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语：对文本的分析深刻到位，透过文本，看到经典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在理解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尽管关于有些地方的理解有些狭隘，但会随着不断深入的学习逐渐找对方向。
青岛大学
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类2020级
姓名：徐凌
学号：2020201204
联系方式：19862855758
1、仁坛、一、1033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这似乎已被很多人熟知，但是对于“仁”的内涵我们却未必了解。“仁是什么”，是《论语》论仁的一个核心问题。《论语》中孔子提到“仁”的章节有109章之多，而孔子针对弟子们的发问，又作了很多不同的回答，其中最能解答这个问题的是《颜渊篇第二十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译文】樊迟问仁。孔子道：“爱人。”又问智。孔子道：“善于鉴别人物。”樊迟还不透澈了解。孔子道：“把正直人提拔出来，位置在邪恶人之上，能够使邪恶人正直。”樊迟退了出来，找着子夏，说道：“刚刚我去见老师向他问智，他说，‘把正直人提拔出来，位置在邪恶人之上’，这是什么意思？”子夏道：“意义多么丰富的话呀！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把皋陶提拔出来，坏人就难以存在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把伊尹提拔出来，坏人也就难以存在了。”
所以我们认为，仁的核心为“爱人”。之所以有这种理解，一是因为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社会局面。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种争夺霸权的战争时有发生，孔子所处于的就是这样一个缺少“仁”的时代，所以才在论语中有诸多呼吁和痛惜。对于《里仁篇第六》（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阮元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就评价说：“此章疾时无仁也。”孔子呼吁的仁就是“爱人”的前提，但这正是那个时代所缺少的。
第二是因为,从“仁”的构字和本义来看,仁的核心为“爱人”具有合理性。许慎《说文》:“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读如相人偶之人。”段玉裁《说文注》:“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尔我”，就是自己与他人。仁者心中装着他人、关爱他人，故其字作“人二”。“仁”的古字亦作身心,实际上也是会心在身外之意，就是说心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心在别人身上，就是替别人着想；替别人着想，就是关爱别人。《曾子·利言篇》:“仁者，人之相与也。”可见“仁”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和谐的关系，也就是“爱人”。
除《论语》本身外，还有一些典籍能够说明“仁”和“爱人”的关系。《淮南子泰族篇》曰:“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康有为《论语注》:“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知者无不知，而知善恶之人为当务之急。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
由此可见，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爱人”。
除“爱人”这一核心思想之外，“仁”可以解释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是各种善的品德的概括。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对“仁”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要求，也就是己的私欲，并改掉习性上的缺点，从而做回内心有敬、外在有让的自己。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说，起居要端庄恭敬，办事情的时候严肃认真，对待他人要忠诚。就是去边远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也是不能废弃这些原则的。“仁”在这里被具象化诠释为“恭”、“敬”、“忠”三个部分，分别应用在日常起居、为人处世等多个方面。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而在这里，孔子对仁的解释又变成了：门时要象会见贵宾一样庄重，建工程时要象举行盛大祭典一样严肃。自己不愿做的，不要强加于人。同事中相处融洽，亲属中和睦友爱。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恭敬就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则会取得功绩，慈惠就能够指挥别人。
仁者爱人，是要在行动上做有益他人之事，在品德上以他人之幸福为己之快乐，最终达到全无恶行、心怀大爱的境界。这种境界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努力。
2、仁坛、二、419
仁的品质，分别来源于上天的“好生之德”和人的善良天性，这似乎体现了“性善论”的观点，但是同样又有“性恶论”一说。其实我个人认为人的天性无所谓善恶，未经教化的人性只是一种生存的本能，而与个人的品德无关，刚出生的“人”不能算是“社会人”，只能算作“自然人”，其动物性是压过人性的。因此，私以为教育才是人类社会“仁”的本源，“仁”是在社会形成之后产生的个人道德要求。就像小孩子没有是非观念，只知道进食和睡眠，诚然婴儿也会有我们看来认为是“善”的举动，但只靠人的天性来维持“仁”显然是不稳定、不长久的，还需要后天教育的辅助。
3、仁坛、三、914
“仁”与“爱”是相辅相成的，“仁”是最根本的内在道德要求，“爱”是外在行为上的表现。我们生活中的“爱”有很多种，但是从“仁”中生发出来的爱才是我们应当推崇的，也即奉献的爱、付出的爱，而非索取的爱。换句话说，爱是需要用行动来表达的，比如对父母的爱体现在孝道上，多陪他们聊聊天、谈谈心，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对朋友的爱体现在互相理解、互帮互助上。离开了“爱”的行动，“仁”的存在也就成为空谈。
4、义坛、一、593
