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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儒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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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儒家困境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论纲》卷四)
                                                  陈杰思
 
   在近现代中国,儒家处于内、外、左、右四股强大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处于“外攻内叛,左击右打”的困境之中,终致儒者消失,儒家文化全遭毁弃,儒家社会形态瓦解,儒家生活方式消亡。儒家如一棵大树,不仅“花果飘零”,而且枝叶枯死,仅仅在根部有一息存尚之萌芽!
一、外攻内叛,左击右打
    现将内、外、“左”、右这四股势力描述如下。
1.内:
    世俗功利主义:在近现代中国,人们身处于激烈动荡的环境中,在此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易养成尚力不尚德的习性。金钱是经济之力,权力是政治之力,这两者成了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作为金钱和权力的化身的明星、领袖,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或者认为道德没有价值,或者将道德作为捞取金钱和权力的工具,作为道德化身的历代圣贤,就很少有人去敬仰了。对个人而言,随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的追求走向功利化、庸俗化、感官化、娱乐化。就是说,现实的生活形态已逐渐远离儒家构建的精神家园。在儒家的精神家园里,讲的是一些与世俗功利相反的论题:仁、义、礼、智、信,心性,崇高,神圣等。对于这些论题,世俗功利主义者普遍感到陌生,无法引起心灵的共鸣。如果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没有价值,精神生活没有价值,他们就会提出这样的质问:儒学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如果他们没有看到对自己眼前的功利,他们就会对儒学采取远离的态度。
民族虚无主义: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对外战争不断失败,许多知识分子从天朝独尊的心态,转变为自暴自弃心态,并以这种心态来对待儒学;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内外交困,政治腐败,许多知识分子没有看到,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儒学丧失影响力而导致的,反而将这一切归咎到儒学头上,以贬低、歪曲、蔑视的态度对待儒学。如胡适就说,研究国学的目的是“捉妖”和“打鬼”。
儒者的软弱性:在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在官场腐败风气的影响下,许多读书人在实践中放弃了儒家的道德标准,沉沦于世俗浊流之中,沉迷于词章考据之中,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勇气,丧失了创造精神。在清代及近现代,真正的儒家屈指可数,儒学支离破碎,不能形成主导社会的儒家救世方案,儒家没有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孟子离娄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践踏,为西方文化侵略创造了条件。
2.外:
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对华侵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中国文化的建设需要经济基础,战乱摧毁了经济基础,也就严重损害了中国文化的建设。就中国的外部环境而言,无论我们用多么美妙的词语作包装,近现代社会确实进入了尚力不尚德的时代。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文化力量相互较量,相互竞争,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丛林法则在现实中大行其道。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不同之处仅在于,手段更高明了,方式更多样化了。尚力、竞争已成为现实的主旋律,儒家所倡导的尚德、和谐,正像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欢迎一样,已成为非主流的声音。
文化殖民主义:弱国无外交,弱国也难于保护自己的文化。弱国与强国相对峙,强国处于优势,而弱国处于劣势。西方文化、宗教、生活方式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后盾在中国传播,有时是将中华文化作为异己、作为障碍而加以清除。文化的较量,其实不仅仅是在文化领域进行,文化较量的成败,通常是由政治、经济、军事较量的成败而决定的。
3.“左”:
专制主义:专制主义者出于垄断权力的需要,视儒学为工具,当他们认为儒学对自己有用时,就加以歪曲之后利用,这种利用,从儒学内部腐化了儒学,历代有许多统治者就是如此。专制主义者垄断了话语权,他们凭借权势地位,对于儒学,他们制造出或者选择最有利于他们的阐释文本,同时,对真正的儒者进行排斥甚至是诛杀,大兴“文字狱”,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儒学丧失活力,丧失创造性。当专制主义者选择了儒学之外的学说,并认为儒学对他们的权威构成挑战,他们就对儒学大开杀戒,例如:秦代的秦始皇选择了法家,清代的洪秀全选择了拜上帝教,文革时的“四人帮”选择了“极左”,这三个时期就是反儒最猛烈的时期。
苏化浪潮:在建国之后的相当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及文化建设都照搬苏联模式。苏联哲学成了评判中国哲学的标准,例如苏联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对立,滥用阶级分析方法来面对文化、宗教、道德,泛政治化,等等,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破坏作用。现在,我们已经抛弃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同时,也应当反省前苏联的文化建设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极“左”势力:极“左”势力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将阶级斗争和“两个决裂”的观念错误地运用到文化领域中来,儒家文化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而受到全面攻击。文化大革命发动“破四旧”及“批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左” 的势力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凭借国内的政治力量,对儒学进行全面的摧残。 “左”倾势力不仅仅是一种思潮,而且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势力面前,儒家丧失了学术独立地位,陷入政治漩涡之中。在这种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形成了一场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群众运动、社会运动。极“左”势力成为近现代中国对儒学破坏最大的力量。政治干预学术、政治破坏学术,在批孔反儒中表现得最充分。
    4.右:
