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 黄 学 论 纲
霍 彦 儒
（宝鸡炎帝研究会 陕西 宝鸡 71000）
[摘 要]本文提出建立炎黄学的命题。并从炎黄学的研究基础、研究成果、研究领域、研究特点、研究学科、研究价值、未来发展、保障和措施等八个方面作了论述。认为通过近30多年炎黄文化的研究，现在建立炎黄学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炎黄学的建立将有利于从理论上系统、完整的开展炎黄文化研究，普及研究成果，培养学科人才，使炎黄文化研究持续、长久的开展下去。
[关键词] 炎黄学 炎黄文化 炎黄二帝
目 录
一、炎黄学的研究基础
（一）历代的文献记载
（二）丰富的考古资料
（三）颇丰的民间传说
（四）众多的专家参与
（五）政府的大力支持
二、炎黄学的研究成果
（一）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
（二）黄帝与黄帝文化研究
三、炎黄学的研究领域
（一）历史学的研究
（二）考古学的研究
（三）民俗学的研究
（四）民族学的研究
（五）人类学的研究
（六）文艺学的研究
四、炎黄学的研究特点
（一）综合性
（二）地域性
（三）跨时代性
（四）世界性
五、炎黄学的学科建设
（一）炎黄学的学科定义
（二）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和重点研究课题
六、炎黄学研究的价值
（一）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认识
（二）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
（三）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四）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五）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地域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六）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寻根祭祖旅游文化的发展
七、炎黄学的未来发展
（一）编写《炎黄学丛书》
（二）举办“炎黄论坛”
（三）继续办好《炎黄文化研究》等刊物。
八、炎黄学研究的保障和措施
（一）建立两支研究队伍
（二）建立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
（三）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四）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五）设立炎黄文化研究基金
（六）积极争取政府财政的支持
（七）建立课题招标和奖励制度
九、结 语
前 言
炎黄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是指从炎黄时代开始，前后相继、绵延至今的中华传统文化，狭义是指炎黄二族即炎黄二帝所处时代所发生的文化。“炎黄学”所说的炎黄文化介乎二者之间[①]。大致时空范围：时间为炎黄二族及其以后对炎黄传说所进行的阐释、认同、重构的文化，空间为炎黄二帝发祥与迁徙之地和炎黄文化的传播之地所发生的文化。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研究炎黄文化，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且有利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现代文化，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建立“炎黄学”的目的，是为了使炎黄文化的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研究，构建系统、完整而科学的炎黄学研究理论体系。
炎黄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只是炎黄文化研究经过起步、发展、沉寂近三千年的发展之后，到了20世纪80代初，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文化寻根热的兴起，迎来了炎黄文化研究的繁荣期。30多年的研究，分别在炎黄文化资料整理、研究队伍形成、学术研究及当前寻根祭祖旅游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对炎黄二帝的含义、炎黄二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炎黄时代的定位和性质、炎黄文化的内涵、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炎黄文化与民族史、炎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炎黄文化与区域文化、炎黄文化与民俗文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等问题，做了深入或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炎黄文化的研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受到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所有这些，都为今后拓展、深化炎黄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建立炎黄学学科的前提和基础。
一、炎黄学的研究基础
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必须要有其坚实的研究基础，即有丰富的资料、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等。我们建立炎黄学，也是首先基于这些条件的思考。其主要表现在：
（一）历代的文献记载
关于炎黄二帝的文献记载，虽然不像其他人物那样，其文字记载是属于文字产生以后，完整、系统，而是依据后世人口耳相传整理而成，因而，真伪杂芜、相互抵牾，且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之中。尽管如此，但在历代的文献中还是多有炎黄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经书类有10余种，史籍类有近60种，诸子类有50余种。这仅仅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未看到的不知还有多少，尤其是珍藏地下而未出土的简帛等方面的文献。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中也有比较多的有关炎黄方面的条目。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史书和诸子的书中，如《逸周书》、《左传》、《国语》、《周易》、《竹书纪年》、《礼记》、《庄子》、《世本》、《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汉书》等重要古籍中均有记载。[②]
（二）丰富的考古资料
