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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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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之间

 

 

主持人: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自两周时期始,乐便上升到和礼相提并论、合二为一的高度,成为国家制度的支柱。然而,不知从何时起,礼乐之间由一而二,且随着历史的推移,二者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在思想家们对中华文明展开的多视角、多语境的探讨中,越来越难见到“乐”的身影。即使是对“礼”的讨论,也总是在“乐”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很遗憾,本刊创刊五年多来,仍然沿续了这种情况。令人高兴的是,这种局面将会由于今天的访谈而被改变。我们也因此对二位有更多的期待。彭林先生是礼学的学者,项阳先生是中国音乐学学者。今天,一位要以礼观乐,一位则是以乐观礼。在这种不同学科的交叉对话中,我们将跟随你们进入到礼乐之间这个久违的思想空间,去感受礼与乐的对接与贯通,分享由此带来的精神愉悦。

二位请开始吧。

以礼观乐:

乐是内心的一种境界

彭林:我在清华有一门课,叫“中国古代礼乐文明”。这个课开头我会讲三句话:“中国是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古代讲“礼”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乐”,礼和乐二者分不开。在《乐记》、《郭店楚简》里面都反反复复讲到“礼外也,乐内也。”礼是从外部规范你的行为,但是如果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个东西只能叫“行”不能叫“德智行”。儒家特别强调“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乐比礼还要重要,是礼的根源,是内在的依据。离开了乐就是离开了最核心的东西。

钱穆先生有一个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叫《一堂中国文化课》,其中讲到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礼”字,“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处来看中国文化之心。他还说了一句“中华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是因为它拿礼乐作为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来谈中国文化,无异于隔靴搔痒,说不到根上去。最近我看了一些书,认为我们现在甚至比不上民国一些学者的见解。比如徐复观写过一篇《中国艺术精神》,其中对孔子和音乐的关系做了很深的发掘。他告诉我们,孔子平时接触的人物都懂音乐,而孔子对音乐的研究已超越了技术。他在音乐中寻找精神,特别要寻找把握这种精神的人是怎样的人格。徐先生说的很多材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只是我们没有把里面的味道读出来。《尧典》“舜命夔典乐”,可见当时音乐占据很大的位置,并且典乐是为了“教胄子”,可见在舜的时候贵族教育主要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再如《礼记》中屡屡讲到古代贵族教育有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其中讲到“成均”,认为“均”就是调,用成均来命名学校,可以看出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音乐教育,我们以前没有把这些发掘出来。中国“礼乐”为教,把音乐作为贵族、知识分子必备的、重要的修养,这是源远流长的。

这些年我接触到一些“乐”的东西,我感觉到研究“礼”离不开“乐”,内外兼修,把内去掉只讲外的东西,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主持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礼”与“乐”分开了?这个问题您一定琢磨过。

彭林: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基本观点是说中国礼乐的传统达到高潮,一个是周公制礼作乐,从这个时候开始礼和乐成为国家政教的核心部分;第二个高潮是《郭店楚简》出来了,讲子思学派。此前,无论周公还是孔子,对礼乐的起源、功用、本质、社会意义,都缺少理论上的阐述,而子思把礼乐与人的心境做了沟通,从人的心、性、情、理的角度全部打通了。回过头来再看,《中庸》其实就是讲礼乐的理论来源,讲性情,“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乐是表达喜怒哀乐的,怎样让喜怒哀乐迸发出来,要“皆中节”,礼和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后来到了叔孙通制礼作乐以后,夸大了礼中“仪”的部分,变成了朝廷的威仪,震慑群臣的一套规矩,礼慢慢变成了仪、在《左传》、《礼记》中古人很鲜明地说了“礼”和“仪”是不同的。鲁哀公访问晋国,行礼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礼节做错,晋侯大为称赞,说鲁侯是一个很懂礼的人,晋国的大夫女叔齐冷冷地说“他懂什么礼”,晋侯很奇怪为何“礼无违者”还说人家不懂礼,答复说“是仪也,非礼也”,只是做了一个外在的仪式,内部礼的魂他没有。女叔齐是真正懂礼的。

