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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秩序和儒家的政治向度(干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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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秩序和儒家的政治向度(干春松)
作者:干春松    转载于:中国孔子
儒生的批评而转投汉武帝,并组织人马为他制订朝仪,使刘邦感受到帝王的威严,他也因此被司马迁说成是"汉家儒宗" 其实这也就是包括孔孟在内先秦儒生四处"干禄"的秦汉版。而且当时的儒生也并非如后世儒者那样纯粹,当时许多儒生是以儒为主,"兼学别样",如汉初的晁错在跟随伏生学《尚书》之前,曾经学过"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 而对于五行、阴阳、地理、占卜这些更是作为基本常识。按葛兆光的说法就是"一般的知识",这是一套"有关礼俗、仪式的知识与技术,即从殷周一直延续着的解释宇宙与社会的知识,沟通人、神的技术,维持社会的礼俗和象征秩序的仪式。" 这些一般的知识和技术是儒家制礼的最重要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儒生和一般的术士之间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的原因。周予同先生将儒家的究天人之际的学问说成?quot;方士学" 显然是过于看重方术的独立性而忽视其依附性。 章太炎认为阴阳家是儒家的支流,我认为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真实联系。 将儒家与方术割裂是后世儒家理性化的一种手段,但并非是秦汉以前儒家的真面貌。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容易理解到董仲舒很自然以"天人相类"的手法将礼仪和天道结合,以作为儒家神圣性的依据。儒家思想到了董仲舒那儿,开始有了新的特征。按《汉书·五行志》的说法:"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而徐复观对之的解释更为具体,他说:"他(董仲舒)是意识地发展《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以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系统的,并把他所传承的《公羊春秋》乃至《尚书》的《洪范》组入此一系统中去,以促成儒家思想的转折。" 

    在董仲舒完成儒学的神圣性的工作之后,礼学家们则致力于将改造后的礼仪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日常行为之中,在儒家礼的思想的国家化的过程中,后仓和他的六位弟子戴德、戴圣、庆普、萧望之、翼奉和匡衡的作用特别值得指出。他们在后仓学术的基础上,将流传下来的《礼经》的编成两个选本,即我们熟悉的《大戴记》和《小戴记》。这大大提高了儒家在国家宗教领域的权威性。 

    而萧望之、翼奉和匡衡则更是将儒家的礼学付诸实践。翼奉曾在汉元帝时对皇家宗庙及郊祀的礼仪制度提出根本性的批评 匡衡则在汉成帝初年以《礼记》为依据,对国家的宗庙、郊祀体制进行了具体的改革。 按王葆玹的说法:"二戴的著述活动与翼奉、匡衡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其冲击的成效,是将西汉高、文、景、武、昭、宣时期的各种宗教制度及实施彻底废除,实现了国家宗庙祭祀礼仪的儒家化。" 因此说儒生在汉代的根本任务是确立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并将儒家的理想具体化,其方式和方法完全是结合了汉代的思想状况和统治者的喜好。 
但是在后世儒家的眼里,汉代儒家对于孔孟儒学的这种改造经常被有意地忽视。自从韩愈自认直接继承孟子的"道统"说一出,关注心性问题成为儒家的主流,而其他的都是"歧出",或者说是走了弯路。这种思路被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所强化,几成定论。李申说:"董仲舒以后,儒者们推阴阳,讲灾异,造谶言、兴图纬、察祈禨祥、言祸福,不仅俨然方士,而且是地道的巫行,遂使后世儒者和今日的研究者引为儒者之耻辱。" 因此自东汉以来注重将儒家的制度设计落实到现实政治中的荀子和汉代的儒家则长期被忽略,荀子则长期难以在孔庙中占有一席之地。难怪章太炎要为荀子抱屈。他说:"荀子和孟子虽是都称儒家,而两人的学问的来源大不同。荀子是精于制度典章之学,所以‘隆礼义而杀诗书‘,他书中的《王制》、《礼论》、《乐论》等篇,可推独步";而孟子则"疏于礼"、疏于"王政","简陋不堪,那能及荀子的博大。" 

    其实这种清理家门的事件早在东汉就已经有了苗头,例如当时有一则谶语说:"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董仲书,乱我书"。 而蒙文通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指出今文学家所提出的"改制"、"素王"、"井田"、"封禅"等与已经确立的权威相妨碍的,到了东汉之后,都逐渐听不到了。 这就说明随着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确立,对于如何建立制度的讨论都应该推出议论的范围,而要求儒生将精力集中于如何更好地证明已经存在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非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制度的合理性已经无须证明的了,进而礼被简单化为服从而非制约。儒家也由建设期转向了解释期。

    由于儒家长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十分特殊的地位,所以儒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角色是多样化的。他们既是"师",又是"臣",有时甚至是"方士",如果我们将儒家看成是一种宗教, 他们还是教士。但我认为儒家的基本角色可以确定为中国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艾森斯塔得说:"即使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话,那它也是国家的宗教,而不是个人的信仰体系。它没有发展出专门化的角色或宗教组织,但是它贯透于国家组织之中,把中国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会国家。

    在儒教兴起之时,儒教学者是作为礼仪专家开始其活动的。尽管后来他们变成了政治、治国者和学者文人,但是并没有放弃最初的角色。儒教独尊的政治身分,仅仅加强了他们作为被采用的国家礼仪之合法代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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