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治理(下)
第五节、中华传统文化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八大劫难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历史上起源较早，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的文化，也是世界历史上遭到长期的大规模的破坏最为严重的文化。当今天我们面对中华传统文化崩溃的局面时，我们应该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请看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1.明王朝晚期，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作为依托现实社会，依托王权而存在的传统文化，自然遭到了侵蚀。这种情形同以前王朝的晚期的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只在于，以前的王朝在其覆灭之后，新建立的王朝又开始重建传统文化。而在明王朝灭亡之后，新建立的王朝没有很好地展开传统文化的重建工作。
2.在清王朝统治期间，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打击迫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道者，驱使知识分子放弃对义理的探求和持守，转而钻进故纸堆中进行考据。整个王朝期间，基本上看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道者。清朝的文化专制主义和黑暗的官场漩涡，摧残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道者。
3.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西方工商文明凭借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冲垮了中华农耕文明体系。帝国主义国家要奴役、剥削中国人民，视中华传统文化为其最大障碍。惟有毁灭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彻底毁灭中国人的立国精神，瓦解中华民族的斗志，切断中华民族团结的文化纽带。于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与中国的买办、文化汉奸勾结在一起，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彻底摧毁中华文化的运动。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被中国人民击败了，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却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造成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敌视、疏离、偏见。
4.中国的旧式教育，完全局限于中华文化典籍上，是一种极端的做法。新式教育，从这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废除了对于中华文化典籍的学习，新式教育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通过中华文化典籍传承的渠道，一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都不能够接触和领会中华文化典籍。
5.历代封建统治集团，以儒学为大旗，利用儒学掩饰其罪恶，歪曲儒学以谋求集团利益，在儒学中添加封建因素，从内部腐蚀儒学。历代封建集团，包括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内，他们的卑劣行为又从外部败坏了儒学的名声，儒学仿佛变成了披在狼身上的羊皮，致使反抗这些封建集团统治的人士，将仇恨的怒火从封建统治集团身上烧向儒学，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攻击来发泄对现实政权的不满。这确实使儒学长期以来蒙上不白之冤。
6.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长期弥漫着全盘西化的思想，他们企图在完全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空白上，建立完全的西方文化。其结果却是，在他们的摧毁之下，传统优良文化之“药”被抛弃，传统社会之“病”泛起。在传统社会之“病”的基础上，不可能去接受西方的优良成分，而是去接受西方文化的糟粕。也就是，完成了中西文化在低层次上的结合。也有不少的文化汉奸，专门以诅咒中国人民，诅咒中华传统文化为务，向帝国主义国家献媚，向大众邀宠。中华传统文化如此残破，文化汉奸们可谓功不可没。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相当的历史期内，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糟粕沉渣泛起。对中华文化精华肆意攻击和践踏，使许多人只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糟粕，而不能够认识中华文化的精华，这又为8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创造了条件。
7.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左”倾思潮连续不断地发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攻击、否定、毁灭。“左”的思潮把中华传统文化完全等同于封建文化、反动阶级的文化，采用恐怖的、极端的手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首先是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批判，1962年又开始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进行批判。1966年8月，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掀起所谓“破四旧”运动。他们歪曲和攻击中华传统历代圣贤英烈，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大规模地破坏中华文化的经典、器物、礼俗、具体科目，这些法西斯匪徒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文化大革命”表现在文化领域里，就是发动传统文化的糟粕去摧毁传统文化的精华。“批林批孔”，扬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抬出法家的封建法西斯理论，无耻攻击儒家，践踏儒家先师圣人的人格。
8.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垃圾和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以强大的经济和丰富的知识为后盾，大量涌入中国，影响所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触及中国的每个角落。现代西方的文化垃圾，既可以摧毁西方文化的精华，又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叩开中国的大门后，同中国社会的封建糟粕一拍即合。
中华传统文化历遭劫难，以上种种势力，共同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向死亡深渊，中华传统文化犹似万箭穿心，轰然倒地！
二、中华文化传承的五条渠道
中华传统文化真实地存在于以下五个层面上：
第一层面：传统文化典籍。中国古代的教育，就是对传统文化典籍的记诵与解读，使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传统文化典籍的训导和熏陶。教育的内容分为辞章和义理。辞章只是义理的载体，若只注重辞章而不重义理，虽皓首穷经，亦无益处。解读文化典籍的方式，应以体证为主，认知为辅，若是以认知为主，则亦不能获得传统文化典籍的真义。清代，重辞章而轻义理，重认知而轻体证，治学的基本方法错了，使中华传统文化慧命奄奄一息。在新式教育中，废除读经，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人们通过传统文化经典领悟传统文化义理之路于是乎阻断，传统文化经典的文字表达体系，对于很多人来讲，已形成一道天然的障碍。