《史记》中礼书、乐书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后来魏晋南北朝就叫“礼仪志”,几品官戴什么样的帽子,帽子上几道棱,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车马,身上佩戴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去了。乐到了魏晋隋唐以后讲的都是乐器。古代讲乐“德音之为乐”,“大乐与天地同和”,乐是一种内心的境界,是整个社会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后来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动,成了宫廷里吹拉弹唱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文人在固守那样的传统,他们知道乐器不是发泄,不是表演,而是陶冶心性。在二十四史里礼变成了仪式、服装、车马,乐变成了乐器,新的乐器大量的进入,把礼和乐的魂丢掉了。今天我们谈到乐很少再想到它和我们精神世界是有关联的。

以乐观礼:

礼是不断下移的动态过程

项阳:礼乐最初的定位是在郊庙,在“国之大事”的礼乐仪式中体味与感知崇高,把握国家意义上的深层文化精神。所谓“仁”、“和”、“雅”、“正”,尽展于礼乐。乐可以单独拿出来讨论,但却是在仪式中使用的,这是礼乐相需的意义。

从礼学上看,现在一说到“礼”就是两周,后面两千年不说,好像断了,实际上中国礼乐文明三千年,前后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同为礼,两周时人的认知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主要在士以上层面;后世却显现从宫廷、地方官府乃至乡村里甲,老百姓都要知礼,标志着礼愈来愈成为整个社会体系的建构,显现礼制的制定者具有全民礼制的理念,具中华礼乐文明的整体意义。不仅社会精英,庶民知礼,方具社会和谐的意味。不下庶民之礼何以从民的角度显现“礼乐之邦”呢?也正是在这种理念之下,礼乐制度从确立到演化、从定型到持续发展的探讨方具动态的意义。如果忽略了这种演化,则如同多种教科书所展示给我们的情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制度遭到如此重创,其后很少探讨礼乐制度的话题。仅谈两周而忽略了后面的两千年,中华礼乐文明也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所以,探讨中华礼乐文明应该是以至少三千年的文化整体来认知。

礼乐,是在礼规定仪式中所用的乐。并非“凡礼必用乐”,礼乐之用一定是或国家、或官府;或群体、或个人具有比较重大事件中规定的仪式性需求,这礼、礼仪、礼乐三者融为一体。礼乐的核心用途是郊庙,但我们也看到,从庙堂到朝堂,再到厅堂,都有礼的仪式过程,不同礼仪所用乐应显示风格的差异性。像朝会、出征、凯旋、献俘、礼宾、皇族大婚、葬仪等等,这些仪式中的用乐均可归入礼乐范畴,依制为用,在不同时期礼乐规定性有相当差异。大祀雅乐至高无上且具小众化意义,一般平民百姓无缘以见。以北京城为例,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太庙,这是皇家禁苑,老百姓只能通过史官的描述了解。而吉礼的中祀与小祀、凶礼、嘉礼、军礼、宾礼则属于宫廷与地方官府和军旅上下相通使用者。还要看到,地方官府中同样需要迎诏、道路、婚庆、葬仪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礼制下的行为,其仪轨中亦需用乐,这些乐是不是礼乐?如果是礼乐的话,我们又应当如何定位?乐籍制度下官属乐人群体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正是这个群体对于国家礼乐的广泛承载,方显礼乐制度的整体性和上下相通性的意义。

