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
李霞
（江汉大学 武汉 430056）
内容摘要：先秦儒、墨、道、法诸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源头。先秦诸子百家所关注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问题，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终极意义与不朽主题。当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已经全面走向成熟。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因此，我们这里也以伦理道德为叙述的中心。
关键词：先秦时期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价值探究
（作者简介：李霞（1956-），女，河北枣强人，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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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这种早熟性最鲜明地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早期成熟。当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已经全面走向成熟。儒、墨、道、法等诸家均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先秦儒、墨、道、法诸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源头，先秦诸子百家所关注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问题，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终极意义与不朽主题。儒家所构建的是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慈、惠、勇等为主要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贯穿着“家国一体”和“内圣外王”的基本原则。墨家构建了以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节用、节葬等为主要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其理论的基本宗旨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道家以“道法自然”为基本原则，引导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实现“反朴归真”，其“无为之道”从特定视角对一切“有为之道”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批判和补充。法家提出“德生于刑”，构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其宗旨在于论证法治的合理性。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占居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学派是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正统，其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孔丘（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淮南•要略》指出：“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学之学生焉”1。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孔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仁”。他认为“仁”即爱人，并且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的为人处世的“黄金规则”，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享有“至圣”之美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支派，其中尤以战国中期的孟轲和战国末期的荀况在思想界的影响最大。孟子（公元前390年-前305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说建立在“人性善”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善良是人与生来俱来的本性。为此，在政治上，他提出“民贵君轻”说的人本思想；在人伦上，他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4的五伦伦理；在道德上，他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的价值原则；在精神上，他主张养“浩然之气”的正义气概。由于孟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因而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享有“亚圣”之美誉。与孟子相反，荀子（公元前340年-前245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说建立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为此，必须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性的影响和改造。在环境方面他提出“注错习俗”6的环境教育理论；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化性起伪”7的教育思想。在客观规律性方面，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8的唯物论主张。他认为自然界具有客观规律性，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无关，同理，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在探索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方面，荀子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使人在品德上不断进步，在知识上不断创新。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9。在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关系问题上，荀子更为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10。在价值取向上，荀子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11。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基本上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儒家学说在西汉时期经董仲舒等学者的整理和诠释，被汉武帝确定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在宋代，经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的重新诠释，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改造。南宋大思想家朱熹为《大学》、《中庸》写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写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该书汇集了对四书的注释，加上朱熹的训诂、解释、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正宗的儒学传统。
墨家是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又一著名学派。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墨翟（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墨子曾经学习儒学，但因不满其繁琐的“礼”而另立新说。据《淮南•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2。可见，墨家是从儒家内部分化出来的先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另一体系。墨家学派既同儒家学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独树一帜，成为与儒家学派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墨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由“五项十事”所构成，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节用、节葬等，这“五项十事”集中地代表了当时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墨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主张公平与正义的“兼相爱，交相利”13原则；墨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是注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而墨子本人更是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道德实践精神。墨家学派打破亲疏血缘观念的“兼爱”和打破贵贱贫富智愚强弱等宿命观的“非命”思想，代表了中下层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是影响最大的学派，时称“儒墨显学”。儒墨两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14。然而，由于墨家及其价值观不为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所容，封建正统思想家无不视墨家为异端邪说，竭尽鞭挞之能事。在秦汉以后，儒家日尊，而墨家则由“显”变“微”，进而由“微”变“绝”，影响衰微甚至绝迹，但墨家思想尚潜在于草莽民间。近代以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墨学被重新平反定论，梁启超甚至在《新民晚报》上振臂高呼“进欲救亡，厥惟学墨”的口号。
