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财经大学传媒与设计艺术学院 广告20-1班 陶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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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任秀芹
（义坛，一，565）
繁体的“義”，上为羊，下为我。《说文解字》对此的解释是：从我羊。现代汉语对此的解释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但实际上这个解释充满了模糊。实际上，正因为义的边界不明晰所以才有丰富的实践价值。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山涛之间曾经决裂，但是嵇康被刑决之前仍然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山涛也对他的儿子视若己出。
令人惊讶的行为恰好诠释了义的真谛。朋友之间可以因为某些观点不合而分道扬镳，但是其间其实还有一份对彼此的欣赏与珍重，这便是仗义而行的原因。意气相投之处，便是人间最动人心魄的景色。
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义的内涵不是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后而作为，而是按照自己的本心与普世价值而行动。当今社会所要追求的“义”绝不是随意的江湖义气，而是我们在看到他人遭遇不幸时候仍然能坚守正道、仗义而行。
（义坛，四，390）
孔子将义当做衡量人事的尺度，重在提醒后人坚守大义的重要性。“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是我们生存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其实并没有改变，其中之一便是对义的反思。如果大家都在行不义的事，你是否会不加分辨的加入其中呢？假如所有人都对近在咫尺的正义熟视无睹，你也会变得一样麻木吗？校园欺凌一直是社会教育的一个痛点原因何在？首当其中的是我们对学生在正义方面的教育不够深彻。对受害学生的二次伤害正是来自旁观者的冷眼旁观与讽刺嘲笑。这种正义感的缺失不仅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更容易使所有学生的正义观产生扭曲。加强对义的教育，让每个学生看到不义之事时都能大胆指出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霸凌事件。在此墨家的正义观可以与儒家互为证明：有人曾问墨子：天下的不义之事那么多，你去解决了别人也不一定能认可你，何苦还去做呢？墨子反问：现在你有两个家臣，一个你在与不在都会认真做事，另一个你不在他便偷懒懈怠，你会要哪一个呢？那人答道：当然是第一个呀。墨子举例正是要说明行义举不是为了让人看到，而是追求其真实的效用，让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义坛，三，198）
相较于仁，义更具有人情味、更符合人的本能。你对我有恩遇，我对你有报答。这种重视感激他人的援助与知遇之恩的心态一直镶嵌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中，活跃在史书典籍的传承之中。中华民族不仅在现实中对义理躬身力行，更将其中的典范载入丹青，供世人汲取精神力量。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对豫让与赵襄子的恩仇故事进行记述，其目的就是要赞扬两人身上的大义风骨。从《史记》中我们看到的豫让并不是一位武功超绝的侠客，更像是一位平平无奇、头脑简单的武士。然而义的精髓恰好被这位无名之辈给诠释了出来，“士为知己者死”的烈烈侠义风尚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司马迁暗中还赞扬了赵襄子的深明大义与豪迈坦诚，对杀自己的刺客能够大度释怀并成全他对旧主的一片忠义。这种近乎依靠直觉判断决定行动的方式在今人看来似乎并不可取，但是它却构成了我们民族原生力量中不可磨灭的底色。随着理性意识的不断加强，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很容易陷入单纯的利害考量，更需要单纯的价值判断辅佐，衡量自身行为的正义性。
（礼坛，二，632）
“礼之用，和为贵。”一部《论语》中其实有大半篇幅其实都是在对礼与仁的论述，都是结合具体的情景而进行阐发。礼起初是作为一种积极的调和主义而存在的，是在夏商周三代社会总体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对生存资源分配方式的积极探索。有人认为春秋战国奴隶制的崩溃恰好证明了礼制的失败。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人的本性中有持续不断产生的欲望对柔弱的礼制进行了冲击，所以才会有法制作为一种强制约束力而兴起。今天的中国在坚持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仍然重视以德治国作为重要补充，就是国人深刻意识到人性中原生欲望无法依靠法制完全解决，仍然需要积极的传统美德发挥其作用。回归本源探究礼，我们会对当下的生活有更多的反思。美好生活不是纵容自身的物质欲望肆意流淌，而是克制自己，使自身达到精简和适当忍耐的状态。过分强调礼的约束性，人的天性难以得到舒展；过分强调礼的包容性，人的欲望便容易滋长。所以把“和”作为礼的主旨便是要积极调和两者之间的平衡使人的生活达到恰到好处的状态。
5（礼坛，一，138）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周礼的强烈向往是一个精神世界面对惨淡的现实世界发出的呼号。丰富多彩的礼仪文化浸润着人，塑造着人，使高贵的气质流淌在人身上。在当代中国，复兴繁文缛节自然不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但是我们能否借鉴传统礼俗中的一两朵花苞来为今天的生活进行点缀呢？曾经的我不大了解每年过年时祭天祭社的传统仪式意义何在，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这是一种对自然给予人类物质馈赠的感恩，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交汇点。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道：真正的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对他人情绪的照顾和体谅。可以说这种真正的礼不仅被我们运用到了对待他人之中，也被我们运用到了对待自然万物之中。一点对箪食瓢饮的感激之情便是“礼”生发的根源。礼不仅成为了人与人交往的重要媒介，也成为了人与自然万物交往的媒介。
