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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学社与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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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学社与道德实践
韩 星
段正元何许人也?现在一般的人把他当成一个道家人物,官方把道德学社定性为反动会道门,学术界相对比较公允的看法是民间宗教,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逆鲁迅先生之义而用之曰:"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以他为现代中国在民间弘扬儒学的真贞大儒。
一、段正元与道德学社
段正元,原名段德新,道号正元,祖籍福建省长汀县,四川威远县人,生于1864年4月1日。自幼聪颖纯诚,孝敬老人,尊敬师长,少有大志。七岁入私塾读书,过目成诵,背了不少儒家经典。但当时私塾不讲教育心理和学习方法,不能诱导儿童的个性,启发孩子的天才,只强调死背硬记,加之老师随时体罚先生,使学生失去了读书的兴趣。段正元由此就不愿入学,不喜读书。可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是不读书就没有出路,况且他出身于一个理学世家,不读书自然难免遭到家庭的谴责。稍长,段正元开始思考人生与社会,有疑问就向祖父请教:"人生除读书外,另有学问乎?"
祖父见问,心中暗喜,表面上还是说:"读书固有寒窗之苦,苦尽甘来,功成名就。"
段正元说:"入学中举仅为一身之荣耀,说虚名则可,何功之有?"
祖父说:"尔言固然有理,世俗人皆然。尔究竟有何志向?但道其详。"
段正元说:"孙儿以为,济世安民有功于天下方为真功,有德于万民,青史流芳方为真名。"
可见其志向之远大!后来,祖父、父亲相继去世,他与兄弟分家,与老母为伴,弃书,种地,曾从事农工渔贩等劳动,"多能鄙事",深知民间之疾苦。十四岁时,思想大变,认为自己农工商贾虽能精通,不过衣食而已,思考怎么能够与世有大功德。十五岁时母大病外出寻医半路上遇见龙元祖,请回家为母治病痊愈,遂欲拜龙元祖为师学医,但龙元祖惜传医术,反劝段正元学道,曰:"医乃大道之绪余,果明大道,识阴阳之妙用,握造化之枢纽,化育参赞,则医不待学而自精矣。否则为庸医,可以医肉身,而不能医性灵;可以医个人之病,而不能医全国全世界天下万世人之病。学之何贵之有?以尔之根器,欲学医其志岂不太小,不如学道。" 段正元听了这话深深地合着他的素志,便拜龙老先生为师。龙老先生赐道号"正元",传授他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学,并说:"孔子的学说,乃是真正可以实行的人道主义,大学之道便是人道主义的极则,可惜过去学者,只懂孔子的文章,不是拿来猎取功名,便是学得迂腐板滞,把真正可以救人救世推行致用的宝贵学说,当做理想空谈,深可叹息。"于是,段即随龙元祖入青城、峨眉山学道。经过了潜心精研和努力,十九岁段正元在青城山轩辕台,龙元祖授以先天专门大学之道,以及止、定、静、安、虑、得后天养身之法,以及天地、阴阳、吉凶、消长,历代治乱兴衰、祸福存亡、得失成败,各种道法并行之妙用,在八月十五日秋月朗明之时,一觉顿开,明心见性。
什么是明心见性?后来他在《元圆德道》中这样解释说:
是自性光明,晶莹澈耀,大遍三千大世界,细入微尘,凡往古今来,上天下地,所有万事万物,万理万法,无一不在照鉴之中,而无丝毫障翳,其中清净妙乐,无量无边,真正不可言说。……故明心见性之境象,必自己见过者始明白,否则任如何说,终难证实。
"明心见性"我们一般常在佛教中见到,指屏弃世俗一切杂念,彻悟因杂念而迷失了的本性(即佛性)。明心是发现自己的真心,见性是见到自己本来的真性。明心见性是佛教修持者梦寐以求之事。其实,"明心见性"是人们身心修炼达到天人合一时的境界,并非神秘不解。当然,要达到这个境界不是人人,也不是顺便就能够的,必须有慧根,并经过艰苦修炼,才有可能。
二十一岁家乡大旱,段正元遵龙元祖之命,又得老母同意,舍尽家财,赈济邻里,从此,家道中落,生活备受艰辛。二十二至三十二岁开始遵师教,外出寻师访友,证明明心见性时所见的虚实。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半年在家躬耕养母,教育子女;半年外出寻师访友,跋山涉水,栉风沐浴,艰苦备尝,正合了孟子三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三十三岁至四十五岁,在民间讲道,同时写成《阴阳正宗》一书。但没有钱出版,后来整理成《阴阳正宗略引》一册保留了部分内容,原书佚失。四十六岁身怀一块银元第一次进京,访到元人杨献廷。时杨由日本留学回国,在民政部供职。