    极端自由主义:自由只能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才是有价值的,极端自由主义则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例如在信仰方面,合理的自由可以让你选择信仰不同的宗教,选择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的价值观,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选择了无信仰,选择了价值虚无。在现代中国,无信仰和价值虚无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现在,仍然有不少人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其实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批判儒学。
    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者将西方文化视为高级,而将中华文化视为低级,主张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华文化。由于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通常并不是真诚的,而是肤浅的、片面的、虚假的,他们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常常是西方的垃圾文化,而西方文化的精华则徘徊于国门之外。他们攻击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受到攻击之时,最先丧失而且最容易丧失的部分,刚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所以,全盘西化的实践结果是:西方垃圾文化同中华糟粕文化的合流。
    右的势力,其优势在于:外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内有部分崇洋媚外的人士和迎合西化浪潮的民众的响应。在全球化的今天,右的势力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
    儒家在近现代落入“内外左右”困境之中,从而产生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这就是“批孔反儒”。批孔反儒的书藉大量涌现。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到样书的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全国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总印数1940余万册(不包括批林批孔图书和各地互相翻印及少数民族文字版),约占同期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四分之一。在批孔反儒的冤案中,出现了大量的歪曲、贬低孔子儒家思想的谬论:孔子不是圣人,孔子是丧家狗,儒家鼓吹复古,儒学是奴才哲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不适用于当今社会,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等等。这些谬论的传播借助了强大的左倾政治势力,以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文化运动的方式,席卷全国全民,造成深刻的影响。这些谬论通过反复的宣传,通过一大批文人政客的鼓噪,产生了“谬误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效应,这些谬误已进入了整个民族的意识之中,甚至进入到了民族的潜意识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对大量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与此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在政治思想方面,通过大量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拨乱反正的目的。相比这下,对儒家思想的拨乱反正工作一直是在学术界的狭小天地中进行,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部分专家开始公正地评价孔子儒家思想了。但遗憾的是,对儒学的拨乱反正,没有在政治界进行,也没有在教育界进行,更没有面向广大人民。所以,在民众、学生、官员、知识分子的思想中,还保留着大量的由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文革时代的批孔所形成的各种谬误。在传统文化领域,文革的流毒和影响并没有得到肃清。
    李零说:“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1912年),我不及见;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我没赶上;新儒家的书,几乎没读;尊孔教育,一点没有。”(《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以下引文标明《自序》者同此)李零陈述了这种事实:与李零同时代或后时代的人,都没有受过尊孔的教育,而是受了批孔的教育。正是这种批孔的教育,才使得李零同时代和后时代的人怀着对于孔子儒家的谬见。
    李零宣称: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那么,李零的眼光是什么眼光,通读《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你就会感受到他那灰暗的眼光。这种眼光并不是李零自己所产生的,而是李零生活在上述的讲的“内外左右”的环境中,由环境中的各种错误观念铸造的。对于各种关于孔子儒家的错误观念,人们一般没有这种功夫,也没有这种能力去分辨,往往是听而信之。李零与他们不同的是,发挥作为古文献专家的特长,去找孔子的话,经过歪曲处理之后,强牵附会,用来印证这些关于儒家的错误观念。李零说:“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自序》)这显然是欺人之谈。事实是,李零不仅仅使用了历代注释者的说法,甚至还大量使用了新文化运动批孔和文革批孔的说法。比如说,四人帮骂孔子是“四处碰壁的丧家狗”,不会引用孔子本人的话。而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则引用孔子的话,并加以歪曲处理后作为论据。李零以“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见长,而对于儒学义理则不能入门。本来,考据与义理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李零这里,则将考据与反孔的歪理结合走来。     
长期以来,批孔反儒的谬论在国内流传,影响面极广。李零并不是这些谬论的发明者,而是这些谬论的受害者,与李零同样的受害者在中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之中有一定比重,单纯地批驳李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将李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进行全面的反思。在此,请允许我们使用“李零现象”这个词语。“李零现象”指的是:与李零同时代和后时代的人,在内、外、“左”、右的困境中,没有受到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而是接受了文人和政客重复无数遍关于批孔反儒的谬论,这些谬论积存于意识和潜意识之中,挥之不去,在文革结束之后,又没有接受到关于儒学的拨乱反正的教育,在现在和将来,这些存积在自己意识和潜意识中的批孔反儒谬论,即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具体对李零而讲,这种表现的方式便是重新歪曲式地注解《论语》;对于号称哲学乌鸦的黎鸣来说,表现方式就是,为了树立他发明的所谓“三元论”,疯狂地攻击儒家;对许多没有儒学知识的青年来说,就是在互联网上继续无端地漫骂孔子儒家;对极左分子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来说,就是大力批判儒家,继续将儒家作为批判现实的替罪羊;对于部分权势者而言,他们仍然对儒家持警惕的眼光,抱打压的立场。
 
