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复兴现状的忧思
武汉科技大学 张志慧
摘要：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航轮的启程，文化自信、传统优秀文化复兴的旗帜也肃然而起。书院是古人的教育圣地、培养人才的源头、文化传承的阵地，值得发扬光大。但在书院复兴过程中，封建迷信思想泛起、曲解书院教育、歪讲俗讲国学，对书院复兴乃至传统文化复兴都产生极大的伤害。因此，针对此类现象，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本清源，切实引领书院的正常复兴、有序复兴、高质量复兴。
关键词：
书院; 国学; 教育；传统文化
书院，尤其是民间书院，在当今的复兴，如火如荼，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改变学校教育体制局限，其意义不可估量。譬如，2005 年，复旦大学就尝试在大学里实行书院制的改革，以老校长的名或字命名成立了志德、腾飞、克卿、任重四个书院，2011 年 9 月为了纪念复旦杰出女校长谢希德先生成立了希德书院，复旦的书院制充分体现了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模式，传统与当代相辅相成。2006年，西安交通大学开辟文治书院，后增建彭康、宗濂、仲英、南洋、崇实、励志、启德七个书院，2016 年，成立钱学森书院，形成了 9 大书院与 23 个学院并存的本科生“书院-学院”双院制育人模式。此后，华东师范大学、汕头大学、郑州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审计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也先后推行各具特色的书院制教育模式，引人注目。在书院复兴的过程中，尤其是民间的、自发的、随意的书院值得注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在此，我们就一些现象进行点反思。
一、某些现象堪忧
在书院教育和活动中，有一些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下面就是其中突出的四大方面。
（一）封建等级死灰复燃。有的将封建的糟粕当作经典，把已经被历史否定的东西当作金科玉律，大肆宣扬。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曾批评：“国学热在今天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的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有人估计，近几年全国出现了万所书院，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书院的办理和教育出现一些混乱状况，譬如，过度强调君臣关系的等级性、人身依附性，与当今的人格平等观念格格不入；“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得到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始终在差异的等级中，来确定身份，非主即奴，和当今社会文明背离。这些拿到现在行不通，违背社会正义、平等、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法在新时代摆正。主奴意识正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文化的糟粕所在，继续宣扬这些观念，无疑是开历史倒车。对于孝文化，也需要摒弃封建主义的成分。封建社会里“举孝廉”，孝德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忠孝往往合一，忠君思想突出。“孝父”和“忠君”一定程度上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忠君”就是广义上的“孝父”，这就是封建政治“忠孝一体”的真面目。封建“孝道”作为奴隶道德的根基，被封建统治者无限放大。只要遵守“纲常”伦理，孝顺老子，侍奉君主，按照儒教的血亲伦理，即所谓的“亲亲为大”“亲亲有术”等等，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宗族、亲戚谋福利。妇德、淑女方面，有“三从四德”的死灰复燃现象。国学、传统文化作为重建民族精神的多种资源之一，在书院理应加以传播，但是宣扬分辨良莠，面向当代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进行创新和转化，国学历史的作用不能夸大。国学、老祖宗解决不了中国当代面临的一切问题，只能提供历史资源、思维方式，启发人们当今的选择。
（二）迷信思想沉渣泛起。迷信、盲信，走火入魔，被有的书院所青睐。《周易》等传统文化中遗留了相当多的神秘成分，理应加以研究。但是，一些人缺乏科学、清醒的认知，对这些内容不加分辨，热衷于把封建命定、看相等迷信活动当成优良传统加以弘扬，致使算命风水、奇门遁甲、神术神功等内容粉墨登场。一些算命者、风水师，动辄就给自己或者有其朋友圈命名为“大师”，似乎能够呼风唤雨、指点迷津，大行其道，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趁机敛财，索要高额礼金。这些行为，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在民间流行，败坏了社会风气，走入极端。这往往导致传统继承的片面化，甚至走火入魔。这样的情况，和孔子反对的“小人儒”非常相似，春秋战国时代君子的异化情形，在当今似乎有翻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先生曾批评：“我们讲国学要正讲，不要邪讲、歪讲，也不能俗讲。有很多好东西，比如《周易》是宝典，孔子都说他自己会占，有八成准，但他不占，他以德行来求福。我们要真正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文明传统，要正讲，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三）读经“童子功”的误区。有些人主张完全脱离现代教育体系，通过类似古代私塾摇头晃脑“读经”的“童子功”训练模式，来替代当下的中小学教育，和当今的世界教育主流格格不入，这一观念在社会也引发了人们的忧虑。当代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都已经过现代“重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都深深地和“现代”缠绕在一起，简单复归往昔书院教学方法，缺乏当代教育理念制高点，形单影只的“读经”注定难以产生好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陈先达先生就反对这种僵化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应该区分学生文化程度和接受水平，有选择性地阅读‘经典’，我不赞同不加区分地宣扬用《女儿经》去造就现代的淑女和闺秀，用《二十四孝》中的‘埋儿得金’‘卧冰求鲤’作为孝道的榜样，用《弟子规》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中规中矩’‘低眉下目’没有创造性的小大人，更反对不问是非只讲温良恭俭让的绵羊性格。”[]