第二层面：传统文化的具体科目。文化经典所表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通过各种文化的具体科目表现出来，这些科目是：武术、中医、癶功、书法、国画、民族音乐、民族戏曲、古典诗文。传统文化的具体科目现已存在着极大的危机：首先是由于人们淡漠了传统文化典籍，不能通过传统文化典籍获取中华传统文化义理，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凭自己的实践经验来理解，往往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有的则是用西方文化来理解，产生各种歪曲与误解。其次，大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科目持越来越疏远的态度，在西方文化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大众的文化需要出现感官化、娱乐化、庸俗化的趋向，中华传统文化具体形态不具备这些功能，被冷落一旁。再次，中国的某些文化人丧失了民族自尊与守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信念，蔑视、践踏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最后，中国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有中华文化自身标准的评判体系和奖励体系，中华文化的发展得不到正确的引导
。
第三层面：中华民俗和中华人文礼教。
民俗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的具体形态。一个中国人，他可以漠视传统文化典籍，漠视传统文化的具体科目，但他却无法抗拒中华民俗对他的心灵的融铸。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极少有人从民俗这一层面去做工作。中华民俗的优良成分，一方面受到中国的“左”的思潮的冲击，将中华民俗完全当作落后的、封建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当代中国的民俗中存在着愚昧、封建意识、迷信、金钱势利、混乱诸问题。因此，我们已很难通过民俗去接受传统文化。由于中华人文礼教的存在，中国才成为礼义之邦。中华人文礼教必须剥离封建糟粕，才有存在的价值。第四层面：中华器物。
中华文化精神也通过器物表现出来。中华器物包括园林、建筑、工艺品、文物、各种物品等，这些器物带着鲜明民族特色。悠久的文明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它们不仅仅是提示我们回顾历史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现中华文化精神。许多中国人已对中华历史文物丧失了必要的敬重，而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值钱的东西。没有足够的经费进行历史文物的保护和修复，以盗卖者为主的各类蛀虫拼命地破坏历史文物。现在正在使用或正在制造中的器物，采用了国际的技术和审美标准，完全采用西方的式样，民族特色被粗暴地抹杀了。
第五层面：传道者与践行者。中华文化的传道者和践行者，是中华文化活的载体，没有他们，则中华文化典籍就只是一堆故纸，中华文化具体科目就丧失了内在的灵魂，中华民俗与中华人文礼教就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中华器物也就丧失了丰富的文化精神。这是因为，这四大层面的存在与发展，都不能离开人。
传统文化在以上五个层面上存在着，这五个层面，也就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五条渠道。中华文化衰落与复兴的就显现在这五个层面上：中华文化典籍是否通过教育，在民众中得以普及；中华文化的具体科目是兴盛还是衰败；中华民俗和礼教是否按中华义理得以重建；是否有一大批中华文化的传道者和践行者，引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华文化不能够在这五个层面上真实、全面地实现其存在，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传承的五条渠道被阻断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是生活在丧失了中华文化精神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同中华文化之间有一堵厚重的阻隔之墙，我们只能隐约听到中华文化的声音，只能糊模看到中华文化的遗迹。
我们常常把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一种文化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该文化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该文化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据此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象征性地划分为“病”的方面和“药”的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的“药”也就是中华文化的优良成分。
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区分中国传统社会的“病”与“药”，故他们在攻击传统的“病”的同时，歪曲和攻击传统文化的“药”，“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阴暗面大举攻击，持续了数十年，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为严重。当然，消除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的丑恶现象，不能仅仅依靠中华传统文化之药，还应吸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社会革命和改革，对社会进行实际的改造。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为形成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三、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方法
（一）忧患意识。
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文明衰落，道德沦丧，生灵涂炭，激发起深深的忧虑，并由此展开复兴正道，拯救人民的努力。徐复观先生提出的“忧患意识”，正是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应抱的正确态度，所忧者何？一为忧道，二为忧民，三为忧国，四为忧天下。
（二）和而不同。
我们应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去处理中华传统文化同其他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是和而不同的关系。所谓和，即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有许多相通、相同之处，因而能够和谐共存。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忧民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中的为人民的立场是相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相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现实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是相通的。所谓不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各自理论的侧重点不同，理论的领域各有不同，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在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侧重于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中华传统文化侧重于人生哲学；中华传统文化侧重于人的心性主体的修养和提升，而马克思主义则侧重于社会的变革。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对立，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双方才更有存在的价值。这种不同，并不同“和”相矛盾。“和”可以是相同因素或相近因素的结合，也可以是不同因素的结合，而且，不同因素的结合，才能取长补短，能产生更好的新事物。
