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论语》人物分析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焦绪霞
文学是以塑造形象、创造意境，摹写生活，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为已任的。《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动静行止的最原始确凿的记录，以生动鲜明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学者的群像，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可以说，《论语》捕捉住了历史瞬间闪动的最纯正的美，把人作为主体与重心进行创作，从而为文学史留下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一孔子——圣俗全备的典型
《论语》以记孔子言语行事为主，所以他的性格在书中得到了比较清晰完整的表现，其形象也最为具体可感，是《论语》中性格最为鲜明的人物之一。
历史家希望拭去时代对孔子形象的涂抹，发现历史真相；思想家则往往凭借孔子的只言片语，引申发挥，组织原始儒家的哲学体系。今天，我们以文学眼光看待孔子的言语活动，须除去历史层层累累的积淀，方可洞见圣人的真实生命特征。
圣，古作“聖”，本指聪明智慧。最初，圣者与宗教祭祀有密切关系，他们能与神交通，是神的代言人。到春秋战国时期，“圣人”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在那个需要理想人物的时代，诸子百家争相创造自己的英雄，因而产生了各门派的圣人。孔子作为儒家至圣，从一开始即有“圣”的称号。时人曾以孔子为圣为仁，所以他亦有“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的辩解；仪封人曾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而作为能传天意的木铎，其人自然圣明；子贡又有日月青天的比喻，更把孔子的形象提到了神圣的高度。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朱子《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引程子曰：“此圣人之神化，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谢氏曰：“观子贡称圣人语，乃知晚年进德，盖极于高远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动，捷于桴鼓影响。人虽见其变化，而莫窥其所以变化也。盖不离于圣，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难以思勉及也。”
其后，孔子的地位有些变化，“战国时孔子是圣人，西汉时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古史辨》第3册《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于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孔子遂高居神圣的殿堂，指导人们的言行。
不过，他的神圣性与基督教的耶酥有些不同。《论语》还被冠以“东方圣经”的名号，但责考其实，孔子与耶酥，《论语》与《圣经》，当有明显的区别。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执着于现世生活，他是一个人间圣者；并且，孔子深于人生经验，胸怀宽阔，言语温和，充满了人情味。耶酥则是上帝之子，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神迹，从出生到受难，再到最后的复活，他的形象是在非人间的语境中戏剧性地完成的；同时，耶酥的结局是悲剧的，因而显得更加神秘和崇高。孔子之圣是人们对于道德、智慧和文化极为崇拜的结果；耶酥之圣是人们对于上帝崇拜的象征。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又谓“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万章下》）。
作为终条理的圣者，孔子是一个充实饱满的生命，他不是绝对的形而上学，更不是神和上帝。其次，圣明与常俗的特征在东方圣人的身上往往是并存的。孔子能够率真地流露他的七情六欲，因而更显得世俗和平易。
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
盖圣人之为人的情感无一不备，哭哭笑笑与我无别，与俗世中的芸芸众生相比，只是圣人的道德境界极高而已。在《论语》中，孔子说过俗语，做过俗事，还有一颗俗人的平常心，平等心。颜渊死后，颜路请求孔子卖车以厚葬之，孔子说：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进》）。
