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坛
“仁”作为整个儒家学派的核心概念，可以说儒家的体系都是依照着“仁”而建立起来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中如是说，失去了“仁”，有如万丈高楼失去了基础。“仁”是基于人们心中最根本的道德基础，这时“仁”还处于“未发”的阶段，但是它已经根植于每个人心中，这就说明每个人都有行为“仁”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在之后以“仁”为中心来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如果失去了“仁”，那么我们再去说后面的“礼”说后面的“行”就失去了依据，这里的“仁”有一种内在性和自发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做一件道德的事，或者我们构建 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并去遵守“礼”时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内在的动因。
儒家注重人内在的精神修养，丢掉了“仁”的“礼”和道德，那么“礼”和“道德”就会外在于人，成为压制人的一种制度，更会演变成钳制人的一种工具，如此而来，儒家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就是失去了它的内涵，也无法像现在这样流传百世。
儒家从人的内心基础出发，从道德的层面解放出人的自由，从此出发建构起整个社会关系。
义坛
儒家讲“义”，孟子的四端说中“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义”也是在儒家伦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遵循“义”这一准则。我们与人以“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我们是以一种道德的关系相互的联结着。现代社会中，越来越看重实际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功利，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那么脆弱，靠着不稳定的“利”联结着，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会受此影响。
通过“利”而联结起来的关系必然是不稳定的，因为“利”是不定的，它随时都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定”的基础，而只是出于“利益”那么将会变得非常冰冷，同时社会也无法得到稳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儒家注重的是人内心精神的层面，而不是外在的层面，同样从人内心出发的东西会更加的牢固，“义”之所以在这里被看得那么重，是因为从这里就可以一窥儒家在出发构建起外在道德世界的蓝图。
礼坛
如果说儒家的体系中“仁”是作为内在的构成部分，那他表现在外面的就是“礼”，“仁”和“礼”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孔子崇尚周礼，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表现关系就是“礼”，内于心，而在于外也不可放任人的行为，还要有一定的约束。“礼”就成为了这样的制度，对于“礼”来说他不像我们后面所说的法，“礼”除了有外在的约束，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内在的基础，人们要自愿地认识到“礼”的重要，从而自愿地去遵守自愿地去维护“礼”。
“礼”从最小的家庭关系中出发大到整个社会的关系构建，从最小到最大，上上下下都包含在“礼”之中。遵循礼是人们自发地遵循的。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人心中充满庄重，使人打从内心中感受到敬畏，这是“礼”所能带给人最重要的东西，人们自觉地服从自己内心中的道德愿望，而外在的“礼”不是压迫着人来服从，而是指导着人按照道德的方向去行动。人们不是因为怕不遵守“礼”而受到惩罚才去守“礼”。
所有的关系因为“礼”的管理而变得非常理性，人们自觉地守“礼”是人从内心道德出发的理性需要，社会的理性也因为“礼”的维持而显现出来。
智坛
儒家中非常注重学，学是指的个人修养的学。这里的“智”还是指一个道德层面的“智”，“是非之心，智之端。”所有人经过学习，都可以走向成圣之道。圣人是道德上至善之人，也是能够持中之人，不偏不倚，不攻乎异端，这也是儒家所追求的“智”。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学的句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可见儒家对学的看中，儒家追求的“智”并不是指的小聪明，而是指圣人之智，君子之智。行事持中，能够找到最适合的行事方法，这样的人表现在外就是如《诗经》中所说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期间。君子之大智慧，有如这样一幅画，使人看了心中舒适。耍小聪明之人很难体会这种大智慧。
圣人持中，如玉温润光滑，儒家追求的“智”正是如此，这样的人放到一个大的关系集合中亦能找到最合适的相处方式，并且能够影响周围的人。通过学而把内心隐发的道德因素发展到一个合适完满的状态，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信坛
信，人旁，单看字，言旁边有一个依靠为“信”，有成语“言而有信”，信为言之所依。“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钱穆说：“信者，贯与心与心之间，既将双方之心紧密联系，而又使有活动之余地。”心与心之间的“信”往往是最完善的一种状态，信从“诚”出发，作为一个人，我们内心中有“诚”，所以当我们队别人许下诺言，当我们与别人自动的建立起一种关系时，我们所用来沟通的言语就要有定的成分。在内我们可以叫做“诚”，自己内心的诚实，而外发于言，言最为稳定的状态就被称为“信”。人与人之间的“信”不仅是人与人亲密关系的一种体现，更是一种稳定“距离感”的体现，因为“信”，双方之间的信任使得双方的关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谁也不必再进一步，也不用担心关系的破裂，这样的紧密而又保持呼吸空间的交往关系或许才是最佳的，过于疏远关系形同于虚设，然而过于紧密也是不行的，因为信任，关系才能更加的稳定，与人之间的小定，推而及大，就能构成社会之大定，因此“信”是非常重要的处理关系的准则。
