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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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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博学

竹林書院  何可永

 

世上的事情千头万绪,非经过一番学问不可;世上的事物不胜枚举,故从各方面去研究做起。博学,便是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

人生在世,不可不学,既已学了,又能时时去研习,喜乐之情油然而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学得一种知识,并且经常温习,心有所得,自然涌起喜乐之情。

春秋时,一般人认为孔子是圣人,对于一切事理,是生而知之的。为此,孔子作了坦率的表白。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章孔子自谦非生而知之,但能喜好古代圣贤之道,旨在勉人好学求知,敏以求之者。

生而知之,就是禀赋聪慧,天生即明白事理的天才。可是,人间的天才犹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人若处处依赖天才的话,必败无疑。因此,天才可以受到歌颂,但不必过分等待。少了优越的天分,人也不必灰心失望,因为还可以“学而知之”,将来也会成为社会上有用之才。

学而知之,是平时喜欢研读古人书籍,通过辛勤学习,获取宝贵知识的途径。作为哲人,孔子对古代圣贤之道,尤其情有独钟。圣贤之道,是一种博大精深、启迪生命的智慧。学者勤勉地研习圣贤之道,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生命经验。因此,“好古敏求”足以弥补人非“生而知之”的缺憾。

孔子虽然天生聪明,然而也必须学诗、学礼、学易,通过广泛的研究之后,才能得到明澈的智慧。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此章是孔子见易道的无穷,不可不学,所以自述学易的心愿。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可见孔子对于易经,早已烂熟于胸。

人之所以必年届五十而学易者,是因为五十岁是知命之年。易有大衍之数五十,是穷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孔子说这番话,大概是四十多岁。在他看来,研究《易经》之后,就能明白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因此没有大过失了。

 

(1)    渊博的知识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就重视一般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论是自然中的天文、地理、鸟兽和草木,或者社会中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地理,都是儒家所要追求的知识。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

此章记达巷党人称赞孔子博学,同时叹惜无一技之长。

孔子确实是一个博学之人。“无所成名”就是不能以某一专家称孔子。学必须有执着的精神,才能成功。御在六艺之中属最后的一种,微不足道,学起来比较容易。其实孔子对于六艺无不精通,执御只是自谦之辞。

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领域不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越来越快。许多学问,共同陈列于同一世界,同一时代,一个人既然生在这一世界,这一时代,自然会与一切学问发生关系,既然发生关系,便不能不认识他们,要认识他们,就需要渊博的知识。

当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我们所谓的博学,并非要做万能博士,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只要对我们专门学问有关的知识,都能识得梗概,不必登堂入室,便可以了。

儒家所求的知识,不只是专业知识,也包括道德知识。道德知识和专业知识不但没有冲突,反而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知识犹如工匠手中的工具。有了好的工具,事情容易成功。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过,倘若没有道德的引导,利器也许可能成为凶器。所以,一个人如果立志为民造福,知识当然是越多越好;假如心术不正,品德低劣,知识便越多越坏。

人生处世,一如大海中的一只船。道德是指南针,知识是其它的设备。缺少设备,船固然无法航行;设备齐全而没有指南针,则失去目标,不能循着一定的方向前进,最终也难以抵达目的地。

由于儒家提倡人格教育,主张把道德和专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一个学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人格,儒家是看不起的;同样,一个心地善良而没有学问的人,也不是儒家赞美的对象。在儒家看来,只有品学兼优的人,才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大家都知道知识的重要,其实应注意对它是怎样运用的。智,固然可以引人向上,但也能增加人们的巧诈心机。世上的圣贤豪杰,是有智慧的人,世上的权奸巨贪,也是有智慧的人,前者流芳百世,后者遗臭万年,就在于运用知识的正和不正的区别。

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也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缺少道德知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专业知识一旦和道德知识脱节,往往变成一种专为个人谋求利益的工具,甚至变成危害社会的手段。

要解决人生问题,必须依靠知识,也必须依靠技能。儒家对于学习,注重理论,更注重实践,就是要把知和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所得到的知识,才是正确的,有用的。

虽然孔子道全德备,其学无所不通,驰名遐迩,然而当太宰称赞他多才多能时,他依然非常谦虚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

此章是孔子不敢自称圣人,而自居多能,并解释自己多能的缘故,那是由于他少年时贫贱,为了谋生,只得学会许多技艺,说明多能并不足为贵,足见圣人谦虚之德。且外,又记子牢解释孔子多艺的原因。

圣人是悟道之人。以多能为圣,那是误解。

孔子是圣人,尚且多才多艺,普通人岂能一无所长?

