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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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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
                    
陈杰思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载负崇高的精神与智慧,向人们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标准。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精华。
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使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传统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的渠道被阻断。没有经典教育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就难于培养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在我们教育中,中文学科作为语言工具,但是,“文以载道”,如果没有经典教育,我们如何能体认“道”?有历史学科提供事实与材料,但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历史事实背后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抛开经典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成了没有精神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何处找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去寻找。
现代学校教育主要是物的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是知识的教育而非德行的教育,是技能的教育而不是智慧的教育,是“器”、“技”、“艺”的教育而非“道”的教育,是“谋食”的教育而非“谋道”的教育。因此,必须在现代学校教育进行的同时,展开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传道,培养素质,培养德行,发展智慧。经典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朱子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礼禄而已也”。(2)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宣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教育的宗旨即:遵从圣贤教导,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健康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继承传统美德,振奋民族精神。如果将经典文本当作纯粹的知识文本,完全以学习现代各科课程的方式学习经典,则经典教育的目的难于达到。经典教育必须有自己独有的规律与原则。以下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是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的具体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希望对全国各地的经典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诚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真诚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弘扬中华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没有达到共识。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典义理转变为信念。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目标与方式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其目标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道德,在读经之时并不排斥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读经时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一面高喊要弘扬中华文化,一面又反对读经,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行为! 
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3)对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道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第三,人们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置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岂不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指示。因此,不能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圣神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二、理解
对于文化经典,必须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4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经文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义理先存在,而后有经文。“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5)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乾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7)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须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在解读经典时要避免这种现象: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8)后人对宋代解经时出现的各种偏差,进行了批评。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9)钱大昕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0)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是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三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难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三、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中华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注重文化之精神,而文化之精神,则必须通过体悟而获得。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体悟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经典的体悟,一种是生活与工作中体悟经典。体悟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 “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 (11)在体证经典文本时,要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诵读经典时,保持心灵的虚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经文之中,在经文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2)
经典学习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圣贤经典为主,诗文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圣贤经典与诗文经典相比较,圣贤经典是本,诗文经典是末。必须以圣贤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诗文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圣贤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诗文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
 