（四）歪讲、俗讲国学。由于普及、演讲者的局限，书院讲座、报告扭曲传统经典，改变这样的现状成为学术界的呼声。现在社会上有赚钱的国学、风水的国学等，“大师”众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撰文多次谈到此问题，忧心忡忡。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总结国学乱象，有商业化、政治化和宗教化三大倾向。有些人借国学来牟利，办国学班，有企业把传统的君臣观念强化为一种主奴观念，来控制员工。有的人则凸显国学当中的宗教成分，甚至还包括风水、相面等。
二、书院应立意高远正本清源
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 儒学片面强调德治, 厚古薄今, 与现代社会管理格格不入。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 在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排除复古主义和全面西化两种思潮的干扰, 坚持与时俱进和依法治国, 坚持改革创新, 把整个民族精神生产力转移到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上来, 把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指南。”[]
（一）应该明确书院存在和发展的宗旨。书院，应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读书、讲学、明道，确立自身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认为今天的民间书院首先还是要端正目的，端正办学理念，不能以赚钱敛财为目的。书院不是会所，不是游乐场，也不是旅游景点、传教场所、商业楼盘。今天的书院，就主办方而言，大体上有官办、商办、学者办、民办，或官学商或官学或商学或民学合办等多种。从目的来说，有的是以营利敛财为目的，有的是以公益为目的；从对象来说，有的是对成年人（如企业家、企事业单位、机关），以办讲座、搞培训为主，有的则是对儿童与青少年，搞课外教育或全天候教育。书院应该有文化担当和责任要求。常识层面上，今天我们很多大学生与研究生都缺乏祖国历史文化的一些常识，书院可以发挥作用；学术与技艺层面上，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民间技艺，经史子集等的传承上，有相当大的断层，书院责无旁贷；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上，现在有些为人父母者教育孩子的方式使人忧虑，书院可以独当一面；国魂与族魂的层面上，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居高临下的不屑的挑剔的态度，轻慢的语气，以先入之见或自己的所谓“逻辑”或文字游戏的方式，横加肢解传统文化，令人忧虑，书院应该参与其中，造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中需要认清糟粕所在，作为一个有高度鉴别力的明理人，书院的价值，不可忽视，应该尽职尽责。
（二）坚决反对歪理邪说传统文化的做法。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先生认为我国出现“国学热”，反映了国民对国学的渴求，应该正确地因势利导。《论语》、《老子》等国学典籍不能“戏说”、“俗讲”，而是要“正讲”，而正讲的前提就是要读懂，不能错得太离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抛弃认识片面、囫囵吞枣、道听途说、随意传播的不严谨、不科学行为。注重当代转化，把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基因发扬光大，把不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价值的方面加以摒弃。例如，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许多孝敬父母的感人故事代代流传，但把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不加分辨地简单传播，就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还有人把权谋诡诈的内容包装成商业秘笈进行销售，更是“毁人不倦”。古人的认知有其时空限定，把特殊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应用于当下生活，不啻削足适履。有的人道听途说，附会夸大，往往导致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庸俗化。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把一些并无历史依据的噱头随意引申、任意渲染、哗众取宠，甚至故意编造、有意混淆，以夸大宣传，吸引人的眼球、博得“点赞”。这种对传统的庸俗利用，不但不能让传统文化具有现实的意义，反而会因庸俗滥俗而毁掉文化的美感和崇高感，缺乏人文底蕴的生拉硬拽，往往生造出许多内涵粗劣的“假古董”，形似却无神，甚至文脉不通，务必加以清理。