忠坛
《中庸》有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字以心为低，在于人审视自己内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有没有尽己之心。儒家的理论是建立在各种关系基础之上的，我们说道与人交往时要有“信”，要使自己的言出口有依，“信”的同时还要有“忠”。
“忠”，“信”都是外在用来检测我们内在道德外化的一个标准。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忠”，我们自然就知道这个人在交往之中有没有尽心。
“忠”同样从内在出发，从心出发，而变成一个外在化的标准。在儒家中，人各有“位”，所以就要求每个个体“正己不求与人”，“位”作为一个秩序的象征，人与人的沟通在“位”中就具有了仪式化。儒家要求的是“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人与人的沟通全部要从己出发，先从心开始才能算为一个道德的开端，以道德联结，人心不会散乱，社会得以安定。如果仅以利来达成社会个体的交往关系，那么个体间的联系将不再牢固。
儒家关注的主体始终是人，人的心中是有道德的可能性的。我们说道“忠”，代表着人的中正之心外化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儒家从小的关系联结上开始梳理然后构建起一个大的道德伦理世界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仁”作为中心表现在外的一种形式。
孝坛
父母是我们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第一认识的人，与父母的关系也是我们刚开始从自我走向他人时所要经历的第一层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个最小的交往，最小的伦理关系去走向更大更复杂的关系的交往。因此儒家特别重视“孝”。父母与子女有着最直接最稳固最具体的关系——血缘关系，血缘是先天的无需其他的东西来证明，因此它也是最基础的关系。
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家庭中有着人出生以来最初的一层关系，就是血缘关系。我们与父母的亲密，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证明，因为我们与父母先天地就被这样一层关系牢牢地绑在一起。当我们说到道德，我们能第一想到的就是道德的行为。我认为儒家把“孝”提到如此基础和重要的位置正好体现了其理论的现实。我们为人行道德，一定是要从最基础最小的方面做起才能去谈论世间诸事的规范和次序。父母与我们的关系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条最确定的关系，因此我们孝顺父母就是在行道路上的第一步，倘若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他在处理其他关系时能保持着道德的初心。社会同理，再高的大厦都是从地基开始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初的传承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中国人重视家，因为家不仅仅代表着个人情感和身体的归依，同时也是代表着一种传承，一个个人他的行为和思想体现着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
儒家的“孝”同样从心开始，是我们心中有父母，时刻想着父母，才有对待父母时的各种礼，才会有“孝”的各种行为，反之则违背了“孝”的本意。
廉坛
廉代表的是理性个人的一种克制，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有理性，对自己有所克制，所以我们才会有道德来区别于动物。我认为不对个人的欲望过分放纵，懂得尺度与分寸，能够把自己的欲望压缩在一定范围内有所节制就是“廉”的要求，也是儒家创造理性道德世界的要求。
毅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儒家经典《周易》，我们现实地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没有与这个世界相互隔绝，因此“毅”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拼搏所需要的一种品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山万水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文化也是同理，没有积淀就不会有民族，不会有我们现在生活中得以享受到的各种秩序。
儒家告诉我们“毅”是有基础的，我们要追求这一份厚重就得忍受道路上的各种曲折与磨难，而最终我们也会在沉积的道路上得到升华。《周易》中“自强不息”的后一句对应的是“厚德载物”，天行万物因为“毅”而能生生不息，对应到地，有了生生不息的运化万物的天，地对应到的厚重就能化生为“德”。正如之前所说的一样，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个人与天地有着某种同一性，个人的“毅”也正是自强不息这一品质的体现，有了“毅”的“行”才能代代不息地累积起厚重。
和坛
《中庸》中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中的外发，“中”是人内发的喜怒哀乐这些我们称之为“情”的一种未发平衡的状态，所谓平衡不是绝对的一条线段上中点的平衡，而是综合各方因素，不执其一端的一种平衡，处于未发状态的“中”，一旦与外物发生联系就成为了“和”。“和”之重要在于我们自身能够控制没有秩序的“情”的外发，使所有“情”都归顺到一个秩序范围中。
“和”之道须臾不可离，所以君子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可离的不是道，能够做到时时的控制和平衡才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