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书法
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大发展的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到发展成熟，这期间涌现出了众多著名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
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西晋因禁止立碑，流传丰碑巨碣较少，墓志因此逐渐兴起。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开始走向末路。
魏晋著名的书法家有王羲之、王献之、卫岘、锺繇、胡昭、韦诞、皇象、苏建、卫瓘、索靖、卫恒、陆机等。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如锺繇有《荐季直表》、《贺捷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宣示表》等，这些作品有的刻成单帖，有的收集在丛帖中。
魏晋流传至今的墨迹大都是勾摹本和临摹本，其中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迹比较多。东晋书法最盛，书法家亦比较多，如庾、郗、王、谢等大家族，父子祖孙以书法著名不在少数。其中如王导、王洽、王珣、王荟、王徽之、王廙、庾亮、庾怿、庾翼、郗鉴、郗愔、郗昙、谢尚、谢安、恒玄、杨羲等，都是著名书法家。
南朝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南朝著名书法家有羊欣、孔琳、萧思话、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
北朝碑刻书法比南朝要丰富多采，北魏初期书法方劲古拙，仍保留部分隶书笔画。北魏帝王提倡佛教，开窟造像之风大兴，因此造像碑亦大为兴起。这些造像、造像碑大都有题记，书法艺术遗迹保留至今的也非常丰富，著名的龙门石窟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宝库。其书法结体紧劲，风格雄强，可以代表太和间雄伟浑厚的书风。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和东魏为最精，风格多样，有如百花争艳，使人应接不暇。
书法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得到繁荣和发展。中国书法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各种书体都已成熟。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主要有：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愔《古今文字志目》、王僧虔《论书》、虞和《论书表》、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江式《论书表》等。
隋唐时期的中国书法
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繁盛的时期。隋代立国时间较短，书法虽臻于南北融合，但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仅为唐代书法起了先导作用。
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唐初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唐初书法家的代表是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欧阳询的书法法度严谨，雄深雅健，以险峭取胜。虞世南的书法沉粹安详，不露锋芒，笔力坚实，外柔内刚。褚遂良在唐初三家中是后起之秀，字清劲秀颖又内含筋骨，在笔法上有新的创造。另有薛稷，师褚遂良，曾同欧、虞、褚并称初唐四家。唐太宗李世民在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上亦颇有建树，在理论上主张学书法要学其骨力。稍晚的重要书法家有孙过庭和李邕。孙过庭善草书，师法王羲之、王献之，工于用笔。其书法俊拔刚健，被认为是二王草书典型传派。李邕多以行书入碑，书法瘦劲厚重，纵逸通达。这个时期的书法家还有欧阳通，书法矩矱森严，意态飘逸，略少含蓄。贺知章善草书，有落笔龙蛇之喻。另如赵模、王行满、敬客、王知敬、陆柬之等一大批书法家及其作品也都有相当的成就。
盛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法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张旭，人称张颠，创狂草，有草圣之称。唐玄宗时，以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号为三绝，其草书千变万化而不离规矩。怀素从颜真卿、邬彤处得张旭笔法，其字如惊蛇走虺，张雨狂风。颜真卿的书法多用中锋，结体丰茂，庄重奇伟，且极富变化，称颜体。柳公权是继颜真卿之后的重要书法家，其字遒劲圆润，楷法精严。这时期著名书法家还有锺绍京、苏灵芝、徐浩等。
唐代篆、隶书亦颇兴盛。篆书成就最高的当推李阳冰，他初学《峄山碑》，后变化开合，劲利豪爽，自成一家。其他擅长篆书者还有王遒、李灵省、瞿会问、袁滋、唐玄度等。隶书名手更多。唐玄宗以善隶著称，所书《石台孝经》、《纪泰山铭》等影响很大。时以韩择木、史维则、蔡有邻、李潮并称隶书四家。其他善隶者还有卢藏用、梁昇卿、刘昇、顾诫奢、窦泉、韩秀荣兄弟等。
晚唐时期，唐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一些书法家，如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隶书都为后世所称道。
唐代的书法作品除上面所述著名书法家墨迹、碑刻外，还有许多不知名作家所书写的大量墓志和经生所写的佛教经卷。唐代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孙过庭的《书谱序》不仅是一篇优秀的草书精品，也是一篇文思绵密、词简意赅的书法理论著作。张怀瓘的《书仪》、《书断》等亦多真知灼见。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则是第一部古代书法理论的总集，收罗广博，选择精审，对后世书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书法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频繁更替，战乱不已，人们有一种不安的心绪，再加唐人已把书法上的法度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境地，于是书法家们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意趣的轨道，在这方面取得高度成就的是杨凝式。杨凝式擅长楷、行、草书，具有奇险、雄杰的风格。他师法唐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诸人，并按唐代书法发展的脉络上溯魏晋书法。他以破方为圆、削繁成简的办法，打破唐人的森严法度，兼融楷、行、草书与篆、隶二体的结构和笔法，创造出一种楷兼行、行兼草、并暗寓篆、隶遗意的新貌，从而使他的书法比较接近魏晋的书风。宋代书法家在他的基础上，演化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尚意书风。
宋辽金时期的中国书法
　　北宋初期的书法仍然沿续唐代余波，仿颜体的有李建中、杜绶、欧阳修、蔡襄等；学张旭、怀素草书的有苏舜钦、杜衍等；学李阳冰等小篆的有徐铉、徐锴、郭忠恕、释梦英等。他们构成了北宋书坛的主体，虽都得自唐代，但已变唐人书法的深雄气魄为雍容端丽。在这些书法家当中，最享盛名者为李建中和蔡襄两人。但是真正确立宋代书风的是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三人。