杨敬仰段正元的学识与人品,于是拜其为师,从此成为段正元传道授学,办道德学社的得力助手。1911年,段正元看到清政府气数将尽,革命风云渐起,一时难以施展抱负,便与杨献庭一起返回四川。1912年春在成都创办了人伦道德会,以提倡伦理、扶持人道为宗旨。会中供奉孔子牌位,每周六由段公开讲解四书五经以及三纲、五伦、八德。所讲内容皆由性分中发出,有问必答,百讲不穷。其时正值全国批懦反孔潮流活跃,曾有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学者到会中与段玉元论辩。段正元对他们进行了驳斥之后,依然办会如初。人伦道德会刚成立时,仅有会员十余人,后听众愈来愈多。由于听众不断增加,段的演讲竟延续了一百二十三周。其演讲记录后被编辑成《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外王刍谈录》等。
1914年复,段正元又携杨献庭等弟子再次赴京。1915年冬,河南籍国会议员陈景南(字尧初)拜段为师,这是一位对他后来的讲学传道事业大有帮助的弟子。在陈景南之后,又有数位当时的军界、政界要人执弟子礼。其中包括当时的陆军总长王士珍、内务总长孙洪伊、步兵统领江宇澄、警察总长吴炳湘等。在此期间,段正元及弟子在扁担胡同租了观音庵房三间,挂起"道德研究会"的招牌,作为在京讲学传道之所,并着手筹备建立道德学社。1916年腊月初八,北京道德学社正式成立,地址在西单头条胡同六号。学社社长为王士珍,社师为段正元。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及徐世昌曾亲笔赠送巨匾。弟子多为军政要人及留日回国者,段自称实现了其布衣教王侯之志。道德学社宗旨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道德学社的教纲为:"受恩必报,有过贞改,明善实行,诸恶不作,福至心灵,从容中道。"
北京道德学社工作的大概情况是:1、学社开办以后,段正元每星期日公开演讲一次,企图唤醒人心,移风易俗,匡正天下。其学说主要讲内圣外正修齐治平之道,也讲身心性命之法,其所讲皆性分中流露。段讲学传道时从不用发言稿之类,讲时由弟子记录,然后整理成册。2、经费来源照成都人伦道德会模式办理,即完全由弟子自由乐捐,决不花国家一分钱。办社初期,王社长及其它要人曾为经费忧虑,提议或由政府有关部门拨款资助,或为段正元在政府部门谋一职务。段正元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在学道之初,曾对师对天发誓,凡办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等一切道德事业,不用公家钱,不受国家名位,纯以师懦身份,尽匹夫有责之义务。"3、出版宣讲道德的书籍。社内设有出版机构,按期出版记录学社活动情况的《道德学志》及段正元的讲演记录。从学社成立到段正元退隐,二十年间,共出版《道德学志》八十一册,段正元的演讲记录三百多种。4、1928年以后,由于否定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道德学社的活动也深受影响。1933年冬,社员为救正社会风气,挽救人心,便自愿捐钱出力,创办《中和日报》,每日出两大张,逐日登载宣传道德文化的文章,散播到社会上。1937年,日本攻陷平津,难民众多,学社遂将办报的费用,完全移用到办理收容所的事务上,《中和日报》于是停办。1938年,学社在安福胡同七十六号报社旧址处,成立经学讲习所。在大栅栏七号,成立妇女挑花工作所,并在所中讲习儒家经典。5、北京道德学社的讲学传道活动截止到1952年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强令其解散。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不久,南京、汉口、杭州、上海、奉天、荥阳、随县、徐州、保定、天津等地即纷纷成立道德学社分社。备分社均由当地好道心诚人士,自愿捐钱舍地发起成立的。社内的组织工作情况,各因其地社员人数的多寡,事务的繁简而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分社不像总社那样每周一次演讲,而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有三次集会,向孔子行礼,或传达师道教训,或交谈修身体会,相互砥砺,平日则各务其业。如社中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难题自己又无法解决,便向总社发函请求段正元莅临指导解惑。段正元因此经常奔波各处讲学传道。1918年冬至,段正元在首次开说大法的隆重典礼上,被弟子们尊称为"师尊",这一称号从此被大家作为对段正元的尊称。 段正元在各地讲学传道,形成广泛的影响,在民间形成一般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战乱中成为保一方平安、挽世道人心的正面力量。