我们读书,特别是读古代圣贤书,应该加以实践,才切实有用。不切实用的学问,不是真学问。如果仅仅只会背诵,而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对道德修养还是不会有帮助的。

现代社会,知识活动愈来愈专精,“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以博学自居的人,对于任何一门学问,往往只是略知皮毛罢了。所以为学倘若博杂不精,自然难以步入知识的大门。

 

(2)观察宇宙的现象,了解自然的法则

 

犹记童年时,日子似乎非常漫长,似乎经常生活在等待之中,上学时等待放学,读书时等待着假期,等待着年节的来临,也时常在盼望着,盼望着长大,盼望着流浪远方。不知从何时开始,时间如风吹过山,经不起消耗,它流逝得如此迅速,使我有一种无法捉摸惶惑忧愁的感觉。一转眼,马齿徒增,步入不惑之年。

时光犹如流水,流淌着,流淌着,一去不复返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此章记孔子在川旁叹惜流水不停流逝,而勉人珍惜时光。

伫立在水边的孔子,见水的日夜流淌,没有一刻的停留,便感觉光阴的流失,也是如此,过一天,少一天。从中得知,他是勉励世人应该珍惜时光,少壮时努力,老大才不会懊悔,做人的日子有限,过了一昼夜,就少了一昼夜,再也不会增添的了。当然,观看奔流之水,也容易使人想到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道理。

东晋的桓温年轻时曾做过琅邪郡守,在琅邪的郡治金城手植了数十株柳树。多年后,桓温率军北伐时路过金城,惊讶地发现自己当年栽植的柳树,都已长成十围粗的老树了。他攀摘着柳条,不觉泫然垂泪,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因为树木一年一年地成长,人也一年一年地衰老,而人生总不如意,高远的志向未曾实现,而垂垂已老。生老病死,此乃古今人们共有的悲哀,身为三军统帅的桓温亦不能免。

宋儒朱熹曾作《观书有感》一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便是这个意思。

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家,都从自然现象中得到启迪。论述学问修养的境界时,孟子对水也非常赞美。因此,孟子弟子徐子就这一问题请教老师。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

此章孟子以水有本源为例,表明君子的学问也须有本。

这章有二层涵义:(1)时光仿佛流水,不停流逝,所以君子应珍惜时光,及时学习。(2)流水有源,则久留不竭。道体的流行,一如流水,永不停止,君子为学也应不断进步,止于至善。

针对弟子徐辟提出孔子为何屡次称道水的问题,孟子加以启发:首先是“原泉混混”,即有源之水不断涌出,说明为学也须有本。接着是:“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为学必须循序渐进,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之后,孟子又运用比喻,说明无本之学犹如无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间的暴雨,来势凶猛,去得也快,尽管沟渠之中满水,因为缺乏源头活水的注入,不久在烈日之下即蒸发干涸。为学之道也是如此。议论之后,孟子用“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作为结束。一个人的名气超过实际的学养,即名不符实,其学养自然不够深厚,君子应引以为耻,惟有不断精进,由浅入深,由近至远,才能成为有本有源之学。

登上高山之巅,徘徊大海之滨,使人的眼界与心胸都为之拓展。孟子又指示世人希圣之方,须从学术源头处入手。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此章孟子说明圣道大而有本,学者应立志循序渐进,通达圣道。

我们无论研习义理,探讨技艺,只要不断精进,则水准自然提高,境界自然高深。一旦达至很高的层次,眼界便会开阔了。“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所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孔子是仁智合一的圣人。仁者乐山,所以孔子常常登高揽胜,见天地之广大,山川之秀丽,以拓展其眼界,开阔其襟怀;智者乐水,所以孔子时常临水迎波,感逝者如斯,以启发其妙慧。当孔子登上东山时,则鲁国的景物尽收眼底,因而觉其小;当孔子登上泰山时,则天下也在眼下,因而亦觉其小。所在若在高处,则其所见者就变小;所见若大者,则其小者就不足观。杜甫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或许就受到此章的启示。

天下的水域中,大海最为广阔,最为壮观,观赏过大海之后,我们还会以为江河之水比大海广阔、壮观吗?如果我们有幸成为圣人的弟子,领悟高深的智慧,就不会对人间的俗学、俗论着迷了。

要研习圣道,必须体会圣道有本有源。

孟子在此把圣人之门比作大海,见过海的人,自然觉得沟池之水很浅;又把圣人之高明比作日月,光芒四射,淸辉千里,其光明普照一切角落。由波澜的壮观,可以想见其本体大海的深广。同理,只要能容纳光线的缝隙,日月之光都能照到,不难想象其本体日月的光明。我们研习圣道,也应具备观大海、观日月的眼光。

