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新世纪以来，“国学”一词成了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话语，“国学”以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在当代中国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兴趣。既然如此，热爱“国学”的人们，势必要对“国学”的定义界限、研究范围等安身立命的关键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讨论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就我个人的意见：在当今开展任何关于“国学”定义界限及研究范围的讨论，都是没有文化意义的。新时期的“国学”，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与展示。这种象征意义的“国学”，既可精细到小学文字训诂考据，也可拓展到56个民族大家庭的集体历史与文化记忆。因此，无论是国学还是其他的人文科学，都不应该预先设定一种什么样的界线范围以及研究理论与方法，而是应当以更加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包涵不同流派的学术发展。“国学”学院派的学术规范应当继承发扬，大众化的国学著作也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国学研究的多样化、大众化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当然，我们在讨论“国学”的发展趋向的时候，人们首先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国学”究竟有些什么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国际间文化学术交流促使中国文史哲或国学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社会分配制度的转型，经济利益对于文史哲学者或国学研究者的诱惑力也有所增强。在这空前的社会激变中，不能不使得中国的文史哲或国学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转化。而国学功能的多元化势必促使中国的国学研究出现不同的走向和层面。

一、“资治教化”及其变异走向

中国文史哲或国学所一贯追求的“资治教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传统。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也很多，这也就更需要我们能够不断地从过去的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从这点上讲，今天的国学，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史国学“资治教化”的优良传统，对于净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国学研究者，也正是抱负着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古代、近现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艺术、学术思想，以及官僚腐败、反贪得失等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确实起到了“资治教化”的良好功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社会政治环境大大宽松，人们已经不再把“国学研究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奉为不二的圭臬，但是学者们所重视强调的“古为今用”的国学借鉴价值，无疑将在今后的“资治教化”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得到应有的发扬。

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展，文史哲或国学学界在继承“资治教化”传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异情况。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无限爱国”。爱国主义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有些学者把爱国主义称之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充分反映了今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感。但是，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漫无边际地虚构子虚乌有的事情来误导人们。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慨叹中国的科技物质等许多领域落后于洋人。于是，一班所谓研究历史者，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出种种了不起的发现，证明凡是洋人有的东西，中国早已有之。我们只好姑且把这样的“资治教化”功能称之为“无限爱国”论。近年来出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历史国学研究新模式。国学研究能够为发展区域经济做贡献，当然也是一项有助于“资治教化”的好事。无奈许多人走进这种研究模式之后，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了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等国学的本性。近年来，许多所谓的研究者为了地方和个人的利益，涂改历史、伪造文物的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公害。

二、“文化创意产业”走向

中国传统国学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作为国学研究者，希望通过研究国学成为“名人”者固然有之，但是绝少有人打算把研究国学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史哲学论著成倍增长，空前繁荣，但是从质量上看，固然有许多富有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而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层出不穷，相互抄袭仿照的所谓研究成果充斥在各种报纸杂志上。

近年来，国家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出了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构想。这就为新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当今多元的社会里，国学研究注重一定的经济效益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认为至少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进步。然而，不同的国学走向都应该有各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忘却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就当前我国国学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景而言，这种高经济效益的国学文化创意，诸如“高级国学总裁班”、“高端女性总裁国学研修班”、“行政领导国学论坛”等等，大多出于各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或社会上的皮包文化培训公司。在这些“国学文化创意”的论坛和培训班中，固然有学有专长的学者，但是也不乏江湖术士型的人物。或道貌岸然，唐装长髯，自封“国学大师”；或信口开河，媚俗搞笑；或片面地曲解经典，取其一点，不顾其余。国学的“文化创意产业”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为繁荣中国的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一些低层次和唯利是图的国学培训班所产生的文化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三、“纯学术”走向

所谓“纯学术”的文史哲等国学研究，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要受到人们讥笑甚至批判的。其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学术研究既然应当为现实政治服务，那么“纯学术”的研究是不存在的。所谓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还有一个长时效与短时效的理解问题。过去我们之所以批判“纯学术”研究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解过于简单。国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还是具有更长时段的发挥重大作用甚至是永久作用的功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这种长时段的功能当然是不可能像研究反腐倡廉史和古有和谐之说那样的立竿见影起作用，但是它的民族文化积累功能，是绝不能低估的。我们现在之所以有所谓的中华文化并且为之自豪，正是由数千年来无数的文化建设前辈们在默默地奉献中积累而成的。所以，国学研究应该宽容，要大力支持那些踏踏实实为长远的民族文化积累作出贡献的“纯学术”研究。

也许人们要说，21世纪的国学虽然有众多的走向，但是这些走向是否都称得上是一种“学术”或者“科学”呢？老实说，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一个相对所有人而言可以共同遵循的标准，而是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所以，我们应该以比较宽容的心态来对待新世纪国学乃至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走向，因为多元的学术走向体现了社会与文化的一种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国学研究及其辩说有了更大的自主发挥空间。人们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派间理论方法的讨论和争辩，恰如其分地置身于学术的范围之内，这是中国国学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进步。因此，我们同样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迎接国内外不同理论方法的纷至沓来，并且由此开展更为和谐而热烈的争鸣。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国学的理论方法论必然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的到来，我们没有理由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态来面对。当然，任何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有其自己的适应对象和不足之处，学者们也会因自己的学理渊源和学识修养而对某种理论方法有所偏爱。但是我们不能因自己的学理爱好有所不同而蔑视甚至攻击其他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尝试。还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那句老话：“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学的未来，正是需要在这多元的宽容之上得到真正的复兴与繁荣。

（作者：陈支平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人民网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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