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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中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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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驰巍,44岁,十年前辞去央企总经理一职,专心读起哲学、国学,获得哲学博士之后再度下海,如今是某医疗企业的总经理。

无独有偶,另一位某外资银行行长,也辞了职专门来读国学。

他们都是复旦哲学学院“国学班”(全名为复旦大学“人文智慧课堂”国学与文化高层精修班)的学员。

这个国学班自2006年开设起就有争议,“赶时髦”、“三万八学国学值吗”的质疑不断。如今开班已近十年,学员前后超过2000名。

学得怎么样?

有人侃侃而谈文化自信,“以前眼睛向外,突然发现自己也有好东西”,有人也坦承“人到中年,心里有点空,来找地方去排解”……

今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从授课之初就觉知,这是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亲身参与了改革开放,如今带着疑问,想要从几千年的学问里,“提高思想境界,自己来解决自己的心”。

打进30万元,“学费就从里面划吧”

张松有两张名片,一张是“上海亚龙电缆公司董事长”,另一张是“复旦国学同学会会长”。

他2006年听说复旦国学班开班,拉着几位平日就喜书弄画的EMBA学友开始加入。那时国学班学制只有一年,后改为两年。

一个班70多位学生,每月集中上两天课,每次上课济济一堂,从早上9时到下午4时半,中午午休一小时。

内容,从国学导论开始,逐步进入“修身养心篇”的精读《大学》、《论语》、《老子》、《孟子》……再到“治世韬略篇”的精读《易经》、《史记》、《资治通鉴》……再到中国通史六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文学四讲、魏晋玄学……

两年,再算上游学,就能啃完这些?“精读课大多是老师嚼烂了之后讲给我们听,几乎不是原本了。”学员洒晓东说。多数人课后会花时间读书,以跟上课程;各班会额外组织游学,选文化之地现场讲课,请老师因地发挥。

“经、史、子、集”捋了一遍后,全班三分之二都没有离开,如学生时代一般,组织起国学社、禅学社、茶艺社、书画社……又“倒逼”学院推出了西学班、宗教班、历史班……还有学友自发组织起来读马哲。

国学班读完后,大多数人又集体再次报名“重读”西学,组成新一期西学班……

有学员家属疑惑:“怎么没完没了?”答,思想境界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要不断地对比、思考。而且讲课老师过几年会调整,听不同的人讲解,又是不同的领悟。

数万元学费对企业主来说,不算奢侈,奢侈的是时间。

张松对“复旦国学同学会会长”一衔尽心尽责,记住70多人的名字,把每个人的生日输入手机,定时提醒,集体庆生。

70多个人,中小民营企业主占据大半。有人携妻带子,一起报名;也有青海、甘肃的学员,每月打“飞的”来上课,因为“如果不来上课,对不起会长”。

有如张松这般真爱国学的—中国美院毕业,藏书超过1万册,现在依然坚持每日晨读两小时;课程讲到宋史,他将几十本关于宋朝的史书全部买来,有的还不止买一本,要送同学。

有人是来享受精神生活的。一对企业主夫妇,钱早已赚够,丈夫生了一场大病后,两人大彻大悟,开始读国学、读考古,梦想“在有生之年把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看遍”,并直接给国学班打进30万元,“学费就从里面划吧”。

当然也有不那么“纯粹”的。有年轻女孩来转了圈,发现夫妻档很多,“钻石王老五”却没有,很快退学;也有人来了先发一圈名片,却发现这种做法在这里格格不入。

“我研究的这些还有人要听?”

办学之初,关于国学班的争议不断—“不就是打着"国学"幌子的EMBA、总裁班?”