 
二、攻击歪曲儒家的十大恶法
 
废除读经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曾有两次接触儒家经典的“机会”,这两次“机会”竟然是出现在将儒家经典妖魔化的两个时期: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二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在这两个时期,产生了将儒家妖魔化的一系列错误方法,这些方法在李零现象中得到再一次的运用。
1.肢解法:                        
不是将儒家文化经典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是将儒家文化经典肢解成碎片,然后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在批孔时代,人们看到的是作为批判材料的儒家文化经典的选读本,看到的是夹杂在各种批判文章中的儒家经典引文。对孔子的每句话的理解,必须放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理解,但李零显然不愿意这样做。例如:李零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由此而引申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开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他的众多弟子中就有许多是“民”。因此,如果将这句话放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去了解,就应当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把孔子的每句话孤立地去解读,脱离孔子的思想体系,就不能了解孔子所言的真义。
2.挑刺法:
将儒家的光辉思想和高尚情操隐藏起来,专门去搜集历代儒家人物的某些偏激的观点和儒家人物的某些污点,加以大力渲染,推而广之,以偏概全,以彻底破坏儒家的正面形象。李零在孔子那里找不到人格的污点,于是就从他的遭遇下手!孔子“无所遇”,在周游列国时碰了壁,有人嘲讽他是“丧家狗”。这一点“刺”终于被李零挑将出来,无限夸大,以偏概全,将孔子评为“丧家狗”。文革当中有大量丑化孔子的故事就是运用这种手法而产生的。
3.夸张法:
将儒家的某些观点加以夸大,加以引申,成为一种极端的观点,然后再加以反对;或者将儒家理论放在不适宜的另一条件之下,产生不良后果后又归咎于儒家。例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我们应当感谢孔子给我们指出了自己存在的缺点,即使是男子,谁能保证自己身上就没有“小人”的这种缺点呢?但如果将这句话无限夸大,上纲上线,就会将孔子的这句话说成是歧视妇女。李零说:“孔子看不起妇女和小人,这事是不必为之辩解的。”(《丧家狗——我读论语》309页,以下本书引文只标注页码。)李零说,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同上书,390页),李零这样说,就是采用先抬高,后摔下的办法。公正地说,孔子思想是救中国、救全世界的济世良方,但能不能救中国、救世界,还要看人们是不是有效地运用。李零还接着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同上书,390页)如果没有孔子思想及世界上一切正确的思想作指导,我们自己能创造出人类的幸福吗?李零所用的方法是,先将孔子的观点加以夸张,使之超出合理的限度,然后再加以批判。
4.嫁祸法:
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诸多弊病,有些弊病是由人性中恶的因素导致的,有些弊病是由专制腐败的社会环境产生的,有些弊病则是由法家、道家、佛家的某些偏颇而导致的,诸如玩弄权谋、崇尚暴力、人际关系、口是心非、言行相背、小农意识、专制主义、草民意识、迷信盲从、恶性斗争、不择手段、暗箱操作等等,在批孔反儒之时,以上弊病统统算在儒家头上。许多人不敢正面批判社会现实,而是采用“指桑骂槐”的方式,通过批孔反儒而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是该杂志还是揭露了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有时又不能将这些问题联系到批评时政上去,就去孔子那里找原因了。没有一个人因批孔而获罪,但有不少的人因批评时政而受刑。现在,在现实社会中也存着许多问题,许多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不敢去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现实原因,而常常是回到二千多年前,去孔子那里去找原因,这样做对个人而言是比较安全的,但对民众来就,则是误导。当今,极左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常常是运用嫁祸法来评说孔子儒家思想。
5.偷换法:
儒家经典是“药”,社会弊病是“病”,有些弊病正是没有很好地运用儒家理论而产生的,有些社会弊病正是抛弃了儒家经典之“药”后才产生的,如果将这些弊病归罪于儒家,也就是将“药”偷换成“病”。如“吃人”的礼教之所以产生,正是抛弃了儒家以“仁”为宗旨的礼教所致;阿Q式的人物之所以产生,国人的劣根性之所以存在,正是丧失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结果。如果是将阿Q式的人物的产生的原因归之于儒家文化,就是在玩“偷换”的把戏。
6.对立法: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是文革逻辑!毛泽东批孔,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现他的政敌林彪家中挂着孔子的语录。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将北洋政府视为敌方,当北洋政府倡导尊孔读经,有些人出于对立的思维,就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倡尊孔读经。陈独秀也常常使用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人为地设定一方为正确,就将另一方说成谬误。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性质极端相反”,故“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宪法与孔教》,原载《新青年》二卷三号。今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三志罪案之答辩书》,原载《新青年》六卷一号,今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
