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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与大教育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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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与大教育体系的构建
作者: 西安中和书院  贺联彬
 
【内容提要】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质是:用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用文化重建社会秩序。“用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就是用文化化“人”,应以教育为路径。“用文化重建社会秩序”就是用文化化“社会”,当以文化的话语权建设为核心。
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道德滑坡、伦常败坏、公平缺失、正义匮乏和生态恶化等“社会失序”现象。究其根源,“教育不能传道”是罪首祸源。教育无“道”必致国民无“德”、社会无“序”、政府无“力”、民族无“魂”。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体制内的国家教育是宏观的“造就强国” 之路,是“自上而下”的路径;民间化的社会教育是微观的“培育新民”之路,是“自下而上”的路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教育系统的融合与协作,就形成了中国的大教育体系。
文化强国战略是“官民结合,携手并进,相互促进”的全民族事业。当代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必须要学会与政府合作、与有话语权者合作,必须要学会做政府的“补台”者和“引领”者,而非“拆台”者和“对立”者。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历史潮流中,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大道”,将在中断400年后重建于中华大地。 
本文的阐述从对“文化”和“道”进行界定展开,以“文化传承,从我做起”作结尾,共由六个部分组成。
 
1.对“文化”、“道”与“秩序”的界定
1.1 文、化、人文、文化
   本文既然围绕“文化”展开,那么,首先就要用汉语体系对“文化”和与之有关的一些字和词进行界定。
   “文”字有着多重意思。例如,《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象两纹交互也。”《易传·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尚书·舜典》疏曰:“经天纬地谓之文。”“文”最初的含义是由可见而具体的纹理交错而成的视觉形象,后来由具体而变得抽象,进一步引申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法令条文、礼乐制度、文辞文采等诸多含义。
“化”有改易、生成、化育之意,可进一步引申为教行、迁善、化而成之之意。例如:《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说文》:“化,行教也。”《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
“人文”一般与“天文”对称。例如,《易传·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伊川易传》解释说:“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查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如果用今人的话来概括,可以简略地认为:“天文”是自然规律,“人文”是社会道德规范。
在汉语系统中,“文化”是指“以文教化”,与“武力”相对。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从中我们能够看出,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是恩威并施、文武兼用的。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文化”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譬如,喝酒被称为“酒文化”,饮茶是“茶文化”,吃饭是“饮食文化”,洗脚甚至被冠之以“足道文化”。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强国战略”,其本意涵盖了用文化来提升国民素质、用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用文化来构建国家软实力等意义,这与文化在古代的意义是非常接近的。
1.2 道、道统、学统、文脉
“道”的本意是人走的道路。“道”可以引申为两个意思,其一是“事物运动变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和法则”;其二是“万物的本体”。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说:“道”是个人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道”是社会运行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道”是构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秩序的共同规则。
“道统”有多种界说,笔者在这里所称的“道统”就是“儒家道统”。是指“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它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祥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伟人、先哲和儒家圣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韩愈、程、朱、陆、王等所传承之道及道的精神、传道的统绪”(韩星《中国文化通论》第117页)。与这个道统相生相伴,为道统进行学术论证,作为学术基础的就是“学统”。“学统”具体化为“文脉”。“文脉”是记录和传播“道统”的重要载体。“道统”说的首倡者是唐代的韩愈。在佛教对儒学形成巨大冲击时,他为了对抗佛教的“祖统说”,提出了儒学的“道统说。”而广义的道统指的是“中华道统”。因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和主流,因此中华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华道统的核心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孙中山先生称自己继承了儒学道统。他曾对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先生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满清帝制可以被废除,道统却万万不可废除。他深知“革命”思想对“中华道统”的巨大冲击。可惜中华民国的“政统”最终没能以“中华道统”作为依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政治出现了大裂变,传统道统彻底断裂,至今没有回复。
1.3 “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延绵不绝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道”。“道”既然是个人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既然是社会运行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那么,“道”就是构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秩序的共同规则。
蕴含了“大道”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国家、社会、民族和世界都有着重要价值。文化可以让人生很充实,有了文化,很多人就不用再到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寻找真实;文化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有了文化,很多人就不会沉迷于低级趣味而无法自拔;文化可以让人心胸宽广,有了文化,人与人的争执就会减少;文化可以让人谦卑,有了文化,个人努力奋斗的事业才会“得道多助”;文化可以让人自信而从容,有了文化,人生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文化还拉近政府与民众的距离,有了文化,政府就可以把大笔的维稳经费用来改善民生;文化可以养浩然之正气,有了文化,我们这个民族才有生生不息的动力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所以,文化是人生最大一笔财富,文化也是社会、国家和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简而言之,文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构建社会秩序”。
 