义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尚义是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从本质内涵看,“义者,宜也”是对义的通行解释,但义除了有适宜、恰当的“善善”之意外,也有断制、制裁的“恶恶”一面。从形上依据看,义自发生之时,就已具备天道、天理与人心、人性之形上依据,是人禽之辨的重要区分点,孟子将义提升到与仁同等重要的地位,宋儒的义又进一步具备了本体的地位;从伦理价值看,儒家的尚义思想生发出了见利思义、舍身取义、集义养气等重要品格和修养方法,塑造了传统士人担当有为的道义精神和主体自觉的独立品格,对于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我们谈到“义”，首先就会想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之类关于“义”与“利”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义”可解释为正义、侠义、义气，是道德层面的优良品质；“利”则是人性中追逐欲望的本能。所以“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能否克制自己的本能而达到道德完善的问题。“义”往小了说是个人品质，往大了说是社会风气，一个讲求“义”、崇尚“义”的社会必定是积极的、正向发展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努力的方向。
5、智坛、一、328
求实精神是当代学子做学问所必须的素质，既要勤勤恳恳做学问，更要清清白白做人。如果弄虚作假乃至窃取抄袭，人格先倒下了，以虚假手段得到再高的学术成果也是枉然。经历“不知知网”事件之后，国家降低了论文的查重率，就是倡导求实精神的一种体现。诚然，大学本科阶段的研究成果可能会受到知识水平的限制而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我们宁可得到一个真实的、普通的研究成果，也不应追求虚假的高端成果。欲求学，先做人，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而学术研究界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在科技人文方面的尖端水平。培养大学生的求实精神、重视学术界的求实精神，最终会在国家社会层面形成踏实诚信的风气，从社会的健康生态、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作为学生的我们，要从每一场小考试做起，从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成果做起，踏实、求真，不懈努力。
6、信坛、一、622
诚信是为人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更是我们从小就受到的教育，无论是曾子杀猪教子，商鞅立木于市，还是季布千金一诺，无不说明诚信的重要性。诚信是发于意而践于行的，首先要“意诚”，在心里时时刻刻都有诚信的意识，然后要让诚信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他人诚信，就是言行一致，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不能毁约而失信于人；第二种则是对自己诚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慎独”，即使旁边没有人监督，也要以严格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欺骗自己的内心。之前常常会看到新闻中说美国、日本的学生在没有监考老师的考场依旧坚持诚信考试原则，没有人作弊，其实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不应完全依靠外力约束，而应当将诚信作为自己内心的准则。
7、孝坛、二、733
所谓孝敬父母，孝道与尊敬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对父母没有尊敬之心，而只是为他们提供物质条件，那就不能被称作“孝”。“孝”并非是要提供给父母锦衣玉食、山珍海味，而在于尽一份做子女的心意，这份心意里就包括“敬”。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儿子陪自己的父亲去散步，看到树上停着一只乌鸦。父亲年迈眼花，眯着眼问儿子：“那是什么？”儿子回答：“是一只乌鸦。”父亲没听清，又问：“什么？”儿子大声回答：“乌鸦。”可父亲还是没听清，儿子开始不耐烦了，领着父亲往家走。过了几天，儿子无意间翻到父亲的日记，上面记录着：5岁时，父亲带他去公园，他一直指着乌鸦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就耐心地将这个问题回答了44遍。儿子十分惭愧，流下了眼泪。当父母渐渐老去，我们应该用他们对待年幼的我们的态度来同样地对待他们，对父母多一些尊重，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关爱。
8、孝坛、三、180
古代对于“孝”的理解也包括“传承”，也就是“继承父志”。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版图大部分被海洋和高山包围，中部多平原适合农耕，因此发展出农耕文明，由于农耕技术代代相传，因此中华文明中看重“传承”的传统有可能来源于此。子女在重大人生选择如职业等方面，的确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继承长辈的志向与愿望应当首先建立在子女自愿的情况下。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为每个人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可能，如果子女的兴趣与志向和父辈的相合，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子女有自己的发展方向，父母也应当尊重、支持、引导，而不是把孩子看做自己的附庸。
9、孝坛、六、191
“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有人还能够记得他，那他就不算真正死去。”祭祀是我们缅怀祖先的仪式，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内心的敬重与缅怀，而不是祭祀的形式。我想，祭祀首先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感恩，明白先辈为我们的付出；同时也让我们铭记他们身上的精神与优良品质，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向前。只要有真心实意的敬意，祭祀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巨大的花圈和薄薄的黄纸，在这份敬意面前是等值的，并不会因为礼节的繁复而更加贵重。相反地，如果内心没有敬意，再盛大的祭祀仪式也只是流于形式的虚荣的产物，不能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正向引导的祭祀是无用的。近几年国家倡导“文明祭祀”，尽量减少焚烧等行为，改为献花或单纯祭拜，虽然也有环保方面的考虑，但其实也正说明了祭祀的关键，在于心中的情感。
10、孝坛、九、240