随着考古学文化的迅速发展，有关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越来越丰富。研究成果表明，学术界大多认为炎黄时代约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早期。而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从遗址和器物来看，不仅发现最为丰富，而且各时段资料最为完备。从文化的分布地域来看，黄河中游地区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这里仅以仰韶文化为例：以1983年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宁夏、青海、湖北等九省区文物普查数字，发现仰韶文化的遗址约有5000多处，已试掘或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共计约有200处。从1949年至2000年，发掘面积总计近20万平方米，获得了很多重要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房屋1400多座，窖穴和灰坑7350多个，灶坑145个，陶窑112座，壕沟62条，土坑墓3200多座，城址1处，其他发现的还有瓮棺葬、圈栏、道路、制陶作坊、石器制造场、祭祀坑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装饰品等各类文物6.7万多件。[③]重要的文化遗址有西安半坡遗址、庙底沟遗址、元君庙遗址、横阵遗址、王弯遗址、西王村遗址、后岗和大司空村遗址、大正集老磨岗和鲍家堂及大寒南岗遗址、姜寨遗址、史家遗址、大河村遗址、下王岗遗址、大地湾遗址、西山遗址、八里岗遗址、零口遗址、北首岭遗址、福临堡遗址等。
仰韶文化的前身是新石器早期文化即前仰韶文化，重要遗址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陕西华县老关台遗存和宝鸡关桃园遗址等。仰韶文化之后在中原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
另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前仰韶文化相当的有江西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河姆洞、嘉兴马家浜和桐乡罗家角等遗存。在辽宁沈阳的新乐和长海县小珠山下文化层也有此时期文化的发现。与仰韶文化相当的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在黄河中上游有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有山东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有红山文化等。仰韶文化之后在山东、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河北等地又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遗址。[④]
总之，这些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数以万计的各类出土文物，为我们研究炎黄时代提供了最直接、最重要的资料。
（三）颇丰的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虽不能认为是信史，但也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认为无中生有，完全予以否定。著名史学家林剑鸣曾引用赫胥黎的话：“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的消逝了，但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接着他又说到：“像神农氏这样久远、古老的传说背后，一定隐藏、孕蕴着远古时代大量的、真实的历史，关键是如何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将它们揭示出来，使人们通过这些神奇、动人的传说，加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发挥神话、传说对研究历史的作用。”[⑤]关于炎黄二帝的民间传说故事，在炎帝、黄帝诞生和活动之地有着大量的存在，虽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附会较多甚至有神话的浓厚色彩，但是，正如赫胥黎和林剑鸣所说，其中不乏蕴含“大量的、真实的历史”。只要我们运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加以去伪存真，就能从中发现有关炎黄二帝及炎黄文化的历史信息，以补充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之不足。
（四）众多的专家参与
一门学科的建立，除了有文献、考古等资料外，研究队伍的形成和建立是这门学科能够得以设立的基本条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炎黄文化研究的勃兴，其研究愈来愈引起一部分从事上古史和先秦史专家学者的关注，尽管专门从事炎黄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还为数不多，但参与的专家学者却不断增加。不仅有社会民间专家学者的参与，更有高等院校和国家、各省市社科院所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其中既有知名和中青年学者的参与，也不乏有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现在已成立各类炎黄文化研究会50多家，研究人员以每个学会平均200人计算，有会员10000多人，再按百分之三的比例计算实际参与者，至少也在300人左右。这对一个学科来说，其研究人员是相当可观的。再从多次召开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来看，每次参会者多则百人以上，少者也有四五十人。说明炎黄文化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
（五）政府的大力支持
随着寻根祭祖旅游文化的兴起，有关炎黄二帝出生地和活动地的省、市，为了提高本地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推动本地旅游发展，对炎黄文化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例如陕西宝鸡，自本世纪以来，由当地政府主办，连续召开了4次高规格的国内国际学术研究会。陕西省人民政府自本世纪起，在每年的清明节祭祀黄帝陵期间都要邀请海内外学者召开学术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联合，自2005起，轮流每隔三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其他如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也在政府的支持下，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或举办高层论坛。一项学术课题，能长久地得到政府支持，尤其是在经费上予以大力扶持，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也是炎黄文化研究经30多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炎黄学的研究成果
“炎黄学”概念的正式提出，虽是于2010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研讨会上由几位学者分别提出。而实际上，作为一种学科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若往前追溯，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炎黄二帝传说的研究。于右任于四十年代就组织人力编纂了《黄帝功德纪》一书。这可以说是炎黄学研究的前奏。
