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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学何以可能(颜炳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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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系)    转载于:《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
  一、民间儒学的提出
民间儒学即儒学的民间形态。它既是传统民间儒学的延续,又是新的历史时期应对人类问题对儒学的新发展。扎根于民间社会,切合于民众生活,贯穿于民众的伦理实践过程是民间儒学本色,大众化、草根化、世俗化、生活化、实践化是民间儒学最基本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儒学也可称为大众儒学、草根儒学、世俗儒学、生活儒学、实践儒学。
   从传统意义上说,民间儒学是相对官方儒学、权力儒学而言的。当官方儒学解体之后,它主要是相对于学术儒学或精英儒学而言的。相对官方儒学,民间儒学既不是任何政治势力或政治权力的寄生物、附庸,也不是指导或规范政治构架或权力运作的操作性原则,总之,现代民间儒者必须放弃那种“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的怪想,走出所谓政治儒学的迷思,放下身段,走向民间,呼应民间的诉求,顺乎人心之需要,在乡间、在村野、在社区、在校园,在一切有人活动的地方,重建儒学的生活规范,儒学的价值信念。
   相对精英儒学或学术儒学言,民间儒学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是通俗的而非学术的,是生活的而非理论的。一般说来,它重下(社会层位)贯的而不重上(社会层位)达,偏重宣介而不重学究式研究,一句话,在理论上,它更重对古人话语的现代性诠释、现代性转活,重“述”而不是“作”,或者说寓“作”于“述”中。民间儒学承认一切儒学研究皆有功于儒学的延续、传承,一切儒学精英都是民间儒学生长的有力支撑,但学术儒学或精英儒学直到今天仍然曲高和寡,而规范的现代学术语言离百姓的日用生活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受民众的关注,学术儒学、精英儒学在当代世界似乎在高等学府、科研机构自成一个世界,与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绝缘。由于长期在高等学府、科研机构自我经营,缺乏与民间社会尤其是下层民间社会的沟通、互动,在民间社会中几乎找不到呼应的力量。民间儒学的根基不排斥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但不限于上述部门。它主要建基于民间社会,更不是高校、科研群体;它的主要对象是民众而不是学界精英。
   近一个时期,对儒学的未来发展这一话题,学术界、社会各界多有关注,提出了种种建议或构想,诸如“政治儒学”、“后新儒家”、“新新儒家”、“新仁学”、“新诚学”、“实用儒学”等等,不一而足。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构想皆有功于儒林,有功于儒学。对这些主张,我们都乐观其成。不过平心而论,象“政治儒学”这样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儒学设计,诚然可贵,然而它所遭遇到的挑战也许是难以想像的。在当下的中国,力图通过政治制度的重构与设计,以儒家的王道理想超越西方的民主政治,回到康有为,里面的许多曲折与困难可能累及儒学本身的发展。显然,21世纪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19世纪末的中国,从国家的政治架构到百姓的日用生活,名义皆以孔子为准绳,儒学、孔子还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康有为以公羊学为理论基础,借鉴西方的政治样式,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重构以及借助基督教的样式对孔教的改造,虽然遭遇到制度方面挑战,然而就借孔子之名而言,可谓顺势而为,是合乎国情民心的一种逻辑推演。在事过境迁的今天,“政治儒学”所遭遇到的挑战既有政治制度层面的,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在多重挤压下,政治儒学的回旋余地十分狭窄。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认为儒学发展应该是多元的或多样的,政治儒学是儒学发展的一种出路,但不是全部出路。儒学在当代中国果真欲获取生存权与发展权,最好在当下规避政治。规避政治并不表明民间儒学不关心政治,更不意味着与政治绝缘,同样也不是说儒家的政治资源在今天毫无意义。我们认为,儒家德治主义是一切政治的价值之源,而“无讼”社会的追求、大同社会的向往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民本主义、仁政观念是一切政治人物应有襟怀,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抗争精神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永远令人心往神驰。然而,民间儒学注重儒家政治资源的超越意义而不是它的具体操作意义。
  不少人提出“后新儒家”,“新新儒学”,“新仁学”,甚至“儒学革命”,这种力图将儒学推陈出新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不过,这些主张大都停留在口号阶段,对于“新新儒学”、“后新儒学”的出现我们仍然需要拭目以待。更何况,所谓新新儒学或后新儒学依然在学术领域、精英领域打转,他们的“新”,名义上是相对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当代新儒家基础上的新,但实际并没有超越牟、唐、徐等人理论设计,或者说仍然在他们理论体系的天罗地网中翻筋斗。近代以来,儒学可谓一新再新,理论体系一个接着一个,然则,所有这些高明的理论设计都因缺乏下贯民间的具体渠道而只为学者所称道,而不为民间所了解。儒学并没有摆脱“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353页。和“而我孔教则不过几个真读书人能传之,其余农工商亦徒闻其名而已,谁去传孔教教他”同上书,第401页。的局面。学术化的儒学固然可贵,但如果不能向民间转化,不能化为