（三）审视糟粕，是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譬如，“礼学”中存在的等级差异, 它既包括了同一阶级里不同等级的差异, 也包含着不同阶级的差异, 这里面就存在着糟粕。至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 自然都在淘汰之列了, 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事情。又如孔子所主张的仁爱思想和孟子所主张的社会分工等论说, 其中都有着积极的含义, 当然是要继承的了;但是, 像“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之类, 就是必须淘汰的糟粕, 不淘汰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有孔子创造的“春秋笔法”里所主张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不仅会造成治史不纯的学术危害, 还会助长世俗的造神运动, 这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危害极大。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 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思想, 均已成为腐朽的思想, 必须予以抛弃。要在传统文化走向公众时，避免走入这些误区，更加充分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正面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传统的理解和尊重，避免庸俗化地、唯利是图地扭曲传统，同时要坚持对传统的现代理解和当代转化。提高警惕，防止传统文化所传承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变成广告话语、商业逻辑;而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外在表现、习俗仪式，只能无奈地演变成商家的市场营销策略。郝立忠的论文《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兼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危害》，《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第3期的见解，很有代表性。
（四）国外学者的高论值得参照。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卜松山说中国有很好的道德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有的被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可对古人的智慧也要一分为二，美国学者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版）谈到“中国人的保守性”时说，中国人认为只有古代圣人才有无穷的智慧, 现代人无法与他们相比。现在的思想家在提出自己的新的想法之前, 已屈服于周围的保守观念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致使他们失去了提出新观点的勇气，缺乏中华民族早期发展阶段那种蓬勃的朝气, 并进一步指出有的中国人的思想明显地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不是由于社会发展造成的, 而是因为他们囿于某些宗教般的信条或观念之中。这些善意的提醒，对于我们审视传统文化的利弊，是有借鉴作用的。
三、书院复兴对策建议
书院和国学复兴表明国人对于国学迫切需求。但是不免鱼龙混杂，需我们积极引导、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针对现实书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反省，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以仔细分析，以理服人，寻找对策。依据多年与书院广泛联系、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我们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今天我们应该继往开来，继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简称“双创”）。我们必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导和指导地位。大陆新儒学"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一定冲击，其实质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该流派通过夸大文化的特殊性、神化儒学的功能性和倡导文化的一元性,宣扬"以儒代马",以攻击马克思主义。如若放任其言论自由发展,将导致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割裂与对立,造成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阻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新时代,应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与孔夫子“牵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把握和准确定位儒学、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正确走向,摒弃"以儒代马"的"复古更化"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书院的传统文化，譬如“新儒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现实社会的文化建设都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他们所援引和根据的一般是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某一种思想理论。无论哪一种理论,尽管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但整体上都是非科学的理论。