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建议在吸收欧美﹑日本等过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之时，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由此可知，中国近现代教育界的先驱们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近些年来，伴随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话语权的提高﹑文化交流的增加，我国的许多大学也陆续开设了“国学课”，还有些知名大学，如清华北大等恢复和重建了国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于2001年创办了国学本科实验班，国内的一些科研机构﹑民间团体也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从而形成了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多形式国学研究热。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国内对国学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其热度尚有一定差距，有关部门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认识还不足，这从一些数字中就可看出。据相关资料显示，受韩国2004年11月24日建立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之影响，截止到2010年10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全球已先后建立孔子学院322所﹑孔子学堂369个，地域遍及欧﹑亚﹑美（北美和南美）﹑非及大洋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世界上经济﹑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美国就设立81个孔子学院，300余个孔子学堂，遍及美国48个州，而且许多孔子学堂设立在美国的知名院校中，如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等，由于许多孔子学院建立在大学校园中，并与学校联姻，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另外，从国外反馈的信息可以看出，孔子学院（孔子学堂）的建立，让各国人民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现实，也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现实。
当世界各国掀起“中国风暴”和“孔学热”时，作为国人特别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主要承担者——当今的中国大学生应该如何做，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工作者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将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今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特别是儒家的教育思想融入大学的教育中，并尽快设立国学学科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应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德治国﹑独立自主﹑尊老爱幼﹑崇尚和谐等伦理道德，不仅在古代，而且同样适用于当代；同时，它对中国国民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有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适用于过去时代的，不可能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如张岱年先生说：“儒家是适应过去时代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提供从根本上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案”【10】27。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起作用”，主张“国学热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要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考量混为一谈”【11】。这些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古老的东西，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可谓根深蒂固，但如果通过创新，将传统思想现代化，变成现代化元素之一，即“古为今用”，是完全可以符合和适应中国当代国情，指导我们当今工作的。所以，当今大学在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之时，务必要正确地处理好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的现代文化和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学的研究，使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才是正确的选择。
二是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本土文化在本文中特指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外来文化特指由西方引入的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应当科学利用，使它成为我们现代文化的坚实根基”【9】28。换句话说，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认同感，提高文化自信，但不妄自尊大；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因为国学与西学各有专长，尽管地域有别﹑历史不同﹑文化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开放﹑包容的大环境中，可以融通﹑互惠，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转化。所以，只有正确处理好两者之关系，才能更好的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有所新的创新，并融合到世界多元文化之中。
三是要正确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重视文化内容的创造，激发全民族的创造积极性，实现全民族文化内容的创造活力持续迸发，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具体到当今大学而言，由于其自身任务所致，传承与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的高校应充分发挥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引领作用，在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之时，结合国情﹑民情﹑校情，有针对性做好学校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工作。就是说，既要弘扬国粹，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丰富的养分，使优秀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保持；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传统文化的糟粕给以剔除，创建符合时代精神，又有民族特色（或称本土特色）的新文化体系。武汉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为全国的高校做出了榜样。2001年“武大”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后，又于2005﹑2007两年增设国学硕士与博士点；2010年成立国学院，致力于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之后又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充分利用和发挥文﹑史﹑哲﹑外语﹑图书馆等学科的传统优势，与相关单位开展学术交流，并在中国传统晋学﹑楚文化﹑明清文化﹑明清社会经济等诸多研究领域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在学校的积极引导和学校浓厚的国学氛围的熏陶下，学生社团先后组建了国学启蒙教育学会﹑珞源国学社﹑国学传薪读书会﹑春英书社等国学社团，经常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举办国学专题专座，开展一些群众性的国学研修活动，以及以国学为研讨内容的读书交流会【9】28，从而不仅活跃了学校学术氛围，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内容，拓宽了学生的知识层面，而且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大学校园里生根﹑开花，亦结出丰硕的成果。当然这只是笔者有意介绍传统文化在高校传承和创新的一个例子。目前，国内许多学校也在传播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有各的特点，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之时，一定要结合时情﹑校情﹑学情，勿要盲目跟风；同时，学校要正确引导大学生处理好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处理好传统文化学习中的学习和实践关系，及时总结传承和创新中的经验，以便探索更多﹑更好地传播途径。
四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关系。当今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各种文化以不同的形态﹑方式参入大学之中，从而使高校青少年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但是，在我们高兴之余，也常常看到一些极不正常﹑极不雅观的丑恶现象，如懒散﹑贪图享乐﹑奇装怪服﹑不健康的文体活动等，既极不文明，甚至有失国体。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如西方文化的渗透﹑思想政治工作的单一﹑刻板，以及当今社会一些陈腐现象的影响。面对这种现状，高校及其教育者该如何做呢？笔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固然重要，但死板一块的说教，绝不可能达到期望之目的。社会是复杂的，但当今的青年犹如白纸一片，活跃的青春会描绘出各种图案。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坚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之时，不妨也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纳入到教学和校园文化生活中去，让青年大学生更好地了解历史﹑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我们稍注意的话，就会发现，近几年，在国内的许多城市，许多建筑物或宣传广告上，出现了“孝经”﹑“弟子规”﹑“三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章；一些地方还成立了以国学为主体的研究社团和书院，还有些人士在兴办学校时，打上了“国学”的印记，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优秀的东西在我们的大学里却很少见到。难道说大学的学生就懂得孝吗？大学的学习对“三字经”﹑“弟子规”的内涵和时代意义又十分了解吗？据笔者所知，均不是。所以，在大学校园中出现前面所说的一些问题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远远大于中小学校，可能这样说有些人不太理解，甚至会有异议。然而，冷静的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中小学为启蒙阶段，一个人真正融入社会是在大学，因为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和形成就是在这一时期，受教育者学得好，就是社会有用之才，学得不好，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高校一定要高度重视自己对社会﹑对青年的责任，要重视高校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为青年一代创造更多的学知识﹑学文化的机会，使他们在多彩的校园里，锻炼成为“博通古今﹑学兼中西﹑德术兼备﹑文武双全”的新世纪人才【10】29。
四﹑结语
毛泽东同志生前在说到学习的态度时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的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9】801。他又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绝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9】860。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传统教育，运用现代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11】。毛泽东和胡锦涛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作为国人绝不可轻视其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当今的大学承担着教书育人的特殊使命，务必要在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排头兵﹑领头羊，这样才能不负众望，才能把中国的教育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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