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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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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稳定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论纲》卷七)
                                                       陈杰思
 
儒家基于其核心价值,是社会稳定的坚定维护者。儒家认识到,严重的社会动乱,会产生国家分裂、内战、混乱、人民痛苦、国家财富流失、国家人才流失、黑恶势力兴起、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暴民横行等严重后果,其惨痛百倍于汶川大地震。儒家忠于国家、仁民爱物、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绝不愿意看到这些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能成功维护社会稳定,严重的社会动乱导致国家分裂,则很难重新走向统一,因为现代中国出现了与中国古代不同的三个原因:第一,中国古代有着强大的道德整合力量和浓厚的大一统观念,而现在,由于传统文化的丧失,导致国家认同缺失,导致统一中国的道德力量与精神力量丧失。第二,中国古代生存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里,外国势力很难跨越地理障碍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而现在,外国势力从四面八方伸向中国,如果不能以统一的国家力量与之对抗,则外国势力会形成肢解中国的力量。第三,中国古代每一次统一都是依靠暴力,而在当代社会,地方势力或分离势力会假借民主力量坐大,抗拒统一力量。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愿意看到国家出现上述情况。
 
动态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稳定也有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之分,不稳定有局部不稳定与全盘崩溃两类。中国需要的是动态稳定,不是需要静态稳定;中国社会可以容忍一定限度内的局部不稳定,但要坚决防止动态全盘崩溃。动态稳定是在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实现的稳定,而静态稳定则是在保守、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下实现的稳定;动态稳定则是引导民众有序政治参与而实现的稳定,是保障公民权利而实现的稳定,静态稳定是压制民众政治参与而实现稳定,是损害公民权利而实现的稳定;动态稳定是通过各种力量制约而达到平衡的状态,静态稳定则是某种力量压制其它力量而实现的稳定;动态稳定是民主宪政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的稳定,静态稳定则是专制状态下的稳定;动态稳定以稳定作为长远目标,静态稳定则是以稳定为手段,为稳定而稳定,为稳定而不顾一切。在静态稳定中,部分官员假借“稳定”之名,保护自己的私利和非法利益,阻止或压制人民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反抗与揭露,阻止人民的维权行动,阻止新闻媒体对腐败事件的揭露和突发事件的报道,阻止人民的批评与监督,阻止人民表达自己的意见。上述行为只能制造短暂的表面的平静,但问题却得不到解决,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不稳定。静态稳定是短暂的稳定,是在人们进入危机四伏的雷区时,蒙上人们的眼睛,让人们享受动乱到来之前的平静,让人们不知不觉之中触雷而亡。动态稳定才是长久的稳定,是在雷区中将地雷一一排除,也就是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一一消除,然后让人民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动态稳定中可以包含一系列不稳定或者新生的因素,但这一系列因素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并不会导致整体的混乱,这些因素将会促进社会系统从原有的稳定状态经过短暂的或局部的不稳定而达到新的稳定状态,促使社会系统不断完善。        
                   
