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纷争已有百余年历史，对待“仁义礼智信”也必然是见仁见智。在20世纪的前八十年，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一直是被否定、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确定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文化发展战略从“革命”转向了建设，以往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习惯思维定势，也随着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而精华多于糟粕；对待传统文化与道德要坚持批判与继承，而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不能“革命”，只能建设等等，这些新的文化思维正在被国人所接纳。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仁义礼智信”，就容易心平气和与客观公正。在此，仅从“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的向度，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指正。
必须用历史发展观对待“仁义礼智信”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过做人的三个标准，即智、仁、勇“三达德”，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而，孔子有生之年，为之奋斗的伦理道德，是“礼”。
从公元前21世纪，就有了原始礼仪。周代以礼乐治天下，“周礼”的建设与发展前后八百余年。早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管仲，提出“四维”即“礼、义、廉、耻”，以礼为首，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继承的伦理智慧。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是对中华伦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一生从礼、崇礼，对礼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以至对后世中华礼仪之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幼年“入太庙，每事问”。后来他“入周问礼”，“吾从周”。
孔子，面对“礼崩乐坏”，提出了“克己复礼”和“礼失而求诸野”。
孔子提出“富而好礼”和“礼之用，和为贵”，指出了礼的产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联系，而且凸现了礼的社会价值，礼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和谐。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学礼，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文明之根。
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将礼置于首要地位。
孔子强调学生要“博文约礼”，用礼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并且能够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能够用礼来约束或规范自己的言行之时，他也就很自然地遵守纪律和法律，这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提出了“仁”，但在他一生所推行的道德是“礼”，也就是说，“仁”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共识与实践的道德规范。然而，孔子在“仁”与“礼”的关系上，确有重要贡献，他的“内仁外礼”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将“礼”融入“仁”中，使人的情感成为“循礼”的内在动因。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和谐、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孔子对礼的理论升华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建设“礼仪之邦”的理论依据，为当今礼的教育与礼的建设提供了参照。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德”，是对儒家伦理的新整合。其中，以“仁”为首，“义”为次，“礼”从首位降到第三，“智”也从孔子“三达德”之首，退居到末位。
汉代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信”德，表明当时“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需要。从此，“仁、义、礼、智、信”推为“五常”，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它将儒家伦理推向了新高度，并统领我国伦理道德教化与建设两千年。
虽然，汉代“五常”是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但是自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因此，到了宋代，又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悌”与“忠”，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家”乃国之基。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可实现“家和万事兴”。宋代从“家”与“国”的辩证关系上，突出“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儒家伦理、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
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
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新“八德”，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国家观念，高于家族的观念，既是对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继承，也适应了现代“国家至上”的价值观。
孙中山立足中国、面对世界，将“忠”，也就是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放在首位，建构“以国为本”的中华伦理道德观，是顺乎历史潮流，代表了
德”合起来，就源自汉代儒家提出的“五常”。
新加坡政府于1990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五大共同价值观：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就是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东方价值观”、“儒家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和“东亚价值观”的具体化。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即“文化再生运动”的结晶。它使东方价值观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在现代社会再显神通。
参考我国历史和当代东亚的经验，初拟我国的五大共同价值观：
施仁政得民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小康……）
持正义兴天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法制社会……）
崇礼仪序国家（人际和谐，建设礼仪之邦……）
明智德弘理性（治国大智慧、科学发展观、理性的民族、理性的社会……）
普信德百姓宁（普天之下讲信用，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
这五大共同价值观，首先要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座右铭，并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标准。上行下效，示范于天下。其次,各行各业都要将这共同价值观加以具体化,并长期实施。第三，要将这共同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人民广泛而长期的宣传。第四，将其纳入“十一五”规划，进行长远战略研究，这是新世纪前五十年的一项基础建设，是两三代人的工程。
建构共同价值观要立法和普及
建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进而以共同价值观为纲，建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要听取各方专家与权威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听取和尊重人民大众的意见。人民大众不仅仅是被教育者，应当主要是建设者，他们要参与共同价值观和新道德体系的论证和建设。
（一）要立法
对能否建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要开展群众大讨论，将共同意见与方案汇总，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过法律程序定为国家共同价值观。
（二）文以载道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价值观的载体。要通过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让人民大众实践与建设共同价值观。要将中华传统美德的承扬，融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之中。要研究和创新中国历史上最能“化民成俗”的大众化活动。中国年节是历史文化积淀，是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世人的向往与追求，宣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的群众性、社会性极强的活动。过中国年节为集中进行历史、文化、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教育资源和环境，也是人民大众参与建设共同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中国节日问题是近些年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十分关心的议题，其深层反映的是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民族与国家、文化（价值）与器用（效率）的大问题，因此，不仅要大力提倡过中国年节，而且要有理性思考。
（三）普及中华文化“经典”
中华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是我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而且是国人修身经世之本，其价值永恒不朽，历久而弥新。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经典，这些经典之中又都包括着中华伦理道德与民族精神，是当今道德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就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需要学习和普及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知之甚少以至无知，何谈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德。
要理解“仁义礼智信”，至少要读一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四书”是儒家伦理教科书。儒家伦理道德的内涵，都在“四书”之中。要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需要从读“四书”开始。
“四书”能使人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了解中国五千年立国的中心精神，肯定人性的尊严，确定人生目标和进德修业的准绳，鼓舞人奋发向上，培养完善的人格和提升处世的能力。
《论语》主“仁”。在书中，孔子提出了智、仁、勇“三达德”、“主忠信”和“内仁外礼”之学。“仁”字在书中就出现105次。
《孟子》主“义”。在书中，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为汉代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奠定了基础。
《中庸》主“中道”和“诚德”，为中国人奠定了人生哲学。
《大学》主“修身”，内修于己，外施于人，为中国人指出了“修、齐、治、平”，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
西方人将《圣经》作为人生宝典，东方人将《论语》作为自己的“圣经”，当代中国人应当将读“四书”作为人生必修的教科书。
当今，我国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在全面学习西方管理经验之后，发现西方企业文化的背后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企业管理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要以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为依托，他们开始向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回归。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有业绩、有影响的中国民族企业的文化、理念与精神，都来源于对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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