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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君子人格与仁政理想的文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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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君子人格与仁政理想的文学表现
——论唐传奇《柳毅传》
周  潇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青岛,266071)
 
中国文言小说从两汉的“丛残小语”(桓谭《新论》)发展至魏晋六朝的“粗陈梗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已初具体质,唐传奇则“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以其艺术上的成熟与精美,成为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它“叙述宛转,文辞华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文采斐然,情韵盎然。正如宋人洪迈所言:“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凡例》)其瑰丽与华美,如同辉煌的大唐王朝一样,成为中国文化中璀璨的珍宝。
在唐传奇中,描写婚恋故事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中唐人李朝威的《柳毅传》是其中描写人龙恋的名篇。它以人间儒生柳毅获信于龙的经历,展现了一个龙的奇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洞庭龙君含纳大直的仁德之君形象,有柳毅见义勇为、正直无私、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君子人格,有钱塘龙君疾恶如仇、除暴安良的豪侠性格,也有泾川小龙这类依仗权势、品行卑污之流;有基于充分了解信任后产生的爱情,也有门第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因为它备写柳毅与龙女的离合过程,多被认为是一篇描写人神恋的神话小说。然而细察全篇,在洞庭龙君、柳毅、钱塘龙君身上,无疑寄托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理想和仁君仁政、儒侠互补的社会理想,是儒家思想在唐代文学中的生动展现,其内蕴远在人神恋之上。
一、柳毅——儒家君子人格的典范
主人公柳毅的言行作为,无疑是儒家所树立的君子人格的最好展现。“君子”是儒家推崇的最高人格典范,以“义”为其行为的核心。即所作所为公正合宜、正直无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与“小人”之别,关键在“义”、“利”之辨上。柳毅作为儒生,其品德是文中极力颂扬的。他具备了“以义行为之志”、“以操贞为志尚”的君子人格,尤重“信义”二字。
他急人所难,见义勇为。应举落第后,将还故乡,在泾阳道旁偶遇风鬟雨鬓、牧羊于野的龙女,听她诉说了遭舅姑、夫君无端虐待的遭遇后,便义愤填膺:“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 毫不犹豫地担起了传书的重任。并且坚守诺言,还家即依龙女之言访于洞庭,将书信呈与龙王,并代为陈述了龙女悲惨屈辱的境遇,使其最终得以脱离困苦、骨肉团圆。萍水相逢即倾力相救,这种不求回报、重义守信的品格,是仁人君子的典型特征。
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龙女归宫后,钱塘君酒后欲以武力胁迫柳毅娶之为妻。并威胁说:“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且不说龙女美貌善良、龙宫中华丽辉煌、珍宝毕集,作了龙王女婿自会终生富贵,只不答应钱塘之请,便会有性命之忧。钱塘君为人刚决暴烈、威武骁勇,柳毅曾目睹其发怒时天坼地裂、云烟沸涌、雷鸣电闪、电目血舌的骇人场面,为之恐蹶仆地。面对如此强大的武力,他没有胆战心惊、唯唯诺诺,却“肃然而作、欻然而笑”,毫无畏惧之色,慷慨陈词,大义凛然,指斥钱塘君孱困低劣,空负英名,不顾道义,以威加人,竟与禽兽同类。并明确表示要以身单力薄之躯,抵抗强暴:“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可谓义正词严,气势充沛,显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以一腔正气使钱塘君最终折服,再三谢罪。
在处理“情”与“义”的矛盾上,他自约其心、以义为先。柳毅并非不爱龙女,但在富贵、爱情与信义之间,他忍痛割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与龙女拜别时,他“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心中不能没有留恋,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是最为可贵的,所以大义舍情,矢志不渝。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后来历经曲折,二人终于鸾凤和鸣,当龙女表明自己的身份,质问当初拒婚的原因“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时,柳毅以一大段独白,揭示了他高尚磊落的精神世界。他真诚的表白自己初见龙女时,便有爱慕之意,但为正义和不平所驱使,能够“自约其心”,以替龙女传达冤屈为己任,没有其他目的。龙女的叔父钱塘君出于好意而逼婚之时,他“唯直是图”,认为既不能杀其婿而纳其妻,又不能屈于己而伏于心,所以断然拒绝了钱塘君的请求。“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这段表白,真诚而坦率,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他既爱慕龙女,又以义字为先,且不屈从他人的意志,坚守自己的信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慎始慎终,矢志不渝,展现了堂堂正正的君子人格。柳毅无疑也成为读书人完美人格的化身。