第一部分   不稳定因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200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问题的回答中,城市居民选择的前5项因素依次为“腐败官僚主义”、“失业下岗人数增加”、“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和“治安恶化”。农村居民选择的前5项因素则依次为“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和“失业下岗人数增加”(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根据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矛盾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一文提供如下材料:综合全国党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的信访数据,全国信访总量由1994年的约1065余万件(人),上升到2001年的2100万余件(人)次,2004年也有1860万余件(人)次。据统计,1994~2004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收案的民事诉讼案件总体上持续上升,从238.3764万件迅速上升到433.2727万件。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94~2004年,全国非法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7.4万起,年均增长22.2%;据统计,1994~2004年全国违法活动(治安案件)表现为总体上升的态势,案件从330.0972万起上升为664.7724万起。1994~2004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从1660734起增加到4718122起。(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p175-185,作者:胡联合/胡鞍钢/王磊近年来,有的学者关注“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他们在多起骚乱中发现,原本涉及少部分人的冲突,吸引了与事件无关的围观者起哄、甚至直接卷入到事件过程中,这些围攻者参与的动机是借当下发生的事情表达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社会不稳定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腐败现象蔓延:腐败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中的最大因素。腐败动摇并瓦解政府的群众基础,腐败扰乱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减弱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据统计,每10万人交通、工伤、火灾死亡率从19794.4人增至200411.3人。在技术条件与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以上的数字只能被当成腐败加剧的指标。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告诫:腐败不除,会导致亡党亡国。腐败者不会听取这样的警告,因为,他们通过腐败而积累起来的财产和关系,可以确保他们在混乱的社会中比一般民众更安全。即使出现不安全的情况,然而“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规则已不适用于他们,他们可以在中国“水则载舟”,一旦将要出现“水则覆舟”情况时,他们就会逃离中国,泛舟于太平洋、大西洋之上。由政府主导的反腐败斗争如果不能取得胜利,则反腐败就自然成为社会运动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而且最容易动员社会各阶层的人广泛参与,最容易激发民众的正义感,最容易激起民众的情绪,并且最有可能将矛头指向政府,最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而不是指向某一具部门、某一地区、具体事件、具体个人。
二、缺乏公平正义:社会发展的成果应当由全体人民共享。但在“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的同时,亦大量地存在着“按权分配”。掌握权力者或者与权力相勾结的人,凭借权力的优势,剥夺民众的利益,独占经济发展的成果,是造成“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造成不公平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政策因素,特别是住房、医疗、教育、财政支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丧失公正立场,偏向强势群体,忽视弱势群体。现在,政策上的不公正,已得到了部分调整。由于中国民众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公平意识,对不公平的现象极为反感,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是不公平现象的受害者,也将成为不公平现象的最强有力的反对者。
三、境外敌对势力: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显示:落后就要挨打,分裂就要被打败;军事落后是战而后败,文化落后则是不战自败。落后既指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落后,也是指文化、道德、宗教等软实力的落后。中国大地上多次出现国家的分裂,同时出现众多的军事暴力集团,逐鹿中原,暴发血醒的战争。在传统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引导下,由势力最强大的暴力集团消灭其它暴力集团,在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伤亡的代价之后,最终才走向统一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大量事实证明,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同世界各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一旦出现严重动乱,会出现众多的汉奸,利益集团、地方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乘虚而起,他们会主动积极地寻找某一外国势力作为自己的靠山,并美其名曰:“以夷制夷”。而外国势力乘机进入,相应采用“以华制华”之策,打着“人权”、“民族”、“宗教”的旗号,利用一部分中国人去打另一部分中国人,中国立即陷入内战的深渊。现阶段,由于中国政府在政治上保持团结,国外势力则主要从经济、文化、宗教方面进行渗透。
四、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凭借其特殊的地位、强大的实力,营建广泛的关系网络,控制媒体舆论,滥用公共权力,绑架公共政策,制造虚假信息,欺凌弱势群体,谋取特殊利益,使国家的政策、法律、制度及运作机制作出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所以,特殊利益集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受到抑制,使国家走向僵化,使社会的活力窒息,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及腐败现象。中央政府在制定和推行利国利民的政策之时,往往遭到各种特殊利益集团阻挠。在汽车产业利益集团的作用之下,中国大力发展家用小轿车,而忽视公共交通的建设;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了获取暴利,中国的房价不断攀高而超出人民的承受能力;医疗利益集团的存在,使中国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下降而服务价格骤然上升;教育利益集团的存在,使教育质量下降而人民的教育负担迅速加重,并通过应试教育谋取不当利益。英语教育利益集团为获取利益,将英语教育向永不使用英语的群体延伸,向连汉语都不会的幼儿延伸。政治领域中的特殊集团的存在,则阻碍中国民主建设的进程,加重腐败现象,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在农村,宗族已经丧失了封建时代所具有的道德教化、互助救济、集体生活、精神慰藉等功能,仅仅残存关系网而形成的团体实力,谓之宗族残余力量。宗族残余力量操纵农村基层选举,产生黑恶势力,导致不公平。
五、民主法治滞后: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使政府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使社会问题得到及时的发现并得到及时的解决,可以建立民意传达的合法顺畅的通道,可以消除上下的对立与误解,可以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减少非法侵占利益的现象。民主建设滞后,致使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减弱,致使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依据19951028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制度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地方各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阻挠上访,二是上访事件的处理往往回到事情得不到公正处理的发生地;三是信访只是反映信息,而缺乏督促公正解决的力量。四是信访的内容主要是利益受到损失,而不是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五是信访机构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处理问题主要靠领导批示和干预。仅仅依靠信访制度是不够的,需要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六、社会分化严重: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分化日益严重,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治活动能力增强,欲望水平提高。社会分化包括贫富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职业分化、地区分化、集团分化、思想分化、信仰分化、利益分化等。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分化只能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政府的政策,只能是尽可能地弥合分化,而不是加剧分化。超出一定限度的分化,会造成利益的严重分化乃至对立,在分化中处于强势一方得利越来越大,而处于弱势一方损失越来越多,双方合作的纽带就会断裂。由利益严重分化而导致对立,导致社会处于普遍的冲突状态,从而产生各种撕裂社会的力量。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讲,中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0.53,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0.30.4。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扩大,如1978年城乡差距为2.57倍,2004年扩大为3.21倍,加上社会保障等因素,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为6倍左右;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东西部人均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2004年扩大为2.52倍。
七、市场经济扭曲:健康的市场经济能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之间建立良好的经济纽带。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完善的阶段,权力之手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律,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形成恶性竞争,形成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
八、道德素质低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是由传统优秀文化培育出来的,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遭到毁灭之后,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只能是不断下降。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原有的规范失效或被抛弃,新的规范尚未建立或者尚不能发挥作用。社会丧失了道德行为规范和文明行为规范,每个人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就无法建立良好的秩序。道德素质的降低使人们同时降低了对于贫困、艰难、挫折的承受力,更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怨恨情绪。人在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的不满情绪却在增加,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不公加重和人的道德素质下降引起的。道德素质的降低使得违法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道德素质的下降也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关怀与互助减少,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19792004年,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的社会秩序指数出现负增长,26年年均递减1.7%。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5.5件上升为200436.4件。根据卫生部2001年的报告,近几年来,中国平均每年自杀人数约为25万,自杀未遂人数据估计超过100万,其中90%在农村,并且女性比男性高出25%。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三十三。以上数字都是中国道德素质下降的重要表现。
九、价值混乱:在不能有效确立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多元文化与人的自由选择会导致价值观的严重混乱,价值观的混乱引起人的行为的混乱。建议尽快建立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价值观,并通过传统文化经典的教育将这十大价值观普及化,转化为人格品质与内心信念。
十、民生困境:在财富量大的西方社会,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在人均财富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民主政治滞后,社会福利水平低,两极分化严重,则低层民众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生死线上挣扎,在绝望中反抗,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社会能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提供给贫困群体最需要的东西,就能确保社会的稳定。两极分化严重还带来另一种后果,即富有阶层消费水平高但消费者量少,广大人民有消费需求而无消费能力,造成内需疲弱,妨碍经济增长。
十一、失业率高: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必然存在较高的失业率。据估计,城市实际失业率为8%,农村不充分就业在45-50%之间。中国必须坚决维护土地承包责任制,保护土地公有制,用小块承包土地确保“耕者有其田”,提供农民基本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如果放任农村的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现代化农场取代个体小农经济,则中国现有耕地只能容纳几千万劳动力,那么,农村数亿劳动力将何处去?如果农村数亿劳动力都涌进城市,则可能使城市的失业率高达50%以上,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为农村数亿劳动力找到出路,就绝不能轻易放弃土地承包责任制和个体小农经济!
十二、利益冲突:生命个体与环境中的存在物发生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有物质利益关系,亦有精神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如果和谐、协调、一致,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利益关系如果冲突、矛盾、对立,则不利于社会稳定。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腐败、社会不公、社会分化、道德素质低下、市场经济扭曲、高失业率、价值观混乱等因素,会导致利益关系处于冲突、矛盾、对立状态。反之,政治清廉、社会公正、道德高尚、价值观统一、社会合作则导致利益关系处于和谐、协调、一致的状态。
十三、贫富悬殊: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家庭(150万个)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是5%的家庭占有50%60%的财富。收入因为个体的能力差别与努力程度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产生效率。但如果是因为腐败和不公平而导致差异过大,则损害社会的公平,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贫富悬殊既是腐败和社会不公平的结果,也是腐败和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因此,人们像痛恨腐败、痛恨不公平一样痛恨贫富悬殊。贫困者易产生被剥夺感,丧失劳动的光荣感和价值感,产生仇富心理,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产生敌视社会的心理。并且,当贫困者认为贫富悬殊是由政府的政策失误而造成之时,就会将不满的情绪指向政府。由贫富悬殊导致利益分化,进而产生思想分化,从而在行为上产生冲突与对立。富裕者则产生傲慢心态,鄙视穷人的心理,并利用经济优势争夺社会资源,抢占发展机会,谋取更大利益,压制甚至剥夺贫穷者。在人均社会财富量大的社会,有一定的可供调剂的社会财富,贫富悬殊并不会导致下层民众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而在人均社会财富量少的国家,可供调剂的社会财富量少,贫富悬殊必然导致下层民众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
 