道家通常是指以先秦老子和庄子两人的学说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派别，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老聃（约公元前571年-前471年），继承者和发展者是战国时期的庄周（公元前369年-前286年）。老子所著的《道德经》的问世，标志着道家学派的形成。道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尊道贵德、尚柔处弱为特征，以“道法自然”为基本原则，其最高范畴是“道”。老子高举起道家学派的旗帜，主张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认为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水不言自流，人不言自能。他以“忍”字应世，以达到返朴归真之目标。道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强调“柔弱胜刚强”的宇宙规律，具有尊道贵德的人生智慧，这种人生智慧的总结又有着其宇宙发生学的根据。在老子看来，“无为”既是一种宇宙自然存在与发展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所应遵循的规律，这种“无为”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和尊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有为”思想。老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特点是长于理性思辨，注重探求宇宙本原，因而具有明显的哲学抽象性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解读老子的学说，就会发现老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仅具有抽象的思辨性，更具有其现实的人文关怀性。如他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这些观点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统治者，并且警告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5？上述思想和言论表达了老子强烈的平民意识和进步色彩。
战国中期的庄周学派和齐国的稷下道家学派，从不同的侧面深化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将道家学术推向了新的境界。庄周学派从消极方面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在道德体系上表现出明哲保身的消极处世倾向。由于庄子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大力弘扬老子的学说，在扩大道家的影响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至于后世常把“老庄”并称，当作道家学派的别名。庄周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之中，因而主张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人只有安时处顺，才能逍遥自得。他主张通过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16的理想精神境界。稷下道家学派（后来演化为黄老学派）则从积极方面推进了老子的无为之德，将之付诸于政治实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积极进取的道德追求。汉初的黄老之学，正是沿着稷下道家的路线前行，从而达到了光辉的顶点。黄老学派为了壮大声势，把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与老子相匹配，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黄老学派由此而得名。黄老学派的特点是以老子思想为基干，同时吸取了法家和名家的某些观点，把老子的“无为而治”发展成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统治方略，使老子的学说演变成为一种“君人南面之术”。汉初黄老学派上被帝王、太后和官僚所崇奉，下被学者、士人和社会各阶层所践履，从而使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实际效果。到汉武帝时，封建中央集权的全国大一统政治局面已经形成，并且进入了空前强盛的历史时期。为了强化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急需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理论体系，借以强化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而此时，标榜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汉代以后，道家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其发展开始走向衰落。
法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墨、道诸家并世而立的又一著名学派。法家学派起源于管仲、子产、李悝，发展于战国的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后由韩非集其大成。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起源较早（在春秋末年就有成文法问世），但成名较晚，约在战国中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早在春秋时期，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已经开始萌芽，其代表人物是管仲、子产等人。管仲（？-前645年）早年经商，后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历经四十年改革，富国强兵，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前522年）在金属鼎上铸刑书，开启了以法治国的先河，子产可算是法家的创始人之一。至战国前期，魏、楚等国就已经开始变革，并造就了李悝（公元前455年-前395年）、吴起（？-前381年）等早期法家。到了战国中期，经著名法家慎到（约前395年-前315年）、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年-前337年）等人的实践，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法家学说。至战国末期的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在前人奠定的法学理论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并且提出了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主张，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 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德生于刑”；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如《管子•牧民》篇明确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7的命题。韩非提出“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18的思想，这些命题与思想揭示了思想道德观念对于物质生产的依赖关系，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依赖关系。法家试图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思想道德观念产生的最终源泉，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见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点是主张礼、义、廉、耻，并且把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9。可见，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强调“德生于刑”，突出了德对法的依赖地位。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源远流长，它发端于原始社会，初具雏形于西周时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各种不同学术文化思潮的洗礼和陶铸而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因其首创性及涵盖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人们生活的指针，它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式皆有着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0。在新世纪新阶段，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又要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同时还必须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继承我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优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
注释：
1、12、《淮南•要略》.
2、司马迁：《史记》第6册，第1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3、《论语•颜渊》.
4、《孟子•腾文公上》.
5、《孟子•滕文公下》.
6、10、《荀子•儒效》.
7、《荀子•性恶》.
8、《荀子•天论》.
9、《荀子•劝学》.
11、《荀子•王制》.
13、《墨子•天志上》
14、《吕氏春秋•当染》.
15、《老子》.
16、《庄子•齐物论》.
17、19、《管子•牧民》.
18、《韩非•五蠹》.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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