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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书院文化脉络及其现代传承
陈宏光 高广刚*
摘要：安徽书院，自宋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其特色鲜明，兴盛数百余年。有明德、弘文、育才三大贡献。现而今，安徽书院已有复兴之势，若政府合理参与，定能再现昔日之盛况。
关键词：安徽书院；特色；贡献；政府参与
一、安徽书院之历史印迹
安徽书院兴起于宋，发展于元，繁盛于明，于满清之时达至鼎盛。时至清末，清廷变法，废书院而兴学堂，安徽传统书院随之没落。
（一）两宋书院兴起时期
北宋，安徽书院发创之时。皇祐元年，即公元1049年，颍州太守欧阳修在阜阳建西湖书院。据史料所载，西湖书院乃安徽最早之书院。[1]
南宋之时，安徽书院已稍具规模，且有三大书院鼎立于世，一是歙县紫阳书院，徽州太守韩补为纪念朱熹而建，一是当涂天门书院，当涂守臣陈垲所建，一是贵池八桂书院，提举周必正为祀祠朱熹而建。三所书院规模较大，制度完备，“储粟有仓，藏书有库”，硕儒云集，影响颇大。其中，紫阳书院与天门书院皆有宋理宗所赐御书匾额。[2]
有宋一朝，安徽书院共计十九所，渐有兴起之势。
（二）蒙元书院发展时期
宋亡元兴，蒙古铁骑残戮江淮，然其文化政策颇为开明，进军江南之时，多次下令保护书院。[3]故宋元更替之际，安徽书院竟少有毁于兵燹者。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一些安徽汉族文人志士，不事异类，故退而筑屋讲学。如歙县汪维岳筑友陶书院；曹泾建初山精舍；望江王幼学设慈湖书院，不一而足。此类书院不事科举，尽力钻研理学，学术气氛甚是浓厚。[4]
元朝中期，官府涉足书院，书院多沦落为科举考试补习之所。此时陆续所建书院多为祀祠先人之用。如：秀溪书院为贾孝恭祀先祖宋代理学名臣贾易而建，兴文书院为祀党仲翁而建，合肥三贤书院为祀包拯、马亮、王希吕而建。此外，官府亦兴建书院若干所。如马鞍山采石书院，宿县文山院，舒城龙眠书院等。其中采石书院最为著名，经久不衰，堪称元代书院典范。[5]
历经元代百余年发展，至于元末，安徽书院已有60余所，[6]虽不甚发达，但已有长足发展。
（三）明代繁盛时期
元末明初，义军四起，战火延绵二十余载，安徽书院免于焚毁者无几。然而明初朝廷大兴官学，力禁书院，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使“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7]，安徽书院沉寂无闻。自洪武至天顺，历经八朝96年，安徽新建书院不过十余所。[8]
成化之后，官学渐衰，书院遂兴。修建书院之风盛行江淮，嘉靖、万历年间达至高潮。其时，安徽书院不仅数量众多，且名院辈出。如泾县“水西书院之名闻天下”，“其盛直欲与仲晦之白鹿、子渊之石鼓以迄岳麓、雄阳媲美焉。”[9]此外，休宁天泉书院、池州会华书院、青阳甘泉书院和桐城桐溪书院亦是盛名远播。
明代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祸及书院，竟使其三次禁毁，且天启年间最甚。阉党魏忠贤为弹压东林党人，矫诏尽毁天下书院。安徽境内凡与东林书院有学术往来者，悉数尽毁，片瓦不留。后虽有所恢复，但已至乱世，复昔日之原貌终究难矣。
明代安徽书院初期沉寂，后而勃兴，最后禁毁，可谓三起三落。计其全盛之时，书院星罗棋布，遍及全省，竟有144所至多。[10]
（四）满清书院鼎盛时期
满清入关之初，政基不稳，反清斗争此起彼伏。为防止汉族士人借书院讲学之名，抨击时政危及统治，顺治九年，清廷诏告天下，“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11]至于康熙时期，禁令松动，皇帝对书院态度愈加积极。安徽重建前朝歙县南山书院等十余所，新建合肥庐阳书院等近四十所。
时至雍正十一年，清廷下诏各省兴建书院，并赐帑金千两，购置田亩，用以补助书院膏火。乾隆元年，又特颁上谕，嘉奖书院，令荐异材，以示鼓舞。在此倡导之下，安徽书院勃然兴起，先后所建书院竟多达103所。[12]
道光以后，外有列强环视，内有太平天国暴乱，安徽书院急剧凋落，战火所至，焦土一片！同治之时，颇有中兴之象，安徽各地书院陆续重建，并新建十所。光绪年间又新建十所。合肥肥西书院正是此时所建。怎奈好景不长，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腐败亦深入学院，变法图存已是国人共识。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1901年，清廷穷途末路，下诏改书院为学堂。安徽书院，或改为新式学堂，或无形而终。
二、安徽书院之特色
（一）安徽书院颇具中国书院传统之四大特色。
一是以人为本，以德育人。以明德传道为宗旨，反对为功名利禄而读书。
二是开放办学，学术自由。邀各地名师会讲，允不同观点交锋。
三是坚持创新，启迪智慧。思维发散，推陈出新，不守旧说。倡导问难论辩，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学术讨论气氛甚浓，可谓思中有疑、疑中有辩、辩中有新。
四是尊师爱生，师生情深。师者，德业双馨而诲人不倦，学生，敏而好学且尊师重道，师生互敬互学，感情甚笃。[13]
（二）安徽书院亦有自身之三大特色。
一是富贾捐资。