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优秀文化，也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作为人类二大文化体系，面对着人类的共同处境，依据着共同的人性，必然形成某些共同的认识和体证。同时，我们又要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各有其优势，各有其理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正是有这些不同，我们就要互相尊重，通过交流和对话，达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错误的态度和方法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对立的，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之间是对立的，是“和而必同，不同即异端”的关系。按照“不同即异端”的观念，制造了中华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制造了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对立。在此就产生这三类人物：一类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为异端；另一类是全盘西化者，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上完全排斥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类是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排斥中华传统文化。这三种人的思想是极端的、片面的。60、70年代编写中国哲学史，先引一段马恩语录，再引与此语录内容相通或相同的中华文化典籍的原文，结果使中华哲学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脚，这就完全使中华文化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学会弄通西方文化，建立西方文化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然后，用中华文化典籍材料往里塞，与西方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相符合的就被认定为真理，反之则是谬误。胡适的“整理国故”，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成为许多学者治学的基本方法。
（三）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
运用体证的方法，就是要以自己的心灵生命，通过修炼和践行，进入中华传统文化之内，这样才能获得中华义理。在这个方面，研究者个人的心灵生命同古代思想家的生命精神是互相融贯、无法区分的。认知的方法，也就是用自己的冷静的头脑，把中华文化作为认知客体，对中华文化典籍中的词句作出正确的解释，把那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东西，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正确的理解，把那些超越时代限制的东西，放在人类生存的背景中加以正确的理解。
对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可以采用认知的辅助方法。考据，是认知方法中一种。通过考据，使中华文化经典中每个字、每句话的具体意义得以明确，使一些历史事实得以澄清，这项工作有必要做。问题不在于考据有无必要，而在于应该把考据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考据学，基本上是不同文本之间的互证、互释，而不是用事实去验证文本的正确性，因而也无助于发现客观真理。我认为，考据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我们现在如果仍然主要运用考据的方法面对中华传统文化，不仅白白耗费精力，而且会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导向歧途，将中华文化研究中的局部使用的方法作为对待中华文化的整体方法，中华义理就会丧失。当前，实践的方法更为重要，通过实践，用客观事物来验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真理和义理。
（四）敬重而非蔑视，评判而非歪曲，复兴而非疏离，弘扬而非践踏，开放而非保守。
敬重：认定自己的心灵生命的真正源头，放下现代人的傲慢，以谦虚的态度求教于历代圣贤。
蔑视：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下，在文化汉奸的诅咒中，许多中国人已渐渐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蔑视的态度。中国经受了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欺凌，在激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斗争的同时，也给一些人留下了民族自卑和崇洋媚外的情结。这种情结不知不觉地发作为敌视中华传统文化的情绪。“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控制着思想舆论工具，恶毒地攻击中华传统文化，恶毒地攻击中华圣贤的人格，这些谬误通过无数次的重复、强化，已在许多人的心灵中扎下了敌视传统文化的根。“四人帮”倒台了，但是仍有一些人的心灵尚未得到真正的清洗，他们还会不知不觉地把敌视传统文化的情结带入21世纪。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慧命，中华民族的先师圣贤开启并彰显这一文化慧命，中华儿女分有这一文化慧命。
评判：应当把中华文化作为认知客体，在认知主体中排除认知干扰，特别是要排除一些不相干的西方文化观念的干扰，建立认知准备（指中华文化的素养、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对中华文化生存背景和中华思想家的理解），才能真正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真面目。有了这种客观的认识，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反省、批判的工作。不能预先设定中华文化为谬误，没有了解中华文化的真实、全面的涵义，就信口雌黄、断章取义去批判中华文化。实际上，他们的批判的不是中华文化本身，而是批判由他们自己误解了的中华文化。我们主张先通过体证和认知的方式全面整理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严肃、公正的批评。评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传统文化，而是为了创造，为了弘扬，为了复兴。
歪曲：自己品质低劣，学识浅薄，却自以为是，用自己所拥有的低下品质和谬见，去理解、评判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导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歪曲。一种极其普遍的歪曲方法是：首先确认某一理论的正确性，然后再以这种理论去衡量中华传统文化，凡是与这种理论相符合的，就被视为有价值的、正确的，凡是与这种理论相违背的，就被判定为无价的、错误的。
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八大劫难之后，已走向断裂，中华传统文化断裂的标志，也就是五个传承的渠道的阻断。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仅仅是：第一，有一部分人已初步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大多数人依然对传统文化持疏离态度，尤其是，尚有不少人依然对传统文化持排斥态度。许多人还正在争论中华传统文化是否有价值。第二，现有的一批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专业人员，从知识的角度产生了一些成果，尚达不到传道者与践行者的层次。第三，中华文化的具体科目总体上走向衰落，只有具有象征意义的京剧得到提倡，有保健价值的癶功受到民众的重视，有旅游价值的民俗得以存在。仅仅靠以上的一些做法，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永远只是幻想。中华传统文化命脉已告中断，已丧失继承的前提。要使中华传统文化生命复活，需要整体的复兴而不是局部的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要在五大层面上同时复兴，单纯强调在某一层面上的继承和发展，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为传统文化的五大层面是密切相关的。就某一层面而言，也需要这一层面的各个方面同时复兴，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这个方面就只能以破缺的面目出现。例如，在传统文化经典方面，我们不能仅仅重视儒家经典，还要重视佛家经典和道家经典。就某一文化理论而言，也需要复兴该理论的全体结构，我们不能把该理论切成碎片，然后捡拾有价值的碎片。例如，在传统道德教育方面，不能仅仅摘抄和灌输先圣的某些训示语录，而要把这些训示语录放在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中，让学生接受这一整体结构，才能真正领会这些训示语录。让学生接受中华文化的天道观，才能期望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人道观。
中华文化的五大层面，也就是五大文化群落。建立了各个层面上的文化群落，才能建立中华文化生态。在建立了中华文化生态之后，任何中华文化的具体因子，才能在当中健康地成长。如果我们指望京剧得到真正振兴，那么，我们就必须建立适合京剧生存的中华文化生态。单纯地倡导京剧，就像在黄沙飞扬的荒漠中养一只鸟一样艰难。如果真要在荒漠中养鸟，就〖JP3〗必须首先将荒漠改造为绿洲，让鸟栖居于绿洲之中。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亦复如是。〖JP〗