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先后经历了汪蒋内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不安定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种局面,段正元从未袖手旁观,恰恰相反,他不辞辛劳,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之间,甚至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苦口婆心,试图说服他们皈依儒家道义,修齐治平,实现他以道德平治天下的宿愿。他曾先后与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何键、何应钦、蒋介石等多次会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1922年,卢永祥拜会段正元,求消弭战祸及永久安邦之道,段正元告以"求和平不如求平和",希望他能够发起永久平和大会,并通电全国,卢永祥当时答应,但后并未做。1924年,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段正元答曰:"当今之世,必行王道以教民,而后天下可以一。一者何?仁也。以仁心行仁政,天下之人归心焉。"反对以武力统一,但吴佩孚亦未照此去做。1930年冬,蒋介石两次会见段正元,段正元进以四字:"谦让和平",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德政治国,借以消弭内战,解民于倒悬。可惜,这一切都落空了。七十四岁芦沟桥事变,段正元声明退隐。各地道德学社改变功能,办难民收容所等。他本人从此不穿绸衣,以恢复布衣之身。1940年1月26日辞世归天。
犹如孔子在世和去世时弟子们对其时的赞扬、敬仰、崇拜一样,段正元世和去世时弟子们也是推崇有加,认为是孔子之后的大道传人。段正元去世后若干年,有弟子整理其遗著和讲经说法的讲义,汇编成《师道全书》,由香港启明书局出版,1991年再版。在《师道全书》《卷首》有这样的评价:
……师尊秉受全体天命,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实行人道贞义,缔造世界大同为己任,期代了孔子暨各教圣人未尽之志。发愿之后,始终如一,其救世救人之实行实德,坚恒不怠,坚苦卓绝,无以复加。所谓造次必如是者,颠沛必如是者,侍侧弟子皆亲见之。至于道法并行之征验,过化存神之妙迹,均有记载,毋俟赘述。乃以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合,奈何徒唤。
《大道源流》《述言》 也这样说:
师尊传道立教,济世渡人,无上坚苦卓绝,六十余年如一日之实际,乃恍然为不厌而诲不倦之真精神,实与天覆地载,天高厚地,同其悠久。自非贯通天地人,备具智仁勇,出类拔萃之大圣人,莫能全其分量。……然如斯大愿力,大性分,大经纶,又非如理想家、文章家,尽有空谈,毫无实事,乃是大而天地民物,细而日用寻常,举凡一动静,一事物,一衣服饮食之微,亦莫不踏实认真,克勤克俭,适合乎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符节。
由于段正元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能合一,无奈之际选择了以道德学社作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手段。"泛言之,即是将历来圣圣相传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固有道德,发挥于世界,使天下之人皆知道德为人生之根本" ,所以,办道德学社并不是他的本意和理想,而是他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行为。
二、实行道德与实现大同
段正元虽然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但从其一生的演讲记录来看,思想极为丰富,主要有:(1)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道德文化,这是指"道统"、"中道"和"师道"的统一;(2)认为孟子之后大道失传,并通过对儒家基本经典,如《大学》《中庸》《论语》疏解,批评汉宋后儒对原始儒学的误解、扭曲;(3)反思、批判和兼容道、佛、以及耶、回,以儒为主,整合多元宗教文化;(4)由于儒家之道是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道,儒家之教能够兼综和合,解决其他各教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人类未来应该万教归儒;(5)只有中国文化才能使天下太平,世界走向大同;(6)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发掘儒家性命双修的归旨,解决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