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孩子健康快乐地生活，因此，爱惜自己、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一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爱惜自己首先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不做伤害自己的、危险的行为；同时还要牢记父母的教诲，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所谓伤在儿身、痛在母心，我们在生活中应当加倍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让父母为我们操心。
11、毅坛、一、343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是失去帆的船，不能决定自己人生的航向而只能随波逐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告诉我们立志要高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告诉我们志向要坚定。“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古今中外，但凡成就一番事业者，莫不志向远大。我们应当不断鞭策自己，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做有志向、有作为的新时代青年。
12、毅坛、五、64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生命源流。常言道，不如意处十八九，可与言者无二三，这便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谁的人生会一帆风顺，总会碰到许多崎岖坎坷，但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唐僧西天取经要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人生在世，遭遇到的磨难远远不止八十一个。有的人能够在逆境中重生，有的人却在泥泞中倒下，区别就在于是否做到了“自强不息”四个字。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人，一辈子都爬不起来，没有谁帮助他们。而一旦用无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武装自己，都不会真正击倒我们。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也是如此，八国联军没有打倒我们，日军侵华没有灭亡我们，中华民族在遭遇任何挫折时都有惊人的毅力和韧劲。目前国家处于第二个百年关键发展时期，我们身为中华儿女更应自强！
13、忠坛、二、782
从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无不体现着浓厚的爱国情怀。有国才有家，祖国的安定与繁荣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层面的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国”是放在第一位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新时代青年应该时刻牢记并为之做出实际行动的。近几年来，极少数留学生崇洋媚外，留居外国做着危害祖国的事情，令人不齿。热爱祖国就要热爱祖国的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也随之提高，崇洋媚外不可取，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不能丢。
14、廉坛、三、292
我们常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虽然一味退让不可取，但是这句话也充分说明了克制情绪的重要性。现在无论是就业求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强调“情商的重要”。有人把情商理解为“讨好别人的能力”，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真正的情商应该是让自己和别人在相处中都能感到舒适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情商高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不轻易发脾气，出现负面情绪会主动去调控，不会任由负面情绪发展，给自己给他人造成伤害，其实这也是自我修养高的一种表现。
15、和坛、七、138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一种概括。最初的说法是“文以明道”。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荀子》中已初见端倪，在其《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荀子把“道”看做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儒家的“圣人”看做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人，他在《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限于散文，更适用于所有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当中如果没有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而只是一些空虚的套话，更有甚者是一些迎合市场的无病呻吟之作，那这样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道”是“文”的核心，“文”是“道”的载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这种说法从现代的文学理论来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忽视了文学的独立性，把文学看成“道”的附庸，太过绝对，我们仍需辩证地看待这一观点。
古人的“文以载道”，终难以逃脱为统治者立言，为帝王做稳江山献策，效“犬马之劳”的范畴。与现在所倡议以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以载道”——知识分子使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现在我们阐释“文以载道”的意义在于，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被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人，能做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位。具有独立思考，自由人格，敢针砭时弊，能为民请命。以“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士子风骨作文以载道，而无愧于“知识分子”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