7.无知无畏法: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讲话。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以敬畏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现在,对儒家攻击得最厉害的人,往往是对儒学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人,不讲什么道理,也讲不出什么道理,真正做到“我是流氓我怕谁”。
8.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法:
孔子要以正道拯救天下苍生,为此,在当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出仕。弘扬正道是目的,而从政为官则是手段。李零采取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法,认为孔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说什么:“孔子对种地没兴趣,他的兴趣是做官,当然得住在城里。”(《丧家狗——我读论语》,第235页)。有位儒家提出要征收儒家思想资源使用税,目的是用于发展儒教。有人跳出来指责,诬称这是借机为个人敛财。这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例子。
9.滥用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用于分析社会,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如果不问对象、不管条件地滥用,就会制造出许多谬误。例如: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就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如果在孔子这里滥用阶级分析法,就出现两种论调,或者说孔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或者说孔子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孔子的学说主要是道德学说,孔子讲的道德,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滥用阶级分析方法,就会将孔子的道德说成是某一阶级的道德,不具有普世性和现代价值。以上方法在文革当中大量使用。浏览《论语》全书,我们看到孔子多次使用君子与小人这对范畴,文中的意义很明显,君子是有德之人,小人是无德之人。但李零这里,仍在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孔子说的君子、小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身份,贵族和有地位的人是君子,奴隶和没有地位的是小人;一种是道德,道德高尚的人君子,道德低下的是小人。君子、小人之辨,本来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讲血统论。”(《丧家狗——我读论语》,第52页)当李零用这种观念来解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句话时,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有君子身份的人,未必就是道德上的君子,而道德小人和身份小人基本是重合的概念”。李零的这种解释同孔子的“有教无类”相背离,也与事实相背离。
10.真假混淆法:
对于《论语》一书,历代已有无数的注解读本。不同的人,由于有不同的认知准备,有不同的人生历经,有不同的立场,因此,各种解读本会有一定的不同。我们不能说,谁的解读是完全正确的,谁的解读则是完全错误的,只能说,哪几种解读版本更接近孔子的思想。包括李零在内的一些《论语》注解者宣称,自己解读的孔子是真孔子,而其它人解读的孔子是假孔子。这种论调只能欺骗对《论语》一无所知的人。其实,这些注解者绝大部分解释也是根据原有的各种解读《论语》的版本而来的。如果原有的注解都是假的,自己的注解又怎么可能是真呢?
单纯地兜售错误的反孔的言论,如“四人帮”所炮制的各种谬论,已经没有市场了。所以,李零改了一种方式,运用考据的功夫,将反孔的谬论同孔子的某些真实的言行境遇结合起来,也就是将真理与谬误结合起来,以真理为掩护,推销反孔的谬误,这就具有了很大的欺骗性。
 
三、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谬论剖析
儒学在近现代中国遭遇到了内、外、“左”、右众多势力的攻击,从而产生关于孔子儒家的大量谬误,这些谬误影响中国几代人,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系统开展面向人民的儒学教育,在传统文化领域没有取得拨乱反正的成效,因此,关于孔子儒家的大量谬误积存在人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中,这些谬误在现在和将来又会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李零及其《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即是当中一例。
    《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存在着大量的谬误,这些谬误在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可不明辨之!
1、李零主张道德虚无主义:
 李零否定道德的价值,认为道德只有一种伪饰的作用,是一个典型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说:“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得其臭而已。”(《丧家狗——我读论语》72页,以下本书引文只标注页码。)李零认为孔子的道德理想不可能实现,是虚幻的:“中国还有一个堂吉诃德,就是孔子。”(11页)又说:“西方最早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我国最早的乌托邦,是孔子的道德王。它们都是幻想,人类最古老的人文幻想。”(69页)同时,他也反感道德教育:“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自序》)
 