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以来，出版炎黄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包括论文集)达200多部，发表论文（文章）1700余篇，召开各类学术研讨会50多次。对炎黄文化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均有研究和探讨，对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也初步达成了共识。通过研究，使炎黄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专门和热心从事炎黄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
（一）炎帝与炎帝文化研究
从学术研究方面看，新时期以来，是炎帝和炎帝文化研究的繁荣期。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底，出版各类著作百余部，发表论文800余篇。其主要的论文有屠武周的《神农、炎帝和黄帝的纠葛》[⑥]，杨亚长的《炎帝、黄帝传说初步分析与考古观察》[⑦]、刘起釪《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⑧]、李绍连的《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文化》[⑨]和《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⑩]、张玉勤的《神农、炎帝、黄帝关系》[11]、唐嘉弘的《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12]以及邓乐群的《“炎黄子孙”称谓的文化意蕴—评〈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义词》[13]、张岂之的《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14]、邹衡的《漫谈姜炎文化》[15]、赵世超的《炎帝与炎帝传说的南迁》[16]等，对炎帝与炎帝文化有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著作有李学勤、张岂之任总编的《炎黄汇典》（八卷）[17]、霍彦儒主编的《陕西省志· 炎帝志》[18]、宫长为、郑建英主编的《炎帝神农氏—中华远古文明追踪》[19]、何光岳的《炎黄源流史》[20]、炎帝与宝鸡课题组编写的《炎帝·姜炎文化》[21]、蔡柏顺的《炎黄二帝研究》[22]、景明的《神农氏·炎帝》[23]，台湾学者钟宗宪撰著的《炎帝神农信仰》[24]、霍彦儒、郭天祥的《炎帝传》[25]、高强的《炎黄子孙称谓的源流与意蕴》[26]、刘毓庆的《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27]等。论文集有《炎帝》[28]、《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29]、
《炎帝论》[30]、《姜炎文化论》[31]、《炎帝与中华文化》[32]《炎帝与汉民族论集》[33]、《炎黄颂》[34]、《炎黄文萃》[35]、《炎帝文化》[36]、《炎帝文化与21世纪社会发展》[37]、《炎帝与民族复兴》[38]、《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39]、《炎帝 姜炎文化与民生》[40]等。在陆续出版的一些通史、民族史、社会史等著作中，也将炎帝、黄帝列章或列节加以论述。先后再版了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41]，整理出版了王献唐的《炎黄文化氏族考》[42]。于此同时，还创办了一批以炎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刊物。如《炎黄文化研究》、《炎黄天地》、《华夏源》、《华圣文化》等。
（二）黄帝与黄帝文化研究
黄帝与黄帝文化的研究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专著（论文集）近百部，发表论文近千篇。主要论文和专著、论文集除过前面已提到的之外，有张岂之的《黄帝与陕北黄土高原》[43]，严文明的《谈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44]、李学勤的《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45]、石兴邦的《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46]、马世之的《炎黄文化的发祥地》[47]、刘宝才的《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的开端》[48]、李民的《黄帝的传说与燕文明的渊源》[49]以及刘起釪的《炎黄二帝时代地点考》[50]、罗琨的《“炎黄”、“黄炎”与黄帝陵》[51]、张宏彦的《陕北的史前文化与“黄帝文化”的考古学观察》[52]等。对黄帝文化的有关问题做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著作有柏明、李颖科的《黄帝传》[53]、张岂之主编的《血脉五千年》[54]、曲辰的《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与炎帝》[55]、何炳武、刘宝才主编的《陕西省志·黄帝陵志》[56]、刘宝才、韩养民主编的《黄帝文化志》[57]、刘文学主编的《黄帝故里统鉴》[58]、何炳武的《黄帝与中华文明》[59]等。论文集有《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60]、《轩辕黄帝与晋云仙都》[61]《黄帝文化研究》[62]、《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63]、《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64]等。
三、炎黄学的研究领域
炎黄学的研究领域是很广泛的，它涉及到多个学科和领域。我们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人类学、文艺学等领域。
（一）历史学的研究
历史学研究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的表述等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这里所说的历史学研究主要是指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这在炎黄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历代有关炎黄二帝的文献记载，二是出土器物即甲骨、青铜器、简帛等上面有关炎黄二帝的记载，三是明清以来的方志文献，四是碑刻等。而在这些史料中，更应注重于先秦及秦汉时期经、史类文献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搜集、校勘、考订、梳理、比较、分析各类史料，搞清历代史料中，哪些史料是有价值的，哪些史料是无价值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含有后人更多的附会成分，应加以剔除。近年来，我们尽管在这方面也出版了多部史料选编方面的书籍，如《炎黄汇编 史籍卷》、《陕西省志 黄帝陵志》、《黄帝文化志》、《炎帝神农氏——中华远古文明》、《陕西省志 炎帝志》等，但只做了史料的搜集、辑录等工作，而对文献的甄别工作做的还比较少。在对各类史料进行研究的同时，对历代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百年、近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归纳出哪些观点应肯定下来，形成共识，那些观点还应继续加以研究和探讨，以避免研究的重复性和在有些问题上出现无休止的争论。
（二）考古学的研究
