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遗迹与现代产品不应随意断裂
——第五届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工作年会之论文
陈文汉
前言
人类生存生活发展到今天,人类学者曰:“人为万物之灵”的道理,当系不必争论的话题,应属人们的箴言。全球各地域生存生活的四五千个民族中,有的先进发达,有的后进愚昧。故此,“先进”与“后进”之间,时常产生各种各样、各不相同的冲突,并在同一个地理文化区域内,也发生不少历史情绪矛盾和冲突,带给社会不和谐和人类弟兄姐妹之间不悦的愤慨事象。
人类文明之年代纪元,有各种划线。吾人所闻见的大致都以千年计。而鄙人所感知的观点是:应以万年岁龄计。以下为吾人授武汉科技大学文法院教授孙君恒先生致我“国学与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之函,内容提示主题——“传统道德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实际做法、经验和发展”的议题,撰写几字不成文的亲身经历与认知观,以望同仁不吝赐教与斧正。
一、血缘、亲缘、情缘的衔接观点
鄙人生于1950年代人、1960年代进入新中国学校教育。当时的教材是以原苏联教育家伊安·凯洛夫指导的教本。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祖国教育重为政治色彩——以“马恩列斯”主义连与“毛泽东思想”为轴心。鄙人虽在僻壤之小地方上学及辍学之时,对血缘、亲缘、情缘有一点认知观——马恩列斯几位伟人系欧罗巴人种,与我们蒙古人种的黄肤色人种相距甚远的西方人。但他们所说之话,让我国袁、孙、蒋、毛等成千上万老前辈有智人士领悟到:人类当走公平正义的社会道路之原理。
在对我来说,求学就学一点至今三四十年间,常常忆想当时当面对我指教、指点、及其所见的长幼各辈人员说:马恩列斯血缘离我们很远,但指导我国人民站立有了不可磨灭的理论功绩;袁、孙、蒋、毛、邓也都是中华汉民族之伟人,距我彝族血缘虽较近。但是,我族延至1956年才真正废除“父系奴隶制”。当属“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功绩。
前语是政治事务的衔接大事,本人所语是“一窍不通”之人,但是觉得,人们应该基本认识血缘、亲缘、情缘的真实、事实的基本原理才算一个真正的事实人。
二、幼年家中度日记忆
吾人是西元历1950年代出生在中国西南方,今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民胜乡麻塘村三组人(原地名叫“牦牛山麓”的“力鸠阿莫”村落中约2200千米海拔处,彝、汉、藏三族杂居)。而吾出生家乡为1950年3月27日,人民解放军赶跑国民党精明将官胡宗南部队后所建的凉山第一个四川省彝族乡——“民胜乡”(当时叫吉果乡)。事实上,待到1956年的“民主改革”时,才真正废除数千甚或数万年的奴隶制之地。
幼年时代鄙人,生在一个不算好也不算孬的家境中,现忆二三经历叙下:
1.二三岁受病疼之感言
吾人在三虚岁,实二岁半时,我和我母同时患一种因湿气而得的疟疾病,在疼痛难受时,有不少远亲近邻亲友看望我俩母子,我一边呻吟一边问我母——“妈妈:我俩哪天才痊愈?你也不晓得,我也不知道!”往后的邻居们碰上疑难事题时常常用我这患病语作典语。
2.一位不相识的看守菜园老人对我父之教言
我十多岁时,我父亲给我说过一个他的小经历:(约在1936、37的一个冬天)我家因中华民国地方军队攻打“六大黑彝”之战争原由,我父亲移民现居地,在一个深冬的中下午,我父外出做事返家路经新居地同一村庄的一片“圆根菜园”时,向看守牲畜的一位老人问道:叔叔我赶路口渴,可否拔你一个园根吃?那老人既和蔼又加真诚地教导——不必问,走在一片圆根地扯不来一个圆根吃的是属傻瓜孩儿,我是防牛羊的,不是防人的,你是何青年?我父详细介绍自我身世后,得知守菜老人叫“马海约洛”,又系我父之堂舅表哥(几年前那老人家之孙在我校本科毕业,现在我家乡州水电局供职,名叫马志华)。