道德不仅是段正元学说思想的主干,也其一生实践实行的中心,这一点仅从其所办的"人伦道德会"、"道德学社"以及许多演讲记录学以道德命名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回答"你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的提问时,明确表明自己讲学传道的目的:"中国有一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并发扬光大之。"
段正元认为,他所讲的这样的"道德"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继承、发扬、光大这个道德思想的传统。段正元对弟子一再强调,只有实实在在地去实行《大学》之道德,"方是修持人之根本"。 在《道一》中讲:"圣人之道重在躬行实践……圣人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非空谈理想。"又在《道德约言》中说:"圣人之言是由躬行实践,一一做到,由性分中流露出来,发为文章,故能永不垂灭,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1919年秋,有美国传教士何乐意拜访,问段正元,"贵社讲道德,何为贵?"段正元答曰:"重在实行。凡中外古今之圣贤他佛,无不是实行实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后来,他的弟子在回答道德学社的来访者所问"现在社会上道门甚多,不知贵社师尊所讲的是什么道"和"贵社与其它道会有何不同"时,他的弟子说,"现在社会普通流行者固多,只可谓之法门,不得谓之道。何故?相传道家有三千六百旁门,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儒家有诸子百家,惟各大圣人得道之全体大用,惟各大圣人所传者皆是道,其余各得其偏,皆是道之法门。" 段正元所教人们的不是素隐行怪,书符念咒,更不是参禅打坐,静坐孤修等。他所传授的学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诚正、修齐治平这些道理,以及止、定、静、安、虑、得这些大法。总之,所有学问全在行住坐卧视听言动之间,行之至平至常,而用之则至神至妙在其中。
他肯定中华传统道德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是段正元一生宣讲儒家真义,汲汲以求的最终目的。他说:"道德为立国之根本。中华古来君相师儒,以道德立国教民,故万民乐从。因大道不明,暴君污吏,将道德失丧;又加之理学文章之徒,剿袭圣经贤传,反晦大道。故后学书生所学非所用,老成者,迂酸腐败极点,聪明者,奸谋狡诈莫测。故西学东来,不知真道德。自命维新者,大辟前圣先王之教,不能富国强兵。不知我国家不能富强者,实由背弃道德,自专制而专横,上下相隔,不用贤才,私心为国。非先圣先王之道德,不能治国安民也。益以昏君贪官,嫉妒人才,自饱私囊,上下视如仇敌,国家人民一盘散沙。将先王之道德仁义,作为纸上空谈。欺骗良民,以求所欲。官吏私囊既饱,人民财产一空。民为轻,官为重,朝野不一心,国家从何富强?常言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此一定之理也。如能以民为重,爱民如子,国不求保,而民自保之。前有国而亡者,皆由其不保民。民不保则国自亡,理势所必然。古今无道德之君相,欲保全一家一身之禄位,到头杀身亡家,不但不能自保,而且遗臭万年。今人共睹共闻之。凡君相不能根据道德由仁义行,纵私心费尽,巧谋百出,终必失败。自杀主义,焉得不败?为身身不保,为家家反破,为国国必亡。间有祖德前根深厚,或能侥幸一时,终仍德尽必灭,且殃及子孙。此历来世事之显然者。凡圣贤、君子、真英雄、大豪杰、以道德为心,开诚布公,有大公无私之言行,先成人之事,济人利物,不为保全禄位,不争势力,不废公理,不讲强权,不为身计、家计、子孙计,而身家子孙,自长存于世。馨香俎豆,万古千秋。古今中外,能如此者,皆是英雄转为圣贤之人格也。否则,假英雄以强权为公理,势力为能事。借假道德仁义,欺骗愚民;以笼络手段,欺骗军士,以逞其所为,其能轰轰烈烈,侥幸一时者,还有祖德前根在也。如德尽必灭,虽为一世之英雄,而受万民之唾骂。纵不杀身亡家,灵魂亦要堕落三途之苦,永不超升。真是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灾及其身者也。此何故?因大道不明不行,黑暗世界,顺魔鬼气数,造假英雄,不知足不知辱,明为英雄造时势,暗实小人盗贼心。实为娑婆世界之撒旦,苦海世界之魔王,此亦非人甘愿为之,乃恶气使然,顺私情所为。魔鬼极乐世界,小人行险侥幸之时,亦是气数之天随人愿,无道德之世界也!"