意思是，不管才与不才，说的都是各自的儿子啊。孔子能够揣度他人的心理，充分理解为父的亲子之情，认为颜路的要求虽有点过份，但在感情上还是可以理解的。在此，孔子是一个因“从大夫之后”而不愿卖车的俗人。甚至，这位老夫子有时还俗至极点。我们说，哭是众人表达哀情的共同方式。村野之人丧亲丧子常必哭而后快；孔子之哭颜回，至于有恸而不自觉，也正与乡人类似。
另外，孔子之俗还表现在他对饮食上的极为讲究。我们说，重视生命，善待自己，几乎是人的本能，但与精神追求相比，饮食需要属于低级层次。因此，在养生问题上的讲究，表明孔子也不能免俗。
《论语•乡党》篇，可知孔子是一个十足的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肉败，不食”，食物颜色变了，味道变了，不吃；酒可以多喝，只要不醉就可以；……等等。所有这些皆以增进身体健康，增加饮食之美为根本目的，与俗人的饮食颇为相同。冯友兰讲，孔子饮食有贵族风气，其实非也。与庄子养生观念的形而上学意味相比，孔子是在常俗的生活中过着智慧日子，在凡俗中体验崇高。相对来说，孔子的俗处，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正因这些常俗的讲究，孔子的生活方式才影响到上自贵族、下至平民的生活理想，从而为人们所普遍崇拜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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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孔子兼圣俗之美，二者相互成就，圣因俗而有感化众人的力量；俗因圣而与庸俗不同，成为大俗。孔子的圣与俗，皆是由他充盈的内心世界自然发散而形成的生活形态，从而使《论语》中的孔子成为一个感情充沛、有血有肉的可以亲近、足可尊敬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庄严肃穆的场合，他是那样拘谨守礼，但绝不古板冷漠；在与弟子门人相处时，他又是那样平易随和，高兴时他可以跟学生们开心戏言。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菀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伤心时他竟掩面恸哭，激动时能够对天发誓，愤怒时他会咬牙切齿。他虽然开口多谈道论礼，但态度是那样循循善诱，很少有板起面孔训人的情形；他虽然极想从政为官，但又不是那种不讲原则见官便做的人；他明知世事不可为，盛世不可复，但却为之如素，以至四处碰壁，茫茫如丧家之犬。因此，《论语》中的孔子是被当作一个人来写的，其形象十分真实纯美，具有十足的艺术魅力。
二 弟子——捧月之众星
传说孔子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皆异能之士。今只就《论语》中记述较多者如曾子、颜回、子路、子贡四人，略加分析。
孔子因材施教，顺乎学生的个性发展，努力栽培他们的优良品格，使其从一棵幼芽成参天大树。众弟子亦性情各异，形貌俨然可观。《论语》中遂有愚鲁辟喭之徒，好学笃实之士，以及潇洒自由之流。他们活动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组成《论语》的人物长廊。
1、 曾子谨孝，性行鲁钝
《学而》是《论语》首篇，其中就有对曾子言行的记录。如：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此刻苦谨严、诚切自治的治学原则，正是曾子为人的生动写照。其它有关曾子言行的记述，还有十五章之多。详细读来，可以对人物个性有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曾子其人，性行鲁钝。孔子曾有“参也鲁”的评价，略带贬义。司马迁为他作传时，也只称“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而不见称引其言辞，也许曾子太过谨慎，性情太过鲁愚，并不是司马迁心仪之人。他临终时“启手启足”的号呼，正是孔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弗敢毁伤”之教义的杰出实践。如此有孝心的人难免会行事过分，有悖情理。相传，曾子曾安心忍受其父曾皙的打骂，又曾因妻子煮饭不熟而休掉了她，并且再不娶妻。针对曾子鲁钝的本性，孔子教之以谏诤，以矫其过。然而，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曾子却倍受推崇。
《汉书》袁盎语：“陛下（孝文帝）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汉书·列传第十九》）。
人们拿曾子之孝来作比较，可见他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榜样地位。孝亲使人间温情脉脉，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家庭生活的土壤，所以，曾子之孝虽略嫌过份，但观其言语可爱，情感独出，仍是《论语》中一个孝子的典型。