 
2、当下社会危机的根源:大道废弛、文化衰败
2.1当下最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失序。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能够深刻感知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存在问题的国家,从古到今的任何国家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今的中国自然也不会例外。据笔者的观察,当下中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国民无“德”。很多国民道德滑坡、伦常败坏、信用缺失。
其二:社会无“序”。官商勾结致经济混乱,中国尚未建立起以商业信用为基石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极度浮躁、社会极度功利化。
其三:政府无“力”。贪污腐败横行,却难以有效遏制。群体事件不断,却难以找到根治之路。国际环境凶险。
其四:民族无“魂”。整个中华民族缺失精神家园,失魂落魄。
2.2当下社会危机的根源:大道废弛、文化衰败。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几千年来儒家所追求的王道政治理想的基本内容。同时,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基础。可是,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反孔批儒运动”导致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断裂,礼崩乐坏,道丧学绝。当今中国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延绵了几千年的“大道”被割断,在丧失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后走上西化道路,“以夷变夏”的结果。
2.3、文化复兴的前提:重建道统、接续文脉。
拯救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最好途径就是拯救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延续性和再生性。对于中国而言,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被割裂的文化重续起来,把遗失的中国文化精神再找回来。
“道统”断裂的时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危机最严重的时代。我们今天谈论“国学与道德”的重建,应该被置于“重建道统、接续文脉”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
2.4中华民族的文化衰败始于明末清初。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国的“文化危机”不是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不是始于“严重西化”之后,不是始于“推翻帝制”之后,也不是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始于明末清初之际,延绵至今。这种历史悲剧的总根源就在于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
其历史渊源是:清初的统治者一方面把程朱理学教条化、封闭化,另一方面又强化专制统治,对知识分子残酷镇压,从根本上遏制了“道统”对统治者的制衡作用。清朝统治者通过对儒士社会价值的阉割,阻断了“道义”对统治阶层的约束力,造成“民弱”而“国强”的假象。这种扼杀民智、破坏社会力量平衡、摧残社会创造力的所谓“治国方略”,在“文革”期间更是达到了极致。
2.5文化强国,正当其时。
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华民族一直生活在离开了圣人的“万古如长夜”般的岁月里。邓公开启的改革开放大业行至今日,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光明”。在轰轰烈烈的物质建设运动中,社会个体终于得到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各种行为、欲望、追求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展示了“真实的自我”。正是在个体的“堕落”和社会的“沉渣泛起”中,我们才意识到道德的可贵、民主与法制的价值,意识到失去精神家园的悲惨。我们这些丢失了中华民族魂魄的不肖子孙才有了今天的痛定思痛。
因此,现在的中国虽然百弊丛生,却也是这几百年来最大有可为之时。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的当代知识分子正肩负着匡扶华夏的历史使命。
 