面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段正元将解决中国政治危机,实现人类大同作为他讲学传道的最终目的。他以真贞良心审察当时社会,认为中国当时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民痛苦已极",不是兵甲不坚,治制不完,科学不备所致,而是中国人遗弃中国的正统道德思想,而"为他方贩来之凶恶思潮所迷惑所欺夺",弄得"不可收拾",并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来证明,认为"法律严密,兵力强盛,经济充裕,皆非治乱之具。" 他在民国六年立下的传道办道志愿十八则,就是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中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八条,充分表现出段正元试图以儒学治平天下的愿望。其十四条:爱身、爱家、爱国、爱天下、爱人、爱物、爱众、亲仁。其十五条:实行人道本元,相亲、相爱、相扶持,以天下为家乐。其十八条:人能弘道,使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个个安居乐业,人人享真贞道德自由平等幸福。他坚信:"大同世界必以中国固有道德文化善推行之方能达到""试看将来大道一开,平天下不以武力,不以强权,不以经济压制,专在实行道德。"只有"中外皆实行道德,无种族,无国界,无教派,无竞争,相亲相爱,以道德为主,国家有真主,天下太平矣。" 这便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必由之路。
如何以中华传统道德推行世界,实现人类大同? 段正元认为应从以下三事实施,方能奏效。
其一,综核名实。即"发一令,必谋一令之效。没一官,必举一官之实。用一人,必尽一人之才。作一事,必如一事之分。全国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文武上下,各尽其职。自然无事不办,无政不行,无国不治。"
其二,表彰先圣。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乃上古圣人的创造,古之圣人,是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欲水木之绵长,必须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必须表彰先圣,此必然之理也。" 因此,他极力反对近代以来国人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孟,数典忘祖的作法。
其三,尊重师道。他指出,国家道德风化之盛衰关键在于教育之兴替,而教育之兴替则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师道。段夫之对师的要求很高,要有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真智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这样方能长治久安。 在《道德和平》一文中,还列了一节"教育根本首在尊师重道","欲世界大同,要先立师道",把尊师重道提高到世界治乱的高度,"世界之治乱表面关于国家之政治法律,里面实关于师儒之学说。" 段正元对师道的议论是对儒家师儒之说的发挥,更具有社会意义。
三、道德认同与道德建设
段正元通过演讲以及出版演讲稿,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形式,广泛地传播其道德思想,使得道德学社的社员对道德形成了一致认同,在20世纪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显示的是积极向上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效应。北京道德学社的讲学传道以及社会公益活动截止到1952年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强令其解散。在全国各地的道德学社也先后陆续"转轨"(改变性质)或解散。50年代还可以,到了"文革",北京海淀善缘桥段正元陵园被破坏殆尽,各地的社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抓进了监狱。值得提及的是,即使在非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下,道德学社社员内心埋藏的道德种子仍然保留着,在关键时刻,往往还会放射出璀璨的光辉,显示出中华道德文明精神的巨大力量,对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仅山西孝义道德学社候右诚先生的事迹来进行说明。
山西孝义道德学社是1936年由候右诚、焦延甫等人发起创立。张鸣和先生在其《建议恢复孝义道德学社》的文章中写道:"从1936年到现在已经六十多个年头,我不知道现在的五爱学子能不能知道德学社这个名字?1936年正是抗日战争暴发的前夕,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当时黑云压城、长夜难明,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找到一条通往大同世界的光明大道,由当时孝义县的社会贤达、仁人志士:候右城、张景良、焦延甫、冯季重等人共同发起筹建了:以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为宗旨的一个学术机构──道德学社。学社讲述四书五经,宣扬仁义道德,在阎锡山军阀封建统治和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漫漫长夜中,点起了一盏明灯,为处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中的黎民百姓在心灵上找到一片静土乐园。现在时过境迁,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确实是值得大笔一书的好事、盛事。现在60岁以上的、在道德学社受过教育的老人,无不怀念那难以忘怀的岁月。从校门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到跨入庭院后所看到的花草树木、讲堂礼堂、名联画像、佳句格言、花廊曲径、凉亭醴泉,还有那郎郎书声、丝竹管弦,那是一副多么令人留恋陶醉又肃然起敬的历史画面啊!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曾经集聚了汾孝一代的博学多才、开明有德之士,办起了经当时阎政权省教育厅批准的尊德中学(附设小学),为挽救传统的中华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对他们进行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深造学习锻炼而最后成为我市我省以致于国内港台地区有一定贡献的专家、教授、工程师、企业家、甚至省地级领导干部,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它说明道德学社不是一个空洞说教的学术团体,而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了很大力量的学校。"
候右诚出生于1892年,享年108岁(1892-1999)。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界的模范人物。据《人民日报》1997年6月27日和6月29日报载"候右诚老人,现在仍思维敏捷,精神不衰,……生命不息,办学不止。他先后被评为全国建康老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山西省劳动模范。他的办学事迹,多次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华语、德语、英语向全世界广播,并被山西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百岁老人候右诚》"、"候老年轻时……为抵制日寇奴化教育,他与同道友人创办私立道德学社。日寇投降后,又创立私立尊德学校。一九八一年,九十高龄的侯老壮心不已,联络了十几位退修教师,开办'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五爱学校'"。
