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和”。大概是张岱年先生最早提出了“兼和”的说法，他认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也是包含着差异（“众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多端”）的统一，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涵义[③]。[②]。张岂之先生认为“兼和”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墨子》。《墨子·兼爱》上、中、下三篇屡屡提到“兼相爱”、“兼以易别”的问题，“兼”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兼”与“和”是两个不能分割的方面。只重视“兼”，有可能会导致大杂烩；只注视“和”，也有可能忽视事物多样性的统一

“乐和”。在传统礼乐文化当中“乐”的基本功能是“和”，因此关于“乐和”的思想非常丰富。礼乐中的“乐”不单单是我们今天的音乐，而是包括了诵诗、歌舞等一系列艺术活动形式，其最高的艺术追求是和谐，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也是和谐。儒家特别强调“乐和”对于伦理关系的调和，如对于君臣“和敬”，父子兄弟的“和亲”，乡里长少的“和顺” （《荀子·乐论》）。“乐和”是通过音乐的声音作用于人的情感，来对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进行调节，使之符合中道，符合礼仪。到了魏晋，玄学家则认为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的表现，因而天地万物的本质同时也就是乐之本质。

“心和”。中国思想中一系列范畴：情、性、志、意、思、感、想、悟等等，都由“心”演生，与“心”密切相关。儒家认为人最重要的是以心为主宰，强调“本心”、“正心”、“养心”、“求放心”、“操存此心”、“养心之术”等，以使心常在腔子里，并成为一身之主，使人与动物相同的五官百体之欲都听命于心，这也就是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基本含义。“心和”是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道家的“心和”是指心神的虚静清明，即要去掉人的各种情绪和意念，进入自然无为，与道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学家认为心具万理，心统性情，肯定了心和对于人生修养的主体作用。

“家和人和”。儒家思想的根底是家，所以儒家对家和的重视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家庭里的主要关系就是父子、兄弟、夫妻。父子亲厚，兄弟和睦，夫妻和谐，这是家庭的健康正常状态，反之就会导致家庭不和。家庭不和是社会不和的根本原因，古代圣王为了治国平天下，首先都是先从家和做起，把治家为治国的第一步，或者说治家就是治国的一部分。所以《增广贤文》说：“一家之计在于和”，我们俗语也说“家和万事兴”，都是对家和的重视。在家和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就是“人和”。《论语·学而》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乐文化虽然讲等差，但其理想目标的以和为贵。后来，人们不断地把“和为贵”泛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论语·颜渊》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雍也》)的忠恕之道，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黄金律”，具有普世价值。《孟子·离娄下》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从爱敬的相互影响来谈人际关系和谐的。

“政和”。“政和”是古代思想家对政治的和谐稳定安定的追求，《尚书·周官》提出“庶政惟和《论语·子路》）的思想，以实现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政治理想。《管子》的思想吸收道家、儒家、墨家等各家思想，在“政和”方面的考虑比较全们细致，值得我们重视。，万国咸宁”。孔子还注意到了经济和社会分配对政治的影响，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协和万邦”。“协和万邦”很早就成为中华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准则，儒家把它推演到平天下这一层面，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而贯之的博大精神和包容传统。《左传·隐公六年》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孔子不主张对外侵略和征服，而提出“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周礼·天官冢宰》通过制度化的设置来使得各个诸侯国和谐相处。儒家还提出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下观”来构筑和谐世界。老子在诸侯兼并战争的春秋提出雌柔居下的思路来处理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和而不同”的辨证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导出来兼综百家、独立思考与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古代许多大思想家、学问家之所以在思想学术上有所成就，在文化史上有所贡献，就在于他们能够打破门户之见，凡是有用的好的东西都能够吸收利用，综合各家之长，努力进行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不墨守成规，兼综百家则需要独立思考，这些都是“和而不同”的基本要求。所谓独立思考，就是敢于提出问题，又善于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创新。独立思考自然会产生疑问，产生疑问经过独立思考得到解决，认识就会得到提高。在思想学术的传承发展过程中，独立思考非常重要，只有不盲从古人，不迷信书本，不胶定法，才能有所创新，不断前进。

“和而不同”思想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始终，推及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处理各方面差异、等级和矛盾的准则。在“和而不同”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可以讲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融合与贯通，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引起了各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在。

今天，“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性思想。2002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两千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指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④]

2006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⑤]

