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精神家园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论纲》卷六）
陈杰思
儒者行规是从个人的角度讲儒者的所思所为，精神家园则是从社会的角度讲儒家社会建设的举措。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不仅仅是书本知识或者是抽象概念，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可以为人提供精神生活资源的文化环境。从个人生活的角度看，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可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可以得到道德的教化、心灵的慰藉、性情的陶冶，使个人的精神生活充实、幸福、健康；从国家这一层面上讲，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可以形成同心同德的局面，可以形成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可以形成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可以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国家的团结与统一。
物质文化的各种形态与精神文化的各种形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交融，共同构成有机的文化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都只能放在文化的生态环境之中，才能得到健康的生存与成长。离开文化的生态环境，此种具体形态就会产生变异、枯萎甚至死亡。例如，振兴京剧，其前提就是重建中华文化生态环境，将京剧放置于中华文化生态环境中，京剧才会得到振兴。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应当首先生活在中华文化生态环境中，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培养他们对于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风俗、民族服饰的喜爱，使他们认同京剧中所表现的仁、义、忠、孝、礼、信等价值观念，培养他们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只有这样，演员才能有出色的表演与创造，观众才能产生心灵的共鸣。如果不首先恢复中华人文生态环境，单纯地讲振兴京剧，就像将一群小鸟放在荒滩之中，这群小鸟必定会死亡。若要小鸟活下去，只能将它们放在一片绿洲上，那里有花有草，有阳光有溪流，有各种昆虫，这就是这群小鸟生存的生态环境。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在近现代已遭到了空前的毁坏，正像自然生态环境在近现代遭到空前毁坏一样。现在，我们开始注重环保工作，试图重建自然生态环境。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华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的严重性，大力推动中华文化生态的重建工作。中华文化生态的建设，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由全中国人民参与的一个系统工程。
应当从以下方面推进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一、第一渠道：国学研究
国学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学术、文化、文学、艺术之总称，是与“西学”相对而存在的“中学”。欧美各国学者把中国的固有的学术文化称之Sinology，译为“汉学”或“中国学”。国学是以汉族为主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国学可以分为中文、中华义理、中华史学、中华宗教(儒、佛、道三教)、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术数、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等，以上国学的各门学科具有独立的地位，各自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我们反对把以上学科进行分解，使之丧失独立性，将分解后的碎片，纳入到西方的文化体系中去。不能将中华文化分解为材料碎片，作为西方文化各学科的填充物。
传统国学中有辞章、考据、义理三大内容，相应地，我们就可以说，中文、中华义理、中华史学为是国学体系中最核心的学科，应当成为贯穿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课程。辞章偏重于语言文字与文学，有中文这一门课程与之对应；考据偏重于历史与文化事实，有中国历史这一门课程与之对应；义理偏重于哲学与精神，在现代教育中还没有一门系统的课程与之对应。因此，我主张建立独立的义理学学科，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传统道德、人生哲学、生存智慧、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整合为一个整体，可称为中华义理，也可称之为义理学。本人撰写的《中华义理》、《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三本书，对建立中华义理或义理学学科作了初步探索。2005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儒学研讨会上，本人作了《义理学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之构想》报告，对义理学的学科建设作了进一步探讨。义理学是国学的核心，是国学的灵魂。如果缺乏义理学，国学就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缺乏精神内涵，就会形式化、空壳化，缺乏生命力，缺乏与大众勾通的精神因素，必然走向衰落。反之，如果义理学不同国学的其它学科相结合，则丧失自己的生存之地，找不到表现自己的方式，变得虚玄，走向空谈心性的道路。
研究和传播国学，不是走复古道路，而是回到传统文化、艺术中去找寻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并在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条件下重现出来，成为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国学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时代性。按照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可以正确处理国学同马克思主义，国学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只要摆正它们的位置，它们就会产生互补的作用，建立兼容的关系。