四、集粹:
集粹就是将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按一定的主题、按一定的逻辑结构集中起来,有纲有目,有线索和要点,这样才方便学习、理解、体悟与运用。按此原则,本人出版《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二书,集中展示中华文化精华。我们将中华义理分解成许多思想主题,每个主题形成一个单元,每个主题之下,汇聚中华民族历史上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和经典语句,每一段时间的诵读活动,必须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来展开。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认识。管仲有“四维”之说,包括礼、义、廉、耻。董仲舒有“五常”之说,包括仁、义、礼、智、信,宋代有“八德”之说,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提出“新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是中华十大义理,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正确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标准应当是: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是否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与精神健康,是否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若是将精华作为糟粕,或将糟粕误以为精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如果只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去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只能给民众造成传统文化一团漆黑的印象。驱除黑暗的方法是,点燃一盏灯。同理,驱除糟粕的正确方式是,弘扬传统文化之精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经典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经典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文化经典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于培养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有人常常把文化经典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文化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经典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文化经典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病”与“药”的关系来说明,“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药”也就是文化经典的优良成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化经典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楚“病”与“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攻击传统社会的“病”的同时,错误地将文化经典作为致病之源,而不是作为治“病”之“药”。文化经典被抛弃了,“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
五、诵记:
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读经必须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背记,而一般的书籍则只需记住要点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儿童13岁以前记忆力强,并处于“语言模仿期”,要利用这种优势来设计学习。背诵经典是最适合儿童。同时,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意识库藏处于空白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对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就会发挥过滤的作用,在其后社会生活中或阅读中,大量的不良信息就被拒斥,或者即使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成见和无明之后,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之时,就会受到各种成见和无明的阻碍,甚至被排挤出来,如果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会被各种成见和无明所压制,或者与各种成见与无明杂处,不能在意识库藏中形成一种力量。我们要用经典文化去同垃圾文化竞争,如果我们动作迟缓,不在儿童识字之初进行经典教育,当各种广告语、影视剧台词、流行歌曲及各种文化垃圾充塞孩子们的大脑以后,我们就很难将经典文化就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中,或者进入心灵中去也会受到垃圾文化的抵制、压制、歪曲。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背记与理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文化经典,如果要达到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背记。通过背诵,不仅仅使某一经典语句进入到学习者的意识库藏中,而且整个语境(该经典语句的上下文)也迁移至意识库藏中。同时,通过对经典的广泛背诵,也有其它与这一经典语句相关联的许多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中。当我们对该经典语句进行理解和体证之时,意识库藏中该经典语句的具体语境就在意识中全盘呈现,与此经典语句相关联的大量经典语句就会浮现于大脑中,该经典语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证,避免对经典语句有片面的、孤立的认识。经典语句是进行人生思考的基本材料,必须通过背记,将经典语句放进自己的大脑中,大脑才能运用这些材料展开思考,如果我们是把经典语句放在书本上,或者放在电脑中,经典语句是在我的心灵之外,我又如何能运用经典语句进行思考呢?当背记了一定量的经典后,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学习、理解、记忆大量的优秀著作。
背诵经典之时,因为经典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是必须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的。因此,我们对儿童只要求理解经典语句的字面意义,并在此前提下进行背记。经典仅仅是阅读和理解是不够的,阅读经典,只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很浅的印象,在阅读后的不久,这些经典语句就会从记忆中消失。经典背诵,是将一句句经典语句所载负的意义、精神及意象,纳入背诵者的意识库藏之中,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转化为无意识,转化为动机,转化为人格,转化为信仰。当人处于一个特定的境遇之中时,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在自己的意识中显现,即出现“反刍”现象。相关的经典语句在此情形之下就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当诵读某一句经典语句之时,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同时让学生背记这句经典语句的某字相当于现代汉语某个字,从而略知古文中的某句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某句话,这样诵读者才会知道某句经典语句的大致含义。认识每一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为提高中文水平奠定基础。现代汉语的教学以词为单位进行,对每个词都要进行一番解释,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非常大,人们如果对构成词汇的每个字的含义弄不清楚,对于出现的新词汇,就难于理解。如果通过读经,认识常用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和识记大量的新词汇。
诵读经典之时,心、口、眼、耳同时并用,集中于经典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同时,经典诵读可以调整人的心态,克服躁动不安的习性,达到“静”态。“静”的状态是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从生理的角度看,大脑的左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分工。左半球是理性之脑,主管着言谈、书写、阅读、计算、推理、排列、分析等行为。右半球是感性之脑,主管着直觉、时空感、想象力、创意、节奏、舞蹈、美术、记忆、情感等行为。在对经典诵读之时,人的左右脑同时运动,左右脑同时得到锻炼,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有人说,背诵经典太苦,与素质教育中提倡的快乐学习相背。其实,教育不可能完全实现快乐学习,必要的苦是要吃的。在背诵经典中,可以做到苦与乐相结合,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场景,使用各种轻松愉快的方法,变换各种诵读的方式。
有人说,让儿童背诵经典语句,就是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知识教育与人格成长的区别。在知识教育中,需要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在幼儿的人格成长中,我们有责任向儿童提供最有价值的精神营养。经典语句就是历代思想家千锤百炼而形成的,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而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经过现代研究者和教育者认真整理,取其精华,择其精要,最后才奉献给儿童。因此,儿童不需要再进行选择过滤,只需接受即可。袁伟时先生认为,用《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我认为,《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书籍,向儿童传递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标准,促进儿童人格的形成。如果连人格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独立人格?
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六、涵养:
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并不是由政治观念形成的,也不是由抽象的道德概念塑造的。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大量的道德经典语句或民间话语存放在心中,进入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互相贯通,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强化,形成大量的、稳定的良性的心象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此即通过涵养而形成品性。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当潜意识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大量诵读经典语句的进入,就可以产生“童蒙养正”的效果。心理定势和品性,可以暗中支配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人的行为方向和思考方向。大量经典语句通过记忆放在意识库中,每当你处于某一境遇之中,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从你的意识库中浮现出来,作为一条条的准则或启示,指导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做。经典教育的成效就表现在道德品质与人文素质的提高上,如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13)
中国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腐败,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儿童由于心智发展及人格成长尚不成熟,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如一个婴儿坐在十字路口上,一边是正道,一边是沼泽和水井。作为家长,只能选择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提供给他,把他引向正道。如果家长放弃引导的责任,儿童可能就会在各种不良书籍和社会歪风邪气的引导之下,一步步地爬向沼泽,爬向水井。孟子说,当小孩子爬向井边时,人自然就会产生恻隐之心。如果我们都有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就得赶快行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经典来引导他走上正道。同样的道理,一个成人也需要经典的引导走上正道,中华民族也需要经典引导走上正道。
七、信仰:
即相信经典,并将经典所阐述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信仰。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上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置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儒家经文,才能领悟并接受儒家经文所饱含的生命精神。培养自我尊崇孔子及历代圣贤之情,促进自我的内在善性得到充分的呈现,培养自我的道德良知,培养道德行为动机,培育内心信念。
炎黄子孙有两个标准:一是物质标准:其身体具有中华血缘关系;二就是精神标准:其心灵经由中华文化经典塑造,具有中华十大义理。我们要用汉语和十大义理为主的中华文化来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从何处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从何处去寻找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只能是回到文化经典中去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就存在于经中,“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读经的目的就是“读书明理”,通过读经而明白义理。宋儒程伊川尝谓:“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14)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
八、力行:
经典诵读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关注生活,面对现实,鼓励并正确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在文体活动、劳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民俗活动、社会交往中,提供给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能力。当经典语句融入学生的人格和品德之中,就会转化成学生的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有效指导,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经典语句的精神,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学习经典,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清儒李慈铭曰:“游艺本乎志道,致用原于通经,两汉之间,儒者治经,皆以经世,若以禹贡治水,春秋折狱,诗三百五篇当谏书,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发于政,见于事。” (15)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学到的东西,都是功利性、世俗性、技术性的东西,而理想性的精神与思想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可以在世俗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是世俗世界,一是理想世界。一个人往往是用理想世界的精神与价值,来提升世俗世界,转化世俗世界,使世俗世界不至于在恶欲的牵引下沉沦下去。《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行为与意识,并不是存在着正比关系。有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是历史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刚好是历史和现实中不存在或较少存在,而又迫切需要的行为与意识,或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与经典思想相反的现象。正如,在封建时代,存在着“吃人”现象,所以孔子儒家才倡导“仁者爱人”的思想,而有人却将“吃人”现象归咎于儒家,就是犯了将经典文化等同与现实文化的错误。经典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社会中存在大量弊端,人性中存在大量的缺点,必须运用经典的智慧与精神来解决。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宗经篇》 
(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3)班固《汉书﹒翼奉传》
(4)《二程文集》附录卷上《与方元寀手帖》
(5)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615.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
(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世纬序[M]
(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M]
(9)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九[M]
(1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
(11)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1189.
(1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M]
(13)朱熹《论语》序说
(14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与方元寀书》
(15)李慈铭《绍兴东胡书院通艺堂记》
 
                                            定稿于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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