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技大学：温斌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科技哲学
年级：2015研究生
电邮：447182374@QQ.COM
（1）仁坛、九、191
仁心仁术，谓有仁爱之心，方能有济世之术。称颂医生医术高明。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
《大医精诚》一文出自中国唐朝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
医德发展是与医术一起发展，传承至今。纵观古今中医各家，大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德艺双馨之医家，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着医乃仁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卫者医道尊严。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目前，一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德艺双馨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践行仁爱之心的成果，只怀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的心来为人处事，即有博爱心、包容心，自会产生仁爱心。这正是古代儒家提倡的仁爱之道！
（2）总坛、一、358
中华传统文化即是先秦时期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关于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社会行为规范的追求，----即“仁义礼智信”。儒家学者们强调“礼”，追求“礼”，即是要树立一种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用以调整和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古“文”字是指纹理、花纹之意。后来发展为包括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称为“文”。文明一词就是“文”的延续。“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
经过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这期间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周国以及所有的诸侯邦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居乐业，一直生活在战乱中。《周礼·柞氏》：“若欲其化也。”《国语·晋语》：“胜败若化。”《礼记·乐记》：“和故百物化焉。”《孟子·公孙丑下》：“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荀子·正名》：“状态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易·系辞传》：“知变化之道。”《说文》：“匕，变也。”徐灏曰：“匕化古今字。”用为变化，改变之意。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灭齐，中国统一，这期间又是两百多年，孔孟思想虽没有灭迹，但也少有人传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这些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含教化之意。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自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通常在广义上使用文化概念。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内核[1] ，还有墨家、名家、释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近代西方文化等文化形态，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
（3）总坛、三、239
在中韩端午节相争韩国最终申遗成功后，举国感到忿忿不平，国人们纷纷指责韩国卑鄙，下贱，无耻，抄袭中国申遗项目的人各有人在。但是，又有多少国人能够反思自身呢？与其说是韩国抢走中国的端午节，不如说是国人自己扔掉它罢了。
其实，韩国申报成功并非是坏事，恰恰相反，还是件好事。何解？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魁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申遗成功对我们的端午文化不会有什么冲击，无形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我们的文化传统被别国认同，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件坏事。”是的，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让那些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人们打响了警钟；给以那在背后骂骂咧咧，指责韩国过错的无知国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件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时常在一些电视节目中看见被岁月给尘封，被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所掩盖的传统建筑，传统文艺，甚至传统习俗。面对灯红酒绿，层楼叠榭的摩天大楼，谁会甘愿住在那破旧，老土的四合院，窑洞，吊脚楼，过着原始土着民般的生活呢？谁还会对那传统的造物技术——简单粗糙的物件和纯手工高强度劳力而放弃学习更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从而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在眼球经济，泡沫经济盛行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保留住中国的国粹——京剧……少之又少罢了。
今天，大多数80后，90后，00后不过传统节日而喜欢过洋节。在一次小学生问卷调查中，有记者专门“按重视程度，给传统节日”排序的题目，结果几乎所有学生都填写了“春节、中秋、清明、端午”的顺序，端午竟成为孩子们眼里最不受重视的传统节日。和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相比，学生们更愿意过圣诞节等洋节。“我最喜欢过圣诞节了，能收礼物和贺卡，大家还能一起玩，很开心。端午节就很平淡了，唯一盼头就是放假，就连吃粽子也是平时就能吃到。”某小学生回答说。班上大部分学生都喜欢过圣诞节，觉得中国的传统节日过于单调和严肃，都不如圣诞节般轻松有趣、充满幻想。
