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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班昭的妇女仪容观及其复活儒家古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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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利利

    [关键词]班昭;妇女;仪容观

    [摘要]班昭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和对于时代风气的态度及由此而生的使命感,从而规定其妇女仪容的目的。班昭自觉地对东汉开放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抵制,她利用和改造儒家的古礼作为思想武器,结合汉代的现实教授后辈,以求矫正时俗。在东汉儒学渐趋没落的大背景下,收效甚微,但却成为后代思想家规定妇女仪容的直接所本。


  中国古代史上被尊为“女圣”的班昭,在其训女作品《女诫》中,曾将女子仪容是否得当规定为:“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狭输,人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传》)此段文字,化用了《礼记》中《内则》、《曲礼》和《昏义》等章的内容,为汉以后历代女教文字所尊崇。唐代郑氏《女孝经》、宋若莘《女论语》、宋司马光《家范》、明吕近溪《女小儿语》与清史捂臣《愿体集》等诸多女教典籍对妇女仪容的规定,皆本于此。后人批判儒家思想对妇女的摧残,遂以班昭为其源头。本文以为这是没有深入研究班昭思想的缘故。考察班昭规定妇女仪容的动因,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及其思想。
  
  一、汉世奢汰开放的社会风气
  
  班昭的妇女仪容观,是对汉代社会风气的直接反应。汉代建国,轻徭薄赋,实行富民政策,虽然武帝外事四夷,内多兴作,曾一度致国家于民贫财尽的地步,但是经过昭、宣几代的努力,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东汉立国后,光武、明帝切切求治,章帝也治天下以柔道,国家财力强大,社会富庶,而奢侈游冶玩乐率性之风遂一直盛行。以衣饰为例,两汉盛行夸饰之风。文帝初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已然是“今民卖童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民得以衣婢妾,白毂之表,薄纨之里,……今富人大贾,嘉会招宾客者以被墙,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汉书·贾谊传》)武帝奢汰,设齐三服官及东西织室,专门制造供皇家享用的高级织物。到东汉章帝时,“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东西织室亦然。”(《后汉书·章帝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带头作用下,公卿大夫贵族富人也争相以服饰华丽为尚。“今富者褥绣罗纨,中者素绨锦冰,常民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夫纨素之贾信缣,缣之用信纨也”、“婢妾衣纨履丝”(《盐铁论·散不足》),追求服饰奢丽成为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
  汉代男女交往较为松弛。当时男子和女子可以在一起宴饮,可以结伴同行,可以同车而行,女子也可以单独会见男子。四川新津县木鱼山出土的汉画像砖《车马临阕迎谒图》上男女双双出迎宾客,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辎车图》画面上男女二人共坐,车前有武士开道,车后有仆妇徒步跟随。这说明当时贵族妇女坐在无遮无帘的车中招摇过市并非时风所忌。这些权利使女子可以较为自由地从事一些游冶玩乐活动。整个社会上层对游乐充满狂热。鲁恭王刘余喜好“狗马”、广川王刘去好“博弈倡优”、中山靖王刘胜自称“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缪王刘元甚至在患病时还下令“能为乐奴者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汉书·景十三王传》)东汉时期此状况进一步发展,贵族大户中“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后汉书·马援列传》),“倡伎乐,列乎深堂”(《后汉书·仲长统列传》)。成都市郊出土的汉画像砖《宴乐图》、《观伎图》,无不是男女并坐。贵族游乐之风影响到民间,“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是东汉中后期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汉代妇女改嫁也事属平常。武帝之母王皇后在入宫之前就曾嫁给金王孙。光武帝姊湖阳公主守寡后,光武帝亲自出面欲将姐姐嫁给大司空宋弘…(《后汉书·宋弘列传》)。邓元义之妻被体后,改嫁应顺,应顺发达升官,邓元义目睹前妻荣华,发出浩叹(《后汉书·应奉列传》),高官也愿意娶被休的妇女。汉桓帝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生了邓皇后,又改嫁梁纪(《后汉书·皇后纪》)。蔡文姬先嫁给卫仲道,后嫁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再嫁董祀(《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其父蔡邕虽作《女训》、《鼓琴训女》,但丝毫未影响蔡文姬的一嫁再嫁,可见改嫁在东汉时是十分平常的。事实上,夫死改嫁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遍风气。桓鸾之女嫁刘长卿为妻,长卿死后,遗有一男,桓鸾之女为防止父兄逼之再嫁,不肯归宁。儿子病死后,她为避免再嫁,竟然自残肢体,刑耳自誓(《后汉书·列女传·刘长卿妻传》)。苟爽之女苟采嫁阴瑜为妻,生一女儿,阴瑜死后,苟爽欲将苟采再嫁给郭奕,而苟采自缢明志(《后汉书-列女传·阴瑜妻传》)。苟爽著有《女诫》,精通三礼,为海内硕儒,而背《礼记》“夫死不嫁”之义逼女儿改适,可见当时的社会风尚。
  自由的风气、开放的观念,使汉代妇女在自我意识逐步沦落的大趋势下,还保存着较大的自主权,这种风气导致汉代妇女形成质朴、直露的整体风貌。乐府诗《上邪》直截喊出:“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如此直白热烈,在后世并不多见,宋代以后礼教大防,更是不可想象。质朴直截之风,在寻常人家,则妇人拥有较多发言权,因此导致男子一方面有“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之赞,另一方面又有“踬马破车,恶妇破家”之叹。在豪门大户,妇女则出入宴饮,交游无度,不理家政,不事舅姑都事属寻常。班昭要求妇女“端正礼仪”,正是对社会引导妇女竞夸饰、乐游冶聚乐、重率性而为风气的抵制。
  