第二部分 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
   维护稳定的因素有正当性、有效性、一致性、信任度、凝聚力、统治力等。
一、正当性
正当性既有历史的正当性,也有现实的正当性。中国现政权的历史正当性即是政权来源的正当性,中国现政权是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提示了政权建立的必由之路。政权来源的正当性,亦即革命的正当性得到了双重的论证:儒家理论认为,旧政权的腐败与残暴是革命暴发的前提,“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贱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新的政治力量“吊民伐罪”、“恭行天罚”、“顺乎天而应乎人”,通过暴力斗争,最后建立新的政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提供了新的正当性论证:中国存在着阶级剥削,旧政权代表剥削的利益,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从而消灭阶级剥削现象。新生政权如果发生严重的腐败现象,就会使革命的第一重正当性丧失,国民党政权在建立后不久就被推翻,就是因为该政权在建立之后,就迅速走向腐败,丧失了革命的第一重正当性。新的社会如果重新产生残酷的阶级剥削现象,就会使革命的第二重正当性丧失。因此,要维护现政权的历史正当性,就必须消除腐败,有效制止残酷的阶级剥削现象。例如,在农村坚持土地公有制,就是要防止农村重新出现地主阶级剥削现象,以免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丧失。“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当政权建立起来之后,革命的正当性成为历史的正当性,仅仅靠历史的正当性是不够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事物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所以,现实的正当性应当成为政权正当性的主要方面,现实的正当性就是看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现为道德的正当性与民意的正当性两个方面。《春秋》公羊学讲到:“王者,往也。天下归往为王。”“天下归往”就是指政权得到人民的拥护。
 