而当问到屈原是哪国人，是干什么的，学生回答的也是五花八门，离奇搞怪。而在几十年前，即使目不识丁的老人们都能谨记屈原的生平事例和对国家君王的忠贞，还有每年的划龙舟是为了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包粽子扔进河里这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投江自尽后，人们为了使江鱼不要吃了屈原的身体，特包了粽子投入江中喂鱼后演变为吃粽子了。
何其悲哀，端午节竟成为学生眼里最不重视的传统节日，而吃粽子竟是大多数学生们的唯一项目，端午节难道就将成为粽子节了吗？最后只能用吃粽子来苟且地维持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吗？
为何我们就不能够直视韩国申遗成功背后的默默付出呢？其实韩国端午节跟我国的端午节大相径庭，甚至起源和各种项目都无一相同。我们输就输在没有象韩国一样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何其相似，与当今被我们骂骂咧咧的政府官员那样只注重面子工程，表面说的冠冕堂皇，而实际做的却不尽如人意，其实我们又好到哪儿去呢？
不要让眼泪成为地球的最后一滴水。同样，不要让传统文化过了许多年后只能成为我们脑海里仅存的模糊的记忆啊。韩国申遗端午节成功这不是一件小事，不能在我们骂骂咧咧之后逐渐淡忘，消失。我们应该进行深刻反思，毕竟这件事不仅折射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忽视，还反映深藏在我们骨子里对自身文化的傲慢和不屑及崇洋媚外的劣根品性。
（4）义坛、一、432
关于“义”句子摘录和理解：
孟子则进一步阐综了"义"。他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一日，请权贵祗候乾清门，出声无律。公(袁可立)引咫尺之义折之。"
儒家把"义"与"仁"、"礼"、"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其中的"仁义"成为封建道德的核心。《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节义或道义之心。南朝·宋·颜延之《秋胡诗》:"南金岂不重，聊自意所轻。义心多苦调，密比金玉声。" 前蜀 韦庄 《和薛先辈初秋寓怀》:"义心孤剑直，学海怒涛深。"明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袁可立)也。" 太平天国 洪仁玕 《英杰归真》:"今本军师辅真圣主，得蒙上帝眷顾，以有当日之义心，乃有今日之义举，无非为上帝基督争体面，为上帝基督争纲常也。
佛教语。因迷于事或迷于理而产生的疑惑不决之心。唐王维《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诗:"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
义的源字是羊在上，下边是人手持戈。上面的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形，上边两点左右均分，中间也是左右对称，象征公平之意。第二种解释是祭祀的羊，表达的是信仰。而下边是持戈的武士，也可以是我的意思。源字的意思就是:为了公平(或信仰)而战斗，对个人则是我为公平(或信仰)而战斗。
（5）礼坛、五、323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见孔丘）说，殷因于夏礼，而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由此可知夏、殷时代已有礼。孔子又说，他能讲述夏礼和殷礼，但由于文献不足，他虽能言之，却不能“征之”。也就是说礼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不能当作绝对不变的僵化的内容而一味复古。
周公制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程度，使孔子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周人本以“尊礼”著称，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级制度破坏，统治者内部对于礼任意僭用，礼崩乐坏，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但由于周代礼制非常完善、周密，仍为士大夫所向往，力图予以恢复。春秋时代,孔子以前的人，如师服、内史过等，与孔子同时的人，如叔向、晏婴、游吉等，论礼的很多。但论礼最多，并自成体系的首推孔子。他一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论语》中有75处记载孔子论礼。（根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所统计）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礼与仁义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6）礼坛、五、324
儒家宣传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点最能说明礼的涵义和本质。荀子（见荀况）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云：“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韩非子（见韩非）云：“礼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董仲舒云：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白虎通德论》云：礼所以“序上下、正人道也。”这些话都证明礼是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决非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的一般规范。
礼既是富于差别性、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每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举例来说，八佾舞是天子的礼，卿大夫只许使用四佾，鲁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认为非礼，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树塞门和反坫是国君所用的礼，管仲采用，孔子批评他不知礼。历代冠、婚、丧、祭、乡饮等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爵位、品级、有官、无官等身份而制定的，对于所用衣饰器物以及仪式都有繁琐的规定，不能僭用。在家族中，父子、夫妇、兄弟之礼各不相同。夜晚为父母安放枕席，早晨向父母问安，出门必面告，回来必面告，不住在室的西南角(尊者所居)，不坐在席的中央，不走正中的道路，不立在门的中央，不蓄私财，是人子之礼。只有通过不同的礼，才能确定家族内和社会上各种人的身份和行为，使人人各尽其本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便是此意。
统治阶级内部和庶人都受礼的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并非庶人无礼，只是说庶人限于财力、物力和时间，不能备礼，更重要的是贵族和大夫的礼不适用于庶人。例如庶人无庙祭而祭于寝。
“礼”的本质是尊重、尊敬，这种敬意通过一定方式能让你感受到。我在这样对待你的同时，也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来而不往非礼也”。这说明，“礼”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礼尚往来”真正的意义。