（礼坛，三，883）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是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诲，两句看似平常的话实际上包含着孔子对儿子最深切的关爱。
交谈言语、立身处世的哲理都被概括在这句话中。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每时每刻无不包容在庞大的社会网络之中。在古代，作为表达内容的来源《诗》与表达技巧的来源《礼》共同构造了社交语言的基本形态。有效的交流是人的基本生存技能，而礼便是辅助表达的重要工具。然而有人认为互联网的交流形式使礼仪在沟通效率提高的同时被弱化了。我们的社交表达形式愈发多样，但是我们却经常忘记该如何温文尔雅的发声、该如何避免自己的情绪肆意宣泄、如何在未知对方情感时尽可能的照顾好他人的情绪。春秋时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诸侯会盟的时候，每位发言的诸侯开头一定要说一两句《诗经》中的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一种对礼的推崇！一是为了调整气氛，按下所有人心中沸腾的争霸之心；二是为了彰显正道与气节。国力有强弱，可是邦国的仪节却都是一致的。对礼的尊崇让礼崩乐坏的时代闪烁出夺目的曦光。回到表达方式愈发短平快的当下，我们是时候让礼之美回归，让苍白无力的表达中多一份亲切的感情与体贴。
（礼坛，一，664）
中国的尚礼之风有悠久的历史。社交、节庆、乔迁、婚典、升迁等重大事件没有一项可以逃脱礼在其中所承担的维系感情的作用。送礼确实是我们表达对人的恭贺与敬意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也为礼的精神所承认。所以《礼记·曲礼上》才会有“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其中“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更是把礼上升到安身立命的高度上，这也自然促使中国由上层到民间普遍推崇“礼多人不怪”的厚礼思想。
但这段话的第一句却很少有人提起，那就是“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上古时期民心淳朴，人们看中的是美德，其次才看给予与回报。结果不少人把礼的精神抛之脑后，把礼逐渐当成了利益交换的手段。这种与礼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逐渐在我们的生活蔓延，最终演变成了有意识的集体服从和群体性的无奈。该不该送、送什么、送多少、何时送我们把礼分层归类，却经常忘记自己的本心深处那份待人的真诚，这也间接助长了社会的“礼厚情意重”的不良风习。
深思细想之时，孔子那遥远的哀叹还在耳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学习礼的精神我们更应当树立正确的礼义观念提振社会正气，用中华义理的精髓构建当代新风。
（义坛，十三，131）
千秋万世名，大义继绝世。中华文化在义理之中寄托了夹在天地中的人该如何生存、如何审视自己的生命的思考。或华发终老，或怀妊逢灾。生命的戏剧性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也由此引发出了我们对生命的不同定义。荣耀、信仰、精神这些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生命观，而构成的中国人的生命观的内核便是忠义。
从曹植的“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到林觉明的“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再到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找到了对生命意义的最佳解读：将忠肝义胆付与家国、民族、人民。这股发轫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凛然忠义气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基因。
如果多次反省觉得义理正道站在自己这一边，那么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应当一往无前。这股勇往直前的气劲一直鼓舞着中华民族的义理实践者在面对千难万险时敢于奉献，成就自己的生命价值。
（礼坛，四，526）
人自生命伊始便受到社会规范的培养与引导，人们在向生命进行告别时也运用礼仪表达我们内心最诚挚的哀思。我们用规范的仪式化表达让我们的心念转化为言行举止，也让人在其中得到深层次的净化。
所以荀子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正是强调礼对于生命的厚重价值。但是墨家对礼基本持反对态度,因为儒家所提倡的丧礼之道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根基和人口繁衍，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墨子说“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所以我们今天讲礼的规范更应当从心出发，把仪式看做重要部分，但绝不拘束于细节。倘若没有一颗真正的仁心，一切礼仪规范都将沦为表面功夫。今天的国学教育有不少都把机械地恢复礼仪规范当做重要课程，但实际上礼仪规范必须要从自身的仁爱与恭敬之心的培养开始才能达到规范人的作用。
（义坛，十四，115）
中国的哲学概念不能粗暴地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去划分与理解。我们经常在哲学课上讲到孟子的“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固有之”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这从狭义上进行解读当然可行，但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孟子的原义是想告诉世人人人都有追求义理和正道的物质条件，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与本心。