疏离：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化，帝国主义长期的文化侵略，买办文人对中华文化的无耻践踏，政客对中华文化的腐蚀利用，已在我的民族的心灵中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敌视、偏见和疏离的意识。鼓吹全盘西化的买办文人和出卖祖国利益的文化汉奸抱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不少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运用西方文化的语言、概念、逻辑、观点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只认同与西方文化相一致的东西，而大量的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和智慧却被遗漏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疏离，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中国的教育科目中没有设置传统文化的内容；二是中华传统文化因缺乏功利价值，相应也就缺乏吸引力；三是文字障碍；四是各种传统文化传承的渠道不通畅。敌视、偏见与疏离，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入了“花果飘零”的困境。不主动地靠向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无原则的排斥态度，使得自己的生命从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中游离出来，成为孤魂野鬼。有些对传统文化保持疏离的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评头论足，须知，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个人若没有静心钻研十年以上，他就没有评判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格。不幸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评判叫得最响的，都是那些没有资格的一知半解者。
弘扬：对传统文化，不仅仅停留在书面上，停留在学习中，停留在脑子里，而要通过实践和践行弘扬大道。不仅仅停留在对现成的传统文化的接受上，不能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珍藏起来的古董。而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和条件，创造性地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要以济世救民的情怀，关注现实社会，关心现实人生，通过言传身教弘扬大道。
糟踏：中华文化，在受到全面攻击时，该文化的精华部分容易丧失，而该文化的糟粕方面则顽固地保存下去。这是因为，该文化体系中的“病”失去了“药”的控制，就会加重。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往往有其坚固的现实存在的根基，如果不去改变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也就无法使其消退。还有，文化中糟粕部分往往是同人的劣根性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人的本能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能够牢固地存在。文化的精华部分，本来只能牢固地存在于少数社会精英当中，要让广大民众接受，就必须“先觉觉后觉”，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引导，如果放弃宣传、教育、引导，代之毒恶的诅咒，那么传统文化的精华极容易丧失。历史已经证明，长期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丧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却沉渣泛起。在这样背景中，号召人们接受西方文化，人们就无法在高层次上接受西方文化而只能是在低层次上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低层次部分迅速进入中国，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同西方文化的垃圾的结合，这不一定是全盘西化论者的愿望，但却是全盘西化论者行为的真正结果。
开放：中华传统文化，应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精神，有开放的胸襟，善于吸取其他文化的优良成分。
保守：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排斥或贬低其他优秀文化，不去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这就会使中华传统文化陷于僵化状态。
（五）建立中华哲学自身独有的概念和逻辑结构。
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存在着大量的经典语句，大量的思想片断，虽然没有现成的框架结构，但这些思想片断并不是零乱的，而是具有内在的隐性的结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种隐性的结构变为显性的结构，按中华哲学自身的逻辑结构来组合中华哲学材料，使学习者找到一定的路径进入中华哲学，按照中华哲学自身的逻辑结构，来展开自己的认识和体证。
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表现在内容的不同、概念的不同、逻辑结构的不同。在内容上，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能够统一的就统一，不能够统一的，应承认这些区别，维护文化的多样化存在，坚守文化的民族性。如果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着的不同之处，在一定条件下迫使我们作出选择其一的时侯，我们只能根据实践和践行来作出选择。在概念方面，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些概念是可以统一的，而有些概念则是不能统一的。对那些无法同西方哲学相统一的概念，我们不能抛弃它们，而是通过整理和简化，确定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确定这些概念的固定名称，保存下来。有的学者是首先建立西方文化的框架，然后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填充的材料，填塞进去。凡是能够塞进去的就被作为真理；凡是塞不进去的就被作为废弃物，置于一旁。他们首先支起自然观、社会观、认识论、辩证法等框架，然后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切成碎片，塞到里面去。这样，一部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也就成了西方中国哲学史。
四、以中华民族主义作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指导思想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大汉族主义，也不是地方民族主义，也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就是中华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依共同的地缘、血缘、文化、语言而形成的人类群体。地缘，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的人民，以及由此境内迁居于世界各地者；血缘，生存于此境内的居民同属黄种人，有共同的祖先，认同为炎黄子孙；语言，以汉语为通用语，少数民族语言辅之；文化，即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地缘、血缘、文化、语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四大因素，也是中华民族存在的四大标志。
（一）中华民族主义是全球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旗帜，全球中华民族成员，要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超越地域的限制，超越血缘宗族的限制，共同归附于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
（二）中华民族敬奉黄帝、炎帝为血缘始祖，敬奉孔子、老子为文化始祖，崇奉中华民族历代英杰、圣贤。
（三）中华民族敬奉龙与凤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四）中华民族成员崇信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信奉仁爱、正义、和谐、节制、诚信、善美、自然、虚静、睿智、忠孝十大义理，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慧命。
