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逊
一
关于中华文化当代价值的讨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围绕电视片《河殇》的大讨论算起,已有约20 年时间。20年来同一个题目不断出现在不同的会议上,几乎成了老生常谈;不过细看起来,讨论也还是经历了不断深入的不同阶段。开始,针对文革十年动乱中的“横扫”和《河殇》的“挽歌”,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发掘、论证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可能有的价值,多数论文有着明显的为传统文化恢复名誉和正名的色彩。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人们的眼界扩大了,大约在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论文的内容愈来愈多地涉及到全球性的问题,中华文化要“走出去”或“送出去”的声音也频繁出现在会议上,人们关注的中心已经是中华文化如何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作更大贡献的问题。
讨论是深入了,但总的看还是谈得多做得少,停留在中华文化可能有什么价值的研讨,较少注意到如何去落实或实现这些价值。
与此同时,在民间悄然兴起了一股学习、普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潮流。人们从现实需要出发,向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用于生活,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潮流一旦形成,就迅速发展,开始展现出良好的影响。
正在兴起的中华文化普及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的价值,只有当它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现实的价值。如何把关于中华文化当代价值的学理研究与中华文化的普及活动相结合,是实现中华文化价值的方向和途径。
二
中华文化的普及活动,正在各个方面广泛开展。
[1]儿童读经活动。读经活动始于台湾地区,90 年代开始在内地开展。王财贵先生曾应邀到大陆做过大量推广工作。活动主要是在幼儿园和小学进行,也有专门的国学堂和私塾。较早的如北京安定门街道办的国学启蒙馆、最近的有2005年孔子诞辰开学的苏州“菊斋私塾”。规模发展迅速,参加活动的孩子累计超过500万人。近年举行过几次大型活动。2003年在山东曲阜举行“海峡两岸儿童读经竞赛”,2004年在香港举行 “第一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2005年8月在北京举行 “第二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
[2]中华美德教育。大陆传统美德教育的实验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十多年来有颇大的发展,遍及了全国各地。其中规模较大,在国家科研规划中立项的研究有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王殿卿主持的大中小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实验研究和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栾传大主持的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系统实验研究。前者1994年开始进行,初始阶段有北京地区的四所高等学校(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昌平分校)和东城区、朝阳区、昌平区的100所中小学参加实验研究,接受教育的学生近5万名。1997年立项为北京市和全国的重点研究课题。实验研究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有全国各地的20 余所学校参加,中小学的实验研究在北京扩大到7个区县,近300所学校,学生近10万人。实验学校所在地区,遍及北京、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四川、广西、陕西等省区。本世纪实验继续进行,并有发展。2001年起,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合作,举办中华美德行动师资培训班,每年一届,已办4届。2005年与国际儒联、新亚书院合办师资读书班,业余自学,专家辅导、答疑;计划两年读完“四书”。后者始于1990年吉林省辽源市进行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以后列入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为重点课题;1995年列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重点研究课题。先后参加此项研究的有全国20余省区3000余所中小学,学生上千万名。
[3]民办学校。代表性的两个学校。北京圣陶学校,创办于……年,校址在北京密云,寄宿制,在执行公立学校规定的教学计划的基础上, 加入传统文化课程,包括读经、国画、国乐、书法、武术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全面传授中华文化的基础知识。开始从学前班和小学一年级办起,至今已办到初中。一耽学堂,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硕士逄飞于2000年创办,是一所以学习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公益性质的学堂。在中小学,学堂在北京高等学校在校研究生中吸收一百余义工,组织他们到各校辅导读经,帮助开展中华文化的传播、学习;在高校,学堂组织安排,邀请高校著名教授学者到高校作讲座;学堂内部也组织读经学习,请专家作辅导。学堂经费全赖社会捐助。学堂财政极困难,逄飞和学堂工作人员只从学堂领取少量报酬维持生活。学堂的活动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开始向北京以外地区扩展。
