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湖北大学
学院：哲学学院
专业、年级：哲学专业2018级
姓名：陈晓荷
学号：201822111511032
孝坛：六 155
祭祀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活动，自远古时期就有了此种活动，在经历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之后，由自然崇拜转向祖先崇拜，这个时候中国人将视角从天地转向人自身的日常伦理活动，祭祀的意义也就变为了表达孝道的一种方式，我认为此种活动的积极意义还是存在的，在那个时代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中国人没有实在的信仰，但是祖先崇拜至少能让他们心中有所敬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会容易许多。
在讲到“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时，说明《礼记》所主张的不是形式主义的祭祀，而是要发自内心的尊敬，所以其实际效用要大许多，祭祀的作用也就发挥到了最大。
廉坛：二 370
中国的儒家文化，西方古希腊文化，还有印度的佛教文化均有提及如何克制欲望，并且是发源于同一时期，这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不得而知，只是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儒家倡导以德制欲、克己复礼，道家提倡顺其自然、清静无为，都认为人的欲望需要被克制，但如果仔细阅读其实会发现他们所说的欲望其实是多余的欲望、膨胀的欲望，因为认清了人性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才要求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不必过度追求物质利益。但总会有极端的理解产生，认为这是一种禁欲主义，从而提倡解放天性、随心所欲，两者都是不可取的，儒家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凡事都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才不会走向极端甚至毁灭。
义坛：十 525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义与利是互相对立的，于是从读书人那里开始就耻于讲利与欲，“酸腐秀才”的称呼就是这么得来的，这也变成了后世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对大谈追求利益嗤之以鼻，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伪君子打着义的旗号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后来的陈亮与叶适等事功学派才反对空谈义理，认为应该将为学重心放在现实之中，也可以追求合理的利益，并且大胆地提出应由君子掌握公共财产，朝廷官员要擅于理财，这是正确的看法，什么事都不应该矫枉过正，追求正当的利益与欲望是没错的，只要不对别人造成伤害那就是可以的。
忠坛：二 697
“忠”自上“中”下“心”，心的中处乃是忠，即坚持一件事不动摇，此便是最核心的意义。忠于国家与爱国是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所认为的大义，他们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与精神境界在爱国的价值取向中达到最高，能够为国家身死乃是一件光荣之事，甚至在这样的牺牲中产生一种殉道的意味。
因为中国人是祖先崇拜的民族，所以自然对拥有着同样血脉的同民族人有着亲近之感，从而延伸到整个国家，同时中央集权制度也使得九州大陆同为一个整体，文人士大夫胸中自有整个神州大地，忠君爱国是其高尚品质的外在显现。
仁坛：八 419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曾经一度是我的座右铭，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中深感震撼，明明是如此平常的一句话，但其中所蕴含的气韵与精神却是高尚圣洁的，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就是有了这点精神气在，所以其志高远，与动物不同。而君子之志必然比普通人要坚定，不然就不能称其为君子，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始终是君子的追求，不会在日用之间被消磨，也不会在利益诱惑之间被抛弃，这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只能尽量让自己靠近，不求能辨得大是大非，只求无愧于心。
毅坛：九 143
生死于人乃是大事，人的生命因为有生死而有了意义。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才会对永恒与无限存在向往，才会有自己的目标想要实现。每个人的目标与理想不尽相同，有的想平安健康度过这一生，有的想功成名就、建功立业。这都无对错可言，不过人总是要超越，要上升到一定境界才会发现，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但这不是要否认追求物质幸福的合理性，而是要提醒逐梦之人应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世界，不能被物质利益所束缚而陷入泥沼。当你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生活，许多烦恼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不自由的环境，但好的心态能让我们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尽力去改变环境，从而更好地生活。
和坛：三 243
什么是天道，什么是人道，这是几千年来都在讨论的问题。“道”最初起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其意义深远玄妙，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的组成中占重要地位。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儒道合流，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思想成分，“道”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前面所说的天道与人道便是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儒学。在理学中，天道与人道都是同一理，在天为天道，在人为人道，“理”成为最高的本体论依据，所谓“理一分殊”就是这样的道理。而天道与人道的不同之处就在那一来自各自秉性的“殊”，因为个体秉性不同，所以呈现出的“理”也不同。这实际上是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万物流通融合为一，才有那统一的“理”可言。
仁坛：十 518