历史学研究固然重要，但由于炎黄二帝是属于史前人物，当时文字还未出现，而前面所说的历史文献，严格来说是传说文献，即后人通过前人口耳相传而记录下来的，或称为文献传说。所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也就成了炎黄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在史前史研究方面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更是发展迅速。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炎帝二帝所处的时代，从社会形态来说，是属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或父系社会的初期；从考古学文化来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早期。而这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无论是内蒙、辽宁等北方地区，还是广东、福建的岭南、闽越地区，都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物。比如，陕、豫、晋交汇的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密集区，其序列完整，传承清楚，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可以说凡是文献中有记载的，在考古学上基本都能找到其对应的器物。所以。加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炎黄时代，是研究炎黄文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今后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应是建立炎黄文化的考古学体系，正如张岂之先生所提出来的：应“充分运用渭河流域的石器时代的丰富考古资料，以大量的仰韶文化资料解释对应炎帝传说”[65]。当然，这种对应解释应是较为宏观的，而不是一一的对应关系。虽说这项研究是有一定的难度，但随着考古学文化的日益繁荣，会逐步达到的。这将是炎黄文化研究的突破。
（三）民俗学的研究
民俗学研究主要是指在炎黄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民俗事像等等。其中关于历代炎黄二帝的传说和祭祀等是民俗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炎黄二帝活动地区，都分别流传有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些民间传说故事是历经数千年而口耳相传下来的，它涉及到炎黄二帝生葬、功绩等各个方面。尽管这些传说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附会的成分，添加有神话的色彩，但是，我们如果将其附会的成分和神话的色彩加以剥离和剔除，其中必含有历史的“素地”，所以这也是我们应研究的方面。
关于炎黄二帝的祭祀，在炎黄二帝曾活动过的地方，几乎历代都有，而且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虽说这些祭祀既有朝廷（政府）的公祭，也有民间社团和个人的民祭，但不管哪种形式的祭祀，均属于炎黄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之一。对炎黄文化的民俗学研究，与历史学、考古学构成了“三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
（四）民族学的研究
从中华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来看，均离不开炎黄二帝和炎黄文化。反过来说，炎黄二帝和炎黄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曾起过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共同体，而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最早产生和形成，可追溯至炎黄时代，即炎、黄、蚩经过阪泉和涿鹿之战而形成的华夏联盟集团，是以此为核心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通过对炎黄时代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以及炎黄精神等的研究，探讨炎黄二帝和炎黄文化在华夏族及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增强民族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人类学的研究
所谓人类学，是一门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我们这里所说的人类学研究，运用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和观点，一是将炎黄二族作为一个人类学族群，与其他人类学族群进行比较，以探讨炎黄族群与其他族群在体质特征上的区别和联系，研究炎黄族群在体质形态、形成过程、地理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为民族学研究提供炎黄族群的体貌特征，以证明中华民族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基本一致性。二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炎黄族群的起源、发展、变迁的过程，以及炎黄族群与其他族群在文化上的差异，文化性质和变化规律。
（六）文艺学的研究
文艺学是指反映在历代各类文艺作品中有关炎黄二帝的材料。比如在秦汉以至于唐宋元明清的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描写炎黄二帝的诗词和文章，这些文艺性的作品虽不能作为史料，但这是当时生活的反映，其中也渗透、熔铸着作者的理念和思想。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可以了解历代炎黄子孙对炎黄二帝的认同，也可了解炎黄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影响。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炎黄学不可缺失的。
四、炎黄学的研究特点
炎黄学的研究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性
从前面炎黄学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炎黄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考古、民俗、民族、人类、文艺等多个学科，其研究对象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哲学、宗教等多个方面。所以，开展综合性研究，多学科参与，才能使炎黄学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达到建立炎黄学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地域性
在炎黄二帝活动的地方，留有大量的炎黄二帝的遗迹和炎黄文化。但由于各地地理、气候和历史发展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反映在炎黄文化上，也必然具有其地域特性。比如，传说炎帝发明了农业，在黄河流域是指粟作农业，而在长江流域是指稻作农业。农作物品种的不同，所发映的文化内涵必然有其差异。再如，在民俗方面，其表现的地域特性更为明显。对炎黄二帝的民间祭祀，北方（陕西、河南）多以庙会形式，而南方（湖南、湖北）多以随祭，即随到随祭。所以说，炎黄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地域性文化的研究。
（三）跨时代性