2、李零赞同全盘西化:
李零先举出全盘西化的事实:“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同时,李零下了这样的价值判断:“西化有什么可怕。”(同上)孔子儒家建立了系统完整的道德理论,一个解读《论语》的人竟然对此视而不见,反而说:“在道德问题上,我对西方有敬意,主张进口道德,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这一套。”(80页)奇怪的是,这个论调是在解读:“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时出现的。孔子不是已经有了反对“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理论吗?为什么还要进口呢?
李零说:“你不要问西方文化是你的主体,还是中国文化是你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你自己!中国文化,我可以接纳,西方文化,我也可以接纳,就像我们既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哪个为主,哪个为辅,不重要,你非得争出个‘中餐是体,西餐为用’来,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吗?你这么讲,中国以外,人家能接受吗?”(《他是一条丧家狗》,见《南方周末》2007517)中国人作为接纳文化的主体固然是不错的,但这个主体并不是空空的容器,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中国人作为接纳文化的主体,是有内涵的主体,是有民族利益的主体,是由传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主体,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人这个主体,具有优先认同中华文化的义务、权利、倾向。
 
3、李零反对祭祀圣贤:
李零说:“抗战期间,毛泽东率众祭黄陵,就是现代的禘祭。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么做,有道理。但现在祭黄炎,却让人感到滑稽。”(95页)又说:“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祭祀古代圣贤可以培养中国人对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培育爱国心。这一切,中华民族时时刻刻都需要,并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需要,更不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去祭祀,平时就可以放在一边。
 
4、李零辱骂知识分子:
文革时代有句流行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李零对此颇有心得,他说:“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工体系下的精神残废,瘸子看不起瞎子,瞎子看不起瘸子,认两狗字,就以为谁都不如他心明眼亮,手中有真理,错当杀人刀,特拿自个人儿葱,逮谁灭谁。(153页)又说:“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李零在解读《论语》时大骂知识分子,言下之意就是说,看看你们这些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样子吧!骂的方向还是指向孔子。知识分子有缺点,但是,政权在知识分子手里,总比在武夫手里要好吧?知识分子有缺点,但不能用文革的眼光来看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什么领域可以离开知识分子?
 
5、李零推毁神圣价值:
一个民族,要有信仰,就必须建立神圣的价值。孔子等历代圣贤,建立了中华民族的神圣的价值。对此,李零进行了攻击:“他“学而不厌”是为了“毁人不倦”,见人就灭,以为天下之大,只有他那点学问才叫学问,别人的学问都不是学问,不是冠军不许入场。这叫自讨没趣。自己把学问弄得没意思,让别人也觉得没意思。学问和人都毁了。”(144页)把孔子的“诲人不倦”,说成是“毁人不倦”,只有李零才做得出。
庸俗化、娱乐化是消解神圣价值的有力武器,李零也挥舞着这种武器指向孔子。他说:“我把读书当休息,在书中找乐子,一切为了好玩。”(136页)如果抱着“找乐子”的心态来读《论语》,就会失望的,因为,《论语》里确实没有什么“乐子”,只有“道”,只有神圣价值,必须认同神圣价值,遵从大道,才能进入“孔颜之乐”的境界。对于这种境界,李零是无法理解的。
 
6、李零鄙薄《论语》:
“态度决定一切”,于丹同李零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于丹“满怀敬意”地解读《论语》,而李零是“调侃戏弄”地解读《论语》。正是李零用鄙薄的态度面对《论语》,才会这样说:“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真如李零所言,《论语》就不会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孔子也不会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7、李零践踏传统文化:
李零的创新之处就是,编制了新的名词咒骂传统文化,将国学说成是“国将不国之学”,将“国粹”说成是“国渣”:“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李零难道不知道,国学这个名词是近现代才有的,但国学的内容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这一事实,则从中华文化产生之时起,就已存在。李零又说:“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同上)在李零的眼里,中华文化是低级的,是需要西方文化来同化的,西方文化同化不了的,便是糟粕。李零的国学知识如此贫乏,竟然数不出国粹有哪些。四书五经不是吗?《老子》、《庄子》不是吗?国画书法不是吗?民族音乐不是吗?民族舞蹈不是吗?
李零将中华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认为只有将中华文化放弃,才能走向现代化。李零说:“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自序》)这种谬论在中国实践,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韩国、日本、新加坡的实践证明了它的荒谬性。
 