 
3、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质:用文化重建秩序
3.1文化强国战略的两件要事:化“人”和化“社会”
优秀文化的价值世人皆知。但是,如果动机不纯、方法不对就会使文化建设事业流于形式。文化强国战略究竟能否取得成效关键要看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实事。具体而言就是两件实事:化“人”、化“社会”。
用文化化“人”就是要用文化提升人的境界,变化人的气质,影响人的行为,实现“存道于己身”。化“人”的核心途径是教育。化“人”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者的“外王”的过程。化“人”的工作就是“大学之道”所讲的“亲民”。当然,文化传播者在“外王”之前首先要做到“内圣”,也就是“大学之道”所讲的“明明德”。
用文化化“社会”就是用文化的理念指导社会规则的制定,让文化有话语权,让文化真正地指导民众的行为。 文化化“社会”的核心途径就是社会尊崇文化,政府敬畏文化。文化化“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群体的“外王”过程。化“社会”的目标就是“大学之道”所讲的“止于至善”。
“内圣外王”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大学之道”所讲的“止于至善”
     在指导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主流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具体而言,至少包含以下九个方面。
3.2用文化开启幸福人生
佛家说“人生苦短”。人生的“短”是显而易见的。地球已经有数十亿年的历史,人类至少已经出现了几百万年,人类有记载的历史约8000年,而我们人类的寿命却难及100年。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去向哪里?生与死的关系是什么?人的归宿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从文化里寻找答案。而很多人的人生苦恼也正是来自于文化的贫乏。
用文化培育新民,最基本地就是要用文化开启人生的幸福。
3.3用文化构筑精神家园
    用“失魂落魄”来形容我们当下的民族状况,是非常贴切的。只有用传统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最大限度地促进民族的团结,建立起稳定而持久的凝聚力。
3.4用文化构建经济秩序
当下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掠夺式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普遍存在信用缺失的社会里不可能建立起市场经济。我们见个太多草菅人命的经济行为,其背后的推手就是道德滑坡。文化理念能够规范经济人的行为,使其产生对规则的敬畏,其作用比法律更强。
中国经济发展更有着深层次的隐忧。那就是政府的“与民争利”行为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引导政府实施“藏富于民”,必须要从文化理念中寻找答案。
3.5用文化规范社会关系
社会价值导向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形成了许多畸形的社会关系。文化最大的作用就是它的价值导向作用。合理的价值导向最终首先形成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形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3.6用文化推动政治进步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数十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的职能和身份经常错位,已经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另外,社会稳定问题、法治社会建设问题、政府权力如何得到有效制约等问题都亟需解决。下面,笔者分三个主题进行论述:
第一,关于社会稳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路径主要有两种:武力维稳与文化维稳。严重的贪污腐败和行政不作为,已经使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在此情形下,武力维稳往往治标不治本,往往使矛盾和冲突升级。在此局面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从文化理念中寻找智慧。
第二,关于“德治”与“法治”问题。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秩序侧重的是德治,具有中国传统的特质。以“公民和民主社会”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侧重的是法治,具有西方现代性的特质。当下中国是既缺少德治,又缺少法治的。
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德治”是最好方案。但是,“德治”的实现必须要从文化高度和个体内心世界两个领域进行建设,难度大且周期长。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在着手建设“德治社会”的同时,加快“法治社会”的建设可能更有实际意义和价值。人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因此,法律可以被称为道德的边界。如果法制真的深入人心,道德还会远离我们吗?对于一个既没有道德,又无视法制的人来讲,法律有着比道德更重要的实用性。道德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但是,在当下中国如果降低法制建设力度,甚至主张用“用德治代替法治”,这种见地是肤浅、幼稚的,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三,关于政治生态失衡问题。
当下最严重、最根源性的政治问题,就是“政治生态失衡”问题。即公权力系统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民众的力量过于弱小,导致“国强而民弱”,使政治权利无法被监督和制约。
但是,国家的真正强大来自于民众的强大,而非政治的强势。没有民众和社会的强大,国家的强大就会肤浅地停留在表面。国家政治进步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民众的“觉醒”和“独立”,而非执政者的“自觉”和“强势”。因此,当下政治进步的核心路径是:培育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用社会力量监督和推动政治进步,最终使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达到平衡状态。不如此,连“反腐败”的目标都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3.7用文化促进民族团结
    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理论,是形成中华民族几千年团结稳定和邦域稳固的重要因素。当下的台湾问题、港澳持续稳定发展问题、海外华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可度问题、疆独问题和藏独问题等问题的解决,绝对要充分利用好“文化”这一的“利器”。
3.8用文化指导外交战略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有着不同文化理念的族群间的冲突是造成国际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性冲突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
中国的儒家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王道政治”、“天下大同”等文化理论对指导今天的中国外交有着非常实用的价值。
3.9用文化维护生态平衡
   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至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道教和佛教的文化对“自然”、“生灵”、“环境”的理解更有着宗教理念上的深入性和彻底性。对环境的保护,仅有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用“节制”、“和谐”、“万物一体”等理念来阻止人类的贪婪和自私。
3.10用文化实现民族复兴
没有文化的复兴,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
 
