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驰巍，44岁，十年前辞去央企总经理一职，专心读起哲学、国学，获得哲学博士之后再度下海，如今是某医疗企业的总经理。
无独有偶，另一位某外资银行行长，也辞了职专门来读国学。
他们都是复旦哲学学院“国学班”（全名为复旦大学“人文智慧课堂”国学与文化高层精修班）的学员。
这个国学班自2006年开设起就有争议，“赶时髦”、“三万八学国学值吗”的质疑不断。如今开班已近十年，学员前后超过2000名。
学得怎么样？
有人侃侃而谈文化自信，“以前眼睛向外，突然发现自己也有好东西”，有人也坦承“人到中年，心里有点空，来找地方去排解”……
今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从授课之初就觉知，这是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亲身参与了改革开放，如今带着疑问，想要从几千年的学问里，“提高思想境界，自己来解决自己的心”。
打进30万元，“学费就从里面划吧”
张松有两张名片，一张是“上海亚龙电缆公司董事长”，另一张是“复旦国学同学会会长”。
他2006年听说复旦国学班开班，拉着几位平日就喜书弄画的EMBA学友开始加入。那时国学班学制只有一年，后改为两年。
一个班70多位学生，每月集中上两天课，每次上课济济一堂，从早上9时到下午4时半，中午午休一小时。
内容，从国学导论开始，逐步进入“修身养心篇”的精读《大学》、《论语》、《老子》、《孟子》……再到“治世韬略篇”的精读《易经》、《史记》、《资治通鉴》……再到中国通史六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文学四讲、魏晋玄学……
两年，再算上游学，就能啃完这些？“精读课大多是老师嚼烂了之后讲给我们听，几乎不是原本了。”学员洒晓东说。多数人课后会花时间读书，以跟上课程；各班会额外组织游学，选文化之地现场讲课，请老师因地发挥。
“经、史、子、集”捋了一遍后，全班三分之二都没有离开，如学生时代一般，组织起国学社、禅学社、茶艺社、书画社……又“倒逼”学院推出了西学班、宗教班、历史班……还有学友自发组织起来读马哲。
国学班读完后，大多数人又集体再次报名“重读”西学，组成新一期西学班……
有学员家属疑惑：“怎么没完没了？”答，思想境界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要不断地对比、思考。而且讲课老师过几年会调整，听不同的人讲解，又是不同的领悟。
数万元学费对企业主来说，不算奢侈，奢侈的是时间。
张松对“复旦国学同学会会长”一衔尽心尽责，记住70多人的名字，把每个人的生日输入手机，定时提醒，集体庆生。
70多个人，中小民营企业主占据大半。有人携妻带子，一起报名；也有青海、甘肃的学员，每月打“飞的”来上课，因为“如果不来上课，对不起会长”。
有如张松这般真爱国学的—中国美院毕业，藏书超过1万册，现在依然坚持每日晨读两小时；课程讲到宋史，他将几十本关于宋朝的史书全部买来，有的还不止买一本，要送同学。
有人是来享受精神生活的。一对企业主夫妇，钱早已赚够，丈夫生了一场大病后，两人大彻大悟，开始读国学、读考古，梦想“在有生之年把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看遍”，并直接给国学班打进30万元，“学费就从里面划吧”。
当然也有不那么“纯粹”的。有年轻女孩来转了圈，发现夫妻档很多，“钻石王老五”却没有，很快退学；也有人来了先发一圈名片，却发现这种做法在这里格格不入。
“我研究的这些还有人要听？”
办学之初，关于国学班的争议不断—“不就是打着"国学"幌子的EMBA、总裁班？”
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郑召利说，能否生存，要由市场来检验。
2005年开始创办人文班（国学班的前身），首次开班是在报上登的广告，不少人拿着报纸找过来，一下子就满了。起初，没有精美的招生简章，一张A4纸打天下；没有“硬通货”文凭，依然持续了近十年。
“要想打开人脉，有沙龙、高尔夫，何必花这么多钱上没有文凭的人文课？”郑召利把国学班学员称为“有觉悟者”，因为“他们还有知识上的需求”。
商人们回校园，加倍珍惜，求知若渴。出门游学，抢着帮老师拎包；聚会，一定先把老师安排好。