3.亲舅老人指教记忆犹新
吾人母亲之系有五位曾祖父,三位外祖父,四位舅舅与吾母亲和小姨二姐妹。在鄙人五岁(没上校读书学习)时,我大舅家夭折了一个三岁的小舅表弟,大舅令我妈妈叫我来他家生活几天以解失子之苦。当时约定的时间为十五天。我家与大舅家距约10公里山路,在舅家的生活状态比在我自家中还优:舅舅、舅母、表姐们对我关心备至。但是自己又天天扮指头数日,期间至今记忆尤多,记叙二事于下。
⑴心怀几年前我父瞪过我一眼事询问舅舅
去舅家待十五天间,忆三年前被我父瞪过我一眼事:三年前在距我父家约四公里处的一户藏族叔叔家娶儿媳办宴时,邀我父赴宴,我被我父带去参宴吃玩。在吃宴席时,厨师上菜揣上一份我觉得很好的“咸烧白”菜,我就欲食即拿筷子想去吃,我爸爸瞪我一眼,我也即收筷放下。此后的三年间我不敢问爸爸我犯了什么他瞪我眼之疑(因为我父脾气火爆不敢随意问他)。到舅家时我问大舅此事之错理,舅予我详细指教多多吃饮基本道理。专题询之事是:在一正规席的场合,应先由大人指挥,但你是小孩子,不必耿耿于怀,知道就是。
⑵代舅家去提取节日肉堆受人好评
我到大舅家后没几天,正逢我族最大的月历节——火把节。我舅家居地在今凉山州西昌市民胜乡小沟村一组,即是今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冕宁县成功乡为原来的一个村落,那时至今的民俗火把节日时,全村落的村民,不分贵贱福贫,以户为计单位出均等的金钱买一大牛作为节日的“牺牲肉”均享。宰牛剐肉地在距我舅家约5公里处。当时的习俗是在场的男性人员尽力动手,把节日大牛屠宰,以技术较高分割肉块之人分成均等分,当时约近百户人的近百堆肉中,人人都可以先提取与后提取。鄙人当时在场的位置中,可以最先提取我看上的好肉堆,因为我系我舅家外曾祖(清末科举制的乡试秀才)之甥系,也系在1940年代我国抗日时期“训学”西康省系的一位有点水平的大舅之甥。但是我不先去争提,待全部拿完后才去提取最后剩下的一堆。据说现场所见不少男女称赞道:好种之嫡。
三、不是亲缘而胜亲缘的二位哥哥
本人有同父同母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三个都没受过较多学校教育,本来对我关心照顾多多,但对人间、社会见识、学识有限。在我现今快近退休年龄,与之相识领教的同伴、同学、教师、领导、同仁几十甚超数百的友人中,感受最深、指教最真情的有两位与鄙人无血缘亲系的汉族哥哥。
1.当地民俗民习的“干大哥”
家居相距八公里的汉族干大哥,他是我父亲的干儿子,赐名叫“吉克木呷”,我也是他父亲的干儿子,赐名“杨熟森”。我干爹名叫杨自东,我干大哥叫杨培孝,1930年代生人,体质、品质、商质都较高的人,可惜在中国社会换代时期走上“反动路”——系国民党蒋介石总统系下胡宗南之妄计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凉山的阻击小军官。在我记忆相识干爹干哥时,他俩父子已是“躲藏分子”,躲在我家西面山上的一个岩洞。邻居称为“刺猬洞之夫”。
历史事实状况,我干大哥可以做新中国的乡村好干部,我父亲可做西康省(今属四川省)的文史研究人员。但他二位没迎合,与新中国政策走向“对抗面”,都被受到惩罚——我父亲在1959年被收入“西昌地区米易农场民族管训队” ① 受训;干大哥于1957年以投诚军人之待役判无期徒刑之刑。在本人1960年代享受新中国之正规学校小学教育期间,不少邻里乡亲、前辈等人欲阻止我上学,也有很多乡亲(教师、大小干部)助我读书学习。因此我以受不应该的心绪待遇对我父和我干大哥很存怨感(不是恨感)。待我在读小学三年级时,我的干二哥去探望干大哥。我托干二哥带一封自己可能文不达理的几百字信给干大哥。我干大哥杨培孝托他亲弟杨培森捎我二礼物:一本《毛选》1—4集小精装本,价格3.00人民币,是他两个月的劳改人员每人每月洗漱费,另写一封约五六百字的指教信。