（五）中华民族成员有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不受侵犯的神圣义务。
（六）中华民族成员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维护民族团结。
（七）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忠”，即忠于祖国，忠于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忠于中华传统文化。
（八）中华民族奉行和平大义，同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推进世界和平进程。
（九）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应有必要的民族意识，还应具有维护中华民族不受敌人侵犯的有力手段。
（十）中华民族成员以标准汉语为通用语。
（十一）中华民族成员有义务践行中华义理，掌握一门以上中华文化具体科目。
（十二）中华民族成员应保护祖国的自然环境，并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承担相应的责任。
维护祖国统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是“民心”，“民心”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由文化塑造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便是塑造具有统一意识的“民心”的惟一法宝。只要有此心，中国人民就不会放弃统一祖国的努力。
五、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之具体措施
（一）创立中华文化大学。
汇聚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精英，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培养中华传统文化人才。中华文化大学集研究、教学、践行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基地，成为全球华人的圣地。
下设中华哲学学院、中华国画学院、中华民乐学院、中华文学学院、中华戏剧学院、中华工艺学院、中华书法学院、中华医学学院、中华民俗学院、中华武道学院等。
（二）设立中华文化基金会。
通过该基金会的建立，形成一独立的中华文化评价、奖励体系，采取中华文化自身应有的评价标准，正确引导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中央政府设置中华文化建设委员会，作为政府领导、推动、指导中华文化建设的核心机构。
（四）建立各类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诸如中华哲学学会、中华武道学会、中华国画学会、中华工艺学会、中华戏曲学会、中华民乐学会、中华中医学会、中华文学学会。
（五）将中华传统文化纳入教育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包括以下内容：
1.让学生熟记代表中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人生哲学的经典语句，并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中华文化典籍。
2.以中华传统美德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注重践行。
3.要求学生选修中华文化具体科目中的一科。
4.设置中华义理课程。
5.中华人文礼教的教育，培养其正确的文明行为规范。
6.让学生熟知祖国历史，熟知中华英杰故事、童话、寓言。
7.学习优秀古典诗文，特别是要求记诵一定数量的唐诗宋词和学习四大古典名著。
学习内容不可过多过繁，注重对精神的把握而不是对史实的大量占有。而要精简扼要，注重实效。根据不同年龄特征，设置相应的内容。
（六）海外华人按现居地，组成区域性的华人社团，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华人的统一组织。海外华人社团应屏除祖籍地域界线、血缘宗族界线，在中华文化的共同理想之下团结起来。世界华人社团是文化型社团而非政治性社团，其作用是：
１、传播、维护、践行、学习中华文化，包括语言、文化典籍、民俗、人文礼教。
２、维护中华民族在世界的权益，维护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
３、关心、帮助祖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和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
４、举办中华文化的集体活动：在庆典、祭祀、节日、娱乐、学习等集体活动中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七）开展语言标准化运动。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华人中，推行语言标准化运动：一是统一读音，二是统一字形，三是统一常用字范围，四是统一词语用义。
（八）创立中华文化资源中心，抢救、收集和保护中华文化资源。
（九）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原则：
1.所有海内外中华文化团体，均是文化组织而非政治组织。２.应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中，给予尊重和保护。
３.对世界其他各国的民族文化抱开放的胸襟，持尊重的态度，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
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应在中华民族主义精神的指导下开展。
５.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之一。文化复兴工作，应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前进与发展相联系，也即同社会的进步、自然的改造、经济的发展相联系。
６.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竭力克服和消除封建糟粕：等级观念、专制主义、男尊女卑、宗派主义等。
７.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统一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之下，中华文化的儒、道、佛及各种流派应和谐共存。
六、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中华传统文化包含了极其丰富的人类共有的精神价值，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对人类共有的优秀的精神价值的维护，这对今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人类当代文化，若丧失传统文化之根，就成了无源之水的异化文化。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否定人类优秀的精神价值。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具有社会的普遍性，超越阶级、阶层、集团的限制。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也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即它不限制在某一地、某一国，而是对全人类普遍有效；它不限制在某一时期，某一时代，而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普遍有效。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对治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病。生态环境的破坏、物欲的膨胀、理性的干枯、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道德堕落诸多的现代弊病，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对治的良方。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未获得诺贝尔奖的某些中国科学家，却在喋喋不休地攻击着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有人不断地论证传统儒学阻碍现代化地进程之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台湾地区却借助儒学的精神资源，得以腾飞。儒学的本质精神不同商业经济相排斥，相反，儒学的丰富资源在商业社会中可发展成为经济活动的积极的推动力，可以成为商业活动中良好的行为规范，例如，家庭观念、讲究信用、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先义后利等。因此，发展商品经济，不必以摧毁儒家思想为其必要前提。