北宋时期还有一些书法家，如薛绍彭，书法颇具功力；宋徽宗赵佶，创瘦金书，亦颇有影响。南宋时期有高宗赵构、吴说、范成大、吴琚、陆游、朱熹、张即之等人。
元朝时期的中国书法
　　元代书法也得到一定的发展。赵孟頫、鲜于枢等人提倡广泛师法古人名迹，特别强调直接取资晋、唐，在学习古人的传统基础上“托古改制”，开启了元代的书法风格。因此赵孟頫、鲜于枢被称为元代书坛的“巨擘”。
赵孟頫擅长篆、隶、楷、行、草诸体，法度谨严，用笔遒劲，体势朗逸，风格姿媚，创造独具面目的赵体。他的书法对当时和明、清两代影响很大。鲜于枢善楷、行、草书，笔法婉转遒健，气势雄伟迭宕，自成一格，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著名书法家还有邓文原，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并称元初三大书法家。他擅长楷、行、草书，运笔清劲秀丽、韵致古雅，对于恢复和发扬绝响已久古书体作出了贡献。元中、后期的康里巎巎擅长楷、行、草书，行笔迅急，笔画遒媚，转折圆劲，是赵孟頫、鲜于枢之后成就最为突出的书法家。元末杨维桢擅长行、楷书，笔法清健，富有个性。此外，吾丘衍、泰不华、周伯琦、虞集、吴叡的篆书或隶书，张雨的行书，释溥光、耶律楚材的大行楷书也都师承有自，各具面貌。其他如管仲姬(赵孟頫妻)、赵雍和赵奕（均为赵孟頫子），以及郭天锡、班维志、姚遂、冯子振、钱良佑等都有一定的成就。而许多著名画家如吴镇、倪瓒等，也以书法见长。
元代书法总的发展趋势是以继承古代诸名家的传统法度为主，并扭转了南宋以来的衰敝书风。就这一方面看，应当是一个进步。元代楷书、行书的成就比较突出，篆书和隶书、章草等书体也得到相应的恢复和发展。
元代书法理论著作，属于通论的有《衍极》，属于丛辑的有苏霖《书法钩玄》、吕宗《书经补遗》、盛熙明《法书考》，属于书法技法的有陈绎曾《翰林要诀》、释溥光《雪庵字要》和《雪庵永字八法》等。此外，在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虞集、柯九思等人有关书法的题跋中也有理论方面的精辟论述。
明朝时期的中国书法
中国明代书法继宋、元帖学而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明初书法仅沿袭元代传统，尚未形成特色，当时著名书法家有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及詹希元、杜环等。三宋及詹希元等人书法的平正、娴熟，为台阁体开了先路。
明朝中期文人书法重新抬头，书法家们将兴趣转到古代书法上。如李东阳学颜真卿、李阳冰，吴宽学苏轼，沈周学黄庭坚，张弼、张骏学张旭、怀素等。他们的书法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更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终于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其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吴门三家以小楷成就最为突出。但他们为了纠正台阁体整齐划一、缺乏艺术意蕴的弊病，取法魏晋，强调表现书法的天籁之美，有意使点画的长短曲直，各随字态，笔画繁者令大、简者令小，斜正疏密，方圆秾纤，一任自然。另外，在祝、文、王等周围，还云集着一批书法家。如陈淳、文彭、文嘉、周天球、王穉登等人，都是属于吴门派的书法家，所以当时有"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说法。
明朝晚期，书坛还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徐渭、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徐渭以纵横驰聘的行草书来抒发胸中的郁愤。继之而起的是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等四人。邢侗广师晋、唐、宋诸名家书法，留有许多临摹古帖作品。其书法笔力矫健、沉着圆浑。张瑞图书风奇逸，于晋、唐书法外另辟蹊径，用笔体势多方侧，给人以古怪奇特之感。米万钟与宋代米芾同宗，专学米字，笔法沉着浑厚，在北方以书法擅名达40年之久。此外，还有创草篆的赵宦光，专工隶书的宋珏等。但在晚明书坛，影响最大，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
董其昌兼工楷、行、草书，形成生拙秀雅的书法风格。在书法理论上，他强调书法贵有古意，认为书法必须熟后能生，即以生拙之态来掩饰技法的娴熟，借以表现书法的"士气"。他重视书法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主张多阅、多临古人真迹，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提高艺术的悟性。这些与他在绘画理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论是相通的。董其昌创造了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秀雅风格。另外，明晚期黄道周的攲侧倔强，倪元璐的异理新态，王铎、傅山的沉着雄深，都反映了明王朝覆灭前10～20年间书坛的巨大变化，这变化一直延续到清代初年。
清朝时期的中国书法
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帖学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高士奇、陈奕禧。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刘墉书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梁同书工楷、行，书法秀逸，但缺乏雄强之气。翁方纲书法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此外，姚鼐的行书萧疏澹宕，永瑆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强调金石味。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接着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也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擅长四体书和篆刻，在篆书上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筯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格。他的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宏恢，有独特的风貌。二者是清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们都擅长隶书。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基的书法自成一家。他的草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书法的气象，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澂善写篆、隶，隶书平稳，面貌一新。当时写篆书的还有徐三庚、莫友芝，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用笔极为凝练。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擅长隶书和行楷书，对近代日本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书亦别具一格；行书 “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书法学习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沈曾植则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