 
4、文化强国战略与教育体制改革
4.1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教育乃“国之重器”。 学习,促进个人的进步;教育,推动社会的进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如果不在教育事业上下真功夫,如果不能用教育传播“大道”思想,“文化复兴”就是一句欺世盗名的空话,“中国梦”就是白日梦。
教育自古就是文化建设最重要的途径。在古代,“儒以道得民”,“师儒”是儒家的基本社会角色。传统儒者致力于私学和社会教化,其最高理想是取得“为帝王师”的地位,诱君入道,以道统制约和规范政统。其中,“道”是教化的核心内容,而教育成就了儒家。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受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形成了强大的集权式官办教育体制,而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获得了重大发展,许多民办大学也只是官办教育的复制,还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
孔圣人开创民间讲学,结束了“学在官府”的文化禁锢制度,把文化从统治阶级的专属品变成了社会的共有品。通过民间讲学,孔圣人把“道统”和“政统”两分,为儒家“为帝王师”打下了基础。通过对“天道”和“人道”的阐发和设计,孔圣人构建了儒家人文精神的基本框架,开启了对社会最低层民众的关怀和重视,也构建了社会的道德规范。孔圣人的功绩的确至高至伟,至远至深,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4.2不能“传道”的教育就是落后的教育
教育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培养学生独立健全的人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但是,体制内教育的最大弊端是:过度的功利化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扭曲了教育的目的。
“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犹在耳畔;南怀瑾大师的最后岁月居然是办“小学”,让世人唏嘘不已;荡漾在汤池小镇的圣贤文化让我们窥见曙光,惊喜不已。传统文化此时还不复兴,更待何时?
教育无“道”的后果极其严重:教育无“道”必致国民无“德”、社会无“序”、政府无“能”、民族无“魂”。
4.3教育功利化的根源:无能、无耻与无知
中国教育的落后,主要是教育功利化导致的。教育的功利化主要是政治功利化和经济功利化。教育的政治功利化反映了政治智慧的匮乏。而经济功利化的成因来自于“政府的教育财政制度”、“市场经济的逐利导向”和“家长极度功利化取向”这三个方面。
概而言之,教育功利化的根源就是:无能、无耻、无知。
 
4.4教育体制改革的三驾马车:政治开明、社会进步、民间先行
教育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教育去功利化。
当下的教育体制改革能否有效,关键就看在革除“教育功利化”方面取得了多少实效。教育体制改革的三驾马车:政治开明、社会进步、民间先行。
4.5中国教育的中和之路:用民间教化释放正能量
“正能量”是当下的流行语,不妨拿来一用。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可以说现有的教育一直走着“旁门左道”和“歪门邪道”,不停地释放“负能量”的。而且,“负能量”积累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必须对教育施加“正能量”。当“正能量”的力量与“负能量”的力量相当时,我们的教育就“正常”了,就可以迈上“正道”了。
有一句老话说“不患朝中有小人,只患民间无君子”。意思是说,只要民间有许多秉承正义的君子,就不怕“庙堂之上”的小人了。还有一句老话说:道在民间,也就是说“正义在民间”。古老的汉字里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譬如“党”字,其繁体字上部为“尚”,下部为“黑”,合在一起就是“尚黑为党”。古今中外出现了许多如跳梁小丑般的政客,其卑劣行径把“尚黑为党”表现的淋漓尽致。的确,有许多正直的人“大隐隐于市”,而人间大道也往往只能体现在民间的“君子”身上。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中,正是这些君子们用“传道”的方式默默地释放着“正能量”。其行为正是我们所说的“民间教化”。
当下的中国,最需要这样的“民间教化”来释放“正能量”,以救治人心。
 