一百年多来，在全盘西化思潮、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左”倾思潮、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四股力量的冲击之下，国学已全面走向衰落，国学的地位严重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到否定。在西方强势文化独霸天下的今天，在国学已遭到全面破坏的当代，从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出发，应当将国学的研究与教育作为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基础，展开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工作。中国各大学都应设立国学院，展开全方位的国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已为全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国学中的中文、中华义理、中华史学、中华宗教、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术数、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等科目，应分别建设成独立的学科，分别建设成独立的课程，并在以上各学科设置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形成独立于西方学术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
2、第二渠道：国学教育
当代中国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西方的知识体系，国学的教育内容相当贫乏。在中小学教育中，只有在语文课里有一些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选取的古文片断，在中国古代史中有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粗浅介绍。人们基本上无法通过教育的渠道去全面深入地学习国学。在当代社会，凡是不能以学科和课程的形式存在的知识，人们就不会去系统地学习。中国现行的教育是器的教育，而非道的教育；是技与艺的教育，而非道德人格的教育。国学教育正可以弥补这种缺陷。
国学教育应当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都应向所有学生开设中文、中华历史、中华义理三门必修课程，同时将中华宗教、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等作为选修课程，各学校根据师资情况和学生的实际需要选择其中部分课程作为本校的选修课。中国各大学都应设立国学院，在进行国学研究的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国学教育系列课程。在某些基础较好的大学开设国学专业，培养各种国学的专门人才和师资力量。
现有的中文课程须经如下调整：即将古代诗文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同时注重选择有精神价值的诗文，体现出“文以载道”，这样调整后的中文就可以纳入国学教育的体系中；而中国历史则经过一定调整，减少政治斗争的内容，增加思想文化的内容，增加民族圣贤英烈事迹的内容，增加人生经验与人生智慧的内容，书写民族发展的光辉历程，体现“史以载道”，这样就可以转变为中华历史，纳入国学教育的体系中。而中华义理（或义理学），则作为一门新设立的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中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传统价值的教育，亦即“道”的教育。在此，我们提议将中华义理建设成为一门贯穿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素质教育课程。中文是载体，“文以载道”，“道”就是中华义理；中华历史是事实，仅仅陈述事实是不行的，还应当有事实之后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华义理。因此，如果只开设中文课和中国历史课，而不开设中华义理课，就会使中文与中国历史丧失灵魂，丧失价值，丧失内在精神！
3、第三渠道：中华文化经典
中国古代的教育，只注重儒家文化经典的学习，将人的知识视野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废除读经之后，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了对中华文化典籍的学习。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中华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如果离开教育这条渠道，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中华文化的渠道被阻断。
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从何处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只能是回到文化经典中去寻找。中华精神与道德必须以文化经典为归依，道存在于经中，因此，获取义理的途径是：“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信道”。离开了经典，中华精神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
我们倡导国学经典的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朱子语类（性理篇）》、《传习录》、《老子》、《庄子》、《坛经》、《菜根谭》等应作为学习的重点。儒家经典，是中国人文素质教育和道德教育最好的素材。本人编写《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确立了能有效包容中华思想精华的逻辑结构，并按照此结构，汇聚代表国学思想精华的经典语句，为广大读者对国学的认知、理解、记忆、感悟、运用提供了便利。
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乾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
当代中国人如要吸取中华文化精神，最有效的方法是：直面经典，诵读经典。当前，中国已出现各种类型的经典诵读工程，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功不可没，但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不良倾向：只注重诵读与记忆，而不重理解与践行。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在读经时必须遵守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读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第二，读经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但要避免过于主观化，不能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第三，读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4、第四渠道：践行者与传道者
