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教育与民族之复兴
杨永亮
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冲击下，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每一次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传统文化就会遭到人们不断地批判和疏离。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遮掩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精致而深刻的研究，往往以感情的判断代替事实的认知，以价值的判断代替理论的探索。西方文化犹如大潮涌入中国，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峙中，传统文化往往被预设为落后与保守，成为捆缚中国前进的绳索，以为要实现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富强就必须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探寻向西方学习的理论上。然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用真理，自由主义的浪漫和全盘西化的空想，都带走了中国人无尽的忧思，历史的现实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幽而未发的历史节点开始显现在国人的面前——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动力究竟在哪？
一、“国学“的历史回顾
1902年，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写信给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对于国人所担心的中国“国学”会在中西对峙的文化竞合中走向历史终结的未来设想直接表达出“吾不此之惧也”的结论。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他非但没有担心中国文化走向衰落的文化担当，而且进一步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国学”本就退让出一条可以使外来文化对其进行改造的文化空间，并以“欧美童学”为标鼓励青年人勇于走出“国学”的旧阙，拥抱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外来文化[①]，在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国人矛盾的心态，既渴望有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使其具备近代化的时代要求，又自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然而当这一切面临到“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时，文化的自信力就显得微弱的多。
但是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史实：那就是近代以来对于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缺少一个宏观和长远的建构。章太炎先生曾说“就国学而言，它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源泉（注：指的是国家的人文精神而言）。我曾听言，当一个国家处于竞争状态的时候，仅仅依靠国学是不能够实现国家自立的；但我却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不兴盛而能实现国家自立这样的事。我听说过有国家灭亡而国学不会消亡的事，但我没有听说国学已经消亡而国家依然存在这样事。因此，当今如果没有人来从事于国学建设以来塑造国民，这将很快就会影响到国家存亡，这难道不是前世岌岌可危的例证吗？”[②]太炎先生举起“国学”的大旗，在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致力于“国学”的研究和教育，培养了诸如黄侃等一大批国学研究的大家，在一定程度上把国人的视线拉回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索上来。此后在国家几经战乱与动荡，国人自救不暇，人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来思索和探寻国学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崎岖的发展道路中，作为历史名词的“国学”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人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儒学文明涵盖下的东亚世界。儒家文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完美的结合使得被误解为保守与落后的儒家文明并非是历史的事实，也为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一个契机。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长期笼罩在人们头脑中的“左倾”思维开始逐渐淡漠，思想界重新回归自由的空间，首先被拿出来作为反思的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此后兴起的“文化热”掀开了中国文化自信建设的序幕。从政府到民间，整个社会都在积极寻求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径，“国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开始重新引起了人民的重视。
二、“国学”的发展现状评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高质良好的发展态势，近十年来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百分之十的发展速度，中国人对于建设现代化充满了信心，也激起了中国民族复兴的热情。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四个现代化”只能壮大我们国家的实力，但没有国民精神的现代化，我们依然担当不起世界强国的重担。基于此，在推进国家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上来。
从2000年左右开始，我们开始有计化、有步骤的推进国际孔子学院的建设，使其逐步肩负起传递中国文化的桥梁，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实践需要建立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孔子学院的建立，这已经为学术界和理论界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价值的时代命题。在笔者看来，“国学”的复兴正是这一时代发展需求的内在需求。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立为标志，国内一些著名的高校也纷纷组建了自己的国学院，著名的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大学等，这已经标志着“国学”已经开始在近代学科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开始登堂入室了。
伴随而来的是民间“国学”的兴起，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浙等地纷纷建立以普及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和私塾，力图在形式和内容上承接传统文化载体的形式。针对基础教育方面，国内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开始致力于童蒙读物的编撰，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开始推广开来，在潜移默化的传统文化环境中让孩子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魅力，对增强孩子们的国学知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楚的意识到“国学”目前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尽管人们已经把国学提升到学理研究的层面，但在目前的学科分类系统中，国学还是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上，尽管高校纷纷组建了具有实体功能的国学研究机构，但基本上还是分科教学的传统模式，还没有完成独立意义上实现国学教育与研究。当下的学科体系基本上都引自欧美的学科分类，而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被分别置放于文、史、哲相关的学科下，成为条状研究，这并不能涵摄传统文化的全部，因此国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自觉的探寻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理路要求，逐渐克服学科分类的界域，从而回归学术体系发展的本身；而国家作为文化战略制定的主体，应逐步推动学人自身去探求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在学科设置上尊重学术自身而不是行政指派。