当前，全球化（Globalization）趋势是世纪之交最引人关注的现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不同群体文化面临一个共同的文化难题：文化的冲突与整合问题。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国家提出的永不称霸，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强调，中国传统的经验里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这就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和而不同”也是多元一体理论的另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①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既不是文化的西方化，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应是东西互补、多元并茂、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走向多元趋同趋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和而不同”这一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将作为不同文化间冲突与融合的准则之一，得到世界各民族的逐渐认同，中华民族也必将以“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为指导，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各国文化，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基础，熔铸一新型的文化体系，一定会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交互撞击、生活方式复杂多变的时代，当代中国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外来文化、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良莠并存，相互激荡。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继20世纪上半叶“诸子”（诸种主义、流派、思潮）百家争鸣后在“大一统”政权下的形成了多元思想文化发展格局，主要的思潮还是从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为延续下来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中、西、马三分天下。在三大思潮的互动下进行当代新形态儒学的建构、发展，就是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处理儒学与西方自由、民主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路向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具体在中国就是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的关系。

我的基本思路主要是通过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概括出来的。在思想（理性）层面，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这方面大概得思想精英为主体，与官方力量结合起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我是承认其在20世纪对中国的贡献，承认其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客观地形成的独特地位。但是，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并非没有历史根据和文化传统的促成，即使在老一代最激进、勇猛的革命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浓重的色彩，无论从人格上，还是思想上，还都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因素，是潜移默化地发展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传统是没有断裂的，实际上是也割而不断的。马克思主义就其自身来说，是一个开放的不成体系的思想“体系”，所谓“涣散的完整性”的思想“体系”，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注重经济、政治和历史，除了经济这一方面外，与儒学的致思基本一致，完成可以与儒学同构互补。当然，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近代形态的思想“体系”，其丰富言说的广泛内容，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理论特征的思辨程度，等等，正是儒学需要转换的。这个任务不能依靠孔夫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只能依赖我们今天的儒者。如果完全忽视这一方面，甚至提出“替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大概也是不现实的，也难以在当代中国社会立足，更别说发展壮大。

在宗教（信仰）层面，面对多元宗教，也是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这方面大概得精英为主导，与民间力量结合起来。据学者们最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信教人口大约为3亿，不仅是官方所估人数的三倍，而且信教人口正日益年轻化，大部分人都在40岁以下。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农村地区，信教人口近年来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村村有寺庙”的现象。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极度不安，认为宗教势力正在与中共争夺民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抛到背后去”，因而变成破坏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⑦]实际上官方没有必要紧张，关键是怎么对待和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甚至包括邪教。官方长期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对人类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不能正确处理。一方面不能从正面肯定宗教的意义和价值，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各种宗教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对待邪教又不恰当底采取惯用的政治打击和意识形态大批判的方式，未必能够真正地消除邪教的破坏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把民众推给邪教。我认为，对待宗教问题最好以宗教的方式，即首先给各种宗教以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宗教组织活动。违法者惩治，不违法者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要扶持正教，以正压邪，事半功倍。这里的扶持正教主要的当然是扶持儒教了。尽管对儒教问题现在仍然有学术上的分歧和现实中的争论，但是我们如果广义地理解儒教它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或文明的代名词，我们常常所说的“儒教中国”、“儒教文化圈”等就是相当于基督教文化或文明的含义。当然，基督教文化或文明与中国儒教文化或文明的最大不同是：前者可能与西方的其他文化层面关系更松散一些，甚至有与世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倾向；而后者中的不同层面则是更为紧密、圆融，有张力而不对立。中国的儒教即使不能与其他宗教简单地相提并论，但其中有宗教这层面或者有宗教的诸多因素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儒教就是可以与其他宗教进行和平对话，甚至可以兼容的。当今在世界上有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佛教徒，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这充分说明儒学可以与不同的宗教交融而不必冲突。这一点大概是一般宗教做不到的。

从汉代以来，儒学就开始走向世界，13到14世纪，宋明理学逐渐传入越南、韩、日，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主流。儒学的世界性在于：儒学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因此，它向世界的传播不象伊斯兰教、基督教那样是凭借武力，也没有传教士，而是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义圭臬，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它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并且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够和平相处，没有排他性，没有侵略性，能贯通于世界各教派之中。所以，要把儒学向世界推广，并不是中华文化的扩张，而首先是世界的需要，是儒学自己有可以满足世界需要的品质。20世纪以后，儒学尽管在中国本土遭遇了激进的批判，但是顺着华人移居世界各地，“儒教文化圈”在不断地扩大，从东亚到东南亚，到欧洲、美洲，其影响已经是世界范围是的了。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是符合社会趋势，符合各国利益，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不是对世界的征服，而是对人类的福祉。因此，我们说，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学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