炎黄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是一脉相承，前后互为影响和补充，这就是炎黄文化具有了跨时代性。尽管每个时代对炎黄二帝及炎黄文化的阐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炎黄学的研究时，不能拘泥于一朝一代的研究，而要从数千年的整个发展过程着手，进行跨时代的研究。
（四）世界性
炎黄学研究既有地域性特点，也有世界性特点。炎黄文化发展到今天，已不是大陆文化，也不是包括港台澳在内的中国文化，而早已走出国门，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凡是有中华民族成员生存的地方，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就有炎黄文化的存在，也就是炎黄学应涉及的内容。这对团结、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炎黄学的学科建设
尽管炎黄文化的研究就新时期来说，已有30多年了，先后出版了数百部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召开过数十次的学术研讨会，但是，要建立一门学科，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这里就目前所能认识的有关炎黄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设想谈点意见。
（一）炎黄学的学科定义
初步设想，炎黄学是以研究炎黄时代所发生的文化，历代对炎黄传说所进行的阐释、认同和重构的文化，及其炎黄二帝发祥与迁徙之地和炎黄文化的传播之地所发生的文化。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建立炎黄学系统而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
（二）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和重点研究课题
根据炎黄学的学科定义，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炎黄学所涉及的所有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排比、鉴别和利用，包括地上的文献资料，也包括地下的考古学和民间传说等资料。第二个层面是在各种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炎黄学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第三个层次是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研究，以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研究的重点课题：
1、炎黄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变
2、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3、炎黄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4、炎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5、炎黄文化与诸子百家
6、炎黄文化与地域历史文化
7、炎黄文化与海外华人
8、炎黄文化与考古学文化
9、炎黄文化与中国新文化
10、炎黄二帝及其时代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11、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12、炎黄时代的社会性质
13、炎黄二帝发祥地与部落迁徙路线
14、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15、炎黄文化与历代祭祀文化
16、炎黄文化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对这些课题研究的同时，着手组织人力编写《炎黄学概论》、《炎黄文化辞典》、《百年炎黄文化研究》等图书。在这一列研究的基础上，再分门别类从文献、考古、民俗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炎黄学大系》的编写。
六、炎黄学研究的价值
（一）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认识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探讨，是当前史学界、考古界的重大课题。虽说当前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等诸多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看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认为炎黄时代即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早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即已处在文明起源的门槛，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已无人怀疑。目前，学术届对文明的标准有多种观点，有认为出现了金属器、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就标志文明的出现，还有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条件，等等。我们认为，对一个具体民族和国家来说，文明起源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即有其特殊性。就中国而言，其立族立国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即“文明的产生是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66]。农业是中国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实际上，农业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古代世界都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67]。所以，中华文明的起源应从农业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即锄耕农业阶段，就标志着文明开始产生。当然农业的发生、发展有个较长的过程，而文明的起源也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农业文明的出现，人类才真正走出了依赖自然界的桎梏，自立于自然界而独立生存。当人类在解决了吃、喝、穿、用以后，才有闲暇时间去从事其他工作，即文字的发明、铜器的制造、城市的建设、祭祀活动的开展，等等。正如有学者所说：“生产性生产的产生——农业革命，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革命，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都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复杂的社会组织形成即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艺术等都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68]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联系炎黄时代，就会发现，炎黄时代正是农业进入锄耕农业时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展阶段。