（二）中华传统文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背景和民族特性。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有助于保护民族文化资源，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也有助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文化的存在，不是抽象地存在，而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同特定人群的生活经验密切相联的存在，也就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着。保护文化的民族特性，就像保护动植物资源一样，维护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性，避免了单一性和文化的枯竭。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比起那种无民族特性的文化来讲，更容易在本民族中生根、开花、结果，因为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本民族的文化群落，构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扎根的深厚的土壤。
（三）将中华文化作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的心灵生命资源，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有利于中国的团结与统一。在对文化祖先和血缘祖先共同的认同中，建立血脉相连的情感；在对共同的精神理念的信仰中，沟通彼此的心灵；在对共同的民族特性的承接中，建立无形的精神纽带；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历史和境遇的认识中，培养同舟共济的意识。
（四）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祖国大陆、港、澳、台共同崇信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允许不同的政治文化存在。
第六节 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出现过的多种文明形态中，以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最为典型。中华农耕文明存在于中国古代，西方工商文明发端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复兴于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于工业革命以后，如今已进入极盛时期，已成为当代人类普遍趋从的文明形态。西方工商文明存在着的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潜伏着的各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去追寻离我们远去的中华农耕文明，以期从中取得补救之方。从这两大文明形态的各个方面的对比中，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两大文明形态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据此来构想人类未来理想的文明模式。
中华农耕文明产生和存在于农耕社会，血缘宗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有大型水利工程作为维系的纽带。而西方工商文明产生和存在于手工业、工业和商业社会中，血缘宗族关系已经瓦解，个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作为维系的纽带。历史背景的差别决定了中华农耕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试对比如下：
一、中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存模式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工商文明的基本生存模式是天人对立
农耕生活要求天时、地利，顺应自然规律，在此前提之下发挥人的有限作用，达致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儒家提倡仁民爱物，道家提倡自然无为，佛家提倡不杀生。赞天地之化育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人投入到大自然的自然循环系统之中，参与自然循环过程，人所消费的一切，取之于自然，复归于自然。人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一切垃圾，都被大自然有效地分解、吸收、转化，因而人的活动并不会在自然循环系统中造成死结。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中，没有造成对外部有限资源的依赖性。在精神方面，人的心灵生命与自然万物的生命精神互相交融、互相滋养。大自然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资源，这在中国的诗词散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西方工商文明中，物质产品是外在于己，可以被人认识、由人制造、供人买卖、供人使用的物品。人对物质产品所形成的这种态度扩大而成为人对大自然的态度，从而将人类的使命确立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大自然仅仅作为人类的价值客体而存在，人与自然形成了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人与自然处于冲突对立的状态。人类按自己的要求去改变自然循环系统，营造人工生存环境。经过人们的努力，每个人生存的小空间的价值越来越高，物质量越来越多，相应地，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却越来越糟。这是因为，个人生存小空间的价值和物质量，是从人类生存大环境中掠夺来的；同时个人生存小空间所产生的废物或营造个人生存小空间所产生的废物排向人类生存环境。个人生存小空间和人类生存大环境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人类生存大环境的质量最终决定着个人生存小空间的质量。当人类生存大环境被破坏得不适宜于人生存之时，个人生存小空间终将在人类生存大环境的巨流中沉没。
在西方工商文明中，人类已成为宇宙生命的异化者，人类对地球资源大规模的迁动与转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人类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已远远超过大自然的消化能力。于是，人类的活动已在自然循环系统中造成了死结，对人类有用的元素从广大乡村大量向城市汇聚，经城市居民消费后转变为城市垃圾，基本上不能回到土地上去。人类的生活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农耕、畜牧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人类已完全放弃了在自然界的自然状态中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人对外部有限资源形成了很强的依赖性。当资源枯竭之时，西方工商文明的大厦就会倾覆。
在天人对立的生存模式中，人与自然在精神上也是处于相互疏离的状态，人的精神得不到自然万物的生命精神的滋养，这是现代人类人格扭曲、精神变态、精神空虚的重要原因。
二、中华农耕文明培养了自然伦理，而西方工商文明则产生生态观念
中华文化所培养的人的良知，既对社会中的他人而发用，也对自然中的万物发用，发用对象不同，其本质则是同一的，这就是儒家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培养了敬畏天地的意识。佛教则培养人的慈悲之心，对所有生命都以慈悲为怀，在此品性之上形成众生平等的观念和不杀生的戒律。道家将自然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天地，培养了人对于自然万物的道德情感，并相应地采取了顺应自然的行为方式。由此而知，中华文化对于自然所采取的道德行为，不是基于理性认识，而是基于人的道德品性之养成，这种相对于自然万物而存在的道德品性，即为自然伦理。
西方文化由于长期保持着对自然的疏离和利用状态，因而不可能形成自然伦理，当西方工商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恶果。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理性地认识生态恶果及产生原因，并寻找消除生态恶果的方法，从而形成了生态观念。