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郑召利说,能否生存,要由市场来检验。

2005年开始创办人文班(国学班的前身),首次开班是在报上登的广告,不少人拿着报纸找过来,一下子就满了。起初,没有精美的招生简章,一张A4纸打天下;没有“硬通货”文凭,依然持续了近十年。

“要想打开人脉,有沙龙、高尔夫,何必花这么多钱上没有文凭的人文课?”郑召利把国学班学员称为“有觉悟者”,因为“他们还有知识上的需求”。

商人们回校园,加倍珍惜,求知若渴。出门游学,抢着帮老师拎包;聚会,一定先把老师安排好。

复旦大学史地所73岁的文史教授周振鹤,三十年来在复旦校园“平淡而充实”地教书、研究,当初被邀请来给企业家讲课,他还自嘲:“我研究的这些还有人要听?”

结果学员的求知欲大大激发了周振鹤的兴致。他也不局限于自己的学术范畴,凡是自己感兴趣的,都拿出来和学员讨论。有次游学,参观某博物馆,一帮人站在大堂,听周振鹤对大堂格局设计的优劣分析,听了近一小时还不过瘾;周教授还可以娴熟运用闽南话、广东话、湖南土话和不同地域的同学交谈,成为国学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在学校里面教惯了书,王德峰从接触这帮商人之初,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群的特殊属性。

他们文化程度不一,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来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区域……但时代背景相似。

“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大都处于第一线,尤其是搞经济改革的,对思想和学问的领域产生了更多的渴望,他们带着疑问来,解决困惑,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是中国企业家现在的一个属性。”

“习惯了眼睛向外,突然发现,自己也有好东西”

王驰巍认为,需求,来自一种文化自省。

王驰巍1988年读大学,经济学专业,那时热衷西学,辩论会热闹非凡,除了体育文艺的尖子生,“有思想的人,能侃侃而谈的人”是学生中的偶像。

人手相传的是“走向未来丛书”、“猫头鹰文库”(上海三联出版的外国哲学文集丛书),学理工科的随口就是《存在与时间》、《存在主义》中的名句。

1995年,王驰巍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硕士毕业。“小平讲话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各地搞开发区、房产,搞保税区……上海也很精彩,那时大家都想怎么留在上海,怎么赚更多钱。分配14名研究生,最愿意去证券公司、银行,其次机关,最差是留校。”

最后,王做了董事长秘书。参与并购、投资,见证了风云变幻,还做过两年期货,“后来也不好,100个人里面剩1个人”。王说来这里上课的大多数人,是侥幸生存下来的,“淹死的不知有多少”。

洒晓东,“60后”,1983年上大学,先入国企,但因“那代人总是有点梦想”,2000年下海,去一家国内上市公司;“纳斯达克”梦想破灭后,又入一家私企,却发现大老板只有小学文化,“做资本纯粹是为生存,理念不一”;2003年,她自己创业,成立投资公司,多年来有成功有失败。

无论是王驰巍还是洒晓东,他们都在进入市场十年之时,渐渐感受到一种困惑,比如—EMBA里的西方企业案例,放到中国根本行不通;人好像变得功利了,什么都要用数字衡量了,员工的心也留不住了;企业的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赚钱?人生除了“挣钱、消费、投资”的单曲循环,还有其它模式吗……

王德峰在《今天我们为什么学国学》的演讲上解释了他们的困惑。

“西学的改造矫枉过正了。我们习惯了眼睛向外,突然发现,自己也有好东西。”王驰巍说。

“中国将来往哪里走,智慧和方向实际就写在国学里、史学里。”十年前,王驰巍辞职,开始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之后进入国学班,结束后不过瘾,又考上王德峰的博士生。

洒晓东给自己公司取名“得一”就是她从《道德经》中得到的灵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说的就是“一也者,万物之本也”。

“以前,什么都想参与、想做大。实际上,做好一件事就好。”洒晓东于2006年将公司规模收缩。

学习“放下、放下、再放下”

更多的人,有更具体的烦恼。

一位做医疗用品的企业主,在上了佛学课后,突然不淡定了。生产杀菌、灭菌产品,经常要用小白鼠做实验,她联想到佛学上的造孽杀生,求着老师给她一个“理论基础”。

一位企业主感叹:“去年公司税收1亿元,明年的就是1亿2,有时候想想,真不想做了,可是下面几百个人等着要吃饭,很痛苦!以前还想把企业做大,其实做大诱惑越多,风险越大,层层加码。”

还有一位,最近在纠结是否移民。“移了吧,外头空气好、水好,但是文化断层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验智慧,全在中国。移了民,我就彻底傻了。”临到移民的关头,他一个电话打给国学班老师,“钱已经投了,我到底是移还是不移?”