（7）智坛、二、291
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被视为“三达德”、“四德”及“五常”之一。首先把“智”视为道德规范、道德品质或道德情操来使用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他把“智”与“仁”、“勇”两个道德规范并举，定位为君子之道，即所谓“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行为的节制和形式的修饰、道德的认知和意志的保障等意义上确立了礼与智在道德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最终，仁义礼智四位一体，相依互补，恰成一完整的范畴系统，构建为人道的全部蕴涵。
武汉科技大学建筑学专业一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资产从零到千万元，购置两辆过百万元豪车，自有30多家实体店，吸引200名大学生追随……实现这一切，镇小龙只用了两年时间。批发新生用品净赚16万，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公文包里，一本16开记事本、4个手机是标配。“每天都有各种谈判，一天谈八九场是常态，手机不多带几个根本不够用。”镇小龙直言，目前团队里具体事务都已交给其他人去执行，他最主要的工作则是负责跟一些重要客户谈判。
一个团队，创始人是灵魂。经过近三年的积累，镇小龙俨然成了“谈判专家”。他的口才和经营管理能力，除了受经商家庭环境的影响外，更多得益于他从大三开始的创业经验。
2013年暑假，他打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取学费。像很多大学生创业者一样，他决定从棉被、床单、热水瓶等新生用品入手。别人摆小摊，他就搞批发。在七、八月里，他绕开汉正街商贩，直接找到江苏、浙江的200余个生产厂家，硬着头皮谈下最低价格，“除了口才外，人家最看重的是武汉百万学生市场”。
（8）信坛、四、478
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重义轻利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主张“言必信，行必果。”此外，我国的语言体系里还有大量诸如“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样称赞诚信精神的成语。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诚信人物及故事广为传诵。
曾子杀猪在中国可谓脍炙人口，曾子与其妻将要去市场，年幼的的孩子想要跟随父母一同前去，一边走，一边哭，曾妻不愿让其跟随，于是就哄骗孩子说：“你回去，等我们回来给你杀猪吃。”孩子就同意了。不久，曾子与其妻归来，曾子提刀捉猪便杀，其妻连忙阻拦，说：“哄孩子的不可当真，”然曾子却反驳妻子的的观点，说：“千万不能骗孩子，孩子小，不懂事，作为父母如果今日失信于孩子，如果孩子将来跟我们学骗人，我们将来还如何教孩子为人立身。”最后，曾子不顾妻子的反对毅然杀猪，不肯失信。
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的宋濂小时候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母亲见之心疼，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冷，天亮再抄吧。人家又不急着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书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人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最终他凭着顽强的毅力抄完并按期归还了书。曾子和宋濂的做法启示我们，诚信如黄金，承诺容易，信守不易。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9）信坛、五、194
在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当今中国，几乎人人都认同“诚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看到了大量的“假冒伪劣毒”。为什么都认为重要的事情，却偏偏出了这么多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问题是出在了今天的文化上。经过几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与破坏，我们优秀的传统被今天“现代化”的人丢掉了很多，这非常可惜，也由此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的伤害。要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一定要有诚信的文化，从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找回“诚信”比通过立法得到诚信更有效，更可靠。
在《韩非子·说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伐鲁，索馋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这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攻伐鲁国，索要鲁国的馋鼎，鲁国将一只假的馋鼎送到了齐国。齐国人说：“这是假的”，鲁国人说：“这是真的。”齐国人说：“让你们鲁国的乐正子春来作证，我们相信他。”于是，鲁国国君请乐正子春去齐国帮助作证。乐正子春问鲁君：“为什么不把真的馋鼎送去呢？”鲁国国君说：“我爱惜它。”乐正子春回答说：“我也爱惜我的信誉”。
上面这个故事里的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曾子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儒、道、释三家，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义、礼、智、信”是“五常”，汉代的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说。“仁、义、礼、智、信”也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价值核心。