8、李零对孔子的恶劣态度:
许多近现代知识分子通常的一个毛病就是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不健全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以怀疑的态度、挑刺的眼光面对传统,以不敬的态度对待古代圣贤。李零就是当中一个,李零著作《丧家狗》一书,使用副标题“我读《论语》”,仿佛自己的意见高于《论语》,自己就是《论语》的评判者。李零说:“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自序》)尊重别人,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即使李零将孔子视为普通人,也应当尊重孔子的人格。更何况,任何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中国人,都应当敬重孔子,因为孔子对中国作出的贡献最大,也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中国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敬重孔子,因为孔子的思想铸造了民族的灵魂,孔子思想带给我们良好的道德观,我们应当以虚心的态度、尊重的心态来接受孔子的教导。可惜,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把农民起义领袖捧到天上,从来没有引导人们去尊崇历代圣贤,李零正是这种教育的产品。
“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自序》)历史上孔子地位通常是高居于其它诸子百家的,孔子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也是高于其它诸子百家,而且,孔子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开创者,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主旋律,铸造了中华民族之魂,这也是其它诸子百家无法比拟的,这就是孔子的真实情况。如果硬要让孔子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也就背离了历史真实。
李零说:“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治统),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或准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自序》)贬低孔子既可以从孔子的事迹上入手,也可以从孔子的思想上入手。李零的做法是:抽空孔子思想的灵魂。孔子思想的三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道德、宗教,李零要将这三个方面抽空,那么孔子思想的地位就会跌落下来。我赞同蒋庆先生对李零评价:“此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
李零对孔子的这种恶劣态度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孔子只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说:“对不起,我是学历史的。我和你不同,孔子只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李零:《有话好好说,别一提孔子就急》)他将自己与孔子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否定了孔子是自己的文化祖先这种关系,也否定了孔子是自己的道德教化者这层关系。
 
9、李零制造真假孔子的伪命题:
李零玩了这种让门外汉眼花缭乱的戏法:把别人善意评价的孔子称为假孔子,而自已恶意评价的孔子则称做真孔子。他说:“我们也可以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11页)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狡辩,别人也可以说:你李零评价的孔子是假孔子,而我评价的孔子则是真孔子。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评论孔子,只能说谁的水平高一些,谁的评价更接近真实的孔子。在我看来,李零是在所有评论孔子的人当中,水平较差的那一种,离真实的孔子最远的那一种。
 
10、李零诬称孔子是丧家狗:
“四人帮”骂孔子是“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只需要凭借其政治淫威就可以做到,不需要到孔子的话中去寻找理论根据。李零不同之处在于,他要去寻找依据。李零称孔子为丧家狗,主要依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这条记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现在,我们就这条材料进行分析。第一,关于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崔述《洙泗考信录》有针对这条材料的考证:“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适陈,必不由郑。”若按此说,孔子一行从宋国到陈国去,不会经过郑国,所以,此条材料为假。第二,李零歪曲地使用此条材料,其误有三:其一,李零将孔子的“欣然笑曰”篡改为“反而平静地说”(《自序》),把孔子豁达自嘲的神态改为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我评价;其二,在这个故事中,孔子以自嘲的方式响应别人的讥讽,顶多只算是在具体情况下对于自己“无所遇”的自评,而李零则以偏概全,将孔子“无所遇”的这个片断无限放大,作为对孔子一生的概括:“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面对同样一条材料,司马迁则对孔子得出了相反的评价,认为孔子是圣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其三:杨立华先生发现,由于李零没有将标点符号搞清楚,于是出现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这种不伦不类的说法。所以,李零是在歪曲地使用一条不可靠的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
李零设立了一条丧家狗的标准:“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并将这条标准强加给孔子。其实,这条标准用于李零头上比较恰当,而无法用在孔子头上。孔子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导师,已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精神家园,并同弟子们愉快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所谓“孔颜之乐”是也。
 
11、李零诬称:孔子贪求名
李零诬称“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对名,他还是非常在乎。”(67页)又说:“人有生前之名和身后之名,他对名看得很重,特别是身后之名。孔子对利也不是不要,他对禄也看得很重。”(277页)李零在这里,将名利之名与荣誉混淆起来。从“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一语中就可看出,孔子追求的,是以自己的仁德而获得荣誉,而不是追求名利之名,这没有什么不对。无耻之人,是不需要荣誉的。
 