当然，这鲁钝之人，学问也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论语》给予了忠实记录。《子张》记曾子语：“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在上者使民却不以其道，所以如其犯法，非出于不得已，则即属于无知，那么在惩治犯罪时，应感到哀伤而不是喜悦。在这两句话中，可见曾子极宽厚仁慈的一种心理学。只有对人生十分地了解，才能产生如此广大的同情，在此，曾子又颇有仁者之风。另外曾子虽出言谨细，却也提出了非常大气的人生学说，如“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等（《泰伯》），皆是古代士人坚持仁德、一生为之奋斗的精神说明，也是所有知识者应具的人生使命感。它激励着我们不断进取。因此，曾子的形象中又自有一种稳如泰山的韵味和十分崇高的意义。
1. 颜渊好学，性情诚笃
颜渊名回，字子渊，鲁人。年三十二岁，发尽白，早死。他好学深思，能得孔子的真传，与孔子最为知音。
颜渊闻一知十，生性聪明，有上智之资，致使孔子与子贡皆有“弗如”之叹。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问子贡，你和颜渊谁的本事强一些？子贡答道，我怎么能和颜渊比啊！颜渊由一点可以得知事情的全部，我呢只能由一点引申出另外一点。孔子说，是不如啊，我和你一样不如颜渊啊。此章不仅为孔子对其弟子的评介，更当体会孔子的圣人胸襟和师生之间融融快乐之情。
对老师的学问，他力求深切地理解，全面把握。无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罕》），懂得越多，未知领域也就越大。苏格拉底曾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大概只有学问造于相当深度，才觉“山外青山楼外楼”，才能领会学海无涯的境界。这里，颜渊用几个生动的比喻已形象地说明了这个东西方共有的哲理的奥妙。他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从而紧随其后，仰望之、钻研之，但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即使“欲罢不能”，却也在“既竭吾才”之后，仍见老师“如有所立卓尔”。这时，虽欲从之，已经无路可由了。孔子之道，深沉高远，任凭好学的颜渊周流辗转，也不能达到那种最高境界。这一段描写叙述，生动展现了颜子求学的刻苦情形以及年轻学子追随老师的可爱形象。同时，在数十字中，颜渊灼灼的文采也表露出来了。
乐天安贫，是颜渊性格的又一重要特征。
孔子尝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后儒也深赞这种乐而忘忧的人生境界。这里，颜回之乐在于浑然享受着精神上的极大愉快而忘记了肉体之苦。时值华年的颜渊，能够乐天安贫，以钻研学问为极大乐趣，已经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修养高度。
在内心世界里，颜渊还极富于感情。尤其在对待孔子上，他能够忧其忧，乐其乐，与老师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先进》篇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这“何敢”之中饱含着学生对老师的深沉的关爱体贴和慰安之情；同时，在这一来一去的对答中，还足见师徒在朝夕相处之间建立起来的父子般的深情。《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有颜回多情，才有孔子的恐惧担心，亦在颜渊死后才有孔子的恸哭流涕。《论语》中，孔颜二人相赞相敬，相怜相惜的故事情节，尤为生动感人。因其多情，颜渊的形象更散发出浓厚的文学色彩和艺术趣味。
2. 子路刚猛，自然可爱
子路，名仲由，鲁卞邑人，少孔子九岁，在弟子中最为年高。他生性粗野率真,刚猛好勇，是《论语》中一个动感十足的人物。在冷静的智者群体中，子路的性格十分独特、鲜明、可爱。
“野哉由也”（《子路》），是孔子给子路的评语。这个性急之人对“正名”的必要性十分怀疑，于是直言不讳地说：“子之迂也”，又反问道：“奚其正？”言语间轻率狂妄，颇有鄙俗之嫌，由此招致了孔子的责难，并且使孔子生发出关于“名正”才能“言顺”等一长串语气极为强烈的逻辑论证。想来，这一番话之后，子路虽然还有点不服气，但也该是怔怔然不知所措了。朱熹引胡氏曰：
“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
盖一个人的处世原则是根深蒂固的，他人轻易无法改变。又因年岁相差无几，故子路常不顾忌师生关系，敢直言相激，甚至出言不逊，特别是对于一些他认为不义之事，多能发于言辞，形于颜色，劝止孔子。
《论语》中多处记录了子路“不说”的情形，读来十分有趣，如“子见南子，子路不说”（《雍也》）；“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阳货》）。他从自己的情感认识出发，质直而不懂变通，颇欠圆滑，但以平常心看去，子路的形象非常自然可爱。据《史记》载，这子路原是个流氓无赖之人，后经孔子教诲才变成了一个刚正的英雄。《仲尼弟子列传》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如此鄙野气盛的人物，是非需要严格的琢磨切磋才能成器的。孔子圣明，以六言六蔽教育子路，企图能救其偏颇，成其道德人格。《阳货》有：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共蔽也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凭着对子路的明察，孔子十分耐心地对他的性格中的偏处痛下针砭，以好学来要求他，使他渐渐提高自己的修养。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子路刚猛好勇的本然性情，一直伴随其终生，最后，终于以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豪杰之士给自己的生命旅程划上了句号。