从人自身利益出发而形成的生态观念存在着根本上的逻辑矛盾，即破坏自然和保护自然均是于人的私利的需要，有相同的动机来源。这样，就在同样的私利动机作用之下，人们对自己所在地区、所在国家的生态环境加以保护，同时又对其它地区、其它国家的生态环境加以破坏，对自己的生存小空间加以保护，对于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加以破坏。把自己所造成的生态恶果转嫁给他人。于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在局部有所改善，而在总体上必然是日益恶化。
三、中华农耕文明形成宗族伦理，而西方工商文明则形成宗教伦理
古代中国以血缘宗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人一出生，便落到一张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网中。同他具有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在抚育他成长的同时，就把相应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灌输给他。所以在古代社会，中国人的伦理观基本上是在血缘宗族中形成的宗族伦理。宗族伦理的核心范畴是“忠”、“孝”、“慈”、“仁”。宗族伦理的质量高低，取决于血缘宗族的道德风貌，而血缘宗族的道德风貌又同国家的治乱兴衰、社会风气、政治气侯密切相关，因此，宗族伦理很容易遭到现实中邪恶力量的扭曲。宗族伦理是一种在本宗族范围内的伦理，是私德而非公德。对于本宗族、本集团以外的“陌生人”采取不道德的方式，也不会受到本宗族、本集团的人指责。在宗族伦理中，由“面子”所产生的羞耻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力量。
在西方工商文明形态中，血缘宗族关系早已瓦解，个人分裂出来，个人与个人处于对立或相互利用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中很难形成人的道德品性。而感情需要、道德生活和终极关怀又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人们的共同的道德需要、感情需要和终极关怀最终汇聚到上帝那里，以对上帝的真诚信仰作为道德的来源，于是，形成了宗教伦理。宗教伦理能使个人摆脱孤立的状态，在神的指令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但宗教伦理有否定现实人生的消极倾向。
四、中华农耕文明的小集体主义与西方工商文明的个人主义
古代中国社会是由血缘宗族和宗派集团构成的，在小集团内部，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但小集团与小集团之间，则处于冲突对立的状态。由此而导致中国社会存在着分裂的倾向，也存在着统一的趋势。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最终决出胜负，胜者即统一天下，成为最高统治集团。最高统治集团以暴力为手段维护着集团之间的秩序，对居于下位的集团进行剥夺。居于下位的集团常常借最高统治集团腐败无能之时，发动反叛，制造分裂。最后，能力最强的集团即上升为最高统治集团，这就是中国王朝更替的实质。小集团是个人的立身之所，个人淹没在小集团中，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识。小集团是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亲缘关系、利益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关系网编织而成的。一般情况下，集团内部成员是按上述关系来确定自己在集团中的地位，而不是按个人的能力来确定在集团中的地位，因此，人们必须花大量的精力来经营自己的关系网。只有当集团与集团之间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集团的首脑才会有限地按个人的能力来确定在集团中的地位，偶尔出现“求才若渴”的现象。这种关系性的集团，在步入和平竞争的工商业时代，由于缺乏竞争力而衰退。或者，在工商业时代，居于上位的关系性集团通过对某些特权的牢牢把握，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总之，关系性的集团不适应和平竞争的环境，只能在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生存。日本的集团在封建时代就长期处于竞争的状态中，日本的集团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不更多地按个人的能力来确定其在集团中的地位，所以，日本的集团很早就具有功能化倾向，对外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功能化的集团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即转化为既有凝聚力又有竞争力的经济集团。
五、中华农耕文明的和平主义与西方工商文明的殖民主义
中华农耕文明是自给自足的文明，没有向外的需求；农耕文明也是与土地密切相联的文明，没有迁徙流动的必要。因此，中华农耕文明培养了和平主义精神。中华文化，崇尚和谐，注重人与人的和谐，倡导国与国的和谐。尽管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国的周边国家相对弱小，但中国历代政府实行怀柔、和亲的和平外交政策，极少运用武力去侵夺。和平主义思想也反映在厚生利用的技术观里。例如，火药发明出来之后，不是广泛用作杀人武器，而是用于制造烟花炮竹。
西方工商文明对外具有强烈的欲求，向外需要市场，需要资源，人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因此，西方工商文明本身存在着殖民主义的内在要求。西方文化崇尚冲突和竞争，也成为殖民主义者的精神资源。殖民主义有军事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技术殖民主义四类。国际准则的制定的主导权操持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国际准则。由于参与竞争的各国起跑线不同，即使按同一的公平的国际准则来展开竞争，均会造成实际中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利用军事文化、技术、经济上的优势，将落后国家置于被掠夺的地位。
六、中华农耕文明重体证，西方工商文明重认知
中华农耕文明是在自然的状态中生存，没有改造世界之使命，也就没有认识世界之必要。在农耕生活和血缘宗族的亲情生活中，人们无须面对客体作准确的分析、认识、推理，也无须时时开动脑筋进行思考，更无须斤斤计较利害得失，因此，中国人不注重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认知习惯。人们依照习俗、经验、传统，凭感情，凭良知，凭感觉行事做人，所以中国人的体证能力相对发达。体证是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体证而建立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宗教价值。在工业、商业活动中，要改造物质世界，就必须认识物质世界。人们必须面对物质客体作准确的认识和分析，随时开动脑筋思考利弊得失，培养了人的认识习惯，认识能力就相对发达。相应地，体证能力相应地萎缩。
七、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的物质文明
农耕社会提供给人们的物质产品是极其有限的，每一个人都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生活要求与自己所占有的物质生活资源相适应。所以，节欲主义，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消费观的主旋律。农耕社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就可以进行生产，因此缺乏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农耕文明主要是利用物质的自然形态而生存，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极低，因此，不能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能力，因而，农耕文明必定是文弱的文明，缺乏物质实力的文明。
在工商文明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开发利用物质资源的广度极大地拓展开来。人们的欲望也有了较大的伸展空间。经济利益的获得，经济利益的增长，就是靠资本、知识、劳动者、资源四个要素的有效组合。因此，西方工商文明有着推动知识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
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高，就可以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能力，因而，西方工商文明是强盛的文明，是有物质实力的文明。
八、中华农耕文明的专制主义与人治，西方工商文明的民主与法治