在中国传统文化说来，不怎么注重对形而上之定义的讨论，儒者总是讨论人伦礼义，而对人的定义总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私以为理学中谈到的良知与本心是对人的本质定义。有良知者便是人，“良知是德性、理性、感性在心灵中的统一体”。所以说只有知觉不能称之为人，只有理性也不能称之为人，而必须要有德性，即良心、仁义之心才能为人。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与胡人总是不共戴天，中原人就因胡人抢夺他们的领土而对所有胡人视若仇敌，不将其当做人看待，其实不然，不能因种族而对心存良善之人作如此判断。中国古代的许多志怪故事中也是在强调这一点，里面总说人妖有别，但其中所描述的妖怪不乏有心地善良者，便不能将其看作其心必异的外族。总的说来，便是拥有“本心”者，谓之人。
智坛：六 430
我们从小就接受着教育，但从小的九年义务教育大多给我们留下了刻板印象，大多数人认为学习是痛苦的，因为是被迫的，无论是被家长逼迫还是生活所迫。我们的学习总带着一定的目的，因而不是自由的，是被束缚的。
但也许越长大就会发现学习本身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看书能让人进步，学习技能能让人有成就感。人本身就是在学习中生活下去，反过来想，如果不学习，首先生活得不到保障，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不够丰富，时常处于空虚与迷茫之中，这是什么也弥补不了的。并且人要有一定的事业或者工作才会有自我认同感，通过自己的学习与努力达到事业上的成功，这也是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才说学习是终生的，它能让人时刻保持着活力，即使在暮年也如朝阳般灿烂。
和坛：三 107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引物为同类。”古代的仁人志士总是心怀天下，这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是分不开的。他们将万物视作“大我”，天地之中无一物不是我，又无一物是我，于是对草木瓦石皆有着一片仁爱之心。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也正是体现着儒者的广阔胸襟，才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荡气回肠。如果按照现代状况来说，天人合一应该体现在人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不做过多的干预，使其自由生长，在不过分破坏环境的条件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这对现代高耗能高污染的生活方式有着迫切的指导作用。
毅坛：八 66
“命”这一词总是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因人的命已经被决定下来，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这体现的是人在面对广袤世界时的脆弱与渺小。但为什么活着，以何种方式活着却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在面对坚不可摧的命运时，人的力量是来自内心的仁爱与坚毅，即使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只要尽力做好自己认为对的事，做到无愧于心便是最好的结果。尽力去践行自己的道，生活一天，就做一天的追求，一日死至，就能安然无畏地死去，不执著于生，也不执著于死，只在活着时不断地追求自己的道。
孝坛：五 106
儒家的文化传统使我们将“孝”视为首要的道德标准，一个人须要孝，然后才能成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孝顺父母时，首先就将他视为德行不好之人。邓晓芒老师说过，中国人的情感是被规定了的，社会认为你必须爱父母、爱长辈、爱亲友，但实际上情感应该来自内心。所以孝也不一定是无条件的。在孝之前还有“正道”，所谓正道便是仁义，当父母行不义之事，我们首先做的应该是明辨是非，其次再劝谏父母，不能一味地迁就，否则那就是愚孝，是不符合道义的。所以我们应先做一个人，然后才能尽孝。
忠坛：三 148
古代常说忠君爱国，那是封建时期专制统治之下的忠，只对着君主所代表的统治阶层，但其中也不乏有心怀天下的人，他所忠的对象首先是人民百姓，其次才是帝王，比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这样的精神明显高于前一种。现在时代不同了，忠的核心含义却流传了下来，现在依旧是以人民为核心，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发展，激烈的竞争也使人的精神被困于生活的日常中，不过我还是希望当代大学生能够心存仁爱，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全人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和坛：七 118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传播着我们的思想。古人认为文章是用来传道的，文章须言之有物，不能空洞虚无，因此文章就有了一定的教育引导意义。想想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名著中，他们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无穷的，所以他们有着超越时间的价值，在时间的检验下并没有失去光彩，反而愈加闪耀。这价值便是这本书想要传达的“道”。另一方面，文字也连接着整个历史。它将远去的时光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了解人类的过去，在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中不断地与历史对话，从而连接古今，连接整个人类历史。
仁坛：四 539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人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不分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可以说是因为没有差别所以人无私，便兼爱，主要还是在一个“私”字，也就是利，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在墨子其他主张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功利主义，比如“尚同”，天下人平等无贵贱，这样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才能和平相处，没有利益纠纷便没有争斗，也就是“非攻”。不过墨子对于爱的看法还是过于浅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道德原则推广位天下普遍的原则，这其中含有功利主义的交换原则，道德行为的实施应于自身出发，自觉、自愿、自律，使人具有道德主体性与道德自由；墨子的所有主张都可以用“兼”字来概括，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伐异”，在同与不同之间还有更多复杂微妙的关系需要考虑，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显然具有更大的意义。
评价：作者语言表达流畅，并有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进行阐述，有理有据。其中，作者还有自己的思考与比较，如“儒家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等。
建议：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