大量考古发现的生产、生活工具和粟、稻等粮食作物，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炎黄二帝被人们尊为“人文初祖”，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踏进文明门槛的一个历史象征，所以，后来的好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可以追溯至炎黄时代，这也是后世好多著作以炎黄二帝之名命名的原因所在。说明人们早已认识到炎黄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所以说，开展炎黄学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二）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追溯其渊源是炎黄二帝及其时代，也就是说，炎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之源。这已成为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基本共识。我们之所以说炎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是基于文献传说炎黄二帝的创造和发明。传说炎帝发明了农耕、医药、交易、陶器、音乐、弓箭、纺织、房屋、刻画符号等。而记载黄帝的创造和发明就更多了，林林总总有20多项。这还不算传说的众多著作和其他功德，如文字、制度、艺术、宗教等。而炎黄的这些创造和发明，有些是后世才出现的如五行、镜子等，是后世人附加上的，但有部分传说已被大量的考古学文化所证实，在炎黄时代已经产生了。这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现在角度看是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仅为雏形，但正是这些粗糙、雏形的文化，孕育、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这些文化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之真谛，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只有从源头开始，从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开始，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也才能认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为什么传承数千年而始终不断、不衰的真正原因。
（三）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其孕育、形成、丰富和成熟的过程，而追溯其孕育阶段就是炎黄时代，与炎黄二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炎黄精神是形成今天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基础。今日之研究者将炎帝精神概括为：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造福于民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实际上黄帝也具有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孕育和产生了今天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就是说，是炎黄精神经过数千年的培育、丰富、发展和升华，铸就了今天的中华民族精神。正因为如此，炎黄精神才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精神要从炎黄精神研究起，而炎黄精神是炎黄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研究炎黄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其目的就是为了代代继承这种精神，弘扬这种精神。所以说，研究炎黄学，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四）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是由现有的56个民族构成。这五十多个民族虽则生活在一个版图上，有地缘、业缘和亲缘关系，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格局，但是，由于其族源和地域、历史发展的各异，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即“多元”。而要将这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众多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增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我们知道，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而构成这个共同体必须要有一个粘合剂，即凝聚力。对于国家而言其凝聚力是政治核心，对于民族而言其凝聚力则是文化，否则，就如同一盘散沙成不了民族。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认同炎黄二帝的始祖地位，继承和弘扬炎黄文化是加强各民族之间认同感、凝聚力和亲和力的一项重要而且有效的途径和方式。研究表明，现有的五十多个民族中，除过外来民族，其他绝大多数民族均与炎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某种文化的认同，也有某种血缘的联系。比如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以炎帝或黄帝为其始祖，自称是炎黄后裔和炎黄子孙就是明证。历代朝廷将炎黄二帝立庙或设坛祭祀，尤其清代将炎帝、黄帝同伏羲一样以“三皇”身份而立庙祭拜，并遣使在其陵冢祭奠，就说明了炎黄二帝在中华各民族中的崇高地位。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一批批炎黄子孙每年清明节或在炎黄二帝的生日、忌日，来到其曾生息的地方，焚香叩头，顶礼膜拜，就很能说明炎黄二帝和炎黄文化至今还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再说，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就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以寄托自己崇拜祖宗、热爱祖国的思想情感。所以以炎黄二帝为其始祖，炎黄文化为其精神纽带，更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构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五）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地域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虽则各地的历史文化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和内涵，但追本溯源，都与炎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广义来说，各地域文化都是炎黄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狭义来看，也都受到炎黄文化的影响。文献传说，炎帝、黄帝分别到过好多地方，可以说黄河、长江等流域都遗留有他们的足迹，其后裔也有迁往台湾等海外的，其文化传播就更远了。所以，地域文化的研究，离不开炎黄文化的研究。为此，新世纪以来，随着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一个研究地域历史文化的热潮也逐渐兴起，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先后成立了以“炎黄”命名的学术或文化团体，众多市县也成立起相应的学术或文化研究组织。这些学术团体在各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成果，促进了地域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炎黄文化研究也带动了其它古文化的研究，如华胥氏文化、伏羲文化、尧舜禹文化，等等。这既丰富了炎黄文化的研究内容，促进了炎黄学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各地域历史文化的深入发展。