安徽自古以来，坐贾行商者众，徽州犹是如此。安徽商贾，贾而好儒，儒行贾服，以经商为末，以耕读为本，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故，安徽从商者，略有庾产，不修大院，不办庄园，而醉心于捐资助学，延师课子以期擢高第而登仕途。
安徽商贾，捐资兴办书院者，不胜枚举，仅以歙县古紫阳书院为例。歙县古紫阳书院，乃徽州盐商捐巨资而建，同时，又每年相赠3720两白银，以为延请山长及诸生膏火、书院岁修之费。书院建造之中，经费缺额，诸商又捐银11000两，其中鲍志道仅一人，捐银竟达3000两。[14]
二是宗族力助
古皖境内多大族，重宗法，聚族而居。强宗大族皆视业儒入仕为“亢吾宗”、“大吾门”之致远大业。譬如，光绪《黔县鹤山李氏宗谱·家典》有曰：“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察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模楷，此虽族党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重儒必兴学。故，自宋至清，前后八百余年，安徽宗族创建书院蔚然成风。
歙县西畴书院、竹山书院，休宁率溪书院、新溪书院、明善书院，婺源明经书院、桂岩书院、双杉书院、骐阳书院、开文书院、玉林书院、西乡书院，祁门李源书院、窦山书院、集成书院，绩溪翠阳书院皆为宗族所建。至于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者，如书屋、文会之类，几乎全为宗族所建。[15]
三是以商辅学
古皖境内多山而少田，且旱涝不定，荒年多而丰岁少。故，安徽书院多不以田地置学产。紫阳书院，安徽第一大书院，清初所有田塘，亦不过七十三亩五分七厘九毫五丝而已。[16]
为供日常所需，安徽书院多以商辅学。方式主要有二：一是贷与商贾，取其利息。如徽州紫阳书院，乾隆五十九年，款县盐商鲍志道捐银八千两，交与淮商，按月一分起息，每年应缴息银九百六十两，遇闰月加增八十两，由府学教授按年分两次具文赴司请领。之后，鲍志道之孙鲍均所捐余银五千两，黔县绅商所捐余银七千两，皆交商生息。[17]二是购置店铺，取其租金。如祁门东山书院，咸丰年间共收捐银10939. 74两，其中4669. 069两存振林、恒德两典生息，又以余银购置中埠街立泰米店、桐木岭聚大米店、东街口万和店、十字街义顺烟店、仁济街德源布店、仁济街大生药店、朱紫巷口长茂店、中埠头恒源烟店、下横街新店两间、左圈门外街西店六间、十字街裁缝店、湖桥头香店等数十处店铺市房，收取租金，书院膏火无忧矣。[18]
三、安徽书院之贡献
（一）明德
安徽书院秉承儒家之传统，重视德育，恪守修身为本，明德为先。如明代重臣汪舜民所述：“虽然书院为讲学而建，学以明道，格物致知，非索隐也；学以体道诚意，正心修身，非行怪也；学以行道，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干禄也，是之谓明体达用之学。苟能在家，少为良子弟，长而老为贤父兄；居乡，祇行为善人，济物为义士，交人为益友；出而事君，为良臣、为忠臣、为廉吏、为循吏等。”[19]安徽各地书院广教化，修文德，民风淳朴，盗贼不兴。书院子弟多贤达，而作奸犯科者少见于史料。安徽书院德育理念，正是今人之缺憾。
（二）弘文
安徽书院，盛行讲会。集四方名士，自由讨论，质疑问难，论辩互学，精进学问。
时至嘉靖，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甘泉心学风行皖地。三派门人为昌明师旨，竟相创书院，开讲会。诸如：讲程朱理学者，有祁门东山书院、安庆近思书院、桐城桐溪书院等；讲阳明心学者，有泾县水西书院、广德复初书院等；讲甘泉心学者，有青阳甘泉书院、池州会华书院、休宁天泉书院等。一时之间，安徽书院，三足鼎立，学术繁荣。[20]至于清代，新安朴学与桐城文派之鸿儒名师，亦多至安徽各地书院讲学传道。
（三）育才
安徽书院，聚贤育才，皖地重臣名儒，代不乏人。支伟成《清代朴学人师列传》一书，列举当时全国经学家163位，其中徽派经学家多达76位。[21]又据《橙阳散志》记载，歙县江村共有78位学者，编撰著作多达155种。其作者中，有硕儒，有富贾，有名宦，甚至闺秀亦在其列。各地书院所育良材，不计其数，如音韵学家江有浩、算学家汪荣之、经学家胡培翠等皆出于紫阳书院。
明清之时，安徽书院多事科举。安徽才俊，名列科举三甲者，多不胜数。以徽州为例，明代中进士者444人，清代中进士者516人，其中状元17人，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苏州。[22]徽州休宁，实乃状元之乡。自1691年至1833年，高中状元者有14人，平均十余年就有休宁举子勇夺榜魁，其况之盛，可见一斑。[23]
四、安徽书院之新动向及政府参与
（一）安徽书院之新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开明，国学复兴，书院之风渐起。至于新近，安徽重修新建之书院，不在少数。如黟县南湖书院，本是明末所建，民国之重臣汪大燮，当代之科学巨匠李小鹃等，皆在此启蒙。经几番修缮，南湖书院再现古时风韵，今已辟为旅游景点。碧水与蓝天相接，清风与彩旗互动。景色秀美，游客忘返。古乐书香，文人感慨。
安徽各地，欲筹建书院者亦甚多，如合肥欲重建庐阳书院。庐阳书院，康熙年间创建，李鸿章多次捐资助学，并亲题匾额。古院落成之后，欲广邀天下大师，布讲坛，兴国学，繁荣文化，传承文明。此外，安庆谋划兴建皖江书院，太和筹资重修经锄书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安徽现存之书院，观光旅游者多，讲学授业者少，实乃大憾矣！
