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理工大学
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专业：中国哲学专业2015级
姓名：薛明琪
学号：20152132010
指导教师：娥满
联系方式：18213821502
仁坛、一、52
如果仅认为孔子将“仁”定义为“爱人”，那墨家所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二者之“爱”又有什么差别呢？
对于“仁”之定义，孔夫子并未直接给出，却是因时、因事而变的。张岱年先生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句话的语式与语气正是孔老夫子对“仁”之定义，从中可见，儒家正是在“二人”之关系中处理仁之事，彰显仁之德。相较墨家以自苦为乐，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个人情怀，具有更多平民情感与现实性。
义坛、六、168
关于“义利”之关系，为大家所熟知的话莫过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然而我们就此来给它们定性似乎太过草率。
且孔子所言“小人”只是普通百姓的代称，孔子也未直接对其诟病。至于后者，董仲舒的原话则是“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司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这是董仲舒明确的仁人标准，是董仲舒否定越国三仁的根据，也是董仲舒所追求的理想。班固对董仲舒的话进行了润饰、升华为正谊明道，主题更明确，语言更精炼，适应了后世社会的需求。后来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他将此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由此可见德行合一，内圣外王才是儒家真正推崇的理想义利和合之境界。
礼坛、一、546
中华民族素称作“礼仪之邦”，礼乐之文化传统作为华夏民族生存与繁盛的精神根柢从未间断过。礼不仅是一种生活仪轨，更是激发人之内心深处良善情感的必要手段，如古语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南宋]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此“五伦”各有其相应之礼，不可错乱。也只有在各自对等的人际关系中，令喜、怒、哀、乐之情发乎中和，才能令人与人之相处达至愉悦、无碍的境界，实现礼之功用。
礼坛、二、507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如此段，宰予认为服丧三年之期过久，与当时天下形势不合，故问孔子。孔子问予“安否？”并答“汝安则为之”，此处虽然对宰予进行了批评，但未明令禁止其行为。一则体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孔子因时革新仪礼，发扬、适度的原则。
礼坛、三、682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此处我们可以看到王霸之争的影子。循着荀子一系推崇王霸杂处之道，虽然对动员国家力量对外战争有着无可争议的效用，但秦朝之骤亡也说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西汉]贾谊《过秦论》）的道理，如老子言：“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而孟子一系主张启发人心中之固有天爵良能，进而尽性知天。这一路径看似道德说教意味颇浓，但深思之，较刑罚恫吓，自觉、自愿的道德实践更加有效、持久。
智坛、六、350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学习并非只是求得知识，更重要是将所学所得施诸万民事业，如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认为《大学》中之“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为学之目标指向。若无此宏旨指导，纵使满腹经纶亦对匡济天下无半分裨益。
智坛、十、284
“学习之道”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组成。《论语•学而》开篇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基础上又发明出一系列修身、立德的方法。
韩昌黎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习是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若无良师在启蒙阶段为童蒙打好基础，那么后期的路也难免荆棘满途。所以现今的教育除了强调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外，优秀的启蒙教师也是同样重要的。
信坛、二、749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
如主帖所说“不诚无物”，虽然“仁、义、礼、智”的次序较“信”靠前，但“信”却起到保证前四者联结、贯通的作用，如“大车之倪，小车之杌”。
“诚”乃《中庸》之第一义，此处用“诚”作“信”之始，亦可见儒家“一以贯之”之道。
信坛、四、519
信不仅是一个主体内心活动，更是在日常交往实践中表达出来的现实行为，否则只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而已。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诚”的基础上，做到言行一致，而“慎独”则是保证“诚心”的修养功夫。
《乾》卦爻辞九三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由此演化来“朝乾夕惕”一语，可见君子之道“不可须臾离也”；君子之忠信，亦需时时砥砺。
忠坛 、四、182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道不远人”（《中庸章句》）历史上“道之不行”的时期屡见不鲜，但志士仁人从未离弃过匡扶天下的志向，反而是愈挫愈勇。
文天祥在其《正气歌》中道“时穷节乃见”，正是在国家离乱时才可得忠诚义士。正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孝坛、二、561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得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爱于是日又有省。（《传习录•徐爱录四》）
由此可知，事亲之孝，非谓礼节上的恭敬即可，更得在思量温清之节、奉养之宜时修持“精一”功夫。即不仅要事亲以礼，更该时时反省自己在事亲的过程中有没有背离原初的目标，正是所谓“学而时习之”。
毅坛、十、146
文天祥在亡国后宁死不降元朝，并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之语。
虽然现今的教育对于舍生取义的行事方式不再大力提倡，但回想上世纪国运危亡时，在面对大是大非、民族气节方面的关键时刻，若是没有高度一致的民族共识，没有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又岂能做到中国历史上唯一实现之“南渡北归”？
和坛、一、309
《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国语•郑语》有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总是遵循阴阳协和的发展秩序。故我们的饮食需要荤素的搭配，交友会有不同性格的互补，团队亦需要不同才能成员的组合才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一说。若想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对异见还是该多些宽容，践行“和而不同”的原则。
和坛、三（上）、196
《周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有“三才者，天地人”之说。《中庸》言：“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为天地化育之产物，亦是彰显“生生之德”的最突出表现。人要尊重自然，尽己之性才可知物之性，才可知天地流转、恒长之定律，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
和坛、七、64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周敦颐《通书•文辞》）周氏喻“文”为车，“道”为车上所载之货物，将文学当做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
在此之前，韩昌黎先生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及提出了“文以贯道”之说，以此纠正六朝时期以来的文章虚华不实之流弊。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习总书记说，“在唐代文坛，面对文表华艳、文学浮夸的普遍现象，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到宋代周敦颐又强调‘文以载道’，他们都呼吁文学创作应当尊崇中国古老的文化精神，能承载起社会的教化功能、劝善作用，而不止于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浮华。如果文学是一驾车，思想道理就是车上装载的货物，读者能够通过文学驾临心灵，满载而归。这就是文学除了锦上添花而郑重存在的文化意义——‘以文化人’。”可见新时期下，重新焕发“文以载道”的精神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坛、十、335
“孔颜乐处”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同时，颜子也就被冠以安贫乐道的美誉。然而亦有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的千年诘问。我们不能因此就责难子路不贤，毕竟孔子本人只答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并未批评子路不贤。
在我看来，“孔颜之乐”乐在孔子为匡扶天下，力复周礼而殚精竭虑，颜子为助老师实现宏愿而安贫乐道。如问“伯夷叔齐，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正是所谓求仁得仁、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