代表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极高明”之贯注,不是真正的“道中庸”,甚至会沦为平庸;相反,“极高明”不能下贯于“道中庸”,也不是真正的“高明”,甚至可以是孤明,孤明即不明。“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儒家的精义、儒家的真精神,是儒家有别僧、道、耶、回处。精英儒学或曰学术化的儒学千百年来构筑了儒家学之传统,没有一代又一代经师文士“为往圣继绝学”的努力,儒学就不可能不断推陈出新,传之久远。轻视或不重视精英儒学或学术化儒学努力的民间儒学是短视的。
  必须承认,自汉以下,儒学在民间之所以会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下层社会知识分子努力,他们充当或者说扮演着儒家民间传道士的角色,没有他们的努力,儒学不可能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道,不可能成为社会道德的评价平台,不可能成为中国民众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塑造国民性格、培育民族精神、化民成俗方面精英儒学所起的作用反而不比民间儒生大。长期以来,代表精英儒学的儒家大师与代表民间儒学的民间儒生一直缺乏良性的互动。由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由传统教育体系下培养出的民间儒生到20世纪中期以后相继凋零,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后一所私塾闭管,同时宣告民间儒生绝迹于中国内地地区,也意味着儒学在民间影响力的动源最后衰竭。21世纪,面对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民族文化的复兴尤为迫切,预示着民间儒生与儒学大师相互配合的时代已经来临。它期盼着大儒们放下身段,深入民间,走向社区、学校、公共场所,培养民间儒生,促成民间儒学的形成和民间力量对儒学的关注;而民间儒生自觉担当起儒家志工的作用,化知为行,将儒家精英的学术成就转化为民众实实在在的行为。
  民间儒学关心政治,但不依附于权势。儒学,只要还是儒学,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和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历史担当,以道易天下是儒家的应有之义,关切政治、关心现实也是民间儒学的应有之义。然而,在政治成为一专门之学后,在从政成为某一特殊的职业之后,儒家作为一个群体,虽然关切政治,然而并意味着一定要侧身其间。使政治归政治,儒学归儒学,二者之间拉开适当的距离,可能是较长时期内儒家学者的选择。“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从事人间的伦理实践就是为政,何必一定侧身政治才算是为政呢?这段回答可谓发人深思,值得回味。
  中国现代政治既不会从内圣中直接开出来,也不会从西方移值过来,而是由中国现代政治趋势发展而来。中国政治究竟趋向何方?归于何种政治架构,并不完全出自人为的计算,更多是出于历史的必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民间放弃政治诉求,而无视天下家国之关怀,更不意味儒家放弃以道易天下的社会理想,而只是说儒家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理想通过民间意愿呈现出来。因为在儒家,除了民意(民意即天心),儒家没有任何私意。儒者,深入民间,化民成俗,恰恰是现代为政的最好方式。道易天下,同时意味“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易”同时意味着“不易”,无道则易,有道则不易,这是孔子之意,也是天下儒者应循之意。“不易”就侧身民间,从事讲学,以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同样是为政。
  何为有道?道有现实之道和理想之道。政治清明,贤者在位,为当下有道;“无讼”社会的达成和大同社会的实现是理想之道。而德治主义是儒家政治活动的最高价值之源,是现实之有道与理想之道域的共许理境。从现实之有道而言,政治清明,贤者在位,儒家不易,从理想达成的意义上说,儒家又不能不易。不易亦易,侧身民间,从事讲学,化成天下,就是不易而易。
  民间儒学关切政治,但不依附权势。尧舜已失,三王不再,“行仁义”或“假仁义而行”是许多政治人物的政治选择,是他们玩弄政治,操控社会的手段,“由仁义行”的政治人物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教化才有可能。在儒家,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以道义易权势,无以权势易道义,以保持道的独立性、至上性是民间儒学存在的意义。儒学,如果不能从权势的牵累中走出来,依附于他物而生存,其自身就永远不会站起来,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权势支持下的儒学,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依附于权势是民间儒学固有之义。
  民间儒学是特殊的,又是普适的。民间儒学不是无相之相,而是由有相到无相。这里所说的相是特殊形态之意。从历史的演进看,儒学只是承中华文化的大流而来,孔子只是“以文自任”,“述而不作”,作为古之道术传承者的儒家本来无所谓家与不家,后人为了便于区别与墨、道、兵、名等家之不同,才有了儒家之名。孔子,不是诸子之一子,他不是要创立一个学派,成立一家学说,而是沿华族慧命而来,平平如如地呈现人的生活智慧,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近代以来,人们将孔子从圣坛上拉下来,与诸子摆在一起,号称这是思想革命。命是革了,只是扭曲了历史,愚弄了后人。儒学从孔子起