“信”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呢？中国文化是体天道合人道的文化，也就是“天人合一”，是通过对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观察总结，来规定个人的行为规范，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建立人类社会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周易·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我们的祖先发现万物有信：在自然界中，日夜交替，四季更迭，太阳东升西坠，月亮阴晴圆缺；花开花谢，潮涨潮落，“年年岁岁花相似”，“似曾相识燕归来”。《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忽。……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庄子·德符充》中也有：“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 与中国人的很多思想观念一样，来自于对自然的观察与学习，来自于对天道的体悟。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中国将自然界“万物有信”的现象对比到人的生活中来有很多例子，譬如：在赤道两侧的低压大气层有一种很稳定的风，北半球吹向东北，南半球吹向东南的风。这种风在西方人来讲，叫“trade wind（贸易风）”，但是我们中国却叫它为信风，因为它随时令变化，稳定出现，很守信用；再譬如，唐代诗人李益有一首《江南曲》：“嫁与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中国人从自然界中体悟到了“信”，正因为天地有信，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二十四个节气依序而来，万物有信，人类才有了春播秋收，才能够生存。中国人也从中感悟到了“信”的特征，就是守时与秩序，并进而产生了“真诚不妄与秩序不乱”的中华“诚信”文化。通过对天道的体悟，中国人将“诚信”融进了自己的民族血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信”因此成为孔门四教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在《说文解字》里“诚”与“信”是互证的：“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中庸》为子思所作，《中庸》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讲“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这就是将从蕴含在天道里的“诚”转化为人道里的“诚”。《中庸》里的“中”也是可以由“诚”得来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孟子在子思的基础上进一步讲到了人要“思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在《中庸》里关于“诚”在天道与人道、先天与后天里的论述还有：“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其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宋代的周敦颐也在他的《通书》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天地乾坤，万物资始，阴阳变化，都以“诚”统一贯穿。所以，人要体悟“诚”，践行“诚”，因为“诚”是“圣人之本”，也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本”，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没有“诚”，一切就都没有了。由此看出，“诚”是中国文化里贯通天道与人道的桥梁，是中国文化里的重大命题，是中国人思想文化里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甚至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有人会说：“西方人也很注重诚信，甚至……”，由于这不是本文要辩论的内容，所以在此只提出一个观点，不做进一步论述，留给以后其他合适的机会再讨论。
因为“诚”是人类从天道体悟来的，是“天之道”，而人生于天地间，本身就是天地大宇宙的一部分，因此人道要符合天道，人应该按照天道的“诚”去做事，这样才能成功。“惟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人如果能坚持做到“诚”，那么所做的事情就能够成功，如果做不到“诚”，不要说人了，即使天地的大道没有了“诚”，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中庸》里讲：“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知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意思是：通过达到“诚”的这种修养功夫来完善自己，就是一种仁的境界；通过达到“诚”的这种修养功夫来成就事物，就是一种智慧的状态，“诚”不仅是天道，也是人的天性品德，是贯通天人的。在任何时间里“诚”都是必需的，必要的。子思的“诚之者”，孟子的“思诚”，都是要人道的“诚”合于天道的“诚”，从而就引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自身修养里的“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是从对天道的体悟，依照人道与天道合，从而对人的道德修养提出“诚信”的要求，从“天人合一”，进而“知行合一”。“诚信”在中国文化里既有对本体的认识，也有在道德标准与道德实践中的贯彻，是几千年来深深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虽然它包含了今天现实社会的诚信价值，但是远远超越了今天现实社会里的一般诚信观。因为在今天现实社会里，虽然人们也会将“诚信”作为一种良好的品德，但是更多的是将“诚信”作为一种规则，有时甚至几乎被当成一种“技术性”要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道人伦”、“圣人之本”、“五常之本”、“无信不立”、“不诚无物”的“诚”相去可谓远矣。
（10）孝坛、十一、330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汉代贾谊的《新书》界定为“子爱利亲谓之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孝”的古文字形与“善事父母”之义是吻合的，因而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对孝道最权威的说法来自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孟子在评价舜结婚的事情时说的，完整的原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从原文里能看出，这里的“无后”，指的是没有后代之意（此处为误译，正确愿意为：不孝有多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舜没有告知父母就结婚了，这就是无后，但君子以为，和告诉父母差不多。“不守后代之责”即没有将结婚的事告诉父母，并不是“没有后代”）。本来娶妻是应当告知父母的，但是舜帝娶妻却没有告知，舜帝是古代的圣人，他这样做对不对呢？孟子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因为他娶妻的目的是传后，而传后是最大的孝。所以尽管没有告知父母，但是在贤明的君子眼中，那是犹如告诉了一般。
现代有人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舜没有告知父母就结婚了，这就是无后，但君子以为，和告诉父母差不多（因为舜出家在外，而且是尧要把女儿嫁给他）。”这是一种凭空想象，无中生有的曲解，所谓的“舜出家在外，而且是尧要把女儿嫁给他”完全没有出处，没有依据可言，并且为什么尧主动要嫁女儿舜就可以不告知父母了？这是什么理由和逻辑呢？而把无后解释成“不尽后代责任”也逻辑不通，因为孝的意思本来就是对长辈“尽后辈的责任”，怎么最大的孝却又是“尽后辈责任”？同义反复？这是很荒谬的。