5、中国大教育体系概论
5.1体制内教育系统是“自上而下”的路径。
在教育体系中,体制内的国家教育是宏观的“造就强国” 之路,是“自上而下”的路径。国家教育体现国家意志,追求整体利益,这本身是理所当然的,无可厚非。
但是,政治意图绝不能“绑架”教育。《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国家意志不能远离正义道德,政治绝对不能过度影响教育。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教育被过度地功利化。
在文化建设方面,政府从来就没有“睡觉”!近年来,国家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努力促进全民学习和终生学习。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系统已经担负起社会教育的重任。笔者本人能够走进传播传统文化和推进社会教育事业,就是因为在北京和西安工作时,经常在图书馆大量阅读和听讲座的结果。
体制内的教育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利用,可以大有作为。
5.2民间教化系统是“自下而上”的路径。
    与体制内教育相对应,民间性的社会教化是微观的“培育新民”之路,是“自下而上”的路径。民间教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当下也已经蔚然成风。民间教化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农村、社区、单位、企业、社团都是民间教化“传道”的场所。
民间教育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慈善捐助、政府协助和经营收费。
民间教化事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传道”的同时,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验。这需要有大智慧、大勇气和大能力。像“郑州先锋学校”这样能够在传播文化、处理与政府关系、经济运作和社会影响等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机构,就是成功的典范。
5.3大教育体系的构成。
“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教育和“自下而上”的民间教化这两个教育系统的融合与协作,就形成了中国的大教育体系。同时,现有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进步,凭借大教育体系的形成才能真正地实现。
    这两个教育系统的关系是:兼容并包,分工协作,各自独立,相互影响。当中国的大教育体系构建起来之后,就可以实现以下的教育目标:
    教育的时间跨度:从摇篮到坟墓,学习必须伴随人的一生。
教育的空间范围:从农村到城市,从家庭到社会,从企业到机关,要建立起真正的“学习型社会”。
教育的开展形式:民间讲学、个人自学、社会助学、网络教育、学校教育、企业培训、踏足游学等等。
5.4构建大教育体系的两个要素
要构建起中国的大教育体系,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中国社会出现了能够担当道义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其二,执政党的先进理念得到了切实执行。
其中,前者提供引领中国进步的“智力源泉”,是重中之重;后者提供推动中国进步的“制度保障”。
5.5文化与教育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
文化强国战略是“官民结合,携手并进,相互促进”的全民族事业。在文化强国事业中,政府没有睡觉!执政党的先进分子一直是殚精竭虑!
当代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必须要学会与政府合作、与有话语权者合作;必须要学会做政府的“补台”者和“引领”者,而非“拆台”者和“对立”者。
 
 
6、文化传播者的自信与自觉:文化传承,从我做起。
6.1学习传统文化的实质:存道于己身
我们这个时代是“大家”和“大师”严重匮乏的时代。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了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中有高论者甚众,有德行者寥寥。
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从实质上讲,就是“存道于己身”的过程,也就是亲身践行、实证实修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革除陋习、改变自己的过程。“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是要用整个的生命历程去体证“道”的过程,正所谓“修身为本”。
6.3人生处处是道场:从外求转向内化
   我们今天的社会充斥着浮躁和铜臭气息。从个人到家庭,从学校到医院,从企业到机关,从社会到国家皆是如此。
《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修行者应该谨记的“心法”。修行者只有去除浮躁,做到了心意宁静,才能实现从外求转向内化。
6.5自信与自觉:文化传承,从我做起。
     很多对传统文化不抱希望的人,正是那些不能从传统文化中受益的人。传统文化能否复兴,文化强国战略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践行传统文化的人有多少。所以,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必须要展示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用行动去彰显“大道”。
 
【后记】由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主办的“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讨会暨第六届(2013)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工作年会”,将于2013年7月18日至21日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我所在的西安中和书院是本次盛会的协办单位。作为西安中和书院的一分子,我把自己对“文化强国战略”的些许理解进行了整理,形成了本篇拙作,作为我的参会论文。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引用的一些文字来自于《中国文化通论》一书。在此,向此书的著者,我的恩师韩星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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