二、有效性
政府的有效性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在这些方面产生的效益越高,人民的满意度就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但是,不能将社会稳定的所有的希望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源,也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经济一旦出现停滞,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表现政府有效性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还应当作出更多努力。
三、一致性
一致性表现为同道、同心、同德、同利四个方面。同道表现为神圣信仰方面。在此方面,政府官员信仰无神论,而部分民众则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没有任何信仰,这种局面长期保持下去,则民与民、官与民、上与下就丧失在神圣信仰方面的一致性,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极为不利。建立神圣信仰的一致性,就必须寻找到官员与民众共同接受的神圣信仰,这种神圣信仰那就是作为人道之教的儒教,信仰圣人孔子,设立天地圣亲师位,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中国不能在“神”的信仰方面保持一致性,则在“圣”的信仰方面保持一致性,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同心同德的局面是如何造就的呢?政府官员弘扬儒家文化,接受儒家文化精神,秉承儒家道德理想,“以道化政”,与此同时,民众接受儒家文化教化,具备儒家文化教养,由此,官与民就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共同的民族精神和共同的道德观,全国上下就达到了同心同德的局面。中国的政治,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应当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体现儒家文化的特色,实现政统与学统的统一。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持续几十年对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破坏,已使中华文化家园变成一片废墟,在中华文化还没有重建的情况下,迎来开放时代,西方文化垃圾乘虚而入,侵入中华文化家园之中,中华民族已丧失了文化自主性,丧失了文化的民族特色,中国当代文化在许多方面已成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变种,“以夷变夏”已成为事实。中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已使民与民、官与民的所同之心、所同之德丧失。
人的自然本能使得人们有共同的求利之心,但是,公正的政策可以将人的求利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确保个人的求利行为不会损害公众利益和他人利益,这就是“同利”的状态,而不公正的政策,则会使人陷于“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状态。“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 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稳定。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公越来越严重,民主法治建设滞后,就会陷入全民争利、恶性竞争的状态。
四、信任度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必须具备以下前提:政府的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抑制特殊利益集团;政府政策与法律保持一致性,不因人而异;政策与法律的公正性,确保人人享受公正的待遇;官员清廉,为人民做出良好的表率。诸葛亮说:“己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五、凝聚力
国家树立精神轴心,民众的心灵向着共同的精神轴心归依,从而形成由外指向轴心的凝聚力。如果国家不树立精神轴心,则凝聚力从何而来?如果国家不以孔子儒家思想作为精神轴心,请问用什么作为全国人民的精神轴心?精神轴心不仅仅要得到两岸人民的广泛认同,也要得到国外华人、华侨的认同,而最能得到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的思想,只能是孔子儒家思想。长期的反传统,已使中国的民族精神涣散,使精神轴心消解。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重新挺立民族精神,重建精神轴心,造就民族的共同意识,是增强凝聚力的唯一途径。
六、统治力
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权力中心,此权力中心向外层层扩大,每一层次的权力附从于上一层次的权力,由此将亿万民众纳入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网络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整个国家保持着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正是国家统治力强大的主要表现。如果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权力中心,或者下一层次的权力脱离上一层次的权力而具有独立性,则整个国家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网络就会被撕裂扯断,统治力也会丧失。在目前多民族、多宗教、各地发展不平衡、各阶层不协调、民众素质不高、经济欠发达等国情条件下,多党制会制造两个以上的权力中心,并且造成权力脱节的现象,导致统治力的减弱,从而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的瓦解,因而,多党制不适用于当今中国。
 
 
 
             第三部分 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与措施
 
一、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是特殊性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国情的基本条件是:1、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突出;2、民众缺乏自主性和个性,缺乏法治精神,道德素质不高。3、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但已远离民众。4、以汉族为主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5、土地辽阔,海域宽广,地理条件差异极大。6、形成权力集中的权威政府。7、以占全球7%的耕地面积养活占全球22%的人口。8、宗教信徒少,无神论者多,外来宗教迅速发展,本土宗教相对萎缩。9、各地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大,东西差距大。10、社会分化严重。11、众多的海外移民,多样化的华人社会。必须根据中国国情的基本条件探索适合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的现成模式,也不能离开国情条件抽象地设计治国方案,更不能采用极端的、偏颇的、单一的治国方案。
 
 
二、渐进改革是中国的正确道路:
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健康的社会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社会,社会系统如果发生剧变,容易导致社会的混乱,让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而且剧变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系统不见得就会更加完美。当今中国,既不能守旧不变,亦不可彻底大变,而是让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不断调整,不断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系统不断提升。许多改革措施,都可以先搞试点,获得成功,积累经验之后再向全国推广,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能将一套大而空的理论拿来,让全国人民来充当试验品,换言之,即“不折腾”。不要陷入空洞抽象的主义之争,而要面对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对于任何一种改革方案,我们都不能视之为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反复验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改进,这就是“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改革是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保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的前提下推进的。渐进改革要容纳各种意见,倾听不同的声音,倡导探索精神。渐进改革并不认为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对于原有的或传统中的价值的东西,要尽力保存和恢复。渐进改革要考虑现实的针对性与可行性,要考虑每项改革带来的成效。在中国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独立经济地位。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的发展,利益的分化,国际交往的增加,城市化的发展,民众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不断提高。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急速推进,而是根据国情条件和现实需要,有步骤地、渐进地、稳妥地进行民主法治建设。渐进改革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承受力,但不意味着对阻碍改革的势力进行无条件妥协,要敢于冲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渐进改革是从社会全局上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某些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三、建设儒家民主:
儒家民主是将民主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与儒家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儒家文化特色的民主。摆在中国面前的三条道路:专制体制为左、儒家民主为中、西方民主为右。中国既不能走左的道路,也不能走右的道路,而应当走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即儒家民主道路。理由如下:第一,专制体制阻碍民众参政议政,将会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使民怨积累,终将引起社会的动荡;西方民主则会使社会矛盾同时暴发,民怨同时释放,在民众参政能力不高、道德素质不高的条件下,在民族众多、地域广大、发展不平衡、外国势力介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种势力将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兴起,将会撕裂国家。儒家民主则在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下,在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前提下,逐步化解社会矛盾,逐步舒缓民怨。第二,专制体制为了维护高度权威,就必须保持政治的高度同一性,压制不同的意见,取消对权力的限制,其后果是,当不同的利益、力量和意见积累成巨大能量并暴发时,足以摧毁原有权威,导致社会急剧动荡。西方民主在中国无法形成足以统一全国的政治权威,中国社会就会丧失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儒家民主既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主张建立反映民意的合法渠道,限制权力,保护劳动者利益,法治与德治并重,也就是,既有自上而下的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力量,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第三,专制体制通过压力机制维护短暂的表面的稳定,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实践极有可能形成冲突机制,导致社会的混乱,而儒家民主则主张建立调整机制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儒家民主主张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保持强大的整合力量,让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有效表达意见,通过协商与调整,合理满足各方的利益需要,寻找到共同利益,消除不公平现象。第四,专制体制由于权力集中、官商勾结、信息不灵、指挥不当,既不能维护计划经济,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西方民主虽然与健康的市场经济相匹配,但无法形成调控经济的强大力量,与中国的现实条件不相适应。中国在扭曲的市场经济和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儒家民主。儒家
民主建设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民众提供合法地表达自己愿望的渠道,为他们提供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如果切断民众合法表达自己愿望的渠道,取消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合法手段,民怨就会不断累积,矛盾就会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社会崩溃。保护新闻记者的事件报道权,保护专家学者社会调查权,以便让有关部门和民众及时了解情况,避免虚假信息的误导,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措施。在现实中,主张照搬西方民主者很多,而主张儒家民主者极少,造成这中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的失误。在我们的教育中,人们接受西化思想的影响,缺乏传统儒家文化教养,人们接受的是国情中的积极面的教育,而缺乏对国情中的危机、困难、问题的真实了解。
 