事实上汉代著名经学家赵歧所做的《十三经注》早已有完备的权威性解释。“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绝先祖祀”四个字，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娶无子是最大的不孝。因为早在西周，汉族人民就确立了以崇敬天道，祭祀祖先为核心的信仰，也即所谓“敬天法祖”。在传统汉族人看来，人的生命是在子孙身上得到延续的，通过后代对祖先的祭祀，祖先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血脉代代相连，永远传承，一代代祖先的牌位存在于宗祠之中，香火不灭，这就是汉族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在传统汉族人看来，无人祭祀的人死后会成为孤魂野鬼，在地下也不得安宁，处境是非常悲惨的。因此，不娶无子是最大的不孝。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复兴周礼为宗旨。孟子作为儒家学派巨擎，坚持儒家敬天法祖的基本立场，强调敬奉祖先，进而强调传后的重要性，也就自然而然了。
（11）孝坛、十、173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构成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孝道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中华民族讲孝道已经几千年了，从周公到孔子、曾子、孟子，经过了初生，成熟和完善阶段。孝作为一种道德教育被传诵着，我们有木兰替父从军，有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名言，在岳麓书院讲堂的墙壁四周有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所刻的“忠”、“孝”、“廉”、“洁”四个大字，可见孝道文化的地位之高。 那么究竟何为孝呢？许多典籍对孝道的定义进行了阐述，如，《尔雅、释训》的“孝”解释是“善事父母”；《论语、里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新书、道术》：“子爱利亲谓之孝”等等，虽然各位圣贤的阐述不同，归根结底，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即关爱赡养父母长辈、尊老敬老。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 “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文化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它已经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并将继续发扬光大。 孝道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弘扬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首先，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能够促进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孝是做人的根本, 人之行莫大于孝, 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 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孝是做人的起码准则。《孝经》中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传统孝道的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能够促进和形成民族尊老爱幼、友爱待人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养老、尊老，父慈子孝，孝为仁之本，孝以礼为先，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仁、义、礼、智、信等。这个以事老、尊老为主要内容的孝道的延伸，其精神力量的影响必然会在客观上起到净化社会风气、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优良社会道德风尚的作用。在今天，倡导孝道，并以此作为培育下一代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孝道既是保证家庭团结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和发展，根本前提是家庭要稳定。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孔子追求和谐安稳的社会，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在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时候他提出了以孝道为出发点。他认为，只有在保证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在每个家庭都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稳定才能得到保障。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对人们“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 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 这样社会就会稳定, 形成“ 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有力证据。
（12）孝坛、八、342
说到“孝”，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们谈到“孝顺”，一般人的心中，“孝”是针对父母的，“孝”是“顺”，顺从父母是“孝”。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关于“孝”的佳话。《二十四孝》的故事，从上古时期孝感天地的舜，汉朝卖身 葬 父的董永，到北宋的黄庭坚。不同的境遇，但都尽心行孝的故事，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传诵。是啊，生身者父母，对父母亲的孝顺是为人的基本品德。没有这个孝，其他道德都是空话了。
其实啊，孝顺除了，对于父母的孝顺的涵义之外，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是更广义的做人的品德。它并不仅仅是针对父母，对父母的“孝”只是其内涵中的一部分。
儒家经典中有一部书叫《孝经》，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孔子对“孝”的内涵的解释。
孔子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意是说，孝，在小处体现在同亲人的关系上，中体现在同君主的关系上，在大处体现在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道德修养上。换句话说，对父母的孝，是孝在小处的体现，孝是一个更广义的人的品德。