（六）开展炎黄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寻根祭祖旅游文化的发展
可以说，寻根祭祖促进了炎黄文化的研究，反过来，炎黄文化又有力地促进了寻根祭祖旅游文化的发展。新世纪以来，在传说炎帝、黄帝生葬和活动的地方，如陕西宝鸡和黄陵、河南新郑、湖北随州、湖南炎陵、山西高平和长治等地，每年都要吸引数以万计的炎黄子孙来到这些地方寻根祭祖、旅游观光。尤其如陕西黄陵，近年来此祭拜黄帝的海内外华夏儿女，逐年递增，由最初的每年几千几万人增加到现在几十万成百万人。不仅如此，寻根祭祖旅游文化还带动了其他文化的旅游。如延安的红色文化旅游，西安、宝鸡的周秦文化和唐文化旅游。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拉动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炎黄学的未来发展
（一）编写《炎黄学丛书》
编写《炎黄学丛书》是炎黄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期内，主要以前面提到的几本书为主要编写内容。其后，逐渐分门别类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科技、伦理、法律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组织人力开展编写工作。
（二）举办“炎黄论坛”
举办“炎黄论坛”不仅是开展炎黄学研究的重要平台，而且也是普及炎黄文化的有效形式。近年来，几处地方如陕西西安、宝鸡，河南新郑，湖北随州等地陆续举办了多次炎黄论坛和研讨会，尤其三地（北京、陕西、湖南）联合轮流举办的炎黄文化研讨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讨会在推动炎黄文化深入研究，普及炎黄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在总结这些论坛经验的基础上，整合各方力量，继续办好炎黄论坛。尤其在论坛的质量上下功夫，做到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炎黄学研究。
（三）继续办好《炎黄文化研究》等刊物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文化研究》创刊20多年来，发表了需多有见地、有分量的作品，在研究和宣传炎黄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已受到广大学人、尤其是炎黄文化研究者的肯定和赞誉。今后应在提高办刊质量上下功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现在的每年两期增加到四期，以适应炎黄学研究的需要。同时，有关地方学会办的有关炎黄文化方面的刊物，在立足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同时，多关注海内外炎黄文化的研究和信息，不断提高刊物质量。
八、炎黄学研究的保障和措施
要实现炎黄学研究的总体目标，落实其研究课题，需要有一套切实可行、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措施。
（一）建立两支研究队伍
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实践表明，炎黄文化的研究需有两支队伍：其一是专业的，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基本力量，以从事理论研究为主；其二是业余的，即民间的，是以炎黄文化传播地的专家学者和民间爱好者组成，是以民俗和应用研究为主，这股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的炎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由地方业余性的专家学者和民间有关人士较早介入，逐步到专业人士的参与和研究。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学者投入到炎黄文化的研究中来，并加强专业队伍的培养，将有计划、有目的的分期分批举办炎黄文化研究（培训）班，一类是学术型的，吸收各地炎黄文化的研究者（专业、业余）参加；一类是普及型的，吸纳中华文化的热爱者（企业家）参加。通过适当收费或者赞助，解决所需经费。每期设为5—7天，每班20—30人。
（二）建立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
在建立两支研究队伍的基础上，选择在一二所大学或科研院所或炎黄二帝遗迹地及文化传播地，建立炎黄文化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集中人力、物力专门从事研究。如果说前者为面上的研究，那么，基地的建立，则是点的研究。点面结合，才可保证研究落到实处。
（三）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根据研究课题，在规范现有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联合召开的三年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的基础上，与有炎黄二帝遗迹地及文化传播地结合，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对研讨题目要拉入整体研究序列之中，避免重复、炒剩饭。
（四）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一是充分发挥国家级学术团体（社科院所、高校）和学者参与、研究的积极性，这是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且是保证炎黄文化研究上新台阶、建立理论体系的根本所在。二是充分发挥地方学术机构、学者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新时期的研究实践证明，炎黄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地方三个积极性的发挥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炎黄文化的研究是由地方推动的。所以，继续重视、发挥地方学术机构、学者和政府的积极性，是继续推动炎黄文化研究前进的主要和重要方面。
（五）设立炎黄文化研究基金
经费是研究得以持续深入开展的保障。为此，在当前各方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支持是不现实的。因而，应另辟财源，争取社会热心炎黄文化研究的团体、企业及个人捐资，设立炎黄文化研究基金，资助炎黄文化研究课题，或通过资源共享，即我出智、你出资的办法筹措资金。
（六）积极争取政府财政的支持