怎样研习圣道呢?孟子指示我们务必脚踏实地,由近而远,由浅而深,循序渐进,如此方能登上圣贤之道的顶峰,达到高远的境界。学者应效法流水,盈科而进。君子立志行道,不到蓄积深厚而斐然可观的境界,是不能跨入圣学的大殿。

盈科而后进,是流水的标准;成章而后达,是求学的标准。

 

(3)研读书籍,吸收前人的成果

 

书籍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记录于书中,后人读之,便能享受其成果,从中汲取智慧,吸收经验,所以读书是博学中重要的一环。

在孔子意中,礼具有维系国家社会、道德人心的功能。孔子虽然容许礼可以有所变动,但并未主张礼的全部都可以变动。他似乎主张,礼中有一部分是可变的,有一部分是不可变的。损益之中有不可损益者。如果没有不可损益的部分,那么经过百世的损益,势必面目全非。礼中有不可损益的部分,据此可以推测未来,即使百世以后的情景,亦可以预先知道。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此章孔子教子张各朝礼制的演变,均有轨迹可寻,察往可以知来。

孔子答以夏、、周之礼,是因为古时候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令以及社会风俗,都包含在“礼”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孔子主张礼教,但礼是活的,可以损益的。后世的制度,比之于前代的制度,必定有同有异,不会全同,亦不会全异。所以从现代以推十世以后,固然可知其如此,以推百世之后,亦可知其如此。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变迁缓慢,所以孔子有此议论。倘若他生于现代,或许不会这样说。

后来的腐儒不知此意,捧着礼经的遗文,不知变通,行不通的地方硬要去行,结果处处碰壁,着实令人遗憾。

孔子是博学深思、好古敏求的圣人,他曾自述学习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可惜典籍贤人皆嫌不足。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此章孔子慨叹夏、殷两朝礼制失传,遗贤已亡。

周武王推翻纣王的暴政之后,自称天子,封夏朝的后代为杞国,定都雍丘(今河南杞县)。封殷朝的后代为宋国(今河南商丘)。可叹人事代谢,夏殷二代早已灭亡。能知夏礼的贤人,应在杞国。能知殷礼的贤人,应在宋国。但杞、宋两国业已难觅这样的贤人了。如有那样的贤人,则孔子能将所说的夏殷之礼与他们对证。孔子祖籍宋国,从周因革的礼,来考证夏殷二代的礼,可以知其大略。夏殷之礼,孔子能言能知,尚须求得文献作为证据。

这番话表明了孔子求证精神。虽已知道而说得出来,依然不感到满足,希望有更具体的文物为之证实,遗憾的是,此类文物业已毁灭无存。

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一切文献,再经历重重的艰难险阻,心中就能豁然贯通。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孔子此言,认为君子能够博文约礼,故不违背正道。

“博学于文”便是广博地学习先王遗留下来的六艺之文、典章制度,指示人须在无涯的学海中,孜孜不倦,汲取文化经验。之后,君子应将一切的言行以礼仪加以规范,则是非有准,能得益而不为邪说所惑,进而躬行实践,如此自然不会背弃正道,心境坦然。

春秋时,哲人辈出,他们大都著书立说,垂诸后世,只有孔子不自己著书,只传述古代圣人的经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

此章是孔子自明著述的心愿,可见圣人谦虚之德。

孔子虽说自已述而不作,其实它的述中有作。他的创作,有所判断,亦有所选择。在传承文化遗产之中,他独具慧眼,有所创造,选择其中真善美的内容,融会贯通,然后传授给弟子,流传于后世。

此章常常被人引来证明;孔子有德无位,并不创作新说。可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常常温故而知新;我们也不宜忽略,他传道授业,有教无类。

相传孔子年轻时学无常师。所谓常师,就是一定的老师。他曾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便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而且还想把这些道理付诸实践。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

此章是子贡答复公孙朝,言圣人无所不学。

公孙朝以为孔子有如此高尚的德行,渊博的才学,想必从专门的老师处学来。子贡指出,文王武王虽殁,但文武之道并未随之丧失,至今依然在人间流传,贤者能记其远大者,常人能记其末小者。不论贤或不贤,他们所记忆的或大或小,无不有文武之道。凡能记得部分文武之道的人,孔子都虚心向他们学习,所以没有常师。

求仁之道,在于存心,存心之功,在于博学以开阔视野,坚定志向以树立信心,关切义理以预防流于空泛,有所思维以辨明是非。子夏以为,下了这些工夫,便会知道如何为仁了。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此章子夏教人以致知求仁之方。