信中叫我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哲理思想,并以肯定的语气教导好好学习。并鼓励我:“记得大哥在读初中时,还请老师帮我写家信,你比大哥强得多。”(现在我已丢失了原信件)。1979年,我干大哥享受战犯人员的从宽待遇。(从无期——有期——还剩8年时)释放回乡。当时我在本地当“民办教师”,人民政府给予他的车路费、置家费约有3—5百元人民币(我记不清了)。他释放回乡时,给他“干爹、干妈”(即我父母)以及他1950年所见的我们四个弟兄姐妹,买六双胶鞋,一人一双。
见面时,即高兴,也带情怨问干大哥道:你干爹你俩怎么不迎社会时代,害得我“连初中校门”也没见到过!他十分严厉的训我:文汉弟,你现在有点见识水平,但是请谅解大哥和干爹当时的所做——军纪,俗规应当遵守。要不是,我可以成为一个新中国的政府干部,干爹也可以顺利的做个文史员。但你不应责怨我干爹和大哥,军事之规,我应遵从上司胡宗南指令;干爹不去西康省作文史研究人员也不必之恨,他有他的苦衷之怀。”
我干大哥于2007年5月2日下午六时许在他自己父的政府分予的房中去世。当时,大哥有二子,长子在大连开车做临工劳务,悉知父病危后即赶回来,到北京转车时,他的小爸(大哥之弟)杨培森的电话:你父已去世。干大哥之长子杨东旭在北京转车上车前给我来电话告我其情。我也教叫他“人死无法挽回”,你别紧张,可能我比你先到。我赶到时,我的干大哥的坟墓将已建半,我把我的不成文理的几句话语纸条焚在墓前。另小曲折事,我去奔丧时,从成都乘硬卧火车到西昌转乘公共小巴到我大哥家之地瑯环乡中心村六组。事中难能对干哥之去世献祭,只能以当地、我族之最高礼仪——献牛之祭。过后不久,我干哥之长子在内蒙古某地开车遭矿难被伤脚踝,在内蒙古治疗一期后再需取下医用钢块,他向我电话求借4000元人民币。我回话二三指教:4000元能即时汇给,可还可不还。没过三四个月侄子又汇还予我。
2.实应属称叔的哥哥予我的关照与教诲
西元历1986 年的一天,我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尧汉先生之邀我父在西昌邛海宾馆住宿将要离宿时,两位来自香港同宿宾馆的夫妇二人。其夫叫刘兆彬,刘兄征询我:他夫人与我父合影可否?我即答:很好。当时交谈仅有5—10分钟话而别。后来在1987年8月29日他两夫妇乘189次快车到西昌与我相互交流三天之时日。
其间我已向刘兄去信道明身份。接二位尊敬的哥嫂夫妇,我不敢昂值之宾馆,只以新建之“凉山林海招待所”贵宾床以待,一标准间仅16元人民币,饮食也在西昌的我父老长辈家随意简单的吃喝。去火车站以前已有他不乘飞机而坐火车观“成昆线之状”的信函,我到车站接待时,是在离西昌38公里处的一个中心校任教导主任职,只好在市区托亲友协助,接兄当时在西昌最好的租车仅有一辆上海牌轿车预约接待(我本可利用我的亲友在职官车,但我不这样做)。
接到刘兄后在西昌两三天,我免强完满以待。但在第四天他们夫妇二人欲去凉山老州地带昭觉县,我有急事来成都,不能随同昭觉县,只好买上两张国运汽车票送上车,并写条子与我所知悉的昭觉状况予指导。
那次接触,刘兄送我礼物多多,我送他礼物少少。
过后数年间,相互来往信函多多,但未能实现二件:一是他欲望亲赴火把节实况终未能实现;二是邀我去香港游玩一趟,时因我父病危需照顾不能前去。
他于1994年10月1日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市,又不幸于1995年5月25日病逝于温哥华市,享年78岁。
四、赴丧事的一点记忆
生、婚、死为人类之重要习俗场合。但是因自己时间所限,较少参与生婚场合,而对丧事尽量奔赴参与,其自己的主观是:生孩子是父母之喜、婚事为一对男女组家的喜事、死一老幼年龄、声誉大小的人,使其不少份内份外的人悲伤之事。所以自少年时到今天将迈入老龄代时,不论在远近之地所闻所见的死人事,尽量奔赴去:无能经济补助,也尽以话语助解伤愁。下面记叙二次回忆较深刻的赴丧场事。