（二）政府参与
安徽书院重修新建之中，政府身影处处可见，虽贡献不容置疑，但有大包大揽、定位不清之嫌。窃以为，安徽书院之政府参与，不过四项任务而已，八个字可敝之：把关、资助、让权、监督。
一是把关。
现而今，中国书院，以各种名目存于世者，有四五百所，各地兴建风不见于止。大多书院随风而起，或为附庸风雅，或为观光旅游，暗藏名利之心，却无长久之计，时日一长，必定滥之衰之。
书院，民族精神之载体，传统文化之宿主，不可不细察。欲改今日之乱象，政府对兴建书院者，须予以把关，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建造。许可之条件大致如下：一者，目的须为钻研学术、弘扬文化，不可以书院为招财进宝之工具；再者，人员须有海内外名师贤能领衔，若无大师之深度，书院定无文化之氛围；三者，虽不强求高楼大厦，但须有学者云集讲习之院舍。
二是资助。
有恒产者，有恒心。人如此，书院亦如此。由三二人效颜回之品质，法武训之义行，可兴振一时，终究难以长久。故书院若无财源，则无以为继。
书院经费之来源，不过有三。一是商贾捐助，自古有之。怎奈中国慈善之事业，仍处于起步之阶段，不可依赖，仅可辅之。二是市场筹资。资本，惟利是图；书院，道学为先。两者实难融合。若书院熏染利益，恐背离其宗旨。三是政府资助。兴修书院，弘扬文化，此乃公益事业。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者，扶植书院，振兴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乃其应有之职责。故资助书院，为政府应尽之义务。
三是让权。
今日中国之教育，行政色彩浓而自主性差，思想禁锢，文化不兴。几十年来，竟未有一位大师显名于世界。故世人常曰，中国有大学无大师。可是，若无大师，大学何以成其为大学， 不论占地多广，楼阁几栋，亦不过识字算数之所。
书院若要再现昔时之辉煌，不覆今日大学之后辙，须享自治之权。书院自治，非为小团体之私利，而是为确保学术之自由。书院领导，须由书院选举或协商产生，贯与民主之精神，而非政府任命。此为书院自治之首要。学术研究，书院亦须有权自主。书院学术，不应服务于政治权力之斗争，亦不应迎合于领导之偏好。学术，仅为学术而学术，仅为真理而学术。
四是监督。
书院自治，非无限制之权力，政府放权，非无原则之放任。今日之高校，贪墨学校经费者，已非鲜见，学术腐败，更是泛滥成灾。若无政府权力之介入，去腐败，树正气，大学覆没之日不远矣。故政府监督，不可或缺。
政府监督，至于立法，须立典制章，明确书院之自主权限，使书院行使其权力，履行其职责，权责一致。确保书院之社会主义之方向，防止有人借学术自由之名，为封建主义招魂，为资本主义呐喊。确立书院之组织形式，使其高效而廉洁；至于行政，须为书院之发展，立长远之规划，做宏观之调控，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至于司法，须惩腐败，扬正气，树新风。亦须防范书院假借自治之名，侵犯师生之合法权益。至于其他作奸犯科者，自当绳之于法。
参考文献：
1、宋良文：《安徽历史上的书院》，载《安徽教育》1986年第9期，第18页。
2、章觐华：《安徽的书》，载《安徽教育》1983年第6期，第13页。
3、陈瑞：《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载《合肥师范学院报》2009年第1期，第101页。
4、宋良文：《安徽历史上的书院》，载《安徽教育》1986年第9期，第18页。
5、陈瑞：《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载《合肥师范学院报》2009年第1期，第101页。
6、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7、张晓婧：《明代安徽书院研究》，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8、嘉庆《泾县志》卷八。
9、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10、《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
11、章觐华：《安徽的书》，载《安徽教育》1983年第6期，第13页。
12、叶玲、付俊贤：《我国书院的教育智慧及其当代意义》，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43至45页。
13、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4、李琳琦：《徽州书院略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95页。
15、《紫阳书院志》卷十七。
16、民国《歙县志)卷二《营建志·学校》。
17、《东山书院志略》，《中国历代书院志》。
18、汪舜民：《率溪书院记》，载http://www.ahage.net/huangshan/6382.html，2010年9月8日访问。
19、张晓婧：《明代安徽书院研究》，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孙成岗：《论明清徽州的书院》，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