从文圣孔子、武圣关羽为首的古代历代圣贤英烈，直到近现代的孙中山、雷锋等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践行者，是中华民族精神活的载体。他们的高尚言行，感染着同时代的人，他们的事迹，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践范例，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没有他们，则中华文化典籍就只是一堆故纸，中华文化具体科目就丧失了内在的灵魂，中华民俗与中华人文礼教就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中华器物也就丧失了丰富的文化精神。现实生活中的践行者，则为民众树立榜样，引导世风的转变。对那些我们从感情上冷漠或者蔑视的人，我们绝不会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教诲，因而我们必须培养对中华民族的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将孔子诞辰作为中国的圣诞节、教师节，每年举行祭孔大典，其主要目的，便是培养人民对孔子的崇敬之情，从而能够聆听孔子的教诲。
需要培养一批国学的传道者，如果没有传道者去引导，人们很难进入中华义理的深奥殿堂。在近现代社会，熊十力、梁漱溟等国学大师曾经登上大学讲坛，当他们离开了大学讲坛之后，国学的传道者已是后继乏人。国学传道者不仅仅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而且是践行中华义理的典范。
5、第五渠道：中华文化具体科目
中华文化并不是抽象地存在，而是存在于具体科目中，诸如中华歌舞、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等。中华文化具体科目并不仅仅是文字表达的理论，更主要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方式及精神生活的丰富内涵。中华义理是中华文化具体科目的内在精神，是其灵魂；而中华文化具体科目则是中华义理的载体，是中华义理的表现形式。不理解中华义理，也就不能接受中华文化具体科目内在的精神，对中华文化具体科目的理解也就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学习和领悟中华义理，才能唤回中华文化具体科目的灵魂，使中华具体科目获得充实的精神内蕴，中华文化的具体科目才得以健康发展。也只有中华文化具体科目的得到充分发展，中华义理才有真实存在之所。试想，如果我们中国人民吃的是中国传统美食，穿的是民族传统服饰，家居中贴挂国画、书法，厅堂上摆放的是民族工艺品，听的是民族音乐，看的是民族歌舞与民族戏曲，并以武术作为强身之道，以中医养生作为养生之道，以中华义理作为自己的精神，如此种种现象，便是中华文化繁荣的景象了。
6、第六渠道：中华民俗礼仪
我们应当将中华人文礼教同封建礼教区分开来。中华人文礼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行为规范、文明行为规范，是体现仁爱、和谐、秩序、节制、优美等原则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而封建礼教则是体现封建时代特有的三纲、等级、尊卑、特权、奴性等原则的行为规范与礼仪，必定要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取消。由于中华人文礼教的存在，中国才成为礼义之邦。民俗民风对人的思想和人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熏陶作用。长期对中华文化的践踏，已使得中华民族民俗民风中大量的优秀的人文价值丧失了，部分残存的民俗民风中存在着愚昧、封建意识、迷信、势利、混乱等问题，我们已很难通过民俗民风去接受传统优秀文化。我们应当根据中华义理重建民俗民风，而不仅仅从旅游价值和娱乐价值上建设民俗民风。只有以中华义理作为其内在精神的民俗民风，才有真正存在的价值。中华义理是中华民俗民风建设的价值导向。中华传统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孔子圣诞节，应当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我们希望将这些重大节日设立为公众假期，并在节日期间恢复原有的大量民俗活动和民间文化活动，使这些节日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而不是变成单纯的吃喝与娱乐。
七、第七渠道：汉语言文学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中国古代文学，均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民众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诵记，以具体、生动、形象的方式接受并领悟中华文化。新文化运动之后产生的一批作家，其中有不少的人对传统文化采取偏激的否定立场，误导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传承传统文化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但由于他们从小读四书五经，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因此，他们的作品中仍然传递着传统文化的信息。近几十年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丧失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其作品变得非常浅薄，缺乏传统文化的底蕴，功利化、感官化、世俗化倾向相当严重，直至今日，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用身体写作的作家”。在许多现代中国作家的笔下，基本上没有儒家人物的正面形象。在许多历史小说和历史影视中，许多人物被写成穿着古代的服饰，做着古代的事情，说着现代的语言，有着现代思想感情的怪物。原因何在？就在于许多作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无知。正因为他们缺乏中华文化的基础，他们就不可能创造出类似于韩国《明成皇后》、《大长今》之类的带着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的影视作品。因此，可以说通过现代中国文学传递中华文化的渠道是不畅通的，要打通这一渠道，就需要中国的作家下功夫培养自己的中华文化素养，多创造一些正面儒家人物形象，多产生一些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高质量的作品。
在废弃了对中华文化经典学习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义理还大量存在于民间话语中，继续发挥着教化作用。但是，通过文化经典、中华文化教育、传道者而传承的中华义理处于上游，而民间话语中存在的义理则是居于下游。上游枯竭了，下游自然干涸。由于在教育中已长期抛弃了文化经典，在现存的民间话语中体现义理的话语越来越少了，致使民间话语中存在着功利、粗野、庸俗等倾向，缺乏价值感。上游有源泉，下游才有水流，同样，只有让义理在文化经典、国学教育、传道者这几个层面上真实地存在，才能使义理在民间话语中能够广泛而真实地存在。
八、第八渠道：中华器物