  二、班昭对儒家古礼的选择
  
  班昭遵循的“礼仪”,主要是符合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及《仪礼》和《礼记》中的内容。《礼记》成书时间较长,内含了儒家从战国后期至两汉中期对于“礼”的所有思考,并汇集了战国末以来儒学思想发展的各种成果。就其对于儒家人物所展现的重要性而言,在功用上:“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效用极大,而“是故夫礼,必本于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礼记·礼器》)几乎取得了与“道”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关系的作用上,“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同上)是获得生存的基本要素。从这个角度看班昭,就能明白她之所以以《礼记》设教,是因为对她来说,礼既是社会人伦的终极要求,也是自然运动的最高原则。礼的精神既已被拔高到了神圣的高度,那么遵循仪则也就相应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除了运用“礼”这一现成而重要的武器,班昭也不可能采取其他方法。班昭既对时风持不满态度,则必然向过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儒家知识分子对待现实问题时所采取的共同态度。解决的依据则取决于个人心中的“道”的所在。对于班昭来说,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是最高的真知,他所设计的社会秩序符合儒家先师的原意,是人们走向最终幸福的康庄大道,而《礼记》则是如何行走在这条大道上的最高行动指南。《礼记》主张阴阳万物有序,“礼”、“道”、“仁”等观念即是人们抽取的表述这种秩序的概念;《礼记》提出“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符合儒者的最终社会理想;《礼记》提供了人生在世几乎所有场合所需要的行动规范,并不断强调这种规范的意义,只要人人都遵照此规范行事,社会则必然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行,儒家的理想世界必然来临。《礼记》是班昭经过鉴别去取后选定的符合她思想系统的解决方案,是形而上的“道”的具体范式,所以班昭处处以《礼记》为准则,并阐扬其中的文义。
  但要实现“礼”在社会中的应用,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符合社会思潮的改造。班昭之前,儒家先哲早有论及。孔子一生的作为,即是对“三代之礼”的发掘、改造与复活。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局面的进一步发展,使孟、荀等儒学大师放弃了死守古代仪则的立场,转而希望保存旧礼的精神于新的仪则之中。这一时期,儒家“礼”论中的“礼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仪则方面则因为现实环境的关系,尚不能够以确定的规范形式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儒家按照自己所遵从的礼义制定仪则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这个努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绵不绝,逢时乱时,儒家以礼义精神自勉,并积极寻找恢复古代仪则或创立新的仪则的途径;和平与统一时期,他们则致力于使这些仪则被社会承认和遵循的活动。班昭作为一位儒者,在东汉儒家重建思想统治秩序的大思潮背景下,一样也面临着建立礼仪的任务,并且由于她的地位和身份,这一任务还较一般学者迫切得多。
  
