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都自称为“天下”――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这并非没有根据。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或至少是值得关注的那部分宇宙的中心，这个态度是两个文明至为关键的特点。但是，现实的制约，加之从虚假自我意识生起的狂妄自大，从而导致一些错误和机遇错失，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两个文明的历史轨迹。
中央帝国
东亚与西方之间最简单的对照是，东亚有一个中央帝国，而西方有一个中央之海――地中海。东亚有一个固体的中心，西方有一个液体的中心。当北大西洋成为新的地中海时，主要玩家和技术都发生了变化，但多个大国之间商业联系与竞争的基本态势一贯如常。东亚的情况与此相似，在东亚中心有人口与农业的坚实存在，一直连续不断地为地区关系提供深层的语境。
这种差别的结果的意义是重大的。尽管环境决定论有太大的发挥余地，但政治共同体却必须在生根的地方开花。在东亚，中国的中心性并不总意味着稳定，却为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创造了一个不可转换的角色安排。在和平时期，中国是中心大国，尽管它不能一直使邻国屈从于它的单边意志。在混乱时期，中国的再统一是国内逐鹿者能够获得的大奖，征服中国则是邻国的最终取胜目标。
例外不能证明规则无效。战国是与欧洲历史相似的“大国”争雄时期，创造了一个世界（oec-umene）――文化互动与汇聚的“居住区”,秦朝和汉朝在这个区域中崛起。宋朝屈从于女真人的金朝，但宋朝只是向内部敌人让步，而金人最终没有能够巩固他们的权力。蒙古人与满洲人征服了中国，但蒙古与满洲的地方没有成为亚洲新的中心，他们也没有消灭原来的中心。征服王朝的例子说明，它们能够向中国的权力发起挑战，但中国的中心性不容置疑。
陆地的限制
中国的中心性受到陆地的限制，有福也有祸。中国最基本的祸是北部与西部的游牧邻居，中国吸引他们的是财富，不是美德。游牧民的机动性与辽阔、严酷的内陆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边境地区的麻烦，无法最终解决。北方游牧民有令人生畏的大后方，从北京一直到北冰洋，距离相当于从北京到婆罗洲。长城证明，农耕中国长期暴露在北方“草海”的威胁之下。
中国的巨大规模是祸，也是福之所倚。一方面，在能够协调自己的能力时，中国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潜在对手；甚至当中国陷入混乱时，大多数侵略者也不能对付它。征服王朝接受中国原有的统治模式，不仅因为习惯提供了方便，也因为政治改革需要付出的持续努力将被中国的规模消耗殆尽。另一方面，辽阔的土地使分裂与地域观念成为永久挑战，还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边界地区。当中国把资源转向某个地方、对付那里的敌人时，别的地方就会变得脆弱。
王庚武教授研究的一大主题是，中国限制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机会。在前现代的交通条件下，距离对于农业政体是吃力的事情，由此而来的报酬递减将很快达到消失点，从而导致对贸易的兴趣索然。受制于陆地的中国往往沾沾自喜，对海洋方向的发展全无兴趣，更愿意避免麻烦与失控，不能积极进取。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它是规则有效的最好证明：1405年―1423年间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传播明朝的荣耀，不是鼓励民间贸易。尽管有政府的阻挠，中国的海外贸易仍然获得发展。
农业的集中逐渐产生了人口压力，阻挠发展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此外，在灌溉或农田生产力方面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增加了持续维护的重负，把乡村中国置于单调且繁重的日常修补工作中，劳动日益艰难，回报却越来越少。扩张中的农业文明对环境有重大影响：植物群与动物群贫困化，特别是森林覆盖率的减少和由此而来的燃料危机和木材危机。发展之祸是巧思和成功造成的，而且是双重的，把持续的传统带进死路，同时又预先阻止了现代化的突破。
中心性与两极化
许多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的军事优势被过于夸大了。中国不仅偶尔被前来征服的游牧者打败，同样重要的是，在清朝之前，中国在北方边界地区的局势通常是有取有舍的平等交换。但是，如果说中国只是“平等者的一员”,就没有领会到本地区局势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中国位于一组地区关系的中心，中国不能够用强力推动这些关系，但它的中心地位不可替换。
中心性所制造的地区基本模式是注意力模式，不是武力模式。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有风险与机遇，由于中心拥有更大的能力，其他地方的人受到关系的更多影响，而不是相反。因此，边缘地区更注意中心的方向。利益不对称造成了注意力不对称。在不对称的双边关系中，更强大力量面对的风险较小，因此付出的注意力也较少；而较弱的一方有理由更多地关注中心。在多边的地区局势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玩家，注意力中心也成为地区的交流中心。
紫禁城的辉煌不仅仅是对帝国优势自恋般的庆贺。与此类似，以美德而获得领导地位，可以看作是一个管理挑战，而不是自我满足。为了获得声望最大化，需要等级制度的礼仪、仁慈的美德、永远正确的官方姿态。其他国家对中国中心性的态度必然更为复杂。虽然中国为本地区提供了一整套“最佳行为”准则和共同的文化语言（那时中国没有必要推广“孔子学院”），却几乎不可能期待其他地方的人愿意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他们在私下里注意到中国空洞的浮夸言行、虚假的动机以及皇帝和将军们的错误，并且对此感到极为满意。虽然中心的权力可能患上“帝国失忆症”,但边缘地区的眼光却是锐利的，对不公正对待有着长久的记忆。
