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论纲）
姚才刚 李平平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其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也是一次空前的文化危机。自此以后，有识之士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在中国学界拉开了序幕，后来的历次社会政治变革运动无不与文化论争相关联。延至今日，文化问题依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更新运动，它曾以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而闻名于世。然而，时过境迁，“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成为了我们当代人的一个“传统”，成为我们可以诠释的“文本”。应该如何解读它?如何对待它?显然，我们不能再因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应采取辩证的、批判继承的态度，一方面要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又要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境界，而不是简单地回到“五四”当年。本文拟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贡献作一探讨，并揭示出它的不足之处，目的在于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正、反方面的启示。
一
为了便于后文展开论述，我们先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作一概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但其胜利成果却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在文化上也一味推行守旧、保守的路线。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严重束缚了人民的思想，扼杀了民族生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批判。他们发表言论的重要阵地即是陈独秀1915年开始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后来，《新青年》的影响与日俱增，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文化思想运动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被称为爱国运动。前者从思想上启发后者，并由后者赋予新的活力，得到更加深人蓬勃的发展。
“新青年”的作者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古代教条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的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他们认为，只有用民主与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弊端，凡合乎民主与科学的则提倡、推广，反乎民主与科学的则批判、摒弃。这些思想在当时起到震聋发馈的作用。
我们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关键即在于它所蕴涵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意义。启蒙是对传统的否定，是任何民族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环节启蒙运动不仅是社会政治变革的理论先导，也是促进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可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确实表现了一种比较彻底的革命精神。但启蒙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仅仅是一个开端，启蒙的道路是漫长的。这是因为，传统中的糟粕部分如缕缕游丝，还会时时迷惑人们的眼睛，滞迟人们的步伐。“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即是一明证。‘文革”期间，个人迷信代替了民主讨论，打语录仗代替了科学论证，各项法制法规及个人的人身自由遭到了肆意践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被拉后了数十年。
继续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化重建工作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民主和科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代中国文化与“五四”时期的文化相比，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科学教育落后，科技意识淡薄，文盲、科盲人数众多；求神问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家长制和独断专行的作风在一些领导十部中还相当普遍……它们是中国建立现代文化体系的严重障碍。这一切都说明了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的必要性。我们绝不能对“五四”时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视而不见。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们为开启民智做了大量的上作，可谓殚精竭虑。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笔者在此略举一、二。
其一，关于‘全面的反传统主义”。
一个社会发生变革时期，反传统思想便会产生，这乃情理中事，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尤为突出。本文前面言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虽历经批驳却僵而不死，因此，我们亦应做进一步的突破传统藩篱的启蒙工作，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若反传统不分青红皂自，以至于演变成全面的反传统主义或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先生语），则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受到西方学说的影响后，改变了他们思想内容中的价值观念；又因当时政治与社会的腐败，使他们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以致于认为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盘打倒不可。陈独秀即是全面反传统主义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化综合在一起，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要进行根本改革，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甚至同意当时另外一位学者钱玄同关于废除中国文字和语言的观点。在“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看来，只攻击他们所厌恶的某些规范、教条，实在不够深刻，因而产生整体性反传统主义的思潮。
固守传统只会导致中华民族生命的窒息，全面的反传统主义则又使文化建设失去根基，流于空谈。正确的观点应当是批判地继承传统，创造地发展传统。要创造根本不同于旧文化的新文化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新与旧是相对的，任何新文化都离不开旧文化的资源和土壤，旧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对新文化的创建会提供一些有利的条件。人们可以摒弃传统中国社会的罪孽，而无须攻击整个传统中国文化。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叔子先生说得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掌握先进的、高精尖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优秀传统道德和文化，失去了民族精神的精华，则不打自垮。
其二，关于全盘“西化”。
与全面反传统主义相对应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现了过分抬高西方文化地位的倾向，胡适即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极力颂扬西方近代文明，指责东方文明。虽然他本人避免使用“全盘西化”的字样，但在事实上，他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胡适的结论是，先要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再死心塌地去向西方人学习。他提出“往西走”的日号，即一切以西方文明为准则。后来的文化学者陈序经在态度上比胡适更为鲜明、激进，他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陈氏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的趋势，是全世界唯一普遍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毫无疑问，这种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无视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自然难以为人接受，因而也就谈不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功效了，它不过是无补于时的一厢情愿罢了。笔者以为，现代化固然发源于西方近代文化，但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模式，比如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澳洲模式等。将现代化直接简约为西方化，是十分浅薄的思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国情紧密结合，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个共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主张硬性地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是不切实际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化为取舍标准，而不能以西化为唯一参照系。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狭隘的民族本位的文化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三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既要吸取“五四”新文化运动丰富的养料，又要克服它的肤浅、浮躁的缺陷。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着眼点是在现代化，而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谓的“西化”。现代文化应包括以下内容:以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智力因素；以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为主体的精神力量；以信息技术智能化、国际化、现代化为载体的文化网络；以各种形式融人现代化进程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以及善于博采众长的良好的文化环境等。当然，就目前而言，我们还不可能全面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必须向这个目标迈进。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是更多地以科技档次和文化品位为标志。文化建设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发生于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开辟了新纪元。我们需要继往开来，以数代人的努力，开创更加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
附：姚才刚，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任湖北大学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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