复旦大学史地所73岁的文史教授周振鹤，三十年来在复旦校园“平淡而充实”地教书、研究，当初被邀请来给企业家讲课，他还自嘲：“我研究的这些还有人要听？”
结果学员的求知欲大大激发了周振鹤的兴致。他也不局限于自己的学术范畴，凡是自己感兴趣的，都拿出来和学员讨论。有次游学，参观某博物馆，一帮人站在大堂，听周振鹤对大堂格局设计的优劣分析，听了近一小时还不过瘾；周教授还可以娴熟运用闽南话、广东话、湖南土话和不同地域的同学交谈，成为国学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在学校里面教惯了书，王德峰从接触这帮商人之初，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群的特殊属性。
他们文化程度不一，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来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区域……但时代背景相似。
“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大都处于第一线，尤其是搞经济改革的，对思想和学问的领域产生了更多的渴望，他们带着疑问来，解决困惑，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是中国企业家现在的一个属性。”
“习惯了眼睛向外，突然发现，自己也有好东西”
王驰巍认为，需求，来自一种文化自省。
王驰巍1988年读大学，经济学专业，那时热衷西学，辩论会热闹非凡，除了体育文艺的尖子生，“有思想的人，能侃侃而谈的人”是学生中的偶像。
人手相传的是“走向未来丛书”、“猫头鹰文库”（上海三联出版的外国哲学文集丛书），学理工科的随口就是《存在与时间》、《存在主义》中的名句。
1995年，王驰巍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硕士毕业。“小平讲话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各地搞开发区、房产，搞保税区……上海也很精彩，那时大家都想怎么留在上海，怎么赚更多钱。分配14名研究生，最愿意去证券公司、银行，其次机关，最差是留校。”
最后，王做了董事长秘书。参与并购、投资，见证了风云变幻，还做过两年期货，“后来也不好，100个人里面剩1个人”。王说来这里上课的大多数人，是侥幸生存下来的，“淹死的不知有多少”。
洒晓东，“60后”，1983年上大学，先入国企，但因“那代人总是有点梦想”，2000年下海，去一家国内上市公司；“纳斯达克”梦想破灭后，又入一家私企，却发现大老板只有小学文化，“做资本纯粹是为生存，理念不一”；2003年，她自己创业，成立投资公司，多年来有成功有失败。
无论是王驰巍还是洒晓东，他们都在进入市场十年之时，渐渐感受到一种困惑，比如—EMBA里的西方企业案例，放到中国根本行不通；人好像变得功利了，什么都要用数字衡量了，员工的心也留不住了；企业的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赚钱？人生除了“挣钱、消费、投资”的单曲循环，还有其它模式吗……
王德峰在《今天我们为什么学国学》的演讲上解释了他们的困惑。
“西学的改造矫枉过正了。我们习惯了眼睛向外，突然发现，自己也有好东西。”王驰巍说。
“中国将来往哪里走，智慧和方向实际就写在国学里、史学里。”十年前，王驰巍辞职，开始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之后进入国学班，结束后不过瘾，又考上王德峰的博士生。
洒晓东给自己公司取名“得一”就是她从《道德经》中得到的灵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说的就是“一也者，万物之本也”。
“以前，什么都想参与、想做大。实际上，做好一件事就好。”洒晓东于2006年将公司规模收缩。
学习“放下、放下、再放下”
更多的人，有更具体的烦恼。
一位做医疗用品的企业主，在上了佛学课后，突然不淡定了。生产杀菌、灭菌产品，经常要用小白鼠做实验，她联想到佛学上的造孽杀生，求着老师给她一个“理论基础”。
一位企业主感叹：“去年公司税收1亿元，明年的就是1亿2，有时候想想，真不想做了，可是下面几百个人等着要吃饭，很痛苦！以前还想把企业做大，其实做大诱惑越多，风险越大，层层加码。”