因而,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导下,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问题,虽然不乏真知灼见,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再生和转化,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视社会现实，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我们才能真正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传统文化的传承才走上了适合中国的创新之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证明了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丰富并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及不可分性,揭示了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民族形式,才能与社会实践一起在更完整的意义上丰富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如此,还揭示了只有坚持不断发展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甄别、选择、更新和转化。
（二）加强传统教育指导体系和细则。学校是儒学教育的主要阵地,目前我国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儒学教育。由于还没有纳入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高中,儒学教育存在没有统一的权威教材,没有专职师资、常由语文老师兼任,主要以经典诵读为主、没有内化为学生的实践行动,课时没有充分保障等问题。在大学阶段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课程不成体系,一般为选修课,容纳学生有限;重知识讲解,轻践行;学生学习时以应付考试为主;在有资格招收研究生的学校,由于儒学不是一级学科,课程设置与招生人数都受到限制;等等。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加深全社会对儒学的认识,推动儒学完全进入正规教育体系,加强儒学师资培训,解决这些问题。新型的书院教育功能窄化，很多大学的书院开展通识教育缺少系统化顶层设计，缺少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缺少与培养目标相契合的实施举措，书院的教育活动与学生实际需求适配度不高；民办的书院，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教育机构还是文化机构、商业机构等，没有具体定位。书院鱼龙混杂，在管理上难以对口，书院活动上飘忽不定，难以监管。
（三）加强国学普及的法规与行政管理。对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违法犯罪、趁机敛财的非法行为，应绳之以法；对于封建迷信的做法，应该加以制止；对于各种培训、宣讲，要严格管理，主管部门和单位应该负责，审查内容，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尤其是对民间商业化的书院，要严格准入制度，加强监管。文旅部门对文化旅游景点加强指导，对哗众取宠、伤风败俗的“潘金莲”、“情人谷”等加以管理。传统书院保护较好的，主要是文物部门管理，往往是博物馆的静态式陈列，难以发挥动态教育功能（湖南岳麓书院因为属于湖南大学，情况比较好）；书院名称滥用，非常值得重视。书法培训机构名称叫书院（湖北阳新、麻城等），宗教机构也有书院（湖北黄石有菩提书院），现在不少商品房开发商，也用书院的高雅名称进行商业美化。开发商抓住了老百姓自古以来尊师重教的传统，在新社区命名上也在书院上大做文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书院名称沦为商业工具。为了“书香门第”的宣传效应，打“学区房”、“书院牌”，黄石也难免。黄石的大可闻书院（书苑）、大冶梦湖书院，都是社区楼盘名称，其实与真正地地道道的书院无关。譬如，湖北大冶梦湖书院，在网络上的信息是：湖北大冶梦湖书院房子3室2厅2卫房子，位于大冶中对面，是个挺不错的学区房，交通便利是的难得的好房子。书院管理上，要特别注意避免庸俗化、浅薄化、快餐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等倾向，教育管理部门经常监督检查，遇到问题要加以提醒、警告，要求及时改正。有的讲座、报告、书刊，喜欢“戏说”，不尊重历史事实，走向历史虚伪主义，误人子弟，影响很坏。现在的书院从目的来说，有的是以盈利敛财为目的，有的是以公益为目的；从对象来说，有的对象是成年人（如企业家、企事业单位、机关），以办讲座、搞培训为主，有的对象则是儿童与青少年，搞课外教育或全天候教育，务必有的放矢，进行监管，不能听之任之。书院文化，兴旺发达，方兴未艾，民间各路力量的介入。但是民间投入的自发性、资金有限性、教学的摸索性，都是发展的瓶颈。当今，应该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宗教部门、旅游部门，都应该参与，加以引导和规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名称上名副其实等），选择做得好的典型书院给予资助和扶持，以免自生自灭，旨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落实文化复兴战略、促进传统文化真正在当代、当地的转化和创新。
总之，书院作为道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重人际关系、重社会和谐、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重道德自律、重理想人格、重和而不同等思想资源，是社会文明存续所需要。在书院，人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国学的重视，来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唤人性中善的本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希望书院革故鼎新，通过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再现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好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