由于中国具有中心性，而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霸主，那时中国的外交选择包括两个合乎逻辑的极端：消灭对手，或自我孤立。虽然消灭对手可能令人满意，但成本昂贵。康熙皇帝在1696年毫不留情地追逐噶尔丹的准格尔人。为了对付5000名敌军，他需要派遣8.3万名军人（以及6000辆补给大车）。自我孤立的成本要低得多。由于中国的相对自给自足，孤立也似乎有些道理。但这是一项消极的政策，把城门之外的土地留给别人控制，剥夺了中国临时做出的外交努力。在禁止海外贸易这件事中，孤立更加固化了帝国受到陆地限制的范围。
在外交的解决方案中，中国需要充分注意所有各方的基本利益，还要保持“天下”的礼仪。不论现实的安排多么讲求实用，外交文件的用词必须显示中心的恩赐，而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谈判。在繁文缛节之下是不对称的局面，中国需要那些与它打交道的国家表现出恭敬。然而，恭敬不是恭顺，恭敬者只是接受现有的不对称模式。中国之外的玩家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因此，他们需要中国承认他们的自治。如果中国没有承认他们的自治，这些玩家就仍然是脆弱的。给予自治承诺与表现出恭敬之间的交换是不平等的，但符合双方的利益。
在传统的中国中心性中，两极化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有点过于简单化地说，中国在北方是脆弱的，在南方是安全的。在北方，它面临的是管理军事边疆的任务；在南方，典型的任务是管理行政边疆。当游牧者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最接近得到游牧麻烦的解决方案。新的征服王朝把他们的原有基地纳入中国。这种方式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成功在清朝，创立了满人统治之下的巨大的领土缓冲区，从西藏延伸到满人在东北各省的家乡。在南方，中国面对的一般任务是维持秩序，不是风险管理。但南方也极为重要，因为“帝国过度扩张”代价高昂。如王庚武所指出的，南北两个战区是关联的。只有在北方安全的时候，中国才可能在南方扩张；当军事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游牧民的威胁的时候，中国就需要在南方小心地使用有限资源。
对优势的管理
由于各国的能力不对称，地区稳定并不要求平等者之间的均势，而是以各国能力的比例关系为基础达到平衡。可持续外交的成功关键是王庚武描述的明朝外交的三个特点：道德优越、公平、无外。尤其重要的是，孔子强调通过向别人显示“仁”来引导德行。如果强调马基雅维里意义上的男子勇力之“美德”（virtú），将因其中的强迫成分而增加体系的成本。当然，中国也担负不起显出柔弱。中国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胜利的时候是：戴着天鹅绒手套达到了目的，没有露出铁拳。
公平之所以重要，原因是中国承担的任何调解角色都必须平等对待各方。根据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和权力，中国调解的积极程度有差异。但无论帝国的存在多么微弱，公平的姿态都是必要的。无外是最后一个特点，在洪武和永乐年间尤为重要，那时“天下”在南方的界限还不太确定。“显示没有人被留在外边”（示无外）的观念表明，外国土地的所有统治者都能够与皇帝建立联系，他们的土地和人民都能得益于帝国的仁慈。这三个特点结合在一起，即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具有美德而获得正当性，中国的功能是调解与鼓舞，不排除潜在的参与者。
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传统外交管理模式是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经常被认为是地区霸权的礼仪化，暗示着进贡国的屈从恭顺，以及中国对他们不受质疑的控制。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这里说的中国的中心性与朝贡体系很有些不同，朝贡体系的存在理由也一定与中心性的不同。
朝贡体系提供了礼仪和常规，满足中心与边缘地区中各个政体的需要。边缘地区的统治者对南京和后来北京的正式访问是定期的、按照制度执行的，确认对中国中心性和道德优越的恭敬。同时，周边统治者的帝国觐见确认了中国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以及他们对领地的自治权。以恭敬交换对自治的承认是对地区稳定的一个基本贡献。对所有各方也很重要的是，在中国锚定的这个地区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玩家――包括中国――能够单方面确立体系的存在。
从19世纪中期起，当西方的影响增加时，亚洲的中心性日益破裂。中国的角色受到直接挑战，在越南是法国，在朝鲜是日本，甚至暹罗（今泰国）也让它的朝贡关系萎缩而死亡。中国不再是注意力中心。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中国成为受害者之一，被发达世界的能力所遮掩，变得暗淡了。中国在当代再次崛起为地区的中心，中国作为东亚传统中心的遗产仍然重要。
假如没有西方帝国主义这个神来之笔，中国农耕中心性的内在之祸也可能导致东亚地区进一步调整。我想提出，如果中国在1840年成功地抵御了英国，在1895年打败了日本，国内局势将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假设西方和平地出现在亚洲，中国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关系仍然会改变，技术创新与贸易创新或许也已经给中国制造了一个挑战者。但不论怎样，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可能减少中国和邻国之间不对称的显着程度，给邻国更多的机会脱离中国。如王庚武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在亚洲的存在很像以前其他帝国的存在。即使没有使用大炮，但有了钢铁，西方的海上存在仍将重新塑造东亚的地区意识，并由此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内涵。中国仍然可能还是一个次中心、一个地区中心，但不是天下。约瑟夫？列文森（JosephLevenson）出色地描述了中国意识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是耻辱的结果，而是现代性的结果。
作者: 沃玛克（BrantlyWomack） | 来源: 经济观察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