四、维护中央政府权威
儒家基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忠于国家的热忱,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的诉求,自然成为中央政府权威的坚定维护者。孔子维护周天子的至高权威,反对地方割剧势力,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有道之世,制定法律、制作礼仪、推行德治、出兵征伐此类的大事,都是由天子决定。在君主制被否定的今天,儒家的观念相应调整为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由中央政府任免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由中央政府控制国家主要的财政资源,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由中央立法机构制定统一的通行全国的法律,由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实施有力的调控,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交事务,保持中央政府的政令畅通。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集团私利、官商勾结、腐败严重、与民争利、地方豪强兴起,黑恶势力发展,潜规则盛行等原因,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上欺下、蒙混过关,相互勾结、地方保护、推诿敷衍、文山会海、公文旅行等现象普遍存在。靠地方政府自行纠正是不可能的,靠中央政府派员督促检查收效甚微,只有通过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赋予人民代表足够的权力,才能消除以上现象,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状态下,在市场经济有缺陷的情形下,政府必须保持对经济的强有力的调控能力。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社会分化、发展不平衡,要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政府必须保持强大的统治力。在传统规则退出和传统约束力减弱之时,在新的规则尚未有效建立与新的约束力尚未形成之时,非常需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治理,以防止无政府主义和“失范综合症”的蔓延。在人与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利益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有效调整。中央政府要在同地方利益集团、民族分裂势力、社会犯罪集团作坚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保持足够的权威。中央政府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在必要时采取稳定社会的措施。中央政府必须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府,对于利益集团要采取有力的抑制措施。中央政府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任,依法取缔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要将维护中央政府权威与保持地方活力相统一。在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前提下,适度“放权让利”,尊重地方的创造精神,发挥地方的纠错功能。令人不安的是,由于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的力量不足,促进地方分权的力量较大,使得中央政府呈现“弱化”的倾向。利益集团、地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民主自由主义者、外国敌对势力等都是地方过度分权的积极促进者,并且将地方过度分权作为瓦解中央政府权威的利器,甚至作为颠覆中国的前奏。
 
五、在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多民族、多宗教,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抗拒外国敌对势力,压制分离势力,乃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为此,就需要由执政党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强大的权力中心,组建权力支配网络,自上而下进进行有效治理。所以,在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坚持党的领导,是目前中国的最佳选择。多党制在欧美国家推行较有成效,但本人认为,中国目前不宜采用多党制,原因如下: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的参政能力普遍较低,绝大多数人没有能力选择最佳的治国方案。多数人只会在社会舆论的引导下从个人利益角度进行选择,很少有人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角度进行选择。第二,在缺乏理性思考、法治约束与道德制约的情况下,不满情绪、仇恨情绪、民族情绪、排外情绪等各种情绪会被煽动起来,易产生错误的举动。第三,现已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凭借着强大的力量,营建各种关系,控制媒体,主导社会舆论,在政治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弱势群体的利益将会遭到进一步的剥夺。第四,由于国人的道德素质低,由于人的贫困,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空间里,易产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状态,人们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很难形成公正的游戏规则供人们共同遵守,从而使各种制度形同虚设,国家机器运转失灵。第五,多党制使中华大地上的各种力量,如利益集团势力、地方势力、家族势力、分裂势力、外国势力等迅速兴起,各种势力将会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置之度外,各为其利,从而将国家撕裂。第六,多党制条件下产生的“街头革命”,会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而在国内缺乏足够制约的条件,会使国家陷于严重的动乱之中。第七,多党制使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坠入混乱、黑暗、分裂的深渊。这在政治经济落后的非洲、南美、亚洲各国得到印证,也在中华民国初期得到印证。多党制在西方各国是良药,在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变成毒药。
                