中华器物包括园林建筑、名胜古迹、历史文物、民族工艺品、民族服饰、饮食等。中华器物在历代的内外战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遭到了严重的损毁，现在，又在全盘西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已极度地淡化了对中华器物的审美需要。由于对中华文化的淡漠，中国现代许多器物的制造，采用了国际的审美标准，采用西方的式样，民族的精神内涵被粗暴地抹杀了。唯有让中华器物的制造者深刻理解中华文化，才能将中华文化运用于器物的制造中，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民众认同传统优秀文化，培养了传统的审美意识，才会形成中华器物的消费群体。中华民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令人遗憾的的是，唯独汉族遗弃了自己的民族服装。满清统治者以血腥的手段强迫汉人“易服剃发”，迫使汉人改穿满人的服装样式，终使具有人类历史上最丰富、最优美、最华丽的汉服，离开了汉民族的生活，变成了戏曲道具，同时使得广大的汉民族丧失了外在的鲜明标志，这是对汉民族自尊心的严重挫伤。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汉服”将在一定程度上重现生命力，至少应当运用于传统节日和祭祀、婚礼等传统民俗活动中。
九、第九渠道：中华宗教
宗教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面，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传统宗教，都有宗教理论、宗教思想、宗教艺术、宗教文学、宗教习俗、宗教产业、宗教器物、宗教信徒、宗教礼仪、宗教经典等，是一个系统的文化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在中国封建时代，儒教作为国教，发挥着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教化民众，慰藉人心，维护统一的功能，但同时也增加了大量的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政治教条。由于儒教同封建政权高度整合，封建制度终结之时，儒教也随之被毁灭。而道教和佛教同封建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早已民间化，因而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毁灭而毁灭。由于儒教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主体，因此，在儒教的崩溃的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也走向衰落。要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重建儒教，使儒教享有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宗教政策。宗教有正与邪之分别，真正的宗教与邪教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载负人类精神价值体系的教义，是否有教化民众、慰藉人心的功能。即使在传统的宗教中，信仰者及传道者也有正邪之分。信仰者遵守教规，践行教义，这就是正；如果信仰者只知道以烧香叩头捐功德钱来换取生前身后的福利，这就是邪。传道者以宗教教义来教化民众、慰藉人心，并亲身践行教义，这就是正；如果传道者将宗教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或赚钱的方式，这就是邪。因此，儒释道三教的振兴并且走教化民众、安顿身心的正途，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渠道。
十、第十渠道：中华文化产业
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华文化与经济相结合，走中华文化产业化的道路，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缺乏中华文化的教育与普及，不少人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疏离的态度。许多中华优秀的文化产品，能够引起外国人的浓厚兴趣，能感动外国人，却不能感动中国人。许多中华文化优秀产品在得到外国人的认同之后，才引起国人的注意。中华文化产业的兴盛，一方面要有高素质的中华文化产业从业者，尤其是要有一批优秀的中华文化产品制造者，而中华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最必不可少的素质就是中华文化的素养，一个完全接受西方知识体系教育而对中华文化一无所知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文化产业的优秀从业者；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产业要在中华大地上有相当数量的消费群体，这样的消费群体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要在民众之中进行系统的国学教育，培养民众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感情及浓厚的兴趣，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能力，让他们掌握欣赏中华文化的必备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中华文化产业的消费群体，中华文化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国学研究、国学教育、中华文化经典、践行者与传道者、中华文化具体科目、民俗民风礼仪、汉语言文学、中华器物、中华宗教、中华文化产业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十条渠道，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十条途径。中华文化若不能够在这十个层面上真实全面地实现其存在，也就意味中华文化传承的渠道被阻断了。由于中华文化传承的渠道已被阻断，对于已经了出现明显断裂的中华文化，我们已难言继承，只能是复兴和重建。因此，我们的使命，就在于在这十个层面上重建中华文化，从而打通中华文化传承的渠道。这十条渠道并非各行其道，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华文化生态。在建立了中华文化生态之后，任何中华文化的具体因子，才能在当中健康地成长。正如要在荒漠中养鸟，就必须首先将荒漠改造成绿州，让鸟栖居于绿州之中，鸟才能健康地生存。弘扬中华文化亦复如是。我们可以将国外的物质建设模式、科技文化搬到中国来，而中华文化生态则是无法从任何地方移植过来的，只能依靠中华民族群体的长期努力，将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激活，并且以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本，重建中华文化生态，重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才是弘扬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本之道！
本文定稿于200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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