  
三、对古礼的应用与改造
  
  班昭所强调的“仪”,可分为个人行止与社交规范两部分,而以后者为重。概括起来即“六无”:“耳无涂听,目无斜视,出无冶容,人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礼记》中并没有直接的文字与之对应,可见班昭是从日常生活中观察而来,她所提出的六点之针对,即是上文所提到的社会风气。“六无”涵盖了六个方面:“耳无涂听”,不允许以身边人的话为判断是非的依据,以此防止成为不辨是非的人;“目无斜视”,克服自己喜欢奇巧事物之心与好奇心,以此防止多惹事端、生出轻逸之心。
  “出无冶容,人无废饰”,其针对社会风气的意图更加鲜明。此观点据《大戴礼记》而来。《大戴礼记·劝学》:“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儒家是非常重视仪容的学派,认为适当的装饰、良好的举止是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孔子就十分重视仪容。“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夫妻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部分,当然也应当注重家庭中的仪容。班昭所持的家庭仪容观讲究平正中和,即出门不要过于打扮,不要让人感觉妖冶;回家也不能过于随便,毫不注意自己的仪表。班昭从经验出发,认为“出则冶容,人则废饰”这样的形象是极不明智的。
  按照儒家“家国同构”的构想,妇女的任务是主持家政,“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人,女不出。”(《礼记·内则》>她们天生的职分就是服侍公婆、侍奉丈夫、抚育儿女和团结叔妹,此外则并非其所应留意之事。但当时的妇女尤其是贵族间妇女的人际交往对班昭来说就太过复杂了。她们终日聚会游乐,以致于喧嚣不已,甚至到了无心留意自己淑容的地步。“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即成为班昭对抗社会风气很激烈的要求,她采取了严厉的否定语气,要求妇女不仅以家庭为中心,而且要以家庭为一生中唯一的活动场所,要断绝交游,全身心地奉献服务于家庭。这在宋代以后礼教大防的社会中才会出现,只不过理学不仅束缚妇女的行动,还束缚其心灵,而班昭只强调束缚女子的行动。矫枉则必过正,班昭以强硬态度提出妇女应如何与外人交往的问题,只是为了对抗社会上愈演愈烈的游冶聚乐风气。她不断苦口婆心地以经验劝诫妇女,其中并没有要把她们禁锢在家内的主观想法,而是要求妇女居家操劳,最好研习圣人之书,元事不要轻易外出,以免招惹是非。不过这已经严重违反了妇女要求合群和求乐的本性,所以不可能完全实现。
  班昭提出这些主张,在指出这些原则的具体涵义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以此来加强论证,其中也清晰暴露出她个人的好恶。“若夫动静轻脱,视听狭输,人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整句描写了一个轻佻、无见识、无礼貌、举止失态的妇女形象,这是儒家礼仪标准下的反面形象,也是班昭要求女儿辈们深以为戒的。
  
  四、班昭复活古礼努力的效果
  
  《礼记》中已有对于妇女仪容的详尽规定,如:“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衣绅,左佩纷蜕、刀、砺、小艄、金燧。右佩箴、管、线、纩、施縏哀襄、大觽、木燧、衿缨、綦屦。”(《礼记·内则》)但这套程序繁琐而僵死,已经不符合汉代妇女妆容的需要。汉代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使《礼记》中的规定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班昭熟知典籍,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但她回避了重新建树经文的巨大任务,而是从妇女的行止角度出发,依据古礼,要求妇女回归到“守静”的状态。班昭既有所规避,甚至直接禁止妇女的某些行为,则由于现实生活与礼仪规范的冲突,她不得不特意用反面形象来刺激女子。班昭认为妇女如果不遵循这些标准,就会变得轻佻无礼、见识浅陋,最终会为人所厌弃,当然无法获得丈夫的欢心,也就不能实现妇女自己的幸福。班昭强调妇女重“仪”是带有很大的经验成分的,也表现出她对于东汉前期社会风气的隐忧,从而自觉进行了抵制。班昭有针对性地选取了符合《礼记》文字的几点进行阐释,希望借助儒家古礼的力量,把妇女从正快速向前的世界中拉回到家内。但她自己对此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实际上,随着谶纬对于传统儒学的不断渗透,儒学在借助设立博士和推行全国教育网以完成对全民的思想统治任务的同时,正在失去它在其时最优秀的思想家头脑中的地位。尽管马融、桓谭、王充、崔寔、王符、仲长统、何休、郑玄等从不同角度对儒学进行着拯救,儒学自身却在成熟中走向没落,儒生们大都变为“虚伪的‘名教’者”、“怯懦的‘遁世’者”与“无奈的‘奋斗’者”。当东汉政权到了风雨飘摇之际,甚至连统治者也开始认为儒生碍手碍脚,大量捕杀“党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而政权一旦瓦解,思想界立即变成了玄学与佛学共尊的局面。追其远因,班昭时代已经暴露出端倪,无力消解社会上新出现的现象却又不肯放弃解释权,只得依据教条,生硬地主张人们回到过去,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班昭要求妇女遵守“仪”的规定及为复活儒家古礼所作的努力,注定只能是无疾而终。但是班昭规范妇女仪容的尝试,是一位知识女性出于完成儒学使命和保护女性同胞的双重目的,为重整社会秩序、为妇女寻找行为规范的一次努力。她在儒学与妇女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儒家思想对妇女的指导变得更具体和可操作,从而为后代女训直接所本。

(来源:《东岳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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