六、规范、发展非政府组织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组织容纳了所有的人,在城市,人人生活在单位中,在农村,人人生活在生产队集体里。城市单位和农村集体,既是工作之处,也是生活之所。既是物质生活之地,也是精神生活之所。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原有的农村集体解体,农民分裂成孤独的个体;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市中的企业转变为单纯的工作单位,许多人从单位中游离出来或者没有进入单位,成为孤独的个体。家庭为孤独的生命个体带来一点安慰,但现代家庭的矛盾与功利化,使许多个体生命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怀。生命个体缺乏归属感、安全感,也无法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无法面对生活的挫败,更缺乏集体精神生活的环境,容易受到腐败权力和黑恶势力的侵害,生活质量大大下降,容易走上违法犯罪、吸毒卖淫、精神空虚、行为怪异、相互冲突的道路。因此,迫切需要非政府组织成长起来,接纳他们。在封建时代,尚有宗族集体接纳、保护、关怀个体生命,而现在,经过政治的冲击和社会变迁的破坏,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已基本上不存在了。在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组织退出的领地,应当由非政府组织接管,政府组织交出的功能,应当由非政府组织承担。如果没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接纳个体生命,存在着的空白,邪教组织、西方宗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反政府组织就会乘虚而入,迅速发展。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互助的功能,可以发挥维权的作用,可以成为人的精神生活之地,可以引导孤独的个人走上人生的正轨,可以培养人的自主能力与自主意识,可以真正地反映民意,可以促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可以有效制止政府机构产生的错误。对于公民的社会生活,许多地方采取消极制止的方式,而不是采取积极引导的办法;权力机关控制公民的政治生活,而对公民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则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健康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生活的主要阵地。
 
七、重建传统精神生活的方式、内容与空间
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大规模破坏,传统的精神生活方式已基本上被抛弃,传统的精神生活内容已基本丧失。琴、棋、书、画的生活方式,歌舞音乐的生活方式、传统节日的生活方式、传统宗教的生活方式、传统礼俗的生活方式、宗族血缘的生活方式、传统体育的生活方式、传统游戏的生活方式等等,均已基本瓦解。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生活阵地和空间的丧失。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与社会整合为一体,公民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生活,而单位或生产队不仅仅作为工作之所,也满足公民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与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政府从经济领域中退出,则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大量经济组织只能将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组织起来。为了减轻企业或事业单位的负担,企业或事业单位通常只考虑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而不承担慈善济贫、人文关怀、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教育医疗、心理辅导等社会功能。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单位的社会功能不断减少,农村生产队已经解体,社会生活急剧萎缩。社会生活的萎缩导致人们丧失了精神生活的天地,丧失了精神生活的公共阵地,丧失了精神生活的公共空间。在云南德宏的许多村寨,正是由于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丧失,传统精神生活方式与传统精神生活内容的丧失,使得许多人走上吸毒的道路。人是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复合体,仅仅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是不行的,人还需要有健康的精神生活。西方的精神生活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而且,西方的精神生活方式往往是高消费的,需要付出大量的费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才能找回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内容与精神生活方式。工作单位应当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多方面的社会功能,通过文化建设使工作单位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阵地。另外,民间组织的兴起,也为公民的精神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八、实行均富政策
儒家主张“均富”,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政策执行了三十年,到现在,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目标已达成,而且已经过了头,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先让一部分富裕起来”并不是必然地导致另一部分人接着富起来,而是在客观上造成另一部分人相对贫困下去。如果在严重两极分化的前提下继续推行“先富”政策,为了所谓的“效益”去牺牲“公平”,放任私有者任意扩大其势力,保护强势集团的利益,侵夺弱势群体,最后必然导致社会形成更为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导致社会的大动荡。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见邓小平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在此情况下,政策的重点就应当转向“再让另一部分人富裕起来”,政府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力量,通过税收调剂与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两极分化,抑制先富者,帮扶贫困者,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上,为弱势阶层争取权利,为弱势阶层摆脱压迫和剥削设计出公有制的社会方案,这种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关心、保护弱势阶层,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各阶层的责任,特别是弱势阶层缺乏足够的影响政策的力量,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更需要通过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弱势阶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社会保障制度调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关系,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要求得以满足,缓和了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
 