二、洞庭龙王——含纳大直的仁君形象
在波光浩淼的洞庭湖水府世界中,洞庭龙君无疑是一个具有儒家文化品格的仁德之君。这在柳毅客居龙宫的三日中已充分体现出来。
首先,他谦虚好学。柳毅入宫走谒大王,久候不至,从侍者口中得知他正在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谈论《火经》。他虽是龙君,以水为神,却并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广泛涉猎,博学多识,还要请人间的道士来给自己讲一讲精妙的人理。勤学多问,这是他“智”的一面。
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亲切和蔼,彬彬有礼。见到柳毅后,下拜,命坐,并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没有君王盛气凌人的架子,而是谦虚谨慎,礼贤下士,一派仁者之风。特别是他的语言,与《孟子》中的仁君口吻何其相似!钱塘君因愤怒挣断铁锁、冲天而去讨伐泾川小龙时,柳毅惊惧之下,恐蹶扑地,洞庭君更是“亲起扶之”,百般安慰;临别又赠以宝物,派人护送,可谓殷勤周到,优礼有加。孔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洞庭君的宽厚温和、以礼待人自然会影响其家人、属民和随从。宫中武夫出水迎接柳毅时,并不知他此行的目的,态度亦是恭恭敬敬;钱塘君虽刚烈鲁莽,也为惊吓了柳毅而再三致歉:“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其他如龙君夫人、武夫侍女,合宫之人,无不以礼待人,显示出礼仪之邦的气象和良好的礼乐教化之风。可见,“礼”是洞庭君的立国之本。而以道德礼乐治天下,正是儒家基本的政治主张。《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用道德与礼教来引导人民,就会人心归服。这一点,在洞庭水国里得到了体现。
作为统领八百里洞庭的水族之王,洞庭君身上最突出的还是一个“仁”字。
他性情温和,宽宏大度。在听到女儿受虐待的消息后,并没有愤怒谴责泾河龙君父子的无情行径,而代之以沉痛的自责,他“以袖掩面而泣曰:‘老夫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寥寥数语,展示了一个宽广的心灵。龙女的不幸,虽由他包办婚姻造成,但关键还在于所嫁非人。作为父亲,他没有先斥别人之过,而是首先引咎自责,反省自身。宽以待人,敢于罪己,常人尚不易为之,在水国的君王身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再者,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自己女儿不幸的哀叹伤心上,而将其推广为对所有“闺窗孺弱”的恻隐之心,对弱者给予深切同情,并以使她们远离不幸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具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普遍意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即仁爱恻隐之心,“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体恤百姓疾苦更是有力地证明。龙女之信传入后宫,宫中皆痛哭,他却嘱咐左右:“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担心他性情暴烈、勇武过人的弟弟一怒之下伤人害命。钱塘君得胜归来,他首先关心的是“所杀几何?”“伤稼乎?”。得知死了六十万水族,伤了八百里庄稼,泾河小龙被吃掉后,不禁“怃然”,责怪其弟太鲁莽,告诫他以后不可如此。
《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正因为他以仁德治国,才受到了众人爱戴。迎接柳毅入宫的侍卫见到洞庭君后,跃曰:“此吾君也!”跳跃欢呼的神态充分显示了对他的自豪爱戴之情。连天帝都认为他有德于古今,才赦免了其弟钱塘君的过失。
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即“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洞庭龙君的形象无疑具备了庄重谦和、宽厚诚实、勤敏慈惠的品德,与儒家“仁君”的理想遥相契合。
三、钱塘龙王——疾恶如仇的侠士精神
与此相应,在洞庭龙君之弟钱塘君身上,体现的却是正直勇武、除暴安良的豪侠之风。是一种古老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产生于战国时期。先秦时期的所谓“侠客”,指当时寄身于诸侯门下的“士”中间的一种人,本为贵族的门客,凭借勇武为人排难解纷。后来则成为对那些身怀武艺、打抱不平的义勇之士的统称。古代“侠”的性质,《韩非子•五蠹》中指出是“以武犯禁”,即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性质。
