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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榆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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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榆林发言
陈静
 
各位朋友,各位同道,大家好!
‘“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2013)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工作年会’在榆林召开,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要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我个人的祝贺,同时感谢大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并且安排我做这个发言。
大家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来,文化热开始兴起,到了90年代,又发展为国学热,这股热潮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高涨的态势。80年代文化热刚刚兴起的时候,冯友兰先生有一个评价,他说这次文化热与五四时代的文化热完全不同,五四时代的文化热是反传统的文化热,这一次的文化热是心向往之的文化热。冯先生的评价是很准确的,从8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确实越来越怀着温情,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态度被彻底扭转了。80年代的文化热发展到90年代,演变为国学热,如果说80年代的文化热是从反传统改变为回归传统,那么,从90年代以来的这次国学热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现象呢?我认为,这次国学热的本质是民间兴起的道德复兴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一次国学热不是出自学术的动机,不是因为学术上的某个热点问题引发的,不是出自学者的推动,也不是出自政府的倡导。虽然在国学热起来之后,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也进来了,学者的参与和推动也进来了,但是这次国学热的基本动力,是来自民间的道德要求。国学热是民间要求重建社会道德的文化表现形式。我这次来榆林开会,对此也有充分感受。
我自己是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按照现在的文、史、哲学科归类,属于哲学的领域。这种现代的学术分科现在看来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分科不仅把整体形态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经典分裂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典的态度,把过去知行合一的态度变成了单纯知识的态度。我们这些做研究的,面对经典首先是把它们对象化,进而把它们历史化,视为关于过去时代的知识,我们是以一种客观了解的态度,通过经典去了解已经消逝了的时代,而不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学习经典的过程就是领会圣人教诲的过程,掌握经典是为了践行其中的道理,按照经典的教诲去做,是知行合一的。而我们的研究是对象化的、历史化的,是知识形态的。尽管思想的力量、学术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近代的学术确实更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而不是直接面对实践的。
而90年代以来的这次国学热,显然不是出自知识的要求,而是出自实践的需求。我从榆林会议的邀请函中,也感到了浓厚的实践特色。例如,邀请函捡择出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说要“努力使这些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回到我们日用常行的生活中,从而起到正人心,美风俗,广教化,育人才,和谐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作用”。在会议主题的设定上,也强调从自身、家庭、学校、企业、社区等不同层面以国学为资源进行文化建设。这种实实在在去做,凝聚各种力量建设美善社会的努力,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所以,我要向所有努力在做的朋友和同道,表示我的敬意。
不过,我在阅读古代典籍的时候确实觉得那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时代。传统和现代有很多差别,吃穿住行等器物方面的巨大改观暂且不论,人们的生活环境、就业领域等等显然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举一个小例子,我小时候生活在成都,见过铁匠铺和膏药铺,而这些行业现在基本上消失了,不要说像成都这样的省会城市,就是小城市甚至县城都已经没有这样的行业。如果我们要列举现代和传统社会在具体细节上的不同,那几乎是不可穷尽的。所以,我要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指出它们对于人的理解是不同的。简单地说,传统社会里的人,都是有身份的,是角色化了的人,人与人彼此相见,是以角色身份在礼制的规范下相互面对。例如,我是学生,你是老师,我见你的时候就用学生面对老师的方式和礼节与你相见,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但是现代社会的人,是法律体系下的平等个人,在这种理解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大家都是同样的个人,然后才有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具体关系,例如师生关系。我是你的学生,我见你当然会表示对于老师的尊重,但是师生关系却只是我们之间的一层关系,我们之间更基础的关系,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与另一个个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先,然后才是师生之类的角色关系,这里所谓的“然后”,是逻辑的在后而不是时间的在后。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另一个很基本的差别,是道德的实现方式。传统社会因为是相对简单的熟人社会,所以是靠相互的监督、评价和舆论的制约来落实道德的要求,而现代社会是结构复杂的陌生人社会,所以是靠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方面的公德来规范人的行为,一般意义的道德一方面是法律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个人品性的境界。
当然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别还有很多,我提到这些差别主要是想提示,当我们认为传统的一些基本义理是普遍价值,是“古今皆试用,老少咸宜”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践行它们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汉代大儒董仲舒有一句话,叫做“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当“天”变了,“道”也是要变的。这个“天变”的说法具有隐喻的意味,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变天帐”之类的说法,还记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词,是不难理解这个隐喻的。回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差异的话题上来,可以说,拿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较,我们生活的制度环境已经改变了,也就是“天”变了,因此,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即所谓“道”一定会改变。这时候,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本义理,认为它们仍然是有价值的,就得把它们的普遍价值在新的“天”下也就是在新的制度环境下重新呈明一次。否则,它们就只能是停留在过去的历史知识。我想说的是,知识性的了解不容易,道德性的践行更加困难。因此,我要再一次对契而不舍地践行者们和推动践行的同道表示我的敬意,尤其向冯燊均、韩海燕和陈思杰等先生推动当下道德建设的努力表示敬意。我在网上读到过冯燊均先生文章,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为这句话而感动,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当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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