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背景渊源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论纲》卷一）
陈杰思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这三类文化的精华相结合而产生的。儒家民主社会主义是体现儒家的道德理想与治国方略，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总结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设计出来的方案。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苏式专制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而是适应中国历史传统、国情与现实需要的社会主义的第三形态。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的建设，应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特别是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已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的政策，而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文化特色，其中有许多观点不过是作者个人的浅见，提供给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公众讨论，提供给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执政者参考，需要实践的检验，需要不断的修正。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文化渊源：
在中华大地上，存着三种类型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如果站在派别私利及个人私利的立场上，每一种文化的从业者和信奉者都会强调自己所信奉的文化的重要性，尽力贬低其它二类文化的价值。但如果是站在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立场上看，这三类文化具有相融相通之处，即便有不同之处，依据“和而不同”的原理，也可以发挥各自独有的价值，从不同方面共同为中国人民服务。将这三类文化的优秀成份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可以建立和谐共存、良性互动的关系。每一种文化都有理论的侧重点，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每一种文化在弃除不合理的因素后，都可共同运用于社会建设。每一种文化的拥护者都不应当有唯我独尊的心态，都应当虚心听取对方的声音，不应粗暴地拒绝对方的合理观点，不应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无原则地攻击对方。我们反对将儒家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反对将儒家文化同民主思想对立起来。每一个人由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可以毕生研究某一文化的具体部分，但是，如果要设计社会方案，则应同时深入了解这三类文化。如果只了解当中的一种文化，并将自己的利益与这一文化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视另一种文化为异端的错误，限制自己的视野，产生片面的理论。
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单纯运用某种文化或某种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由三类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综合方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思考者都会有意无意隐藏自己思想的短处而鼓吹其长处，都会揭发他人思想的短处而忽略其长处，因此，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容纳多种思想方案，让它们相互映照，互相弥补。儒家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方案，容纳了众多思想家的思想。儒家民主社会主义试图探索整体性解决方案，而不能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问题解决方案。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不去寻求最理想的方案，只能寻求在相对于现实条件而言的最佳方案，不能按照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和理论逻辑来设计，只能根据人性及现实因素设计。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中的许多论点，是古今中外都进行了大量的实践而确立为真理，但也有一些论点，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思考者应当走在社会各阶层的前头，任何理论都应当是在全国某一些地方或者某一些人当中首先试验，卓有成效，然后推广。不能让一种新的思想，在政治力量的主导下，让全国人民共同实验，如试验不成功，则导致全国性的灾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便是如此。也不能将西方民主模式与西方生活模式，照搬到中国来，造成文化失调与社会混乱。
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及东欧的专制社会主义，忽视人民的民主权利，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最终走向瓦解。在中国长期泛滥的极“左”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和平建设时代抱着革命战争时代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观念不放，拒斥仁爱与和谐的传统价值观，拒斥民主、自由与人道主义，最终产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悲剧。如今独联体国家、东欧国家纷纷走上民主建设和恢复本国文化传统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恢复中华文化传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资本主义阵营的实践：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日益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成功建立，中产阶层日益壮大，知识阶层不断成长，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一九六五年，美国费城召开“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提出“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实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欧盟大多数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港台地区的成功经验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儒家文化同西方民主文化相结合，是东亚国家发展的成功模式。新加坡将“资本主义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结合起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元老拉贾拉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同时，在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儒家文化特色非常突出。总体上，世界各地，凡属于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是朝着恢复本国传统、推进民主建设、吸取社会主义合理因素的道路发展。
中国的实践历程：
《礼记·礼运大同篇》最早表达了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中所述坚守正道、天下为公、选举贤能、道德教化、社会和谐、社会福利、重视家庭、珍惜物品、抑制私欲、人尽其能、服务社会、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等，就是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接受社会主义的优良土壤，“尚公”、“去私”、“大同”、“小康”、“和谐”、“均富”等观念，与社会主义基本观念相通。孙中山先生正是站在民族的最高利益上，将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思潮、西方民主思想融贯起来，产生了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证明，离开了儒家的文化，特别是抛弃了传统道德这一基石，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坍塌，专制、暴力、混乱、无耻就会横行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道德理想，是中国人民接受现代民主的有利条件。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将民主与科学扎根于中国大地上，就因为彻底抛弃儒家文化，破坏了发展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包产到户，改变单一的公有制，推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经济接轨。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国家领导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特色，也认识到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执政党看到儒家文化“安邦治国”、“长治久安”、“道德教化”等功能，推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走上复兴之路，兴办孔子学院，举行祭孔大典，加强文化经典教育，提倡“八荣八耻”等等。执政党将自己定位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就应当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全面接受并努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吸取西方社会管理经验，重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同时，注重群体利益、发展公有制经济、注重公平、发展民生福利、实施经济调控、保障工农利益、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社会主义要素也应当保持下去。将社会主义文化与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社会正在探索的道路。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之区别：
由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背景、有民主传统、人口少、资源丰富，决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全球的普遍发展模式。例如，瑞典人口有900多万，国土面积在欧洲居第四位，自然资源很丰富，铁矿总储存量是40亿吨，森林覆盖面积占陆地面积的57％。在资源丰富和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才能有高税收，在人口少和税收高的前提下才有高福利。中国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发展不平衡、有独特的政治条件，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差距极大。中国现在已是十三亿人口，到2030～2040年间可达16亿左右，而且人口质量低、文化素质差、老龄化程度重，中国耕地面积少，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却要养活近20% 的人口，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因此，中国只能借鉴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成份，不能全盘照搬。儒家民主社会主义吸取了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成份，并不是将儒家文化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简单结合。民主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民主宪政、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也具有上述四个特征，但具体内涵有极大的差异。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和道德根基是基督教、天主教，而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与道德根基是儒家文化。社会党国际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提到，“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为核心价值。第二，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主张在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赞同在现阶段推行多党制，避免走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以免中国陷入分裂与混乱。第三，在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的中国，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坚持土地公有制，反对侵吞、瓜分国有资产，反对在不给农民终身保障的前提下侵占、兼并农民的承包土地。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它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国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如果在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中国走类似瑞典的道路，则只能出现占人口比重较少的富有阶层，而广大人民将陷入严重的贫困之中，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第四，由于工农群众占人口的大多数，应当通过民主建设，通过社会福利的建设，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保护、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反对贪官、奸商、伪学对工农大众的欺骗与掠夺。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农民的人数极少，产业工人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以后已降到20%以下，知识阶层、中产阶层迅速发展，这与中国差异极大。
本人遵守孔子教导：毋意(没有主观猜疑)，毋必(没有定要实现的期望)，毋固(没有固执己见)，毋我(没有自私之心)。本文所思考的问题，均以历史与现实存在的事实为依据，避免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脱离，并提出一些有可能获得实践机会的建设性建议，此即毋意；本文中的一些观点，是个人粗浅的看法，并非共识，也不一定正确，还需要争论、需要批评，需要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完善，此即毋必；本文只能做到假话不讲，但不能做到真话全讲，本文在不同年度可能形成不同版本，依据现实之变化而调整观点，此即毋固。儒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从人民立场出发，以社会良知为动机，以民族复兴、人民福利为宗旨，保持学术独立性，超越自我私利，不依附任何势力，此即毋我。
本文定稿于200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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