在以血缘宗族集团或宗派集团为社会基本细胞的社会里，集团之间处于相互冲突、互为消长的状态，最高统治集团是通过战争而到达权力的顶峰，最高统治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因此上层统治集团总是以暴力为手段维持着对下层集团的支配，通过封建等级结构的建立，通过上层集团对下层集团的层层剥夺，最终将权力集中于最高统治集团。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成为法的根据，最高统治集团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竭力剥夺其他集团的利益。最高统治集团的恶欲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有效制约，处于不断膨胀之中，必然走向腐败。
以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意志和行为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谓之人治。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总是利用其优越的地位剥夺下层集团和下层人物的利益，下层集团和下层人物没有明确的权利，只有对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义务。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素质就直接决定着管理社会的质量，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法律通常只作为第二位的手段加以运用。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高于法律，或为法律的来源，而且在法律的运用过程中，上层集团和上层人物也可加以扭曲，利用法律，破坏法律。在人治社会中，凡是有强硬的关系背景的人物很难受到法律的追究。
在工商业社会中，人们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独立地开展经济活动，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摆脱了由经济依附关系而确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人才有独立的意识，人才有自主的意识，才会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斗争。民主对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西方式的民主存在着两大弊端。民主确定了人人平等的理念，但由于现实中人们拥有的财产的不均等，财产占有的不均等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人人都有生存权，但富人总是比穷人生活得好，人人都有受教育权，但富人总是比穷人有更好的教育条件；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富人总是比穷人更有效地使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们的欲望，在民主的掩护之下得以肆行，许多丑恶的现象在民主的庇护之下得以存在，民主已演化为欲望的专制主义。
在工商业社会中，个人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而相互发生联系，由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力量差别从社会总体上来看不大，因而个人与个人之间不会造成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协商关系和契约关系。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契约的形式，通过法律的方式而得以确认。法治就在这种环境中诞生。法治是以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法律具有超越于任何个人和集团之上的权威，任何集团都要共同遵守法律。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由法律来确认。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形成平等互治的关系，可以依据法律来治理对方。法治追求民主、平等、社会公正等目标。
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是两个互不统一、各自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鸦片战争之前，两个文明形态各自都引起了对方的关注，西方工商文明开始向中华农耕文明渗透，但由于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是异质的文明，这种渗透遭到了中华农耕文明强有力的抵制。当时，西方工商文明由于其对外的需求而具有殖民扩张性，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中华农耕文明难于幸免。两大文明形态的冲突势在必行。
两大文明形态的相遇不是以平等协商、互相交流的方式，而是以战争冲突、武力竞争的方式而展开。在武力竞争中，两大文明体系并不是凭借自己的优势同对方展开较量，而仅仅是在物质力量方面的较量，在此方面，恰好正是西方工商文明的优势之所在，也是中华农耕文明劣势之所存。西方工商文明发展了强盛的物质文明，运用物质工具延伸了人的物质能力，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是战争取胜的物质前提；同时，西方工商文明民主与法治的建立，有效地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靠相同利益关系维持着的侵略集团，西方社会管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能够使侵略集团成为有战争能力的集团。相比之下，中华农耕文明发展了君子型的文弱的精神文明，没有用近代工业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能力，也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专制主义和人治社会中形成的军事集团，既没有凝结力，也没有战斗力，各军事集团之间不能形成一致对外的整体力量，而且处于不断的内战之中。专制主义和人治必然导致的腐败，必然使整个国家丧失战斗力。
结果，是以西方工商文明之长处攻击中华农耕文明之短处，中华农耕文明的长处在武力竞争发挥不了作用，于是，注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失败的命运。西方工商文明在战争冲突中的胜利，助长了西方人的嚣张、傲慢和西方中心主义，而中华农耕文明的失败，则造成部分中国人的自卑、自弃、自暴。这就为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定了基调：发掘西方文化的长处而忽略其短处，发掘中华文化论的短处而忽略长处。由此导致了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
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其实践的结果必然是：以信念、自尊、理想作为维护力量的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在丧失了维护力量之后，大量消亡。而以本能、功利、蒙昧、丑恶为维护力量的中华文化糟粕，却因维护力量长期存在而顽固地存在着。如果是立足于中华文化糟粕之上，去面对西方文化，只能是去吸取西方文化的垃圾，如此的中西文化交流，只能是在低层次上的交流，而决不可能是在高层次上的交流。中国文化建设所面对的难题是：中华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垃圾所形成的文化浊流，遮蔽了人们对于中华农耕文明的长处和西方工商文明的长处的正确认识。
人类未来的文明模式决不可能按人的主观愿望而建立，任何文明模式的真实存在都必定具备现实的基础。中华农耕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的长期存在，已昭示人们，这两大文明体系有其现实存在的基础。在这些现实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去设定人类未来的文明模式：吸取中华农耕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长处，去除中华农耕文明短处和西方工商文明短处，形成人类生存文明。
人类生存文明的基本理念是：
1.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共同繁荣。
2.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
3.社会伦理、生态伦理、宗教伦理有机结合。
4.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共存的关系。
5.以认知建立知识价值和功利价值，以体证建立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宗教价值。
6.法治、文治、德治、礼治共同形成社会治理系统。
7.摆脱了金钱和恶欲控制的新型民主，摆脱了大国操纵的全球民主。
8.以公有制作为有序地、公正地、合理地、可持续地分配和使用物质资源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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