子路曾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正因为如此，他相信“利其禄，必救其患”（《史记·宋微子世家》），遂终遭孔悝之难。人生贵在知时谨慎，不苟且不鲁莽，行止有方，始为上智。然而，子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见危受命的英雄气象，足以表明在他生命中除了明哲保身，还有威武刚强生动悲壮的非理性冲动。在此，孔子十分尊重个人生存方式的选择，所以，他虽早料到子路终将“不得其死”，但并不深加劝阻，因为他懂得个人应有其相当的精神自由。所以说，子路的结局尽管令人叹惋，却留给文学史一个儒门英雄的形象，令千载而下，凡读《论语》者皆知有个“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治长》）的仗义之士；有个“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子罕》）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古代豪杰。
子路卓然而立、仗剑前驱、昂然奋发的精神气度，为《论语》增添了许多阳刚之气。
3. 子贡善辩，文质彬彬
子贡名赐，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列在言语一科。司马迁称其“利口巧辞”。和前三者相比，子贡性情活泼，学识渊博，文质偕美，体现了孔子文质彬彬的艺术理想和修养境界，是孔门又一高足。他虽出身贫寒，却因聪敏过人，后来货殖而富，于是常衣着华丽，车骑相从，气象自然与谨孝的曾子、居陋巷的颜渊、衣敝缊袍的子路不同。情感与理智，外表与内心，在子贡这里融合为一，表现出极为理想的精神状态。他深懂《诗》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深刻含义，遂在道德上潜心修养，终于在夫子的教诲下，把自己琢磨成器。孔子以“瑚琏”的贵重华美比喻子贡，正可以说明子贡的性格特征。
首先，利口巧辞，富于文采，是子贡性格的重要方面。《子张》篇最后三章已有集中表现。例如：“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一章中，子贡以及肩之墙自比，又以数仞之墙比孔子，生动暗示了二者学问道德的深浅高低。及肩之墙，人皆能透过它而立视内里的“室家之好”，且墙卑必然室浅；数仞之墙，则必须得其门而入，方能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且墙高必宫广。这里，比喻贴切，音调铿锵，足见子贡具有过人的文采。又，他曾经以“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的大胆高远的比喻，有力地反驳了陈子禽的错误观点，为孔子之圣作了形象的说明。凡能为巧辞者，多利口而善辨。在“叔孙武毁仲尼”章中，当子贡比较论证了“丘陵”、“日月”的高下之后，又说：“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如此痛快淋漓的语言艺术，不由地令人击掌赞叹。难怪“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其次，外表的文采须有内美作为根基，方可谓之文质彬彬。子贡的精神世界极自由博大，道德修养也已达到了极高境界。他曾问：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雍也》）
子贡所言当属圣事，这连尧舜也未必能做到，但只因难能，方显可贵。子贡既有博施众民的大仁之心，又以其多财富厚，故当有许多实践上的表现。
又，在学问上，子贡强调博识，表现出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卫灵公》记，孔子曾问：“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答道：“然非与？”所以，子贡是主张只有博学才能多识的。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不师常师，多学而识，这就是子贡从孔子那里得出的治学之道。多识之后，始能有高贵的宽容精神，从而善视人间万相，公正地看待问题。“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只有象子贡这样的真正的学者，才能穿越历史迷雾，不被历代传说的道德判断所左右，从而辩证地评价历史。这与孔子说管仲仁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子贡胸怀气度的博大高远，所以，孔子卒后，时人对他颇有溢美之辞。但在赞美面前，他不但不领情，还告诫对方：“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提醒他们，自己与孔子相比，还相差太远，不可相提并论，更不可谓“贤于仲尼”。自谦之中，恰恰展示了子贡的道德高度。