其次，当下“国学”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民众对于“国学”的渴求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的自觉，或许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国学”的文化形态，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身感受是亲切而易行的。长期以来，传统教育中非常强调“知与行”的结合。然而，当我们把“国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文化理论”来面对时，很有可能会造成它鲜活生命的枯萎，在笔者看来，“国学”教育的重点似乎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诗》、《书》等经典的咏读与格义的探求上，而是应该引导人们通过实践去践行“国学”的价值理念，诸如做人的基本价值——仁、义、忠、信，它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本的记载上，也不是储藏在人们的头脑中，而是如何促使这种内在价值成为规范个体人的行为规范。就目前的现状而言，社会的内在需求促成了“国学”发展的一个高潮，但是对于“行”方面的探索还远远没有跟上，注重复古的形式而遗缺其内在的内容，这是否是“得形而忘义”呢？
我们必须看到，“国学”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国学”的复兴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知”探求的层面。当今“国学”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开放多元的世界，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受众空间，而作为维系中华人文精神的“国学”其优于外来文化的地方在于它更能反映出中国人的内心的文化需求。因此，在积极探寻“国学”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实现“上知下达”的人文目标比探讨“国学”自身发展更为重要。
三、国学教育肩负着重塑国民集体文化意识的责任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但是究竟如何让改造和向什么方向改造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在“救亡”时代的感召下，似乎只有不断地对传统进行批判和解构，不断地植入西方文化的因子，促成西化的中国文化才能实现国家的彻底改造。然而，当国家实现了独立的时候，“救亡”已不在是时代最强的音符时，西学理论所呈现出来的工具性色彩愈加的明显，这当然是中国社会自救形态的文化表征。因此，西方文化如果要依靠自身独特的文化表现而试图进入中国民众心灵底层，几乎是不大可能，反之亦然。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交互冲撞中，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论，但是在甲午战争后遭到了强烈的批判，被视为是文化保守的典型，认为“体、用”两者共存，不可分割，因此在对待中西文化立场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分裂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主义，二者之间相互论辩，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尽管表面争辩的很激烈，但在笔者看来他们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文化民族与民族文化。就前者而言，任何民族都有自我文化创生的过程，后者则是一个民族如何选取适应自身的文化形态。
在近代社会降临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华民族在东亚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其聪慧和勤奋创造出了蔓延不绝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农耕文明的固态、家国天下一体、宗法伦理秩序，成为支撑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梁柱。早在远古的西周时代，注重公德与民本意识使中国人从宗教的精神苦，疾中解脱出来，奠定了日后民族心理的文化取向。东周已将，官学失序，诸子兴起，著书立言，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源泉，中华民族在心智上也日渐成熟。
孔子的伟大在于没有他三代的文化无法承继，他以强烈的文化使命奔走于列国，为已“崩坏”的礼乐文化寻求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中国有幸有孔子诞生，使得文化相承前后有序，孔子规制了此后近二千余年的教育传统，无论是“六经”还是“四书”，都是对孔子文化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这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儒家的教育训练，不但作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走向，而且使得中国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将儒家的文化理念转变为自身的内在行为规范，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传递符号，而是在更加深远和宽泛的领域渐进地肩负起塑造中国民族精神的力量。
当“国学”作为一个时代集体记忆而重新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时，或许我们真的感觉到有一种久违了得感觉，似曾相识但有觉得遥不可及。在经历过文化阵痛之后，人们才能真心体会出文化的深邃，而每一次文化的进步，都会促使我们的民族更加的强大。经历了秦火之厄的汉人，成就了“儒学独尊”的文化形态；汉魏以来三教并峙，催生了宋明新儒学的诞生。而今，中西文化壁垒已经在世界一体中渐趋消融，中国已经屹然雄踞于世界东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族自信空前高涨，而对于自我心灵的坚守则使得中国人在无尽的物欲中逐渐迷失自我，因而，对于民族自身的塑造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是目前比经济发展更为紧迫的事情，民族复兴绝不只是国家实力的膨胀，也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一个稳健而自信的民族不仅是对自己国人的负责，也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国学”教育的独特就在于它不同于近代工具化的学科教学，它培养的是具有家国情怀、注重社会伦理、强调和谐的人类共生法则，是以责任的存在为根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这一点对于时下的中国显得格外的重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诸如责任意识的麻木、是非立场的混淆，美与丑价值的对调等等，都成为困扰社会大众的心理障碍。当一个人在援助他人之前首先考虑有没有给自己带来负担时，这个社会就显得不太正常了，当正义不在是人们所渴望的心理底线时，非社会的组织就已开始成为丛林法则的竞合形态，当然这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我们有着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但是我们却很少注意我们的教育培养的实在性，虚空教育目标的设定成为教育最大的隐患。作为提升人文素养的“国学”，游离于现行的教育体系之外，对于学科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似乎成为当今教育的一个可以尝试的途径。笔者既不赞成彻底脱离现行的教育体系，以孩子们作为教育实验对象的做法，同时也反对过分强调学科工具性的教育模式，教育的目标在于树人，它是一个完全的过程，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培养的不是劳工的机器，而是具有承载社会文化信息的鲜活的个体，这不仅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也是实现国家民族振兴的时代要求。尽管“国学”教育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对于“国学”教育未来的社会功效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共有的文化心理趋向应该是“国学”教育可以存续的基础，当我们孜孜不断地对社会受众进行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引导，中华民族必将以崭新的姿态迎接自由开放的21世纪，成为世界民族复兴典范。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笔者对梁氏的文章进行了直译，以期通俗易懂。
[②]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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