九、建立分化与整合的平衡关系: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低分化、高整合的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已转变成高分化、低整合的社会。在中国大地上,分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诸如贫富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职业分化、组织分化、地区分化、集团分化、观念分化、思想分化、信仰分化、利益分化等。在农村,农民已分化为农民、农民工、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众多阶层。在分化迅速进行的同时,整合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整合力普遍较弱,甚至在某些领域缺乏整合力,各种整合力相互冲突,整合机制没有形成或者运行不灵,因而出现分化与整合失衡的状态,导致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低分化、高整合的社会亦存在着这样的风险,整合的力量横行霸道,缺乏纠正错误的机制,如果整合的力量互相冲突,也会使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更何况,重回低分化、高整合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建立分化与整合的平衡关系,或者说建立中度分化、高度整合社会,是实现稳定的重要保障。分化造成对立与冲突,而整合则导致和谐与合作。欲实现分化与整合的平衡,一方面,要尽量抑制分化的程度,以减少分化造成的对立与冲突;另一方面,则增强整合的力量,形成整合的机制,拓展整合的领域,协调整合的力量。整合的力量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既要“以力服人“,也要”以德服人“。细分下来,可以有以下诸种:1、政治整合力: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保持强大的治理力量,通过各项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解除隐患,抵制各种分化势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经济整合力: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主导下,完善市场经济,建立健全契约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分化的各方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形成共同的利益。3、军事整合力:以国家军队抗拒外来威胁,抑制分裂势力,以警察、法院、检察院惩治各种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4、文化整合力:复兴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由政府带动,人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达致“同心”的局面。特别是以仁爱与和谐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5、道德整合力:全国人民共同确认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道德观,达到“同德”的局面,就可以增进亲和力,协调好各种关系,有效化解矛盾与冲突。6、宗教整合力:目前中国的传统的佛教与道教呈疲弱之势,而西方宗教则大举进入,反客为主,如果坐视不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呈现严重失衡之态。唯一的可行办法是重建儒教,并以之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才能发挥儒教的整合力。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整合力较弱,正是由于强大的文化整合力、道德整合力、宗教整合力,才能缔造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国家,一旦因政治整合力与军事整合力出现危机而导致国家出现分离,则在文化整合力、道德整合力、宗教整合力作用之下,出现新兴的政治整合力与军事整合力,从而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以上六项整合力,政府长期以来比较重视政治整合力、经济整合力、军事整合力,在近年更是强调在运用政治整合力、经济整合力之时强调公平正义,然而,而文化整合力、道德整合力、宗教整合力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还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果在分化的同时,整合力也得到同步发展,则形成相互依赖的有机关系,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相互沟通、相互协商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如果在分化的同时,整合力得不到同步发展,则形成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关系,在斗争中出现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可怕情形。社会分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绝对不能放任自流。系统内部的诸要素之间、不同系统之间,既存在着整体同一性,又存在着个体差异性,系统通过差异协同而维持一种动态平衡。社会系统中,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定的差别,但差别不能过大,否则丧失同一性,就无法达致协同。另外,还必须保持社会的流动,使得不满足自己所在位置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更高的位置,或者改换到另一位置。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合法的流动机会和流动渠道,使处于低位置或者不恰当位置而又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得不到流动,则此类人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的行为,就会朝着不正当的方向流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十、抗拒外国势力:
在国际社会,存在着军事殖民主义、政治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我国现阶段的主要威胁是经济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按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则办事,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破坏我国的经济自主权;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使我国处于不利地位;掠夺和利用我国的廉价物质资源、劳动资源、人才资源;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支配着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发布权和控制权,推销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政府的妖魔化受到有力的抵制,而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妖魔化则得到国内不少知识分子的响应。上述问题都是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对此,我国政府应当增强经济的自主性,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主导、民众参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防范外国敌对势力,揭露外国敌对势力危害性,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身份感和归属,激发爱国精神,增进民族的团结。
 
十一、建设阶层合作社会:
旧中国是一个阶级分明、阶级对抗的社会,存在着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六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展开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建立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消灭了阶级,中国进入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大搞阶级斗争,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将阶级斗争作为争夺权力、争夺利益的手段与工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向中华民族先锋队组织转变,放弃阶级斗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中国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不应当是重新进入阶级对立社会,而应当是进入阶层合作社会。阶层合作社会有如下的明显标志:1、政府的职能不再是进行阶级压迫,政府不能仅仅保护某一阶层、某一集团的利益,而是保护社会各阶层,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使弱者处于不利地位,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救助。国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征富济贫的税收制度。2、执政党应当是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党,实现从阶级政党向“全民党”转变,“三个代表”的理论的提出就是这种转变的明显标志。2001年著名的“七一讲话”以及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将执政党的吸纳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社会阶层,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2、社会各阶层公正地分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任何阶层都不能独占利益,不能压迫其它阶层。不能让任何阶层有特权,不能假定某一阶层的道德水平高于另外一些阶层,更不能给予某一阶层惩罚另外一些阶层的权利。3、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合作:社会各阶层都有相同的政治地位,共同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应当有平等的发言权,必须公正地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才能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统一起来。要达到上述目的,关键的是,各阶层都应当通过公正的选举,有自己的代表进入到国家权力机构中。4、股份制的发展,使人民能够普遍成为资本持有者,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现象将会消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使社会各阶层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5、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任何阶层的人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也使得各阶层人员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6、阶层合作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精英勾结,高高在上,侵占其它阶层的利益;另一种倾向是民粹主义。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精英勾结的现象普遍存在着。精英有三类: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即使在民主共和制度之下,每个精英分子尽管手中只有一票,但是,由于精英的实际影响大大高于平民,每个精英可以通过影响力而操纵大量的选票,将选举的结果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俞可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一文中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精英勾结是理性化的,深谋远虑,而民粹主义则情绪化,缺乏远见,共同点就是只顾及本阶层的利益,不顾社会整体利益,也不顾及其它阶层的利益。7、各社会阶层按分工组成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代表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政策和规范,社会团体则协助政府实施共同制定的政策与规范,主动约束自己的成员遵守协议。8、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高于任何社会阶层的利益,也高于任何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社会阶层按职业分类,可以分为失业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知识阶层、官员阶层、资产阶层、管理阶层。一个人可以横跨二个以上的阶层,如城市个体工商业者既属于工人阶层,也属于管理阶层,其中资产较多者也属于资产阶层。失业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为弱势群体,知识阶层、官员阶层、资产阶层、管理阶层为强势群体。从社会稳定这一角度上来讲,各个社会阶层的立场与态度极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官员阶层大幅度提高其待遇,享有巨额的公款消费,社会动乱对官员阶层的利益损失是最大的,官员阶层自然成为维护社会的重要力量。知识阶层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对金钱的迷恋远远超过对真理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减少,知识阶层普遍意识到社会动乱的危害性,基本上也是社会稳定的维护力量;资产阶层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已经在各行各业抢占先机,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资产阶层希望在稳定的社会中保持其经济地位。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同官员的勾结中获得大量非法利益,获得非法利益的资产阶层成员,并不是真心希望中国走民主法治的道路。失业阶层在不断扩大,他们面临着现代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现实压力,也承受着缺乏集体生活、缺乏道德关怀、遭受歧视的精神痛苦,社会救济主要从物质层面进行,而较少从精神层面展开,而且救济面没有覆盖所有的行业者,救济水平也低,因此,失业阶层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是最大的。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或出现经济危机,资产阶层的下层、农民阶层的下层、知识阶层的下层、管理阶层的下层、工人阶层的下层都会纷纷坠入到失业阶层中,失业阶层的庞大是导致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农民阶层在包到户之后,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也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因传统道德的丧失,因宗族的衰落和生产集体的瓦解,出现了严重的精神贫困现象。当土地被占之后,相当多的农民就被抛入失业阶层工人阶层,失地的农民也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一定要制止土地兼并、土地侵占现象。工人阶层的经济条件虽有改善,但社会地位却在下降,有很大的失落感,但只要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工人阶层也是社会的稳定力量。对于工人阶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保每个家庭至少有一名就业者。
 