一、近血缘关系堂舅祖父离世事
1、1984年十月的某日,我的一位堂舅祖父退休后没几年,便离世。当时他身为“西昌市委委员”、“市畜牧局副局长”退休老干部。我闻讯后一直参与协助他的丧事,而且并不误自己的一点上班时间。
刚退休没几年便去世的我那位堂外曾祖父彝族名字叫“吉伍垒基”,学名叫朱万清,他的去世使我感到十二分可惜,因为他是我直系亲缘中见过毛泽东主席八次的共产党干部。197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在工作出差之时,来到我家看望我父母及我弟兄和孩子,我当时做民办教师,我家仅能以一头重约四五十斤的小猪宰杀招待。夜宿入眠前,我向他问:“舅爷,您见过多少次毛主席?”,他说:“八次”。我再追问:“是什么八次?”他答:鄙舅爷在中央民院(今中央民大就学的本科学历时)以“学生代表见过两次”,后在国家民委供职时见过六次。
2、本村一老人去世,本人尽予协助
1976年的夏天,我近邻无直接血缘亲,但也与俗规亲缘称舅舅的叫阿折朵惹的一老人去世,他老人家死前没有病况被亲友所悉。即死的场合容易产生不少疑问冲突。当时,丧场时间并不长,仅三天,来予人员也不是很多,只约有一百多人。事间,我做了两点应负之义务事:
⑴阿折家族在本村落中仅他一户,他的父系家族闻悉他去世后从各地赴丧人较多,其中疑问难事是:为什么原因无病一下子死掉?!我向较远处来的称舅的人解释道:没过几天前的火把节时,我三舅之子朱呷呷在西昌卫校读书生,在节日宰剐牛肉快乐场合敬问他:“阿折老人,我觉您很面瘦!”之事实话语化解怀疑之死因事;同时,当时我们村庄人民生活较贫困,按其习俗之规,以无偿帮助,但吃喝在场合。而我只是帮助做事,不在场合吃喝——“吃自己的饭,帮他人之忙”而做。
后语
据吾在1980年代的人类学先辈们的预示,记忆不是很准确的话:题名叫“地球能生存多少人?”,答案是能生存160亿人,标准是四个:中国人的消费水平、日本人的秩序道德、瑞典人的均等原则、瑞士人的人平生产率。
又过去了约30年后的今天,可能有相反的国家度量——现实我国官员乱消费可能最浪费。但是自己所见所闻的官场事并不是很多。而略所闻,近百年中,欧美国家的官腐不是很多,亚洲国家的官腐很多,特别是中国大陆官员极盛极坏。
鄙人祝望文明悠久的中国各级掌权领导者们,多虑十四亿人民的诸多疾苦,尽量多为祖先的文明予服务后代子孙为愿望。
201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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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文汉(彝族人名:吉克·则伙·史伙),1954年生人,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在云南人民社、台湾民俗曲艺、人民文摘社、中央党校社等发表过少量专文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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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民族管训队——比劳改较轻,比劳教较重的当时当地一种刑法。
附件——自己觉得较珍惜的先辈和友人文书。
附件①直系亲缘之长外祖父“朱秀才”1930年代的彝、汉文字迹文书。
附件②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去世了的刘兆彬兄致我之情感信。
附件①:
附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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