对民间的礼仪我们常以民俗称之,似乎民间的东西和国家无关,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太常续考》写得清楚:“祀有三,曰大祀,曰中祀,曰小祀”,城隍、火神、关帝、先医、真武等是国家小祀对象,文庙是国家中祀。地方志书多有记载仪式中用乐。这个官属乐人群体是专门为国家服务的,他们身份卑微,却不可或缺,因为乐必须有这样一个群体的活态承载以用。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完整采录了涵盖庙会、迎神赛会、过三周年、立碑、祭宗祠、丧礼、婚礼、开业、上元花会、盂兰盆会等各种礼俗用乐仪式,共四十多个,无论仪轨和礼仪用乐,多与传统礼制有相通一致性内涵,而且许多乐曲都可在明清以来的官书正史礼仪中有明确记载。

我认为诸子百家当年论乐一定是看过或者参与过礼乐仪式而发乐论,我们当下则是通过他们的议论文字去理解。乐本身具有时空特性,稍纵即逝,留声机发明之前的音乐我们不可能听到。值得反思的是,我们通过先秦诸子来理解礼乐,只能对文献的感悟与想象;对于之后能见到礼乐本体(通过乐谱、舞谱和活态中乐舞与礼仪相须)之时却视而不见。郑樵讲“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这是对礼乐动态发展的绝妙阐释。如果我们能够从三千年的整体来观照,通过后世有谱有乐有活态传承的礼乐样态去感悟与把握,相信会对两周时期的礼乐有更为深层的认知。两周确立的礼制延续后世,虽周礼之乐失其传,但礼中用乐成为“传统”,既然礼与乐有对应性,我们还是应当在动态中把握和体味礼乐关系。

主持人:说到“乐经”失传,据我所知你的观点与学界的成说大相径庭。

项阳:我与经史界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把“乐经”看成文本,我把“乐经”视为在国家最高祭祀仪式中所用的经典乐舞,即“六代乐舞”。周公有崇圣情结,把黄帝、尧、舜、禹、汤的乐舞用来祭天、地、山川、四望、先妣,把周的乐舞添列其中祭先考,形成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承祀对象的“六代乐舞”,这是在“国之大事”中所用经典乐舞的意义。有说是秦火使“乐经”失传,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六经都过秦火,何以五经不失独失“乐经”?“乐经”之失在于音声之时空特性以及其国之大事中的“专用性”。所谓“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君子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国家意义上的礼乐经典“六代乐舞”,必须依托有司管理训练,方为“乐经”承继之保障。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蜂起,承载“乐经”的有司疏于管理,亦不能够依照常态实施“国之大事”,“乐经”渐失。秦始皇一统六国,自为始皇帝,将前朝礼乐从制度上消解,不再将“六代乐舞”专祀专用,其时尚无乐谱、舞谱之发明用以记录乐舞形态,如用则必须依靠活态传承者,失去了我们上面所辨析的诸种先决条件,这国家意义上的有司也不再专门训练以为用,这“乐经”必失无疑。后世文献称“秦汉以降,礼乐不相沿”。两周国之大事中的礼乐既沿又传,后世不沿不传前朝,这乐在“天神、地祈、人鬼”祭祀中使用,举例说赵宋定然不用李唐含有祭祖之意味的乐,因此雅乐总是轰然倒在改朝换代的门槛上,这是两周之“乐经”必失的道理。

主持人:礼乐文明三千年,项阳先生由统一至整体,更多地强调了差别中的一以贯之;彭先生则强调在文明的源头,“德音之为乐”,“大乐与天地同和”,乐之蕴涵崇高而形上,与后世之礼乐有本质不同。

从二位的话语里,我倒是得到一点启发:东周之“乐坏”,从音乐的形态反映了宗法共同体的瓦解,而后世以地缘政治为轴心,重建古代共同体。新旧两个共同体的历史更迭,一方面造成“乐”之生态发生了根本改变,德音与大乐遂成历史绝响;但历史的进程有革也有因,即使是变化,毕竟还是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一种文化基因的族群之中,这使得“礼乐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得以续写。

访谈嘉宾

彭 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项 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研究员

主持人:梁枢

录音整理:袁郁文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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