十二、惩治腐败,消除四害
社会各阶层依其道德水平与法治水平,也可以分为两类:在失业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中分离出暴民,暴民是指在失业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三大阶层中道德水平低下、违法乱纪的群体,暴民的特征有暴力、无赖、流氓、庸俗、无原则、不道德、破坏法纪等。而在知识阶层、官员阶层、资产阶层、管理阶层中,有一部分道德低下、违法乱纪的人分化出来,形成伪学、贪官、奸商。故,中国社会的各大阶层,从总体上来讲,都是社会中积极、健康的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从各大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暴民、伪学、贪官、奸商,则是社会中的消极、不健康的力量,是社会稳定的破坏因素。因此,建设稳定和谐的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地消除暴民、伪学、贪官、奸商。贪官、奸商、伪学相互勾结,钱权交易、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导致严重的腐败,正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祸害。要完成交易,就必须建立社会关系网。每一个贪官、奸商、伪学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的营建和维护,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由于消耗了时间与精力,所以,贪官无法完成份内的工作,奸商无法提高管理水平,伪学也不能产生优秀的文化产品,此即所谓“腐败即无能”。营建社会关系网所消耗的财力,远远超出贪官、奸商、伪学的合法收入,因此他们只能开辟非法收入的渠道。腐败为贪官、奸商、伪学创造了可观的非法获利渠道,他们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制造和销售伪劣文凭、制造和兜售虚假信息和各种谬误、浪费和消耗财政资源。因此,腐败是贪官、奸商、伪学的共同需要,他们维护腐败,保护既得利益,抵制政治改革,抵制民主法治建设。暴民在社会稳定之时,只能以分散的个体反抗社会,获取非法利益,而在社会混乱之时,就会汇聚成强大的势力,并同贪官、奸商、伪学相勾结,成为摧毁社会的重要力量。贪官危害社会稳定的手段是贪污、政变、争权夺利、向海外转移资产,伪学危害社会的方式是操纵大众传媒、制造谬论、谣言、虚假信息,误导民众,兜售劣质文化产品,奸商危害社会稳定的手段是谋取非法利益、盘剥大众、欺骗消费者、向海外转移资产,暴民危害社会稳定的手段是组成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聚众闹事、个体犯罪、有组织犯罪等。贪官、奸商、伪学进行的钱权交易、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将自己霸占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私有化,并进行交换。有的甚至可以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集于一身。
 
十三、抑制特殊利益集团
建设民主法治,树立中央政府权威,是消除或减弱特殊利益集团重要手段。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已严重侵犯国家利益,已严重侵占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在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其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主张政府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采取不干预的立场是不对的,政府应当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政府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公正的公共政策,抑制特殊利益集团,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地方权势集团对中国的危害性极大,必须严加防范。禁止地方权势人物同军队领导人相勾结,禁止地方权势人物与黑社会相勾结,禁止地方权势人物同外国势力勾结,制止地方权势人物全面控制地方财政,防止地方权势人物拥有过于集中的权力,制止地方势力与分裂势力相勾结。地方权势人物应当易地为官,经常轮换。地方权势人物应受到人民代表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地方权势人物的考查与任免由中央政府负责。
 
十四、有效控制失业率
    控制失业率有以下重要的措施:第一,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第二,保护环境,保护耕地,合理利用资源,以增加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许多保护环境的措施也可以促进就业。第三,阻止两极分化,为各阶层人民创造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第四,保护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度,制止土地兼并现象。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将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这些农民工失业后有一条回家的路,回到自己的承包土地上继续生存,不会给国家带来负担,也不会成为动乱的因素。第五,城市化进程应当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不要人为地推进城市化步伐,不要大肆侵占农民耕地。第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传统文化产业。
 
本文定稿于20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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