[4]中学国学社。1999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倡导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组织国学社,学生自愿参加,学习《论语》等文化经典;并在校门口立语录牌,每日抄录一段《论语》语录,要求全校师生都熟读背诵。这一活动得到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学委员会(当时是高中校长委员会)和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的支持,随后即在全国推广。2000年开始,每年在香港举办一次大陆中学校长、教师参加的中华文化研习班,在内地举办一次有海峡两岸中学
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近几十年儒学与佛教的发展作一点观察比较,可以看到一些引人思考的现象。佛教的一些大法师明确提出,他们不只以佛教信徒和准备信奉佛教的人为对象,而是以普通百姓为对象;尽量不讲高深的佛法,少用佛教词语,而是用百姓熟悉的生活语言,讲述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目的是帮助普通人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扰,享受幸福快乐生活。走出了一条大众化、生活化的路。而儒学的发展则是走了一条专业化、学术化、学院化的道路,表现出日益远离现实生活的倾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带来的效果也明显不同。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远非儒学可比。佛教走大众化、生活化发展道路的经验,值得儒学界借鉴。
[2]载体。儒学普及,走大众化、生活化道路,就提出载体问题。佛教的传播,依托于寺院和信众;古代儒学的传播,依托的是私塾、书院、祠堂、习俗。现在佛教的寺院信众依旧,而儒学赖以传播的私塾、书院、祠堂则已不存在,社会习俗也已遭破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普及失去了依托。靠什么样的机制传播儒学,实现儒学的大众化和生活化,愈来愈多地被提出而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对此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有主张走宗教化的路,提倡儒教或孔教的;也有主张儒学制度化的。不过都还只是在议论阶段,没有付诸实行。
与此相联系,还有人的问题。即靠谁来实行,由谁来承担?儒学专业化、学术化的结果,儒学“为己之学”的特质逐渐丧失,只被单纯当作一门学问、知识来研究,多数儒学学者只是“儒学研究者”,自认是儒者或愿意作儒者的甚少。没有一支自己信奉、践行传统儒学价值观的儒者队伍,儒学之不行于世,也是自然的了。
[3]读经。儿童读经的活动已经广泛开展,但还处于自发状态,有不少问题须要研究。
第一,读什么?一种学说,不同的阶段上思想发展了,文本也就随着发生变化。原来居主要地位的不再是主要的了,原来不受注意的成为主要的了;对原有的文本要作出新的诠释,还会有新的文本出现。文本的变化反映了思想的发展。从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宋儒在浩繁的经典文献中择出四书,朱熹以毕生精力作《四书集注》,四书和《四书集注》成了儒学发展新阶段的标志。当前儒学正处在创新发展的时期,在思考儒学发展问题时,文本选择和创新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在今天的读经活动中,文本选择上却是处于无序状态。幼儿诵读书目,自蒙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至四书五经,以至《史记》、《资治通鉴》,旁及《黄帝内经》等;有的提出,要遍读《诗经》、《尚书》、《周易》以下全部儒学经典,以求系统完整了解儒学传统;有的以多为胜,竞相攀比,多多益善。少儿读经,目的在使之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在修身立己,传承传统美德,培养民族精神上打下坚实基础;传统经典有部分内容非今日之必需;现代社会科技发达,知识爆炸,人们需要学习掌握的信息量远超过古代,全面系统,从猿到人地遍读群经,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这种不加选择,要求遍读四书五经的想法和做法,比之宋儒,岂不是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
适应时代需要,对经典作出新的诠释,赋予传统儒学以时代精神,也是重要问题。近几年儒学经典的译注本出版很多,但鲜见精品。编写既能正确阐释经典原意,又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经典读本,已是当务之急。
第二,怎么读?目前,读经的主要方式是背诵;为提高兴趣,增强效果,有的配以歌舞游戏的形式,也还是以背诵为主;而极端的则是只靠一张软盘,听、读、背诵。应该说,背诵确是我国古代数千年中行之有效的读经方法,今天也仍有其意义。但是,也应看到其局限性。在古代,经典的诵读是与整个社会习俗、家庭教育相联系的。一方面是诵读、背诵三字经等蒙学读物和四书等经典,一方面有完备的学规、家规和洒扫应对的行为规范,读经和礼教两个方面同时并进,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教育培养的体系。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面对的是现代的市场经济环境,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家庭的环境和教育,往往与传统思想有抵触和冲突。如果在社会、学校、家庭的教育中没有相应的道德和礼仪规范的养成教育,孤立地读经,读经的效果也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4]教育。目前传统文化的普及活动,基本上是一种民间活动,没有进入主流的教育体制。幼儿读经活动完全是由民间在推动。中小学的传统美德教育得到教育部的支持,为相关的研究课题立了项,还曾组织编写了《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在全国推广,但实验只在课外进行,《格言》也只是作为课外读物,都没有纳入正规课程体系。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领导的认识和重视;个别局部地区如山东招远、北京朝阳区、崇文区、黑龙江农垦兵团,由于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人重视,活动得以在全区开展,并得到指导和支持,收到较好的效果。但这种情况并不稳定,在领导人更换之后,新的领导人认识不同,就可能会人亡政息,难以为继。在高校,传统文化的普及只是整个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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