因为一个人所处的地位的不同，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孝”的具体表现也不完全一样。对于天子来说，爱自己的亲人，就不敢对别人不好，尊敬自己的亲人，就不会怠慢他人。将对自己亲人的爱敬应用于天下人身上，百姓就会深受其惠，这是天子的“孝”。对于士大夫来说，用对自己父母的爱敬来对待君主和年长于自己的人，不失忠顺，是士大夫的“孝”。而对于寻常百姓来说，遵从天地之道，勤俭节约，供养父母，就是寻常百姓的“孝”。也就是说，真正的“孝”是指一个人能够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孝”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更广意义上的博爱。“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无私博爱的胸怀是对父母亲人爱的基础，而对父母亲人的爱是这种更宽广的博爱在亲人身上的具体体现。所以孔子说，先教导百姓懂得博爱，就不会有人遗弃自己的亲人。
现在很多人一提起“孝”，就想起“光宗耀祖”。我想这大概来源于孔子在《孝经》中也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珍惜自己的身体生命，是孝的开始；修身遵从道义，名扬后世，使父母荣耀，是孝的终极。可是大家看到了“扬名于后世”，却忽视了“立身行道”。要知道，“立身行道”在前，“扬名于后世”在后。在人类普遍道德水平比较高的时候，扬名后世的都是有德之士，“扬名于后世”是“立身行道” 的必然结果，却不是做人的目地。“孝”是通过“立身行道”达到的。其实真正的“孝”是通过修身养德实现的。
那么，到了具体的行为上，“孝”体现在哪里呢？是不是给父母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孝呢？不是的。当然作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应该的，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修身养德的人，会给父母带来长久的幸福和安宁。而一个骄傲妒嫉的人，哪怕他得到了一时的利益，时间久了也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和家人带来 灾 难。所以孔子在《孝*经》中认为，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荣辱不惊（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哪怕他每天用丰厚的饮食供养父母，也说不上“孝”。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远比表面上的行为表现重要。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顺从父母的要求就是孝。其实这是将“孝”片面理解的结果。做臣子的“孝”是不要 陷 君王于不义，做子女的“孝”是不要陷父母于不义。所以如果君主或者父母做的不对，做臣 子或者子女的一定要争。也就是说，对父母的孝顺不能以牺 牲是非为代价。如果以孝顺父母为名做了不对的事情，其实也是陷父母于不义，那就更谈不上“孝”了。
（13）孝坛、十一、331
古人曰：“半部《论语》治天下”。古人亦曰：“以孝治天下”。《论语》中对孝的论述达十四次之多，可见古人是非常注重“孝”字和践行孝道的。今人中亦有注重“孝”字和践行孝道的人，但这种人越来越少。相反，不孝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给“孝”字帖上了封建思想的标签，便以为自己可以大行其道了。父母老了，他们不但不行孝道，甚至连赡养老人的义务也不履行，更甚者则把父母赶出家门。我曾看过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道德观察》栏目的两期节目，一期讲的是江西省上饶市皂头镇80岁的姬秋香老人被自己的子孙虐待，记者采访时，还在忍受不懂事的重孙子用木棍打，用椅子砸。另一期讲的是江苏秦邮94岁的高怀山老人在大夏天被儿子赶出了家门。
令人欣喜的是“孝”字并没有被社会遗弃。昨天，我从《新闻联播》里看到了辽宁沈阳菩遥山墓园推出大型浮雕“二十四孝景观墙”，辽宁沈阳在大力弘扬孝道。前段时间我还通过网络看到许多地区和部门都在进行“十大孝子评选活动”，并且在回村的路上看到了我市“十大孝子评选活动”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孝文化就在我们身边。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把《论语》中的“孝”字梳理一下，看看儒家心目中的“孝”究竟是什么样的。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儒家认为“孝”与“弟”是“仁”的根本。《论语·学而》第二章就引用了有子的话谈论了这个问题。“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什么是“亲亲”呢？“亲亲”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个人的身体是父母给的，一个人之所以能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养育。生育之恩，养育之恩，重于泰山，为人怎能不孝呢？《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大学》讲究的是自度和度人。自度者乃修身，度人者乃亲民。只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正确对待自己的亲人，才能修好自身，才能家和万事兴。所以说，孝悌是仁的根本。一个人谨遵孝悌之道，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一个人只有达到仁的境界，道德才能高尚起来。一个人只有道德高尚起来，才能入“道”。
（14）和坛、二、591
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的精神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精神，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兼容并包的精神，也有人类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精神。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具体的内涵及实现途径是厚德载物、良性竞争、仇必和解、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抑强扶弱、和实生物、阴阳和谐、均衡互制、各安其位等。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坚持在建立和谐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原则。在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出现投机、世故、圆滑、不敢坚持原则等问题。倡导“和”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团结友爱、维护统一的民族品格。