21、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22、黄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黄山市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编：《黄山市历史》1996年版，第60页。
作者简介：
陈宏光（1963-），安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法治政府建设创新团队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是行政法学，当前重点研究政府法治与社会管理创新。发表论文七十余篇，著述与教材多部。主持各类研究课题二十余项，受聘担任若干高校的兼职教授。
担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安徽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安徽省立法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合肥依法行政研究会副会长等。聘为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立法咨询员；安徽省人大、合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合肥市政府、六安市政府、淮北市政府、阜阳市政府、淮南市政府、马鞍山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等。
高广刚，安徽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 陈宏光，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广刚，安徽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10级研究生。
[1] 宋良文：《安徽历史上的书院》，载《安徽教育》1986年第9期，第18页。
[2] 章觐华：《安徽的书》，载《安徽教育》1983年第6期，第13页。
[3] 据《大元典章》、《元史·世祖本纪》所载，元廷曾下 “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统一全国之后，迭下命令“将原有学田归还学校”，并行文各按察司“体覆山长”。于是，至正《金陵新志》卷九有曰：“书院依例复旧，由是，诸学者弦诵不绝。”
[4] 陈瑞：《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载《合肥师范学院报》2009年第1期，第101页。
[5] 宋良文：《安徽历史上的书院》，载《安徽教育》1986年第9期，第18页。
[6] 陈瑞：《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载《合肥师范学院报》2009年第1期，第101页。
[7] 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8] 张晓婧：《明代安徽书院研究》，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9] 嘉庆《泾县志》卷八。
[10] 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11] 《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
[12] 章觐华：《安徽的书》，载《安徽教育》1983年第6期，第13页。
[13] 叶玲、付俊贤：《我国书院的教育智慧及其当代意义》，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43至45页。
[14]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5] 李琳琦：《徽州书院略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95页。
[16] 《紫阳书院志》卷十七。
[17] 民国《歙县志)卷二《营建志·学校》。
[18] 《东山书院志略》，《中国历代书院志》。
[19] 汪舜民：《率溪书院记》，载http://www.ahage.net/huangshan/6382.html，2010年9月8日访问。
[20] 张晓婧：《明代安徽书院研究》，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1] 孙成岗：《论明清徽州的书院》，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
[22] 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23] 黄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黄山市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编：《黄山市历史》1996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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