道德源于知识,学无止境,务必广泛的学习古圣先贤所遗留的文章典籍,以开拓见识,是为博学。坚定志向,潜心深造于所学,是为笃志。所学遇到疑难之处,及时请问师友,不可延搁在胸中,此为切问。就自己的所学寻思其义理,就近处理会,便是近思。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此四者都是学问思辨之事,最后当然要实行,因此说仁在其中。如果只是博学而不能笃志,则因不能持之以恒,见异思迁,最后将一事无成;只是没有意义的询问和不切实际的思索,最终往往徒劳无功。

大凡哲学史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丰富之想象力,决不甘心受古人笼罩。孟子强调读书应当深明大义,不可拘泥,因古来文章亦有言过其实者。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此章是孟子说读书要深明大义。

孟子认为武王伐纣,那是正义之战,殷人都来欢迎,哪里有多杀人的事,因而不信尚书中的这些记载。这说明孟子对古书怀着去伪存真的态度,他并非一味地迷信古书。孟子的怀疑精神,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怀疑主义传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在孟子看来,学者之所以要博学,并且将所学的详细说明,这是希望将来能融会贯道之后,再反过头来,用它来说明那至精至简的原理。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

此章孟子指示学问广博之后在反约。

孟子重视博,尤其重视约。博,是博学六艺之文,约,是牢牢地把握要领。博了,才游刃有余,有所依据;约了,才纲举目张,有所统率。博而不约,则杂乱而无章;如一片小舟,漂泊大海之中,将无着岸之处。约而不博,则空洞而无实,似斗筲之人,终日钻营于钱孔之内,难以自拔。

 

(4)    近生活,以增长自己的学问

 

有人不明白事理,却妄事创作。在孔子看来,既然不明白,就应求明白。求明白的方法只是多听多看。如何用心求知,自然渐渐明白。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斯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此章孔子教人不可妄作,必须择善而从,多见多听自会识广

人生有三不朽,那便是立德、立功和立言。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善于立言的大抵都是智者。孔子平时创作,所言必然有据,决不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从他著述春秋一书便可见一斑。即使不是写史,也是多闻多见之后,择善而从,这种谨言慎行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世上虽然有人不知而作,孔子则不敢如此,他认为,凡有作为,必依据真知灼见,决不依据臆测幻想。由此可见孔子治学态度的谨严。

人的智慧有高低之别,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学而知之,孔子认为自己属于后者,其成绩得益于虚心好学。当时一般人以为孔子博学多能,必定是多学而默记在心里。孔子为了纠正这个观念,所以呼子贡之名而告诉他。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此章记孔子向子贡讲述一贯之道,指示为学要提纲挈领,自能融会贯通,不必件件牢记。

子贡是孔门高足,平时为学,专在博闻强记上用工夫。孔子说自己平时虽然学得多,记得牢,但有一个最概括的纲领,那是大道的根源,将万物之理贯穿起来。

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天下的道理,或得之于师友的传授,或考诸典籍的记载,铭记于心,身体力行。而有的人,听了别人的无稽之谈,就加以传播,以炫耀自己的博学,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

此章孔子以为随意听信或传播无稽之言,是有道德者所不为的。

孔子此言,并非教人在走路时不可有所谈论,而是教人,切勿轻率地撒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道和途,都是道路的意思。道听,指在街道上听来的胡言乱语。途说,指听了这种胡言乱语,不问真假,不辨是非,自以为有趣,也到路途上说给别人听,这种人入耳出口,全不经心,往往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这是一种背离德性的行为。

孔子的学生曾参也因别人道听途说而受害。从前曾参住在故乡费邑时,鲁国有一个与曾参同姓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曾母一点也不相信,神色自若地织着她的布。不久,又来一个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人。”曾母还是神色自若地织着布。过一会儿,又来一个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人。”这时曾母就立刻丢下织梭,越墙逃走。

以曾母之贤,以及她对曾子的信任,遇到有三人说曾子杀人,她的信心便会因此动摇。道听途说的可怕,由此可见。

历史上任何一个宗教或学派,必定要有深远广大的思想作为基石,然后才能推致广远,才能应用无穷。小道,尽管也有它的可观之处,但是要想推广开来,就要阻滞不通了。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

此章孔子说明君子不从事小道,因其不足以成德,而务为经世远大之学。

许多小技艺,往往蕴含着大道理,其中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值得人们研究。但要推行到久远,恐怕泥滞不通。而不注意立身处世的大道,就会玩物丧志,迷失人生方向。

所谓大道,指的是经世济民的哲学,即《大学》所指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而与大道不同的,都是属于小道,譬如文学、舞蹈、琴棋书画,它们都有可观及可研究的道理,但于治国无补,所以君子不为。

学海无涯,愈学愈感到不足,愈向高深处用功夫,则愈感到自己学问的肤浅,故须循序渐进,不可懈怠。如果自以为博学,难免显露出自己的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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