在今天，在“人与自然界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的今天，在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自然和人类的武器的今天，其理论价值之重大是显而易见的。汤一介先生早就指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了自然和谐的破坏，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这种破坏，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人类与自然一道正走向毁灭的深渊。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今天来说，已经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情。改造自然是必要的，破坏自然必将自食苦果。整个人类都要重视，国家要重视，企业要重视，老百姓更要重视。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人有责。没有立法的要力争尽快立法，有了法的要严格依法。尤其是要警惕以权压法，以“政绩”变法，以高位愚弄下民，以“公仆”代替主人干蠢事的情况发生。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老百姓同样肩负着神圣的责任。现在，国家有了《环境保护法》，又有了《环境影响评价法》，这正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大法。曲格平先生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实施的意义时说，这是“十年磨一剑”，“其锋利不可阻挡”。出台的不容易，用起来也难。而我要说的是，不管是谁千万不要违法，等到依法问斩的时候，而殉葬的还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大自然惩罚人类，是很难抗拒的！责任不在自然，在我们人类自己。
（15）和坛、二、592
在人际关系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史上也写着“和谐”两个大字。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后来的佛家，都是以爱和和谐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寻其根源，当与中华民族的重人伦有关。“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形成社会，构成国家。家国同构，君是国之父，父为家之君，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放大，国之人都再五伦之中。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五伦中虽然尊卑有序，却又被彼此亲情所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与人的关系自然应是和谐的。有人说中国人只认祖宗不信上帝，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黄帝和炎帝。正是“炎黄子孙”这根巨大而又无形的纽带，把全世界的华人维系在一起。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这普遍的亲情，或者叫做“和谐主义”。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他的人际关系准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反对把人际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主张“和为贵”。对远人不服，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他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彼此真诚相交，求同存异。孟子则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是获得政权的根本保证。仅靠武力征服是不能得人心的，即便获得了政权，迟早也是会垮台的。孟子还主张“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推而广之，天下大同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
儒家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味妥协。孟子鄙视“以顺为正”，认为“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准则。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有言曰：“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而必归之和。”宋代张载也说：“有象斯有时，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和谐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方不尊重另一方，和谐遭到破坏，受损害的一方就应当与之斗争。“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甚至于诛杀暴君也不为过，是不能算做犯上作乱的。当然，这种斗争是争取“和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儒家的这些处理人际关系讲求“和谐”的理论，一直在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理论，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上个世纪的世界大战给了人类深刻的教训。中东战争、海湾战争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只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爱因斯坦曾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意思是说人类发明的新式武器，将会把人类“炸回石器时代。”以“对话”代替“对抗”，正成为当今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潮流。人与人之间要讲“和谐”，“家和万事兴”。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要讲“和谐”，“和能生财”。团体、团体与团体，党派、党派与党派之间，要讲“和谐”，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一国两制”就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巨大成功。香港、澳门可以回归祖国，海峡两岸也一定能和平完成统一大业。不赞成马列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不要紧，只要承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承认自已是炎黄子孙，承认自已是中国人，只要爱国，大家就还是一家人。
评价意见：对于所要谈论的主题的把握不是很好。并很多观点与他人观点相似度太高，基本看不到作者本人的真正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