。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取舍标准自然不应是现代人的取舍标准,同样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以封建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固然没有跳出封建者的思维,而反其道而行之,凡是封建统治者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封建统治者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同样是陷入了封建统治者设计的圈套,是将自己降低到与封建统治者一样思考问题的水平上。经典是经过千百年历史的历练而凝结成的历史智慧、人生智慧,是人生的大经大法,有着超越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价值,这些封建统治者心里十分明白,而作为生活于现代的我们反而一再轻贱、鄙薄经典,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今天,重温经典,重开读经之风,是振兴儒学尤其是振兴民间儒学的重要工作。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不少华人社区所推动的儿童读经运动很值得注意。儿童读经固然重要,但远非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在儿童阶段应更多注意传统蒙学教育尤其是洒扫应对等养成教育,在具备了一定理解力之后再进行读经活动,也许更有利于儿童心智与灵根的生长。当务之急,是成人尤其是进入成年的青年人读经,这些人是现在社会和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行为影响着社会的进程和国民整体素养。成人读经对于推动民间儒学的形成,转移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都有着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主张重开读经之风,并不是说经典中一切都合乎现代需要,也不是经典所载句句都是真理,或者说只有读经之“人病”,而没有经典文本之“法病”。我们承认经典中的确存有时代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超越历史时代或历史空间的价值。这些对现代社会而言,可以说是利弊同在,或者弊大于利,甚至有弊而无益。我们相信,作为接受了现代教育洗礼的现代人,会有自己的鉴别力。从经典去汲取历史的智慧、政治的智慧、人生的智慧,体悟人生的意义和意趣,找到人生的坐标,淘汰经典中的杂质。
  经典诵读既可以集体诵读,也可以个人诵读;既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诵读,也可以无师自通。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田间,无论是广场,还是在旷野,只要兴之所至,都可以随时打开经典,直接与古圣贤对话,进行心灵沟通,感悟经典。
  (三)重开讲学之风。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梁漱溟,还是张君劢,都要求重开宋明理学讲学之风,以解决青年人的人生问题。讲学是宣道和弘道的重要方式,它惠及儒林,泽被苍生。读经与讲学都有利于民间儒学的形成,也可以说是民间儒学的重要表现形式。读经,旨在了解经典的大意,以期与古圣往贤的智慧相衔接,而讲学意在自觉觉他,重在宣达新体会。
  这里所谓的讲学,并不是指职业的教学活动,而是指民间讲学,或者说是指以宣道、弘道为宗旨的民间讲学活动。讲学是儒家的传统。儒学自孔子创始起,就以杏坛讲学而传之后世。没有讲学,原始儒家不可能形成以孔子为核心,以七十子为骨干的庞大的学术群体。两汉经师,宋明诸儒,都秉持着儒家的这一传统,它虽不能使儒学遍及五大洲,但只要固守这一传统,足以使儒学传之久远。如能像泰州学派如朱恕、韩贞、颜钧、罗汝芳等人那样讲学,儒学不仅可以传之久远,假以时日,也可能会广被四海。
  (四)编印通俗儒书。民间儒学的实质是将经生文士之学转换为愚夫愚妇与知与能之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革命,为儒学的大众化、平民化或者说为儒学的转换提供了便利的文字工具。然而,此后的儒学论著虽然是用白话文写的,反而越来越晦涩,越来越难懂,越来越远离百姓人伦日用,以为不如此,就不深刻,就没有学术性。当人们问学术性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将儒学西方学科化甚至科学化吗?仅仅是为了向西方学术看齐吗?这种以西方标准所完成儒学论著虽然十分高深,也许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与儒学的实践品格有距离。我们高声呼吁:学者们的学术著作最好能“极高明”的同时,也兼顾“道中庸”,使之更可亲、可近。即使继续“极高明”,请不要排斥通俗的、人人能懂的儒学读物。
  民间儒学即愚夫愚妇皆能知、可知,可行、能行之学。儒学是他们了解儒理,亲近儒学的重要途径。编印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儒学册子,广为散发,是民间儒学设立的基础性工作。一切有志于弘扬儒学的同仁,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应大众之所急,想大众之所想,编印一大批儒学著作,以造福民间,惠及百姓。
  (五)建书院,开讲堂、设会所。儒学传播在传统社会有赖于书院、乡塾、府学、太学等教育机关及讲学机构,自20世纪初,新学普遍兴起,改书院为学堂一时成为风潮,旧的教学机构或改学堂,或废止。延至今日,在中国,基督教教堂遍及都市和乡野,还在发挥着布道的功能,各色人等或在乡间,或在都市,还在进行着基督教的宣教及吸引信众的活动;佛教寺院还存,经诵佛号之声犹响,佛学院还在培养着年轻的佛学信徒。在宗教自由法律条款的保护下,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等,都还有自己的道场。而影响中国数几千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它的道场在哪里?当然,无道场可以处处为道场,当下即道场,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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