12、李零诬称:孔子贪图利
李零以小人之心,计算了一下孔子收弟子礼物而发了多少财:“孔子有弟子三千,一人一束腊肉,可以有30000根腊肉。更何况“束修”二字的后面还有“以上”,学生愿意多送,也可欣然受之,多多益善。数量可能不止于此。当时的物价水平,我们无法估计,好像还值点钱……孔子收徒,不问出身,只问有没有见面礼。(146页)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弟子们既是一个教育团体,也是一个同舟共济的生活团体。为了大家生活下去,孔子收一点弟子的见面礼作为生活开支,也在情理之中。孔子和弟子们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没有任何材料表明,孔子办教育发了财。况且,孔子弟子中有许多是如颜回一样的穷困者,如果是放在现在,肯定会上不起学,而孔子却常把他们带在身边,给予关怀。孔子常常教导弟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的这种伟大榜样,值得我们当今搞教育产业化,将学生作为赚钱的工具的人学习。
 
13、李零诬称:孔子贪图做官
李零说:“孔子对种地没兴趣,他的兴趣是做官,当然得住在城里。”(235页)将孔子描述成一个贪图做官的人。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以出仕为途径,实现以正道挽救天下苍生的理想。以孔子之才,如果只为了做官,放弃正道,那么机会有的是,决不会“无所遇”。孔子教导弟子们出仕,也是为了尽自己责任,为社会作出贡献。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做官,才能施惠于民,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14、李零诬称:孔子不是圣人
历代公认的圣人标淮:圣人是智慧和道德修养达到至高境界的人。按此标准,孔子是圣人。李零为了否定孔子是圣人,于是另立一个标准:“当圣人,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聪明,天生聪明;二是有权,安民济民……第一个条件,他说他没有……圣人的第二个条件,孔子也没有。(342页至343页)李零这样做,动机很明白:“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自序)
 
15、李零诬称:后人对孔子的评价是“捧”
孔子是圣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于这个公论,李零是相当嫉妒,于是,他把别人对孔子的赞扬,说成是“捧”。李零还认为有这三类人捧孔子:一类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是怎么变成圣人的?是靠学生。他是靠学生出名。”(343页)第二类是历代帝王:“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12页)第三类是外国人:“最近,孔子和《论语》有点升温,我知道,美国和法国都有一些译本和论著。还有人替我们琢磨,挖空心思,帮孔子说好话。”(43页)李零列举出这三类人,是想告诉人们,他们“捧”孔子,是别有用心的:弟子可以沾老师的光,帝王可以利用孔子加强统治,外国人可以来讨好中国人。
现在,我们要请李零等人读一下这段话:《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从中,可以感到孔子的人格魅力,可以感知人们对孔子的热爱是由衷的。
16、李零诬称:孔子是复古主义者
李零说:“孔子是个复古主义者。”(349页)并在此标题之下列出三点论据:“(一)孔子称美,首先是唐、虞。……(二)其次,孔子推崇三代。……(三)孔子想挽救东周。”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必须建立在传统之上,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对这些历代伟人的赞赏,难道就是复古吗?孔子生处乱世,想挽救东周,恢复社会秩序,这也算是复古吗?儒家是主张变革的,孟子就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系辞》提出“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之《彖下传·革》赞美汤、武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李零举起“复古主义”这顶帽子,在给孔子扣上的同时,也扣在现代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上:“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卖祖宗,急转之下。”(同上)“中国的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就像俄国,乞灵于传统。”(同上)
    对于现代中国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如祭祀炎帝黄帝及历代圣贤、读经、提倡汉服等,通过李零歪曲变形处理之后,向人们展现出来,然后说:“中国当前的复古潮,已经闹到乌烟瘴气的地步,何人扫此阴霾?”(李零:《有话好好说,别一提孔子就急》)我认为,中国当前并不存在什么复古潮。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偏差,这些偏差是可以纠正的。但如果像李零这样,夸大这些偏差,并用“复古”这种政治性强的帽子盖上,目的就是要阻断中华文化复兴之路。
 