回归义的正解，义其实是人们的羞耻心萌芽生根的产物。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中国人在国家与社会的构建过程之中明白了光荣与耻辱的界限，并将其内化为本心所向。孟子同时进一步指出：人生所走的路其实只有一条——义。我们时常会迷惑为何我们进场处在混沌不安的状态，即使用再多的钱财与享乐也无法克服，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回那颗丢失的本心和原来要走的道路。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认为：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正是要强调回归本心向内探求，才能找到义的真谛。
（礼坛，四，526）
中华民族的圣王制礼作乐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思考如何统御人心。人心似海，一念为善，一念为恶。用利害之说可以说服人，但是要想聚合人心关键还是要靠恭敬宽厚，这也是礼的内核。所以儒家从教育开始就极为注重礼的教学。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人把礼放在了首位，其根本原因是认为礼代表了参通天地自然万物的最高技艺，人只有掌握了礼才能真正立身于人世。约我以礼，代表了孔门教学的独特之处。相较于墨家强制性的集体规范与奖惩制度，儒家的教育更多是从润物细无声之处进行教化，从而使弟子明进退、知得失。梁漱溟曾说：在孔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志。借鉴中华经典中在礼仪规范的教育经验，我们更应当及时在日常的礼仪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礼仪观念和对他人的恭敬之心。
（礼坛，二，633）
礼的原则可大致概括为三条：遵从仁心、上恭下敬、严守仪式。遵从仁心——我心本清净，何染泥与尘。人的本性就有不学而知的仁善，只是经常为外界所惑，所以孟子才要呼吁人们“求其放心”。上下恭敬，社会关系天然的形成了高下等级之差，而要维系社会平衡一定程度上就要有上下恭敬。孔子批判不知礼的行为，正是因为看到了不尊礼法后社会兴起的混乱。以及缺乏了礼的约束，即使一时靠僭越得以兴盛也难保长久。严守仪式，儒家对礼仪程式保持的严谨态度其核心目的是想让人克服内心的浮躁，实现克己复礼。儒家重视礼的原则是因为礼仪文化在代际中有很强的传承性和影响力。儒家思想能成为中国人内心最认可的正统观念，正是由于其所提倡的礼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坛，十一，109）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儒家不反对人们追求利益但是要求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以大义为先，不能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当道德和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严格遵守道德准则，化不当之利为社会公利。儒家的弟子子贡就是坚守以义制利的典范，也被后世尊为儒商鼻祖。这种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的观念不仅深入了中国民间，也传播到了东亚国家。唐宋以至明清，中国的商业文化不断涌现出的义商形象，就是以义制利、义以生利思想对社会的正面影响。现代日韩不少企业家从中大受启发，并从中获得了自身企业应当秉持的基本理念并融入到了自身的企业文化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义制利观念的弘扬不仅有助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有助于人民群众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义坛，六，227）
明末清初儒学家王夫之指出：“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其思想一定程度上对被宋明理学扭曲的义利观进行了有效地补正。先秦史书《国语》就曾明确指出：
义以生利，利以丰民。由此可见，社会推崇正义的根本落脚点还是在维护公众的利益。但是随着儒学被异化为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的工具，儒家的义利观逐渐从欲利好义，转变成了压制正常利益需求的所谓公利观念。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儒家对正当的物质利益给予充分肯定，再此确立了循天下之公的正确义利观。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利合一，反对错误的道德禁欲主义。回归儒学本源，我们更应当充分肯定人性中合理与欲望，才能在使正义避免成为空洞的说教。
15（中华义理总坛，三，449）
陈杰思先生曾指出中华经典教育的六大核心意义。但同时中华经典教育还肩负着文德教化，即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提高的使命。
《论语》中曾有一出孔子与子路、冉求、公西华的经典对话被后世称为“沂水春风”，“浴乎沂，风乎舞雩”的一幕令无数后学心驰神往，然而许多人其实忽略了它所表达的儒家核心观点：儒家的一切思想观点最终指向不是依靠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实现天下大同和完美的社会治理效果，而是推行礼乐文教让天下万民都能受到其感召，从而发自内心的对社会美德与公序良俗进行遵从。
在此基础上，礼义廉耻、文行忠信等中华传统义理的培育不能单独依靠机械灌输与背诵。而是要让学生尽可能回到社会与自然的大课堂，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学习。在社会志愿公益活动中多做助人为乐的善行，在自然生活课中学习观摩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基本祭祀仪式、在吃穿细节中感悟古人的生活哲学与生活美感。只有这样当代学生才能对中华经典教育带给人内心的充盈与安定产生直接感触，由此才能领会其中的真谛。
评价：作者对中华义理的核心要素掌握颇深，引经据典的使用恰到好处，既能正确理解原典的出处，也能将其融入对现代社会的所思所想中，使得经典文化在当代的展现熠熠生辉。
建议：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