还有一位，最近在纠结是否移民。“移了吧，外头空气好、水好，但是文化断层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验智慧，全在中国。移了民，我就彻底傻了。”临到移民的关头，他一个电话打给国学班老师，“钱已经投了，我到底是移还是不移？”
……
郑召利说，国学班不可能给出答案，要靠自己去悟。这也是国学班区别于一般的管理学、经济学课程—不教“术”与“器”，而是传“道”。
道，包涵价值观、道德、责任、大智慧(601519,股吧)……
“这正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社会责任。”一位国企的党委书记，想了想说。
还有一位做印染的企业家，一直在排污水，心中不安，在上完国学班后，他下决心说服团队、股东，配上净化设备。如今其它各厂均被要求整改，他因为走在前面，发展得更好。
洒晓东与合作伙伴已更多开始相约运动场，“赚钱好像不是唯一的目的了”。
而更多的东西不是解决掉的，而是转移掉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袒露：到这里是为了“疗伤”—“我们是人格分裂，有时候明明是胜诉的案子，却眼睁睁地输了……难道只能用更不光彩的手段达到目的？”他说只能尽量平时去做一些善事，义务帮忙打官司，以平衡心中的戾气。
另一位企业主李桐（化名）掏心窝反省：“我干的事，我自己都恨自己。公司技术层面是没问题，就是拿不到项目……”
来听过国学课后，他说自己在学习“放下、放下、再放下”，放下之后，才能找到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比如员工的成长。
还有一种需要转移的，是情感。
一对企业家夫妇，独生的孩子极为优秀，然而上到中学却因脑瘤离世。两人来参加国学班时，孩子刚去世不久，母亲常常恍惚，每每有不知情的同学问出“你家孩子……”作为班长的张松都要上前打岔。
现在张松判断两人已走出阴影，因为他们谈起孩子的时候已很坦然。父亲甚至聊起孩子病危时自己做出的“人生中最难的决定”—“放弃治疗，让孩子走得有尊严”；母亲也已经可以和同学畅聊对方的孩子，一路玩笑，无拘无束。
“不是老师的什么观点我们都能接受”
多年来，复旦国学班实际已成为一个平台，观察着中国企业家的变迁。
一次，有位知名教授谈到民企的“第一桶金”问题，有企业家下了课，向郑召利“告状”：“老师课上得很好，但不是什么观点我们都能接受，我们现在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现在的状态和那时不一样，我们这些人奋斗的经历，老师未必清楚……”
还开玩笑：“我们要出一笔钱，专门组织一个课题，让老师来研究我们，改变一下看法。”
王德峰说，这些学员让他走出象牙塔，并体会到这个阶层“总体上是有活力、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感的”。
企业家们回归内心，认真思考，本身就已足够值得肯定。
徐建新也渐渐琢磨出当代中国企业家需要什么。徐的企业属于生物医药领域，从1997年开始创业。
“我们和一些务工者的想法其实差得很远。我们也要走群众路线，要跟99%的人交流。”
徐意识到，员工从工作中应该领到两份薪水—一份是实际的收入，一份是从工作中得到的成长。
“我打个比方，雇一位民工挖淤泥，挖出来晒干，再填回去，我付你工资，也许一年两年可以，但是再久了，他会恐慌，因为他会问，意义在哪……有些时候，我们的管理其实就是这样，不考虑员工的成长。”
“我们企业以前也学老外啊，一二三四五，规章几百页，后来发现光靠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一个人主动去干，需要文化。”
徐建新想通以后，把公司12位高管都送到国学班去读；也有企业家，交钱让自己的合作伙伴来听。
“商人和普通人，实际没有什么区别。”王德峰说，“明代李梦阳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物而修高明之行。"殊途同归。”
而经历过激荡发展、变革的民族，困惑、感触是共通的。
“一个学习的民族，不仅要学科学，同时也需要人文意识的觉醒。”王德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