关于成立孝义道德学社,据《候右诚自传》记载:"孝义道德学社成立的缘起,是由于一九三四年秋,经友人吴庭荣把北京道德学社原创办人段正元师尊所著的《大同真谛》介绍给我,我阅后,我觉得他的宗旨完全是大同主义,讲的是创造世界大同的道理,与其他劝人为善的会道门不同,从此我就有了羡慕的信念。一九三五年夏,我去河南办理铺事,办毕返里绕道北京,经乡友孟子蘅介绍,即参加了道德学社。听了段师尊数次演讲,使我心中开始有了做人的方向。于一九三六年夏,偕同张少房老先生前往北京参加段师尊的寿辰纪念,恰遇晋南猗氏县狄楼海先生(清朝进士)亦到北京,同时提倡祈祷世界和平(他是太原道德学社的副社长兼主讲)。他厌恶政治,走了避世的道路。因为山西参加道德学社的人很少,我们与他见面后,说起我们亦愿提倡道德事业,他很赞成。于是我们返县后,即联络地方各界人士,发起成立道德学社,以作为办理社会事业的基础。因当时部分知识分子感到政治腐败,封建剥削与统治的社会黑暗,亦有使人存心向善,提倡道德,挽救人心的愿望,所以一听道德学社是一个提倡道德的团体,都极表赞同。……故在当年秋天,便成立了道德学社"。当时的孝义道德学社"每逢礼拜讲讲段正元的著作",但是,国破家亡,夙梦难全,1938年春日寇入侵孝义,四处抢掠,弄得鸡犬不宁,儿童失学流浪。他和杨礼周看到儿童失学是祖国实现救亡复国的一大损失,就在学社内筹办了儿童讲习班,借以避免儿童受日本奴化教育,后来发展为"尊德中学",直到解放后移交孝义县教育科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之对道德学社的兴趣和艰难办道德学社,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看不到出路的一种人生追求,段正元的思想和道德学社的活动给了他精神的支撑、人生的信念。可惜,在那样的时代,道德学社"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理想没有实现的机会和条件,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投身教育事业。这奠定了他后来的人生方向--这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在《自传》中,候右诚先生回顾了自己解放前、解放后服务社会的许多方面,如"恢复孝义古会,重修振兴市场","修护村埝,设闸防洪","保存民房,安定居民","推销焦炭,繁荣经济","规划新城街道,奠定建设基础","修建张家庄水库"等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办学校,培养人才。这些实际作为,显然都贯穿了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基本信念,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生动体现。例如,他在95岁高龄看到许多孩子由于贫困失学,便不顾家人的反对,说服了儿女,不但支持他办学,还捐钱,与几位老先生办起了"五爱学校"。五爱学校作为私立学校,在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强调从德育教学入手,使学校多次被上级评为"文明学校"、"模范单位"和遵纪守法的"先进集体"。对于侯右诚的独特人生,正如他的儿女们在《无私忘我,既勇且刚--写在父亲百岁寿辰之际》一文中所写的:"也许因为父亲的前半生经受过过多的屈辱和磨难,因而形成了他耿直刚强的性格;也许是由于深深体味了旧社会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因而铸就了鄙视权贵,造福大众的坚定信念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因此,当他辞离了长期的店员生涯之后,就抱定了这样的决心:抛弃一切功名利禄,办几件公益之事,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也许正因为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开始有了恢复道德学社的呼声。张鸣和先生在其《建议恢复孝义道德学社》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志士仁人做过许多的探索,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以俄为师,都获得了一些益处,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今天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反思过去,应当在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大力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以我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如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东方文明乃仁义道德,而西方文明不过坚船利炮而已!'我们应当充分继承和发扬儒学的道德文化精华,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的新的更加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东方经济文化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的明天!怀着以上这些想法,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我认为应该为中华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候公佑诚曾几次谈到恢复道德学社的愿望,我都极表赞同。……恢复和重建孝义道德学社必将推动孝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形势喜人,时不我待,恢复和重建孝义道德学社此其时也" 。这里我们不讨论恢复道德学社的问题,但是应该肯定道德学社在民间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肯定社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持真贞良知的道德种子,想方设法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的行为。这些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应该对段正元和道德学社进行客观的评价,充分肯定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社成员的道德认同对于我们今天道德文明建设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建设由于失去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厚滋养,许多地方流于形式主义和假、大、空,造成了整个社会基本道德素养的缺乏和全民族实际道德水准的下降。好在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党中央已经颁布了《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道德建设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问题关键在于实行。我认为,在当前中国这样的实际情况下,除了政府的号召,各单位各部门自上而下的宣传、推行,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扶持和帮助类似道德学社这样的社会团体,在民间形成一股积极的、健康的力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为基本资源,通过复兴以道德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韩 星,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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