……

郑召利说,国学班不可能给出答案,要靠自己去悟。这也是国学班区别于一般的管理学、经济学课程—不教“术”与“器”,而是传“道”。

道,包涵价值观、道德、责任、大智慧(601519,股吧)……

“这正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社会责任。”一位国企的党委书记,想了想说。

还有一位做印染的企业家,一直在排污水,心中不安,在上完国学班后,他下决心说服团队、股东,配上净化设备。如今其它各厂均被要求整改,他因为走在前面,发展得更好。

洒晓东与合作伙伴已更多开始相约运动场,“赚钱好像不是唯一的目的了”。

而更多的东西不是解决掉的,而是转移掉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袒露:到这里是为了“疗伤”—“我们是人格分裂,有时候明明是胜诉的案子,却眼睁睁地输了……难道只能用更不光彩的手段达到目的?”他说只能尽量平时去做一些善事,义务帮忙打官司,以平衡心中的戾气。

另一位企业主李桐(化名)掏心窝反省:“我干的事,我自己都恨自己。公司技术层面是没问题,就是拿不到项目……”

来听过国学课后,他说自己在学习“放下、放下、再放下”,放下之后,才能找到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比如员工的成长。

还有一种需要转移的,是情感。

一对企业家夫妇,独生的孩子极为优秀,然而上到中学却因脑瘤离世。两人来参加国学班时,孩子刚去世不久,母亲常常恍惚,每每有不知情的同学问出“你家孩子……”作为班长的张松都要上前打岔。

现在张松判断两人已走出阴影,因为他们谈起孩子的时候已很坦然。父亲甚至聊起孩子病危时自己做出的“人生中最难的决定”—“放弃治疗,让孩子走得有尊严”;母亲也已经可以和同学畅聊对方的孩子,一路玩笑,无拘无束。

“不是老师的什么观点我们都能接受”

多年来,复旦国学班实际已成为一个平台,观察着中国企业家的变迁。

一次,有位知名教授谈到民企的“第一桶金”问题,有企业家下了课,向郑召利“告状”:“老师课上得很好,但不是什么观点我们都能接受,我们现在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现在的状态和那时不一样,我们这些人奋斗的经历,老师未必清楚……”

还开玩笑:“我们要出一笔钱,专门组织一个课题,让老师来研究我们,改变一下看法。”

王德峰说,这些学员让他走出象牙塔,并体会到这个阶层“总体上是有活力、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感的”。

企业家们回归内心,认真思考,本身就已足够值得肯定。

徐建新也渐渐琢磨出当代中国企业家需要什么。徐的企业属于生物医药领域,从1997年开始创业。

“我们和一些务工者的想法其实差得很远。我们也要走群众路线,要跟99%的人交流。”

徐意识到,员工从工作中应该领到两份薪水—一份是实际的收入,一份是从工作中得到的成长。

“我打个比方,雇一位民工挖淤泥,挖出来晒干,再填回去,我付你工资,也许一年两年可以,但是再久了,他会恐慌,因为他会问,意义在哪……有些时候,我们的管理其实就是这样,不考虑员工的成长。”

“我们企业以前也学老外啊,一二三四五,规章几百页,后来发现光靠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一个人主动去干,需要文化。”

徐建新想通以后,把公司12位高管都送到国学班去读;也有企业家,交钱让自己的合作伙伴来听。

“商人和普通人,实际没有什么区别。”王德峰说,“明代李梦阳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物而修高明之行。"殊途同归。”

而经历过激荡发展、变革的民族,困惑、感触是共通的。

“一个学习的民族,不仅要学科学,同时也需要人文意识的觉醒。”王德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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