17、李零诬称:孔子维护专制主义
学术界长期流传着这种错误观点:儒学是王权专制制度的支持者。李零这样批评儒教:“当然大家要立的不是小教,而是大教,足以跟伊斯兰教、基督教三足鼎立的大教。可问题是,武力传教是西方文化中最糟糕的传统。你说弘扬传统,学的全是这类玩意儿。普世性的宗教,其实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有同样的功效。这类传统,是好还是坏?大家要想一想。”(《他是一条丧家狗》,见《南方周末》2007517)对于宗教,李零没有相关的知识,只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说出“普世性的宗教,其实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这种蠢话。对于儒教,儒教主张“以德服人”,“修文德以来之”,从来没有搞什么“武力传教”,李零对此不了解,想当然地认为复兴儒教就必定会走“武力传教”的道路。在中国古代,儒者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是:实行以民为本的“仁政”,实行王道政治,维护王权,但同时用正道来制约君王:“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那个时代,集中统一的王权得不到维护,社会就走向分裂与战乱,所以儒家只能作出这种选择:维护走正道的君主政权。在近现代,儒家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将民主、科学与德治、人文相结合,孙中山先生认为三民主义来源于孔孟思想,近现代儒家梁漱溟、张君励、徐复观、牟宗三、余英时等都走儒家道德与民主相结合的道路。
 
18、李零曲解《论语》
对于《论语》中的许多语句,李零作了歪曲、变形的处理,以符合李零心目中对孔子歪曲的形象。例如: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学而》)
李零的解释是:“但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吗?我们要改的,难道不是爸爸的‘不合理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我猜,孔子的逻辑,说爸爸不合理,本身就不合理。爸爸还有什么不合理?‘父之道’就是老子说了算,老子的话就是道。”(63-64页)   
其实,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道,即指正道。孝子在服丧的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遵从的正道,三年之后,已形成了行为习惯,自然更不会改了。父亲的行为,也有好坏,对于好的部分,则要继承发扬;对于父亲不好的部分,则按“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亲”的原则来处理。孔子从来不会认为“老子的话就是道”,要不然,孔子怎么会说:“事父母几谏。(《论·里仁》)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李零的解释是:“在他看来,言必信,行必果,死心眼,尾生之信,是小人的信,不足取。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大人’是君子,君子有特权,只讲大信就够了,小信可以打折扣。可见同一种道德,有两种标准。人类社会,只要不平等,就有双重标准,人和动物,就是双重标准。”(65页)
作为一个固执的小人,只知讲诚信,不知讲正义,在什么情况下,都只会用“言必信,行必果”这一原则。在大人这里,正义高于诚信。如果诚信符合正义的,即可以“言必信,行必果”;如果诚信违背了正义,则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所以,孔孟是讲在两种不同的道德境遇下,人们该如何办的问题。而李零所讲,就是在道德领域中滥用阶级分析法,将小人与大人作为不同的阶级,将两种高低不同的道德境界错误地理解为不同的道德标准,并且说,这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分别属于大人和小人。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李零的解释是:“你心里想着仁,仁也就来了。这是“立等可取”的鼓励方法。就像很多俗和尚,以为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157页)
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靠自我的内在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所谓“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则是强调依靠外在的神灵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不同,也是“自力”与“他力”的不同,李零则作了歪曲的比喻,将人们对孔子思想的理解误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李零的解释是:“君子是上层,重视和谐胜于平等;小人是下层,重视平等胜于和谐。”(244页)
和而不同”是孔子提出的一个伟大命题,是讲君子在追求和谐之时要保持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就会产生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和谐;而小人则是没有原则的,只有附和听从,并且有相同的欲望,有相同的利益追求,所以不能和谐相处。”照李零的解释,是将“同”曲解为平等,则“和而不同”就是提倡不平等,将这个伟大的命题转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观念了。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李零解释说:“以直报怨”,朱注说是以“至公而无私”报答怨,这种解释有问题。我理解,它不是说用正直之直报答怨,而是说以对等的东西报答怨。这里的“直”,其实应读为“值”,是以怨报怨。(262页)
孔子按道德标准来要求人,所以才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主张用公平正直来回报怨恨。这本来是很通顺,也符合“仁者爱人”的精神。而李零总喜欢从非道德的立场上说话,将“直”解读为“值”,变成以同等的怨恨去回报他人的怨恨,如此,冤冤相报何时了,这难道是孔子所提倡的吗?
李零个人有什么关于儒家的谬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李零的这些谬误在当代知识分子中较为广泛地存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不足虑,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此书所反映出来的几代人对孔子儒家的偏见。如果要将清水注入一个杯子中,先要将杯子中的脏水倒掉。如果要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必须将关于孔子儒家的各种谬误从人们的头脑中清理出去。
 
本文定稿于20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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