在设立炎黄文化研究基金的同时，向政府“项目引资”，即设计与政府意向相符合的课题，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尤其是炎黄遗迹所在地政府的支持。这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旅游经济和提高当地知名度、竞争力，纷纷出台政策，大造炎帝、黄帝故里，举办祭祀活动，这就为我们争取财政资金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七）建立课题招标和奖励制度
为了保证研究的水平和质量，给研究以导向作用，且使有限的研究经费充分发挥作用，建立课题招标和奖励制度。两年发布一次课题招标，五年评选一次炎黄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
九、结 语
炎黄文化研究已开展有30多年了，可以说，建立炎黄学的时机和条件都已基本成熟。当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一门学科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需要多人的参与，才能达到。何况对炎黄学这门涉及多个研究领域、上下数千年的学科，更谈何易。但是，只要我们努力、认真地去做，一定能够实现其预定目标。
（作者系宝鸡炎帝研究会会长、研究员。通讯地址：宝鸡市红旗路47号，邮编：721000 电话：13038493516 电子邮箱：hyr0925@sina.cn）
[①] 高强：《近百年来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和思考》，《炎黄文化研究》（第五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②]参见霍彦儒主编：《陕西省志 炎帝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629页；何炳武、刘宝才主编：《陕西省志 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476页。
[③]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26页。
[④]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⑤]景明：《神农氏 炎帝》，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⑥]《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⑦]《史前研究》1987年第四4期。
[⑧] 《华夏文明》第二集，1989年。
[⑨] 1989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
[⑩] 《中州学刊》1992年第5期。
[11]《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12] 《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
[13]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14] 《炎帝论》，三秦出版社，1996年。
[15]《炎帝论》，三秦出版社，1996年。
[16]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18] 三秦出版社，2009年。
[19]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20]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
[21] 三秦出版社，1992年。
[22] 中州出版社，1992年。
[23]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4] 学苑出版社，1994年。
[25]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
[26] 三秦出版社，2006年。
[27] 人民出版社，2008年。
[28]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2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30]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1] 三秦出版社，2002年。
[32] 人民出版社，1994年。
[33] 三秦出版社，2003年。
[34] 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
[35] 武汉出版社，2009年。
[36] 社会科出版社。2005年
[37] 岳麓书社，2002年。
[38]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 三秦出版社，2007年。
[40] 三秦出版社，2007年。
[41] 科学出版社，1985年。
[42] 齐鲁书社，1985年。
[43] 载《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44] 载《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45] 载《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
[46] 载《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47] 载《炎黄文化研究丛书》，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48]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49] 《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50] 《炎黄文化研究》（增刊）1994年第1辑.
[51] 《炎黄文化研究》（增刊）1994年第1辑.
[52] 《光明日报》，2007年4月5日
[53]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54]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55]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
[56]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57]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58] 中国古籍出版社，2006年。
[59] 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
[60] 武汉出版社，1993年。
[61]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62]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63]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64]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65] 张岂之：《关于<炎帝志>（终审稿）阅后的几点意见》，宝鸡炎帝研究会、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编《厥功甚伟 其得至大—《陕西省志 炎帝志》汇评》，西安出版社，2011年。
[66]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68] 和星亮：《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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