总起来说，子贡在整个精神风貌上，显得文质彬彬，潇洒从容。我们看到，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文质观点，强调：“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所以，君子与小人不同，正在于君子多文，且能生动地表现他的美质。可以说，子贡文质彬彬的气度，与孔子的风度已经十分相象。
以上分别描述了孔子及四弟子的性格特色，至于其他，则因限于篇幅，恕不涉及。这些人物多是德行高尚的君子，正是他们决定了《论语》在文学中的品第。因为“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丹纳《艺术哲学》）。在《论语》中，我们看到了发育更健全、性格尤其高尚的人物，他们体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为后人立身处世树立了伟大的楷模。另外，了解孔子弟子的精神特征，熟谙他们的性情、为学作风，以及接受方式和传教风格，也可以填补自孔子卒后至孟荀间近一个世纪儒学发展的一些空白。
结语
《论语》作为一部先秦诸子散文，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它在总体文风上，简约雅美；形式上声调和谐，辞气生动；内容上义理深厚，情感丰富。此外，众多鲜活的人物在二十篇的字里行间中时隐时显。《论语》为历代文人学士甚至普通民众所广泛阅读，承担了浸润人的心灵，塑造中国人精神气象的伟大使命。两千多年的吟诵，使薄薄的《论语》承纳积淀了许多的人类情感。所以，今天，以文学的眼光来衡量，它具有相当的文学意味。
20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概念明显地脱离传统，向纯文学的观念过渡。文学史也以最新标准，对以往历史材料进行重新筛选，重新评价。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概念之争，自古就有。“文学”观念在本世纪最初二三十年的争论之后，渐趋一致，文学家和评论家达成了共识。之后，这种约定俗成的“契约”慢慢渗透到广大读者的认识中，二者共同维系着词语与意义之间的联系，确定着“文学”的特定范围。不过，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理会时下的契约，主张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复归。
胡晓明在《灵根与精神——先秦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热情地指出：“先秦人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乃是一种‘大文学’观念。换言之，先秦人的文学自觉，即人文的自觉，精神价值的自觉”，又说：“我们倾向于文学是演化的，更倾向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说法。唐诗宋词元曲，不能代替《诗经》、《楚辞》、诸子所独具的永久魅力”。书中，作者还把《论语》、《孟子》与《诗经》、《楚辞》一并作为“先秦最重要的文学典籍”来论述，表现了与众不同的艺术情感和审美格调。
受其启发，可以传统观念看待《论语》，并采用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和批评术语，对《论语》进行文学评价。并且，以极高的标准来看待《论语》。总起来说，《论语》不但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赢得了哲学史的至高地位；以其记述孔子及弟子的言语行事，从而有它特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依据文章形式上的艺术性，以及溢于人物言语动作的思想感情之极高魅力，《论语》表现出浓厚的文学性。
参考书目：
[1]《新刊四书五经·四书集注》朱熹注，中国书店，1994年5月第1版
[2]《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3]《论语新解》钱穆著，巴蜀书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4]《中国文学讲演集》钱穆著，巴蜀书社，1987年8月版
[5]《中国圣人论》王文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6]《史记》司马迁著，岳麓书社，1988年10月第1版
[7]《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著，中华书局，1961年4月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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