侠文化作为儒文化的互补,几千年来一直与儒文化并存,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儒文化强调以仁治国、以德立身,即依靠民众的自觉意识与社会的道德约束力来维持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然而当道德约束力和现有的法制对一些恶人暴行无能为力,或战乱频仍、干戈扰攘、秩序混乱时,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民众就会渴望依靠侠士的力量来铲霸诛恶、伸张正义。因此,对侠的肯定与赞美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于民众的心态中。其人文内涵即是对惩暴护民、扶危济困、伸张正义的侠客的憧憬与向往。侠客精神表现为轻生死、重然诺、讲义气、尚勇武。从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到晚唐传奇中大量出现的虬鬚客、黄衫客、昆仑奴等豪侠剑客,再到《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七侠五义》中的七侠,《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等,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一脉相承。
如果说柳毅与洞庭君是儒文化的代表,钱塘君便是侠文化的典型。
与他温文尔雅的兄长相比,钱塘君的性情别具一格。他刚烈果决、疾恶如仇。“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对侵犯自己的人,坚决与其抗争;对自己同情感激之人,则不惜以性命相助。他容貌高华,神采飞扬,又骁勇过人。一怒可以使尧遭洪水九年,与天将失和,又淹没了五座大山,可以“跨九州、怀五岳,泻其愤怒”。为人直率任性、爱憎分明。一听到侄女受辱遭难的消息,便怒不可遏,冲天而去,对泾川小龙必欲食之而后快。“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动作惊心动魄,气概壮烈非凡,叱咤风云,天崩地裂,显示了惊人的气势。是一个率性而为、任情任性的“自然之子”,像钱塘潮水一样澎湃激荡、气势磅礴,给人以强烈震撼。
他不顾生死、除暴安良。此时他正因与天将失和、淹没五岳而拘禁于洞庭龙宫,赖其兄长的仁德而免受惩罚。而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救助龙女、惩治恶人,不惜再犯过失,“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大战于泾阳。几个时辰后,无情郎已在腹中。所幸天帝宽容圣明,体察到其中的冤情而宽恕了其过失,此前罪责也因之豁免。否则,如此任性自专,屡犯过错,定遭杀身之祸。这种轻生死、救良善的义行,虽人世贤士豪杰,有不如者。
但他又有鲁莽草率、蛮横粗暴的一面。他仅凭一时愤怒就采取行动,根本不顾后果。九年洪水泛滥、淹没五岳皆因其一怒而使人间无数百姓蒙难;他虽除去了泾河小龙,也伤害了六十万生灵、八百里庄稼。为柳毅与龙女做媒,本是一件好事,但他的粗暴蛮横却将其变成了坏事,乘酒使性,以武力悍然威胁柳毅应允。
偏激与暴力是侠文化中一个固有的缺陷。在侠士们的行为观念中,常常把反抗等同于粗暴,把讲义气等同于蛮横,把敢做敢为等同于无法无天。这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反映。如唐传奇《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虽救出了无双,为灭口却让塞鸿、轿夫、茅山使者等十几个相助者无端丧命。在《水浒》中梁山好汉们的身上更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武松在“血溅鸳鸯楼”时的滥杀无辜;石秀为泄私愤设计杀嫂;“三打祝家庄”时,扈成已经投降,李逵还把扈家全部杀光等。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深刻的缺陷,即在惩恶扬善的名义下往往容易纵容偏激与暴力。
然而钱塘君并非只是一介莽夫,他亦有知书识礼之处。大战回宫后,既因柳毅传书而致谢,又因惊吓贵客而告罪。在宴会上下拜敬酒、即席而歌,颇有礼仪。他知错就改、光明坦荡。在遭到柳毅义正词严的驳斥后,深为折服,再三谢罪,希望柳毅不要因此而疏远了他,言辞恳切,真诚坦率。他十分敬重仰慕柳毅的品行,正因为二人都是磊落坦荡的义士,“遂为知心友”。“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其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钱塘君以其迅疾磊落、刚决明直受人喜爱,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钱塘的水族们,殷切的盼望着这位豪侠的归来。
在展现社会理想的同时,小说也曲折反映了中唐的社会现实。如龙女受辱于夫家的处境,是包办婚姻造成的不幸;龙君各据一水、互相攻杀,是中唐藩镇割据的折射;泾川小龙之流依仗父母、轻薄放荡正代表了一部分倚靠门第、为非作歹而难以惩治的贵族子弟等。
唐代沿袭魏晋时代的婚姻风习,注重“门阀”,只许“本色配偶”,即同一阶层内部通婚。龙女倾慕柳毅的高洁品行,宁愿舍弃甲族高门,父母欲配嫁于濯锦江龙王的儿子,她闭户剪发,表明志向,不惜一等再等,在柳毅连丧两妻之后,化身卢氏,托媒许婚,与柳毅终成眷属。其中虽有感恩图报的成分,但这种基于充分了解信任后产生的爱情,较之父母包办的门第婚姻,无疑是更高一层的境界。
 
作者简介:周潇,1973年生,女,山东青州人。200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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